湖南党组织发展90年记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湖南党组织发展的90年。人过九十算高寿，作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90年在历史长河中还算是很年轻的。它虽然很年轻，但她却已经是一个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很成熟、很巩固的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湖南党组织发展的90年，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大风大浪严峻考验、不断发展壮大成熟的90年，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90年，是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并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90年。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党组织的发展
湖南党组织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体上经历了5个阶段。
第一阶段，党的创建时期。建党前，湖南一大批有志之士为党的创建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建党后，湖南党组织随即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工人运动，建立了一批党、团组织。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在湖南兴办近代工业，设立商埠、领事馆、成立华洋诉讼处，倾销国外商品，掠夺湖南矿产资源，但是也促进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产业工人达到10万多人。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工人们与封建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此起彼伏。这时的工人阶级还处于自在阶级状态，工人运动没有超出自发的经济斗争范围。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湖南工人阶级逐步发展壮大，为湖南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毛泽东、蔡和森等胸怀大志的青年，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于1918年4月14日成立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宗旨，初期为“革新学术、砥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后来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会员达70多人。不久，蔡和森等部分会员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和蔡和森以书信为桥梁，相互探讨改造中国的道路。五四运动的爆发，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邓中夏随即来湖南活动，和毛泽东、彭璜等组建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周刊。毛泽东任主编，并撰写了《民众的大联合》等重要文章，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号召各界民众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作斗争。由于《湘江评论》政治影响大，号召力强，出至第五期，被军阀张敬尧查封。毛泽东随即又主编《新湖南》周刊，并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发表文章，揭露张敬尧的黑暗统治，成功地发动了“驱张”运动。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和李大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后又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与建党问题。这年夏天，毛泽东、何叔衡等先后发起成立长沙文化书社和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组织留俄勤工俭学。此时，蔡和森致信毛泽东，介绍列宁的建党思想，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和俄国一致的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陈独秀也将建党和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等情况通知了毛泽东，并委托毛泽东在长沙建立共产党的组织。1920年冬，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党的早期组织，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湖南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同时，毛泽东开始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于次年1月成立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1921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党的早期组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10月10日即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毛泽东任书记，这是中国第一个省级党支部，有党员10余人。接着，成立了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分部主任。1922年5月，湖南党员发展到30多人，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至1923年春，湘区委先后在长沙、衡阳、常德、安源、水口山、平江、岳阳等地建立了18个党支部和党小组，党员人数1923年11月有188人。还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及其附设补习学校和长沙望麓园织布厂，以培养党的干部，解决活动经费和活动场所。根据党的一大精神，一批党、团员先后被派到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中去，在粤汉铁路、安源路矿、水口山铅锌矿，在长沙各产业和手工业，建立了工会或工人俱乐部。在争取工人政治自由、改善经济生活、参与产业管理、享受补习教育四大原则下，组织各行各业工人举行大罢工。1921年冬，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两次到安源路矿调查考察，到工人中做宣传组织工作，之后派李立三等到安源路矿开展工作，1922年2月建立了以李立三为书记的安源路矿党支部。1922年初，黄爱、庞人铨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举行年终索饷罢工，被军阀赵恒惕杀害后，激起了湖南工人阶级和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怒。毛泽东亲自主持举行追悼大会，公开揭露赵恒惕的罪行。此后，产业组织和职业组合的工会迅速增加，在湖南各地掀起了罢工高潮。同年9月至12月，粤汉铁路、安源路矿、水口山铅锌矿先后举行大罢工，同时长沙泥木、织造、缝纫等各行各业工人也相继组织罢工。在罢工斗争中，培养和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和青年团，党、团组织获得发展。
第二阶段，大革命时期。湖南党组织为推动国民革命，发动和领导了以农民运动为主体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同时大力发展党组织，使湖南成为全国党员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省份。大革命失败后，迅速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全省人民开展武装斗争。
