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正文
○第一章○
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1920年11月—1923年6月)
一、辛亥革命后湖南的经济社会状况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民主共和观念振聋发聩、深入人心，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人民思想解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是，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军阀混战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特色。从1913年10月至1920年6月，南北军阀在湖南三进三出，进行拉锯混战，战火几乎蔓延全省，以致遍地疮痍、生民涂炭，尤以皖系军阀张敬尧祸湘最烈。腐败、残酷的军阀统治，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辛亥革命后的湖南，既是北洋军阀同孙中山影响下的南方军队激烈争夺的战场，又是革命志士为民族独立、中华振兴而奋斗的阵地。在大时代变迁的过程中，在湖湘文化精华的熏陶下，湖南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教育、新民学会的创建活动，为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的创建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形式使新生资产阶级地位有所提高，在孙中山近代化思想影响下，北京政府农商部制定实业发展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他们对军火原材料需求的增长，刺激了湖南的采矿业和相关工商交通运输业的短暂发展。随着官办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各阶级阶层发生变化，涌现了新生的产业工人、工场手工业工人和苦力阶层。湖南产业工人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里，受到残酷的剥削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作为一支觉悟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只是跟随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1910年春的长沙抢米风潮震惊全国，这次风潮由长沙木工和铁路工人首先发动，饥民们为反对奸商、贪官、洋商勾结哄抬米价，哄抢长沙城米栈，火烧巡抚衙门，还捣毁或焚烧英、美、日在长沙的领事馆、教堂，英商太古洋行，日商三井、东信洋行及大清银行、长沙税关，波及数县，但最终被中外反动派残暴地镇压下去。风潮后，清政府被迫将巡抚革职，相关官僚降职调用，以平民愤。1911年5月，长沙、株洲1万多名粤汉铁路筑路工人参加爱国保路运动，抗议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之名出卖铁路主权，动员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迫使湖南巡抚电奏清廷取消“铁路国有”。辛亥革命后，归国侨工和技工学校学生开始组织工人团体，伸张工人的声音和权益。1912年1月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工党，以促进工业发达、开通工人知识、消改工人困难、提倡工人尚武、主持工界参政为宗旨，孙中山任名誉领袖，湖南人龙璋任副领袖，并于8月4日建立中华民国工党湖南支部，有党员1000余名。地处内陆的湖南工商界发起成立湖南实业协会时宣称：“民国成立，首重实业。振兴实业责在吾民。”振兴实业“尤贵极普通教育，鼓吹中华之实业”。黄兴出任湖南立宪党人组建的提倡国货会名誉会长，被中国实业会上海分会推举为名誉总理。1916年5月，湖南锡矿山工人举行罢工，反对袁世凯称帝，拥护云南起义。1918年6月，以七里山煤矿工人为主体的“湖南拥国军”拥护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从民国初年到1919年，湖南工人自发斗争此起彼伏，发生较大规模的罢工约20次，但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工人没有阶级意识，没有提出工人整体的阶级利益和奋斗目标，因而斗争总是归于失败。
湖南号称屈贾之乡、楚湘胜地，屈原的上下求索精神、贾谊的忧患国是精神、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精神、王船山的知行统一精神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渊源，构筑了湖南人民优良传统的精神家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批湖南青年对屈原等先贤十分崇敬，他们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自勉，探求国家民族的兴盛之道。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实行文学革命。以《新青年》为中心，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代表，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解放运动。湖南人易白沙撰写的《孔子评议》是《新青年》上率先向孔教挑战的文章。进步人士创办的湖南《大公报》强烈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宣传民主共和，在社会上独树一帜。教授杨昌济在湖南倡导新文化运动，认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都应同时改造。他反对闭关自守和盲目照抄，坚持教育救国，向毛泽东、蔡和森等赠阅《新青年》，用哲学伦理学和新文化启迪学生立大志、图远谋、培养高尚的人格情操。
《新青年》培育了新青年。1917年冬，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在新思想新文化的激励下，形成“奋斗、向上的人生观”，迫切追求真理，只愿意谈论时局、国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并决心“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1918年4月14日，岳麓山下蔡和森家，进步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正式建立，毛泽东、何叔衡、陈绍休、邹鼎丞、张昆弟、蔡和森、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祯、罗章龙、萧子升、萧三、李维汉等参加成立会。学会宗旨起初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后来发展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成为湖南五四运动时期革命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此前，廖焕星等人于1918年1月在衡阳成立进步青年组织新城端风团，创办了进步刊物《端风》，在湘南宣传新文化。
新民学会成立后，首先发起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8年6月，新民学会会员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决定由蔡和森、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先行去北京筹备留法勤工俭学事宜。8月19日，毛泽东率领25个青年到达北京，其中新民学会会员12人，分别进入北京、保定、布里村的留法预备班。蔡和森在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法文。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在李大钊任馆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自学，为湖南青年联络办理留法勤工俭学事宜。从1919年5月至1921年元月，湖南青年分13批赴法勤工俭学，在全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1600人中约占1/4，留法女生60名中有湖南人40名。他们是一批头脑清醒、志向远大、“真心求学，实意做事”的知识青年，多数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信仰者。毛泽东1920年2月在写给陶毅的信中指出：新民学会会员，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因此，新民学会实施“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重，由蔡和森带头“向外发展”，毛泽东领衔“国内研究”，最后殊途同归，集合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新民学会78个会员，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37人，18个留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中有共产党员11人，体现了新民学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无产阶级政党创建中的重要作用。
