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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

2014-12-15 16:59:31  来源:省委党史研究室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的50多名早期党员中,有一对青年夫妇引人注目。他们就是缪伯英与何孟雄。

  缪伯英,湖南长沙人,1899年10月出生;1920年冬参加中共北京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

  何孟雄,湖南酃县人,1898年6月出生;1920年冬加入中共北京早期组织,是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31年2月7日英勇就义。

  缪伯英与何孟雄,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年结婚的,后来双双为中国革命奋斗牺牲,缪伯英之英,何孟雄之雄,享誉一时,所以被同志们誉为“英雄夫妇”。

  缪伯英出生在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一个缪姓人家。父亲缪芸可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任职,常对子女讲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往事;母亲汤尚恒虽是家庭妇女,但略知诗书,思想开明。因此,少女缪伯英就在父母身边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1916年7月,她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本部;1919年又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她很快走上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到北京后,她认识了湖南同乡、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何孟雄,并因为志向一致、情投意合而与何孟雄相知相恋。在何孟雄介绍下,缪伯英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独秀、李大钊等编辑的《新青年》,她每期必读,并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受到民主和科学的启迪。

  1920年3月,在李大钊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常聚在北大“亢慕义斋”图书室,研读马列著作和十月革命书籍,还自己动手,翻译油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一些章节。缪伯英还把进步书刊秘密送到女高师,在进步同学中传阅。由于李大钊的引导,她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大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1月间,一些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人退出了共产党组织。为充实北京党组织力量,李大钊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入党。刚满21岁的缪伯英,英姿飒爽,意气风发,作为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中国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在党的创建史上留下了足迹。她和恋人何孟雄志同道合,一同在党的组织内为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而携手奋斗。共同的理想和爱情之花,越开越鲜艳。

  加入共产党以后,缪伯英的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开始自觉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观察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妇女解放问题。1920年12月,她写了《家庭与女子》一文,比较系统地论述家庭制度的起源、发展趋势以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号召女同胞敢于打破封建枷锁,争取做时代的新女性,大声疾呼:“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罗章龙后来回忆说:“我们还组织了妇女协会,是与党团组织同时并列的。缪伯英是共产党员,妇女组织是她主持的。”

  在携手并肩从事革命斗争的生活中,缪伯英与何孟雄志同道合,结下了深厚革命情谊,相互倾慕恋爱。1921年秋天,在桂子飘香的季节,她们在同志们的祝福声中结婚了。婚后,他俩互敬互爱,互帮互助,一边继续读书求知,一边从事革命的实践活动,堪称是革命同志、红色伴侣、“英雄夫妇”。他们在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建立了一个简陋而充满喜气的新家,同时也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取道北京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就住在他们家中。党、团组织的一些工作和活动,也在他们家中策划、安排。他们的蜜月和新婚生活富有时代特色和革命气息。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迅速在全国发动领导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5月,北京地委书记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工人罢工斗争。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管妇女部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她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深入到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及石家庄,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1923年2月,震撼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第一任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共同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在大罢工被北洋军阀血腥镇压以后,缪伯英参与秘密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向社会各界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十分满意,表扬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缪伯英的“赤化”惹上北洋军阀的注意,要求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缪伯英等活跃的共产党员。中共北方区委得到消息后,立即采取措施转移党的干部。缪伯英在丈夫何孟雄的护送下,匆匆离京回到老家湖南。她受徐特立聘请,到读过书的长沙女师附小担任主事,以教育工作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有人向女师校长徐特立反映,说附小主事的思想很“激进”。徐特立为之掩护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1925年1月,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找到缪伯英,安排她任中共湘区委委员、妇委书记,同时任湖南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湖南的大革命风起云涌,妇女运动也掀起了高潮。受党指派,缪伯英、赵先桂等人参与改组和领导省女界联合会,将其纳入共产党领导之下。全省57个县的妇女团体加入省女界联合会,使该会成为全省进步妇女运动的主要组织。妇女运动由上层知识妇女为主体转变为以工农妇女群众为主体,全省妇女运动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1925年5月下旬,日本、英国帝国主义在青岛、上海屠杀工人、学生,制造了青岛惨案和五卅惨案。消息传来,中共湘区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立即领导湖南人民投入反帝爱国斗争。湖南雪耻会发动组织各界群众10万人举行反帝游行大示威,散发反日反英传单70余种数十万份,提出解除英日巡捕武装,没收英日在华所办工厂等10项要求。当时缪伯英已临近分娩,但她每天挺着大肚子往来于长沙各校之间,以湖南省立第一女师附小主事的身份,发动女学生冒雨参加反帝游行示威,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衣裳湿透了也全然不顾,旁观者为之感动。

  1925年6月25日,缪伯英生下第一个儿子,取名何重九。因为她经常外出奔走革命,不能回家,儿子只能由外婆照料。当时,她弟弟缪立三正在读初中,参加募捐队,声援五卅罢工工人。缪伯英引导他说:“帝国主义这个东西不打是不倒的,你看英、日都是一个不大的岛国,为什么能欺负我们这个大国呢?因为它们军事力量强。弟弟,你初中毕业后,最好去学习军事,为打倒帝国主义做好准备。”

  1926年1月,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1926年3月,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缪伯英与李维汉、罗学瓒、夏明翰等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湖南纪念大会。她在会上作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政府厉兵秣马、准备誓师北伐的消息,传达到三湘四水,振奋工农群众的斗争勇气。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后,缪伯英又主持召开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北伐军入湘后,缪伯英领导湖南妇女界成立女子宣传队和慰问队、红十字会救护队,积极支持北伐,鼓励北伐军将士英勇杀敌。长沙女师等校学生报名参加北伐军,踏上了国民革命的征途。50多年后,李维汉回忆缪伯英时称赞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出色,有显著成绩。她对党重视,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并能灵活地采用公开与秘密的、合法与非法的手段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奉命从北京调到武汉工作,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缪伯英也被组织上派到武汉,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则是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的助手。

  1927年7月,国民党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陷于白色恐怖,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后迁往上海。10月初,根据斗争需要,党组织把何孟雄、缪伯英都调到上海工作。

  在上海,缪伯英的社会职业是华夏中学物理教员,实际担任中共沪东区妇委主任。何孟雄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当时上海到处布满密探、特务,工作中不断出现险情,中央领导人罗亦农等都壮烈牺牲。1928年3月20日,缪伯英生下女儿何小英。她与何孟雄生育了一儿一女,但每当遇到紧急情况,常常顾不上家庭和孩子。她多次对家人交待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由于长期处于艰险环境中,食无定时,居无定所,经常彻夜不眠的工作,使缪伯英积劳成疾,患了伤寒病。病危之际,她对丈夫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 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1929年10月,因病情恶化,缪伯英不幸逝世,年仅30岁。何孟雄铭记缪伯英“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的遗言,坚持在白区险境中进行斗争。1931年1月,因叛徒告密,何孟雄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龙华监狱,他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宁死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2月7日,他与其他23位革命者一起英勇就义,年仅32岁。

  缪伯英、何孟雄夫妇身后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在龙华监禁了一年多,后被送入上海孤儿院。后因日寇进犯上海,在战乱中下落不明。

  缪伯英辞世后,灵柩曾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因何孟雄被捕就义,她的遗体也不知所终。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道:“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20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缪伯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缪伯英、何孟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双双为中国革命献出了青春、生命和儿女、家庭,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舍身奋斗、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和感人业绩,为后人广为传颂。

  (省委党史研究室夏远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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