1923年4月，毛泽东调中共中央工作，李维汉任湘区委书记。湘区委遵照党的三大决议，实行国共合作，于同年7月成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筹备处，夏曦任主任。次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湘区委派蒋先云等大批党、团员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在建立统一战线、开展国民革命的同时，湖南党组织积极深入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和壮大党、团组织。1925年11月，全省党员已有702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李维汉仍任书记。湖南区委遵照中央指示，为给北伐战争培养军事干部，派段德昌等一批党、团员参加广州政治讲习班学习。1926年7月，北伐军挺进湖南，湖南各地党、团组织及革命团体，全力支援北伐军在湖南境内胜利进军。北伐战争的胜利加速了湖南党组织的发展，至1927年2月，全省共产党员6000人，4月份达13000多人，全省建立了37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或县委。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工会、农协、妇女和学生等群众组织也在全省各地迅速发展。
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农民运动开始高涨，以衡山“岳北农工会”、湘潭八叠乡农民协会为先声。毛泽东于1925年春回韶山建立中共韶山支部，之后相继成立了20多个区乡农民协会。5月，湖南区委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根据中共四大的精神制定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决定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此后，湖南各地普遍成立农民协会，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形势下，1926年10月，湖南区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12月1日召开第一次全省工人和农民代表大会，提出工人、农民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教育要求，通过了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实行劳动保护、减租减息等决议案，再次掀起了工农运动的高潮。全省75个县有64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并建立了农民武装，会员达136.7万人；成立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56个，会员达32.6万多人，建立了工人纠察队、自卫军等工人武装。至1926年底，由于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湖南农民运动受到怀疑和指责，因而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毛泽东实地考察湘潭、长沙等 5县的农民运动后，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错误看法，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湖南区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大量吸收贫农入党，培养农运骨干，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600万人。整个工农运动发展到参与管理政权、建立法庭、镇压反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至1927年5月，党的组织发展到60个县，有13个县建立了县委，全省已有党员2万人，是全国党员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省份。此时，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改名为中共湖南省委员会，李维汉调中央工作，夏曦任省委书记。
正当湖南革命形势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详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省委遭破坏，各机关、团体被摧毁，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绝大多数地方执委和县委组织相继被破坏或被逼停止了活动，时任省农民协会秘书的柳直荀与郭亮商量，在湘潭组织附近各县工农武装10万多人，准备进攻长沙，后因接到中央要求撤退的命令，未能实现。反动派随即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破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湖南党组织没有退缩，而是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遗体，总结经验教训，准备新的战斗。192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重组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任书记。对不能公开存在的武装，作了“上山”的安排。7月初，毛泽东调回中央，易礼容代理省委书记。新省委决定恢复、整顿、重建各级党、团组织和工农团体，用各种方法保存和发展武装，准备新的斗争。
第三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党组织积极领导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为推动全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遭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和敌人的严重破坏后，仍然红旗不倒，坚持斗争，为党保存了一批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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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建立人民军队的新阶段。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指出秋收暴动的重点在湖南。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央特派员毛泽东来湖南，改组省委，彭公达任书记。这时，全省有党员约5000人。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旋即停止打长沙的计划，进军井冈山，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时，中央认为停止长沙暴动是临阵脱逃，并派特派员任弼时来长沙责令省委继续执行长沙起义的计划，改组了湖南省委，书记仍为彭公达。任弼时经过调查，也认为“如长沙暴动必遭失败”，向中央提出暂不举行暴动。即被调回。接着，中央又派出王一飞、罗亦农来湖南，改组省委，王一飞任书记。同年12月10日晚，在长沙举行起义。因时间仓促，配合不好，加上敌人早有防备，起义失败。省委和长沙市委遭受严重破坏，省委书记王一飞、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等20多人被捕英勇就义，革命群众牺牲百余人。这时全省仍有县级组织30多个，共产党员6000余人。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进入湘南地区，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百万工农群众参加的湘南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工农武装后，撤向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开始了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4月2日，贺龙、周逸群在桑植举行武装起义，后与段德昌等创建了湘鄂西革命苏区。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平江起义，成立了红五军，建立了湘鄂赣革命苏区。在此期间，全省有近40个县也先后发动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
在举行武装起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武装的同时，全省相继成立了13个特委、40多个县委，使湖南成为全国地、县委组织恢复和发展较多的省份之一。1928年春，由于反动派的残酷“围剿”和叛徒苏先骏告密，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被捕，壮烈牺牲，特委机关遂遭破坏。这个时期先后牺牲的还有林蔚、陈佑魁、谭天民、舒玉林、仇寿松等特委和县委领导10余人。省委和长沙市委均遭受严重破坏。但是，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拥护、支持下，红色政权仍然领导人民继续坚持武装斗争。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部队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之后与肖克率领的宜章独立营会合后返回井冈山。