二、五四运动在湖南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湖南先进青年积极投入五四运动，为国家争主权、为平民争人格。邓中夏参与率领北京大学等校学生，高举血书的旗帜，在天安门集合，向东交民巷各国领事馆驻地进发。火烧赵家楼的闯将有罗章龙、匡互生等。陈独秀随后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中称赞毛泽东、邓中夏等人是代表“湖南人精神复活”的“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
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刚从上海回长沙，担任修业小学历史教员，领导新民学会会员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关注京沪知识界动态。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起草传单，呼吁各界支援北京爱国学生。5月7日，长沙学生手执“誓死争回青岛”的旗帜游行。5月9日，湖南《大公报》披露北京五四游行详情。5月14日，毛泽东参加省教育会各干事、各校校长联席会议，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以谢国人”。衡阳、郴州、永州、常德等地都发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通电，群情激愤。
5月下旬，北京学生代表邓中夏向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详细介绍北京运动情况。5月28日成立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全省学生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制止摧残学生运动的要求。6月3日，湖南第一师范等20余所学校学生参加示威游行，得到教育界人士支持。长沙学生组织救国十人团、讲演团、话剧团，编演《青岛风云》、《亡国鉴》，广泛开展宣传，矛头对准日本帝国主义。7月9日成立的湖南各界联合会，是继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各界联合会的第五个反帝反封建联合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与湖南省学联携手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的倒行逆施。衡阳、衡山、宁乡、益阳、沅江、常德、桃源、临湘、平江、攸县、茶陵、酃县、湘乡、宝庆、耒阳、永兴、醴陵、新化、东安、蓝山、会同、靖县、绥宁、城步、新宁等县都开展了反帝爱国活动。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使马克思主义在湖南逐渐广泛传播，并造就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湖南工人斗争和革命实际相结合，工人阶级开始独立登上政治舞台，工人运动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使知识界先进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自觉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社会运动。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创办并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刊物《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重要文章如《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陈独秀被捕及营救》、《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等均出自毛泽东之手，呼唤冲决一切网罗，解放思想；研究各种新思潮，“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主张“民众的大联合”；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歌颂俄国十月革命，提出“各国人民要得到解放，唯有步俄国的后尘，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李大钊、陈独秀办的《每周评论》介绍《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民众的大联合》“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章。还有湘江大事评述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湘江评论》创刊号2000份卖完，再印2000份仍不能满足读者需求，任弼时、郭亮、萧劲光等青年，通过阅读《湘江评论》得到革命的启蒙。
1919年8月，皖系军阀省长张敬尧悍然查封《湘江评论》，强行解散湖南学联，激起湖南人民的强烈反抗。湖南学联会长彭璜去上海作驱张运动宣传，毛泽东在长沙联络教育界、新闻界，动员进步校长参加驱张运动。湖南学联重组后，发表第一个驱张宣言，12月2日发起焚毁日货大会，张敬尧之弟张敬汤率领军警包围会场，殴打学生。毛泽东在周南女校召集新民学会会议，认为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四兄弟是“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决议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分赴北京、上海、武汉、衡阳、郴州、常德等处发动驱张运动，宣布“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在湖南人民的一致声讨下，直系撤兵、湘军进逼，张敬尧于6月11日匆忙乘兵舰逃离长沙，驱张运动取得胜利。这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发展，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具体表现，显示了民众大联合的威力，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为中共早期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准备了干部、创造了条件。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毛泽东、彭璜受上海陈独秀，北京李大钊、邓中夏的影响和指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罗学瓒、萧三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通过书信向故乡宣传。李维汉的《勤工俭学研究发端》刊发在驻衡驱张代表团出版的《湘潮》上，指出“现在社会的不平等都带着十分或九分的经济压迫的原因”，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改革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李达、李六如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李达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1920年3月29日，湖南《大公报》以《劳农政府对我之善意》为题，全文刊载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满洲和其他地区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人在中国境内一切特权的苏维埃俄国第一次对华宣言，促使湖南先进分子把目光从欧美转向苏俄，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去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劳农政府。