5月，中央派巡视员贺昌来湖南，改组省委，杨福涛任书记。由于不知杨福涛已于4月牺牲，由宁迪卿代理。省委机关设湘潭，不久迁往安源。省委再次改组，廖保庭任书记。8月，省委工作人员李滌生、易庆和相继叛变，省委机关在安源遭严重破坏后迁回长沙。接着，省委交通站和在长沙的所有联络点都遭破坏，省委机关迁往上海，宁迪卿任书记。1929年4月，省委机关由上海迁至汉口，9月底又由汉口迁回湖南湘阴。1930年5月底，省委机关在湘阴又遭破坏，11人被捕，随即迁益阳。这时省委着手恢复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当时全省有党员10760人。同年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克长沙，30日成立了以李立三为主席的湖南苏维埃政府。李立三未到职，由王首道代理。8月5日，在何键的大举反攻下，红三军团主动撤离长沙，向浏阳、平江转移。省委机关由益阳迁至长沙县杨桥、靖港等地。由于长沙县委和基层党组织遭破坏，省委机关又迁回益阳，不久迁往常德。中央决定省委暂由中共长江局领导，宁迪卿到长江局汇报工作，在汉口被捕叛变。1931年2月，宁迪卿带领特务到常德，诱捕了代理书记蒋长卿和省委其他几位领导成员，省委机关遭严重破坏，蒋长卿英勇牺牲。同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徐少保任书记。1932年1月，中央又决定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长沙中心市委员会，行使省委职权，张友生任书记。因张友生在湘赣边工作，由徐少保代理。是年底，市委委员李绍庸叛变，中心市委遭彻底破坏，委员吴振亚等被捕牺牲。此后，湖南党的工作一度处于低落状态，只有部分基层党组织和一些党员分散在各地坚持斗争。
由于湖南边界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按照中央决定，于1931年夏成立了中共湘鄂西、湘鄂赣、湘赣3个苏区省委，1934年11月又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苏区省委。湖南有20多个县的党、政、军和群众组织在各苏区省委领导下，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各苏区省委积极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实行武装割据。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粉碎了敌人强大兵力的数次“围剿”，使苏区得到发展。但是，自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中央，削弱党的领导，取消苏维埃政权，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搞肃反扩大化，以“AB团”、“改组派”的罪名错杀了一批具有革命功绩和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和中坚力量，给各苏区造成严重的危害和重大的损失。1934年秋，伟大的长征开始。湖南是红六军团的落脚点，红二、六军团长征的出发点，也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必经的一段最艰苦、最危险的征程。3支红军主力转战湖南46个县市，各县市军民浴血奋战，牵制敌人以策应红军长征。红军长征后，留在湘鄂赣边、湘赣边和湘南地区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各苏区省委(特委)的领导下，历尽艰难险阻，坚持了3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追剿”，保存了革命的力量。至1937年7月，仅湘鄂边、湘赣边、湘南地区，就保存了1500多名党员、干部和游击队员。还有部分党的基层组织和一批党员分散在全省各地坚持斗争。
第四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党组织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极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同时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救亡方针，使湖南成为当时大后方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在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况下，湖南党组织及时实行撤退隐蔽，为夺取抗战胜利和进行解放战争创造了重要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于1937年底派徐特立、王凌波在长沙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同时，成立了中共湖南特别委员会，任作民任书记。接着，高文华、郭光洲等从延安来长沙，于1938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决定，中共湖南特委改为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高文华任书记。7月，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省委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抗日的方针和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全力支援抗日战争，并积极发展、整顿党组织。在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的大力宣传推动下，湖南文化界知名人士创办了《抗战日报》、《前进》、《大众日报》等进步报刊。为了广泛推动抗日救亡工作，各级党组织普遍设立书店和新华日报推销处，并建立和扩大了一批抗日救亡爱国组织和抗日剧团，把广大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使湖南成为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广大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通过斗争的锻炼被大批吸收入党。至1938年上半年，全省有32个县、市，建立和恢复了党组织，党员由湖南特委时的2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并设立了党员训练班、游击干部训练班，创办了塘田战时讲学院，大力培养党的干部。
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湖南局势危急。省委公开发表《保卫湖南宣言》，号召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到前线去，肃清汉奸，增加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后方”。同年10月，周恩来，叶剑英来长沙指导工作，多次发表演讲，强调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并大力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明确指出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从而唤起了湖南人民必胜的信心。日寇攻占岳阳后，这年11月12日晚，按照蒋介石“焦土抗战”的指令，长沙军警纵火焚烧长沙城，烧死市民2万余人，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在周恩来据理力争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指责下，蒋介石被迫将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革职，处决了长沙警备司令鄷悌等3人。省委和八路军通讯处发动群众，开展了救灾工作。与此同时，省委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党的独立自主，继续巩固和加强统一战线，整顿和巩固党的组织。这时，省委下辖2个特委、5个中心县委和30多个县委，有党员5000余人。省委按照周恩来关于“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的指示，基本上停止了组织发展。省委机关由长沙迁往邵阳。
1939年2月，接替张治中就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薛岳上任后，根据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限共、溶共、反共的政策，暗中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人士，迫使文化界知名人士相继离湘，各抗日救亡团体被迫解散，《观察日报》被查封，各进步报刊、书店被封闭，全省抗日救亡活动日趋低落。1939年6月12日，蒋介石密令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新四军通讯处主任、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湘鄂赣特委书记罗梓铭等6人牺牲。接着，又屠杀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130多人，全省革命群众遭枪杀、拷打、监禁的成千上万，白色恐怖又开始笼罩全省。鉴于形势逆转，为了保存力量，继续坚持斗争，争取抗日胜利，省委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决定分批撤退公开的党员干部去延安或新四军；隐蔽的党员干部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工作；各级党组织以整顿、紧缩、巩固为中心任务。至1939年底，全省约50个县有党组织，但党员减至3300多人，均完全转入地下活动。这时省委机关由邵阳迁衡阳，后又由衡阳迁至湘潭。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决定从省委至基层支部的领导成员全改为书记、组织、宣传3人制，任作民、帅孟奇等省委领导成员先后离湘；八路军驻湘工作人员撤往桂林，徐特立、王凌波也离开湖南。根据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总方针，省委对各级党组织作了进一步撤退、转移、隐蔽的布置。并在重要产业区域和农村中建立短小精干的党支部，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团结群众，开展抗日活动。1940年12月底，省委机关由湘潭迁湘乡永丰镇(今双峰县城)。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进一步加剧反共局势，湖南10多个县的党组织遭破坏，县委书记余可嘉等10余人遭杀害，党员、进步群众和革命家属3000余人被捕。省委遵照中央指示撤销了中心县委等机构，又撤退和隐蔽了一批党员和干部。1942年12月，省委书记高文华等赴延安，中共湖南省委员会改为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周里任书记，直至1949年湖南解放。这时，全省约有党员600多人，与组织有联系的约180多人。1944年夏，长沙、衡阳先后沦陷，省工委在湘潭、宁乡、湘乡等地建立党的活动基地，采取合法的斗争形式，取得了部分基层政权，成立了人民抗日游击队，以韶山为中心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斗争。
1944年下半年，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5000多人在王震、王首道率领下挺进湖南，成立了湘鄂赣边临时特委和湘鄂赣军区，在平江县恢复成立了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了抗日人民武装，并以湘阴白鹤洞为中心，建立了抗日根据地，给日寇以沉重打击。1943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建立华容桃花山根据地，直至抗战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由于湖南党组织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保存了大批党的中坚骨干力量，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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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党组织迅速恢复发展和壮大，并积极培养党的干部，开展地下斗争，逐步成为领导全省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流砥柱和坚强领导核心，胜利完成了“武装起来、保卫组织、发动群众、加强统战、打击敌人、迎接解放”的战斗任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南党组织重新进入城市，领导工人、学生开展城市民主运动；同时深入开展农村工作，在全省范围内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省工委先后在湘潭、湘乡、长沙等地区成立了县(特区)工委，与一批坚持地下斗争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恢复了联系，并在长沙泥木、纺织工人和各校师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据点。同时，在全省各地特别是湘南一带，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暴动，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有力打击。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将湖南作为重要战略基地，肆意征兵、征税、征粮，三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省工委的领导下，全省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三征”斗争。1947年南京“五二○”血案后，省工委依靠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力量，争取一切爱国人士，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以湖南大学为中心的各大专院校和长沙中等学校师生，与各界人士3000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游行请愿。全省各地随即响应，开展斗争。党组织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又成立了湘南、湘北两个工委，开辟了湘西工作。各级党组织积极培养吸收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全省党员由700多人发展到1600多人。这时，湖南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全面开展，反内战求解放的斗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1948年夏，省工委遵照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在湖南积极发展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队伍20多支，发展游击队员万余人。以后又先后建立了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司令部，湘南支队，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一、二、三、四、五支队，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等游击武装4万多人。随着全省武装斗争的全面开展，工人、学生运动也进入高潮。长沙泥木、邮政、公路等行业工人和湘潭电力工厂、安江纱厂先后罢工，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开展罢课、罢职斗争，再次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高潮，并迅速波及全省各地区，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推到了摇摇欲坠的绝境。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省工委遵照中央确定的方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武装斗争。1949年3月，根据党中央决定，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克诚，组建中共湖南省委并任书记。并在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东北等老解放区和就近解放的北京、天津两市抽调近万名干部，随军南下，准备到湖南工作。5月，中共华中局报经中央同意，中共湖南省委由黄克诚等13人组成。同时省委对湖南解放后，南下干部进入省级机关和各地、市、县的党政班子，在河南开封市正式确定。这时湖南地下党已先后建立了6个地区(市)工委、25个县工委和7个县级区委，党员发展到近万人。省工委大力加强统战工作，为了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部属起义，成立了由余志宏负责的统战工作小组。同时在有党组织的地方发动群众，开展反迁移、反破坏、反紊乱、护厂、护校、保护机关档案和一切人民财产的斗争，迎接全省解放。