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逐步发展与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相融合，使湖南先进分子注意到社会改造的必要性。1919年11月，因为长沙发生青年女子赵五贞争取婚姻自由、人格独立而愤慨自杀事件，毛泽东连续发表10篇评论，揭露“社会万恶”，呼吁改造现有社会制度。1920年1月毛泽东读到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国民杂志》，提请黎锦熙注意“精读”，通过学习领会《共产党宣言》的精神，确立了依靠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唯物史观。同时，在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中，他也深刻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统治的中国，议会道路行不通。同月，他致信向警予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说：“俄社会革命的出发点是唯物史观”，必须以唯物史观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才不至堕入迷阵。毛泽东回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们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论什么理论、什么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没有一种“运动”的继起，这种理论要达到的目的，是不能实现的。蔡和森写道：“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须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则说：“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这表明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湖南先进分子下决心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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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形式多样，办报刊、书社、社团、夜学，特别是1920年8月成立的长沙文化书社，主旨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由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聘请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李石曾、左舜生、赵南公、杨端六为信用介绍，与全国书刊界广为联系。长沙文化书社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团结湖南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和政界、商界名士50余人，争得投资，扩大社会影响，在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处设立分社。1920年9月建立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情况为宗旨”，组织留俄勤工俭学，姜济寰任总干事，毛泽东任书记干事，彭璜任会计干事和驻会干事，负责日常事务，先后派20人赴上海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俄语准备留俄，其中有任弼时、萧劲光、刘少奇、罗亦农、任作民等。湖南省立第三师范于1919年建立“沙子会”，1921年2月改为“心社”，设立文化书社贩卖部，推销新书刊。毛泽东很注重做工人的教育、宣传、调查、组织工作。1920年9月，他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任教，恢复工人夜学，创办失学青年补习班和平民学校，招收附近工厂工人学习文化，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发展史。他用“工人”二字合起来是“天”字，阐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勉励“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提倡工人结成坚固的团体，“扎硬寨，打死仗，自己起来奋斗”。他还在粤汉铁路新河车站创办工人夜校，派余盖、郭亮任夜校教员，为粤汉铁路工人运动培养骨干。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共湖南早期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三、毛泽东在长沙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和第一个省级支部
1920年11月，毛泽东在长沙领导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并于1921年10月建立中共湖南支部，担任第一任省级党组织的书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湖南先进分子向往马列、潜心理论、长于组织、躬行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建党理论研究和早期党组织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0年春，李大钊、陈独秀开始探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毛泽东此时在北京同李大钊、邓中夏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阅读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德文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书刊。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毅的信中提出“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1920年4月，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多次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开展湖南革命活动等问题，与李启汉、李中等在沪新民学会会员交谈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工人运动结合。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给在北京的罗章龙写了4封信，问及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斗争情况，并郑重提出：“要有主义，用主义来压倒他们，压倒非社会主义的派别；有了主义就可以超出感情的结合，而为主义的结合。”