在人民解放军分路入湘，长沙解放指日可待的形势下，经过党中央和省工委的大量统战工作，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通过双方谈判，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脱离蒋介石反动政权，于8月4日率部在长沙通电起义。8月5日，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进入长沙城，省会各团体和全省居民10万人，夹道热烈欢迎，欢呼湖南和平解放。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坚持地下斗争的省工委和随军南下的省委合并，组建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由16人组成，黄克诚任书记，王首道、金明、高文华任省委副书记，从此，湖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昂首阔步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1949年底，全省有地下党员1万多人，建立了地、市、州一级党委、工委12个，县市委85个，基层党支部1382个。
二、社会主义时期湖南党组织的发展
湖南党组织的发展，在党执政后的62年，也经历了5个阶段。
第一阶段，党执政初期。在接管旧政权、建立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和平解放初期的湖南，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匪患严重，反革命分子气焰嚣张。中共湖南省委从巩固政权出发，于1950年1月5日至9日，在长沙召开了中共湖南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参加会议代表381人，会上省委书记黄克诚作了题为《湖南的基本情况与1950年的任务》的报告。会议分析湖南和平解放5个月来的形势，确定1950年的工作仍以农村为重心，总的目标是建立巩固属于人民的湖南，主要任务是清匪、反霸、生产救灾，减租退押，准备土改。这时全省有长沙、衡阳2市，77个县(市)，除绥宁、通道、靖州和古丈4县外，均已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这77个县(市)分别由10个专区和湘西行政区管辖。
1950年8月7日至9月1日，中共湖南省第二次代表会议在长沙举行。参加会议代表598人。会上，省委副书记王首道传达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省委书记黄克诚作了《湖南一年来工作检查》的报告，省委副书记金明作了《关于今冬明春实施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总结了一年来主要做的10件大事，检查了在实际工作中一部分干部还存在违反政策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现象。会议期间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指出纠正错误、克服缺点的重要环节是开展整风运动，建立按期的或临时的整风制度、建立党员、干部的轮训制，上级机关各部门对下属组织要具体指导、具体帮助。会议决定把土地改革作为争取国民经济好转的一项中心工作。
1951年9月7日至27日，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在长沙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802人。省委书记黄克诚在会上作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完成两大改革、恢复生产、恢复教育、为增强抗美援朝力量、准备长期建设而斗争》的报告。会议决定把土地改革、土改复查作为一项中心工作，用一年时间完成城市工矿的民主改革，努力恢复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会议要求，在土改复查与民主改革中，个别的吸收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雇贫农和知识分子入党。这一年，全省发展党员2209名。
1952年9月，黄克诚、高文华调中央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金明任省委书记。
1952年10月18日至28日，中共湖南省第四次代表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代表517人。省委书记金明在会上作了《今冬明春农村工作报告》。会议认为，湖南各方面的工作已取得很大成就，土匪肃清，反革命分子受到很大打击，土改即将全面完成，“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会议确定，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工作要以组织生产、全面结束土改和选拔干部为中心，结合做好民主建设、镇压反革命、整团建团、贯彻婚姻法、识字扫盲等工作。会议修订了发展党员规划，要求到次年3月，全省争取30-40%的乡建立党支部。这一年，共发展党员35149名，建立基层党支部7087个。
1953年10月25日至11月3日，中共湖南省第五次代表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代表1002人。省委书记金明在会上的工作报告共分三部分：一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二是贯彻好中央的统购、统销、市场管理、统一管理等4个方面的粮食政策。三是增产节约。通过这些工作，使党得到很大的锻炼，党员的认识逐步提高到社会主义新要求的思想水平上来，从中发现和锻炼了一批非党积极分子，发展了一些党员。这一年，全省共发展党员27230名。
1953年11月，金明调中央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周小舟任省委书记。
1954年9月16日至30日，中共湖南省第六次代表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代表1915人。省委书记周小舟在会上作了《湖南省一年来工作的简单回顾和今冬明春的农村工作任务》的报告。会议认为，过来一年，是我们开始自觉地具体地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头一年，是我们开始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头一年，是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从1952年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起，党的工作中心已逐步转到建设上来，抽调了大批干部加强工业建设的领导，湖南工业生产取得显著成绩。在农村开展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除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入党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督促党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进一步发挥党员的积极性。这一年，全省共发展党员84437名，基层党支部达1584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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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8月20日至9月16日，中共湖南省第七次代表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代表439人。省委书记周小舟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这次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党代表会议精神，讨论通过了湖南省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纲要，检查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想，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必须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认真贯彻集体领导原则，实行严格的、经常的、有系统的党内监督，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湖南省监察委员会，并要求迅速建立全省各级党委监察委员会。这一年发展党员62204名，建立了基层党委298个，基层党支部达17992个。