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猛看猛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迅速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建党思想集中体现在1920年8月13日与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毛泽东的建党思想集中体现在同年12月1日及次年元月21日给蔡和森的复信里。蔡和森在8月13日的信中说：“从事社会改造，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希望毛泽东“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9月16日，蔡和森再次给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写信，重点阐述列宁建党原则，第一个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概念。毛泽东认为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他给蔡和森复信中鲜明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基本观点，在给罗章龙、张国基、欧阳泽等人的信中强调“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对于蔡和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意见，毛泽东“表示深切的赞同”。蔡和森系统地传播列宁建党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理论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则最早把唯物史观与党的指导思想联系起来，从而使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具备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必要准备。
最早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为书记，成员中湖南人有李达、林伯渠、李启汉、李中、陈公培、周佛海、李季等。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成员中湖南人有邓中夏、罗章龙、缪伯英、何孟雄、朱务善、李梅羹、吴雨铭等。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通过写信联系和派人指导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1920年夏，长沙列入陈独秀的建党计划，由陈独秀、李达联系，请毛泽东负责在长沙建党，并把上海建党建团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宣言》、党纲草案、青年团章程、《共产党》月刊及时寄给毛泽东。李启汉、李中也把上海早期党组织情况向毛泽东通报。毛泽东及时了解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给蔡和森写信告知“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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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南早期组织的成立时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代表证上填写为1920年。党的创立时期负责组织工作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湖南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1920年11月间成立。”1920年11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字，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在中国共产党8个早期组织中，湖南早期共产党员参加了6个早期组织的活动，除上海、北京、长沙早期组织外，还有东京的周佛海、巴黎的陈公培在海外参加了建党活动，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李季的译著《社会主义史》对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影响。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人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信仰马克思主义，为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认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
中共湖南早期组织在社会宣传、工人运动及师范教学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扩大文化书社业务，在各地办分社、贩卖部，负责人多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新民学会会员。其次，编辑出版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宣传湖南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社会问题观点。其三，利用公开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推荐下，湖南《大公报》转载李大钊的《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原因》，《共产党》月刊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文稿。其四，慎重发展早期党员团员。毛泽东对发展工作非常谨慎，从1920年10月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一直强调“注意找真同志”、“多找真同志”，“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注意潜在切实，秘密从事”，在同志之间提倡批评，强调“吾人唯有主义之争”、“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树立良好的风气。
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给毛泽东发来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信件。6月29日傍晚，毛泽东和何叔衡从湘江轮渡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轮。稍知内情的谢觉哉在日记上写道：“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日记中这5个圈，代表“共产主义者”5个字，以为保密。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大会，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13名代表中，还有全国各地早期组织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及包惠僧。参加党的一大的湖南籍代表有毛泽东、李达、何叔衡、周佛海。据李达回忆：当时党的工作很注重马列主义的宣传与工人运动，长沙小组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长沙的组织比较统一而整齐。在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前，李达主持上海党的发起组工作，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列宁建党学说、促进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做了大量工作。他被选为中共第一届中央局委员、中央局宣传主任，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大会期间，会场突遭巡捕搜查，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改到浙江嘉兴开会，那里离上海近，又易于隐蔽，于是在嘉兴南湖完成了中共一大议程。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和纪律；通过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有了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有5名党员的地方可建立地方组织；不到10人的地方，只设书记一人管理党务；超过10人者，应设立支部委员会，设书记、组织、宣传各一人；超过30人者，应组织执行委员会。因此，毛泽东、何叔衡由上海回到长沙后，就开始组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先后发展夏明翰、郭亮、彭平之、陈子博、杨开慧、易礼容、毛泽民等革命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数超过10人。1921年秋天，在长沙城外协操坪丛林中，毛泽东、何叔衡主持开会，毛泽东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情况及其党纲、决议，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毛泽东为支部书记，何叔衡、易礼容为支部委员。会议决定把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工人队伍、领导工人运动和培训干部作为支部当前主要任务。这一天是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被称为“三十节”。