1956年6月26日至7月6日，召开了中共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596人，代表党员28万多人。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湖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上，省委书记周小舟作了工作报告。这次大会的议程，是听取和讨论湖南省委的工作报告，讨论和通过1956年到1967年湖南省农业发展规划纲领(草案)，选举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会议是在全省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全省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已发展到80%，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会议要求秋季基本上实现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并要求把争取90%的社员增加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全省14万多户私营工商业也基本上纳入了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组织，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卫生、科学事业，也都有新的发展。会议肯定，几年来比较好的执行了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党员人数已由1949年的230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28万多人，建立了18000多个党支部。会议强调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加强对文化、科学、业务知识的学习，提高工作水平；加强调查研究，反对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周小舟仍任省委第一书记。会议选举了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31人，侯补代表3人。
1949年后，全省各地相继解放，建立了新的党政机关。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地、市、县的行政区划经过多次调整，到1956年，全省有省辖市委2个，地委6个，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委1个，县(市)委93个。
第二阶段，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曲折探索时期。在探索前进、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湖南党组织在实践中也得到锻炼和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为湖南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后，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进行传达。指出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后党的工作重心要转向经济建设，适时转移到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方面来。在这个前提下，强调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党内是非关系，坚持集体领导，加强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57年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接着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由于对阶级斗争估计过于严重，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从1958年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少地方也没有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把某些虽有片面性但基本正确的意见，不恰当地视为资本主义势力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过分地强调是“两条道路”斗争，同样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种“左”的认识误区才被打破。
这一时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与公共食堂，不少是一哄而起办起来的，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和工作准备不足，导致了“一平二调”，吃“大锅饭”，破坏了“按劳分配”原则。这种不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所谓“向共产主义过渡”，实际上混淆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是典型的“穷过渡”、“刮共产风”。之后也曾做过整顿和纠正，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1959年7月，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地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到“撤销省委第一书记、保留中央候补委员以观后效”的处分。把原本要纠“左”的安排，变成了反右。经中共中央批准，调张平化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接着在全省城乡开展了“反右倾”整风运动。
1960年3月12日至27日，中共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出席会议正式代表590人，候补代表57人，代表全省62万余名党员。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作了《在新的大好形势下不断解决新的问题》的报告。大会指出，社会主义还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一定作用，因此在处理经济问题时，要注意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大会认为，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在相当时间内还要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同时又提出要为过渡到公社基本所有制积极创造条件。大会还提出了今后三年“持续跃进”的新要求。会议专门讨论了干部作风问题，强调要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的领导。这次会议既提出了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的要求和措施，又提出了一些过高过急的要求，结果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更加发展。
1961年，全省贯彻了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4月解散了公共食堂；之后对城乡工业建设和农村社、队规模进行调整和缩小。对过去反右倾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受过错批判错处分的干部，进行了甑别、平反，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全省经济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从1964年9月开始，全省城乡分期分批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由于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一些问题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使不少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打击。这次“社教”运动到“文革”开始才停止。
至1965年，全省有共产党员75.4万多名，基层党委4160个，基层党支部、总支部69809个。地、市、州委14个，县市委93个。
第三阶段， “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南党组织经历了严重“左”倾错误影响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煽动极“左”思潮导致社会动乱，使湖南国民经济受到巨大损失。由于广大群众的抗争，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加速三线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党集团利用，持续10年之久，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五十字”整党建党纲领等“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加上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所利用，湖南和全国各地一样，全省各条战线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党内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被冠以“走资派”“叛徒”“资产级学术权威”等罪名遭受错批、错斗、错处分，无限上纲，造成大批冤假错案。1967年1月“上海风暴”后，省内造反派夺取了各级党政大权，省委和各级党政机关普遍受到严重冲击，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许多企业停产，生产下降，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之后，根据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到地方“支左”，按照“军、干、群”原则，普遍建立起各级革命委员会，替代了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大批干部下放农村和“五七”干校。1970年4月，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黎原任组长，华国锋任副组长。5月，黎原另有任用，中央任命华国锋为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兼任代理省革委会主任。
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召开了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的代表920人，代表全省101.9万多名党员。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而斗争》的报告。大会选出省委委员75名，候补委员15名，华国锋为省委第一书记。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些有利于稳定湖南局势和发展湖南经济的主张和措施，但在总的方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实践，选举产生的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由于贯彻执行了“左”的组织路线，让帮派骨干分子唐忠富等混进了省委，给省委领导班子留下了不安定的因素。
1970年12月，中共中央增补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副组长，仍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代理主任。
新的湖南省委成立后，有领导地开展斗、批、改和“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以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三线建设等工作，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开展了批林整风，整党建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等工作。1973年4月，撤销省革委办事组、政工组，恢复了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1975年初，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开展了全面整顿，使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好势头。但好景不长，1975年底，又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在“四人帮”阴谋纂党夺权的关键时刻，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成员，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1976年，全省有12个地、州、市委，93个县(市)委，基层党支部96712个，党总支2030个，基层党委4576个。共有党员167.834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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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是湖南党组织在徘徊中前进、开始走向历史的伟大转折的时期。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湖南的党组织和人民与全国一样，欢欣鼓舞，一片欢腾。之后，一个大批判、大清查、大揭发“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反党罪行的群众运动在全省兴起，并与领导班子整顿、整党整风、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结合进行。1977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唐忠富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唐忠富有期徒刑10年，判处胡勇有期徒刑15年，叶卫东有期徒刑13年，张厚有期徒刑8年。
1977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毛致用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7年10月12日至18日，召开了中共湖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990名，代表全省170万名党员。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在会上作了《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沿着党的十一大路线阔步前进》的工作报告。会议回顾了前几年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斗争的6条经验，提出了今后的4项主要任务，选举产生了中共湖南省第四届委员会，毛致用仍任省委第一书记。这次会议对于全省深入揭批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历史的限制，大会继续沿袭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使全省党组织的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时间，尽管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影响，但被“文化大革命”压抑多年的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在省委提出的“三年大见成效”的号召下，湖南党组织领导全省人民在各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首先恢复了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的正常活动，原省革委会的工作机构先后改为省政府工作部门，并先后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省政协会议，把被“四人帮”打乱了的国家政治生活正常秩序恢复起来。其次是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活动，虽然仍受一些“左”的思想束缚，但还是取得很大成绩。1978年，全省有地市州15个，县(市)委97个。基层党支部10.2131万个，党总支2286个，基层党委4625个。共有党员178.6560万人。