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派共产党员深入各学校、报社、工厂，交朋友、做工作，慎重地吸收学生、教职员、记者、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在长沙船山学社、湖南第一师范、省第一中学、省甲种工业学校、省商业专科学校和粤汉铁路新河车站、湖南造币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第一纱厂及衡阳、安源发展党员。1921年10月，毛泽东、夏明翰溯湘江而上到衡阳，在湘南学联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将湖南省立三师学生蒋先云、贺恕、黄静源及教员蒋啸青吸收入党，建立湘南最早的党组织。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曾中生、陈为人、伍云甫、张际春、何宝珍、吴仲廉、毛泽建、江华、黄克诚、唐天际等人都在湘南学联受到革命影响。1922年5月5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礼堂召开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纪念大会，到会2000人，毛泽东演讲《共产主义与中国》，阐明中国革命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指导，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革命运动结合，才能产生实际作用。
为培养革命干部和工农运动骨干，毛泽东征得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董事长仇鳌同意，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于1921年8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宗旨是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自修大学学友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前后30余名。1922年9月，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主事何叔衡，指导主任毛泽东，教导主任夏明翰，教员大多是自修大学学友，补习学校学生114人。自修大学图书馆采购《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解说》、《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以及《共产党》、《新青年》等书刊供学习研究。提倡“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方法，组织经济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行学术交流。1922年11月，毛泽东代表校董会致信李达，邀请他担任自修大学学长。1923年4月，创办校刊《新时代》，李达任主编，刊登学员的研究成果。李达常向学员作马克思主义专题讲座，讲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社会发展史。李大钊、陈独秀曾应聘作过通函指导，邓中夏、恽代英、张秋人曾到自修大学作过演讲。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许多学友兼任长沙各工会的秘书或群众团体的负责人。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学习与斗争相结合，是湖南自修大学能够培养大批革命人才的重要原因。民主教育家蔡元培称赞湖南自修大学开创“新教育制度之纪元”，是“各省新设大学的模范”。1923年11月，军阀赵恒惕以“该校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由，悍然封闭湖南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
中共湖南支部初创时，毛泽东住在船山学社即湖南自修大学内，后来以湖南第一师范附小教职员身份，租住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一套青砖黑瓦平房，中共湖南支部常在此开会办公，这里成为中共湖南省级机关最早的办公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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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
1921年11月，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5个区须于第二年7月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各地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依照党纲规定正式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第二年7月前发展到2000名以上；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1个以上。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于1922年5月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郭亮。1923年4月，毛泽东调中共中央工作，李立三调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工作，李维汉继任中共湘区委书记。中共湘区委会议常在湖南自修大学何叔衡住处召开，后在学宫街和戥子桥一条巷设立区委机关，活动经费由中共中央每月拨款60元至160元，不足部分靠中共湘区委自筹，长沙文化书社、望麓园织布厂都提供了部分经费，资助发动长沙铅印活版工人罢工、长沙人力车工人罢工，兼有教师或其他社会职业的共产党员，除开生活费用以外，把薪金全部交作党费。中共湘区委建立时，有30多名党员，包括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陈子博、彭平之、郭亮、夏曦、夏明翰、李立三、罗学瓒、毛泽民、陈章甫、陈帝广、周镜泉、李涤生、朱少连、朱锦棠、蒋先云、蒋啸青、贺恕、黄静源、唐朝英、彭粹夫、李六如、李庠、姜梦周、杨开慧、萧石月、刘汉之、许文煊、喻寄浑、任树德、王则鸣、许抱凡、史训川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主要力量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发轫，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个高潮，持续13个月，罢工100余次，罢工工人30万以上。湖南共产党人为推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作出重要贡献，毛泽东、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何孟雄、罗章龙、李启汉、蔡和森、罗亦农、郭亮等人成为工人运动领袖。湖南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纷纷深入到工人运动第一线，担任工会指导者，罗学瓒、陈子博、易礼容、毛泽民、郭亮等分别兼任过长沙人力车、织造、泥木、笔业等行业及粤汉路新河、岳州(岳阳)等处工人俱乐部秘书，毛泽东兼任过长沙铅印活版、粤汉铁路总工会秘书或代表。在工人运动中，培养了最早的工人党员和工运骨干，包括泥木工人任树德、朱友富、仇寿松、舒玉林、杨福涛，铁路工人朱少连，工人运动骨干萧石月、黄静源、刘东轩、谢怀德等。
湖南不是近代工业发达地区，产业工人仅有湖南第一纱厂、造币厂、黑铅炼厂、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安源煤矿、株萍铁路、粤汉铁路的工人。但是，由于中共湖南组织的坚强领导和扎实工作，工人阶级斗争却异军突起，在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创造了不凡的业绩。