第五阶段，进入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湖南党组织通过领导和组织全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实现重点转移，建立市场经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党组织活动方式，党组织的发展走上了不靠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改革创新轨道。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会。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段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审查和解决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干部的功过是非问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标志着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中共湖南省委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首先组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补课，全面清理“左”的思想，从思想上拨乱反正，从组织上全面平反“文革”中及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经过几年的努力复查清理，对“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处理的冤假错案41336人，全部进行了平反。对全省因刘少奇问题而造成的冤假错案2980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给错误结论的16.9万多名干部，全部平反纠正。还改正了20世纪50年代错划右派31040人，纠正了反右倾留有“尾巴”的4900余人。对民主革命时期曾以“AB团”、“改组派”的莫须有的罪名被错杀的，全部予以平反昭雪。在全面拨乱反正、平反冤案错案、初步清理“左”的思想基础上，从1983年起，分批进行了一次全面整党，达到了政治思想上的统一。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精神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省委坚决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突出电力、煤炭建设，果断地废除完全不适应现阶段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积极推行与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建立与家庭经营相适应的各种服务机构体系，改革与发展城乡集贸市场，积极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各种形式的经营承包制，实行就业制度改革，鼓励发展个体、集体(混合)经济。
从1985年湖南第五次党代表大会至2011年的16年中，湖南省先后召开过6次党的代表大会，先后担任省委书记的是毛致用、熊清泉、王茂林、杨正午、张春贤、周强。这16年，是湖南党组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改革创新取得伟大成就的16年。16年中，省委领导曾高瞻远瞩提出：湖南地处内陆、不能为内陆意识所缚；位居中部，不能甘居中游。这是对湖南“发展方位”的新定位。面对“标兵渐行渐远，追兵越来越近”的竞争态势，省委曾创造性提出抓好“一点一线”、推进“一化三基”，实现“两大转变”、严守 “四条底线”、主攻“三个强省”、“四化两型”、实现富民强省的科学跨越式战略，所有这些重大的创新性战略性决策，为湖南党组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使湖南走在中部崛起的前列，提供了正确的路径选择。多年来，湖南在深化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各项改革，在倡导企业积极发展股份公司的试点，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实施新型工业带领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高速公路，实施对外开放，发展教育、文化产业，与世贸组织接轨等方面，为建设经济强省、教育强省、文化强省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省委十分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先后开展了比较系统的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集中教育活动，强调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指导言行，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和战斗力。强调要努力创建学习型党组织，要求党员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要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在保证新党员质量的前提下，不断改善党员队伍的结构。1979年全省178万多名共产党员中，文盲和小学文化的党员高达65.6%，高中文化的只占8.3%，大学文化的只占2%。2009年全省共有共产党员352万多名，其中有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文凭的就有105万多名，占33%，中专、中技、高中文化程度的111.4672万名，占31%。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上，强调要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实现“五个好”的目标要求，推行“四议两公开”的工作方法，开展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强调要构建街道、社区“四有一化”的党建新格局和实现“五个好”的目标要求。在全省普遍深入开展了“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党组织制度化、科学化水平和凝聚力、战斗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各级党组织比较好地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比较好地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和骨干作用。
到2010年底，全省共有14个市、州委，基层党委7881个，总支部7723个，党支部13.9万多个，共产党员360万名。
三、湖南党组织发展90年的历史思考
回顾90年湖南党组织发展的光辉历程，可以看出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和启示：
一是湖南党组织由毛泽东亲手创建，并先后担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共湘区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又是传播马列主义较早的省份之一，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以马列主义为指针，在长沙组建了湖南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中，湖南就有毛泽东、何叔衡两人参加。这就为湖南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
二是湖南党组织的发展，民主革命时期是与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紧密联系的。当湖南武装斗争不断发展壮大时，党的组织也就不断发展壮大；当党组织的发展与统一战线正确处理时，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反之，党组织的发展就受到影响和挫折。
三是在建国前28年的革命战争年代，湖南党的组织虽遭受过敌人多次破坏，党内也多次出过叛徒，但党组织的活动从未间断，其原因是从建党这一天起就有马列主义的指导，注重对党员的教育，党员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深深扎根群众，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毅不拔、百折不挠，这是战胜敌人使党兴旺的内在动力和有力武器。
四是湖南党组织在革命时期和执政以后，曾经犯过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走过许多艰难曲折的弯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究其原因，大都是在重大决策上脱离了当时当地的实际，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
五是湖南党组织在90年的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革创新党的自身建设，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断创新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锻炼造就了大批的革命和建设人才，涌现出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人民军队的将领。勇于和善于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在自身建设上不断地改革创新，是湖南党组织成长、壮大的源泉，也是湖南党组织坚强的战斗风格和时代风貌的生动体现。
(作者分别为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原副厅级组织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