1921年8月11日，由张国焘、李启汉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中共公开领导全国职工运动的总机关。11月，中共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罗章龙等地方代表参加，决定了工运计划。毛泽东回湖南后，组建并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长江以南最大的煤矿——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和粤汉铁路工人上。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同属汉冶萍公司管辖，计有产业工人13000人、失业工人4000人。路矿工人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与官僚买办的剥削压迫，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当时江西省尚无中共组织，安源煤矿离湖南很近，路矿工人多是湖南人，开辟安源工运的责任落到中共湖南支部身上。
1921年初冬，毛泽东第一次去安源。在挖煤工人的引领下，他穿着短装草鞋，提着矿灯深入矿井，察看煤矿生产及工人餐宿情况，与一丝不挂、浑身煤灰的工人交谈，询问矿上“洋人”如何联合矿长、包工头压榨工人，揭露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封建把头如何剥削压榨工人，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推倒压在头上的大山。12月中旬，毛泽东同李立三前往安源，同工人积极分子接洽，商定开办工人学校，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与蒋先云以安源平民学校教师身份访贫问苦，与工人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与感情，从中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1922年1月在平民学校内设立工人补习学校，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启发阶级觉悟。2月底，介绍朱少连等6名工人入党，建立中共安源支部，李立三任书记。3月，筹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吸收部员。4月，李立三回长沙向中共湖南支部汇报工作。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部员集会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有了捍卫工人自己利益的组织。
与此同时，毛泽东指导粤汉铁路新河车站工人开展活动，共产党员、夜校教员郭亮以生动文字、流畅语言，向工人宣讲“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救自己”，“大家结成团，形成铁锤头，砸烂旧世界，工人坐天下”的道理。1922年5月1日，正式成立粤汉铁路新河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新河工人俱乐部的成立，为湖南各地工会组织的建立树立了榜样。湘潭锰矿、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以及长沙的行业工人纷纷效法，组建工会，开展工运。
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是立志献身劳工事业的革命青年，但存在无政府主义思想。毛泽东对他们做动员工作，撰写《我希望于劳工会》一文，建议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异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1921年冬，经夏曦介绍，黄爱、庞人铨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劳工会的活动纳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指导之下。陈独秀在总结全国反太平洋会议游行示威活动时说：除上海外，以长沙工人最猛烈。1922年1月17日凌晨，黄爱、庞人铨被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赵恒惕杀害，湖南劳工会被查封。毛泽东立即召集中共湖南支部和湖南劳工会负责人会议，举办追悼会，揭露赵恒惕罪行，争取各界进行“驱赵”活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表《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宣言》，表彰黄、庞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好团员”，“中国第一次为无产阶级奋斗而死的先烈”。
1922年9月初，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同安源党支部的蒋先云、朱少连等研究分析形势，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要抓紧准备、因势利导、夺取胜利。9月11日，中共湘区委加派刘少奇去安源，以加强罢工领导力量。12日，李立三、刘少奇与安源党支部研究成立了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同时，成立纠察队等组织，讨论罢工后的谈判条件，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等17项要求，起草了“哀而动人”的宣言，喊出：“我们要活命，我们要饭吃!”“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9月14日，安源路矿17000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向路矿两局提出17项政治、经济要求。经过五昼夜艰苦激烈的斗智斗勇，终于取得了大罢工的完全胜利，震动了湘区和全国。
在此前后，在中共湖南组织的领导下，1922年9月至年底，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长沙泥木、织造、理发、笔业等工会，先后发动罢工斗争。1922年10月6日起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长沙6000多名泥木工人开展的大罢工，历时20天，迫使湖南省长赵恒惕接受工人的条件，广大泥木工人深受鼓舞。湖南的一系列罢工斗争，大多以工人胜利而告结束，湖南工人运动由此走向高潮。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湘区委代表毛泽东由于交通联系出错，未能出席会议。湘籍党员李达、蔡和森、邓中夏出席会议，向警予列席，蔡和森、邓中夏当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向警予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中共二大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决议，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衔，湖南、上海、武汉、广东、山东分部联署于1922年8月发布《劳动法案大纲》，号召全国工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积极领导全省工人为争取劳动立法而斗争，动员工人群众懂得“不靠神仙上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把19条劳动法案大纲变为罢工的纲领。按照中共二大的党建指示，中共湘区委注重在长沙、安源、衡阳、水口山、株洲、岳州发展党组织，在工运中发展党员，派共产党员深入第一线领导罢工斗争。最初的工人党员都是工人夜学和工人俱乐部积极分子，罢工斗争的领头人经过一系列斗争考验，逐步成长为工人运动领导骨干。
1922年11月，全国工人运动达到高潮，中共中央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制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的计划》，计划组织铁路、矿山、海员3个全国产业总工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湘区委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促成汉冶萍总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建立，李立三、刘少奇、朱少连担任汉冶萍总工会领导职务，毛泽东、郭亮担任粤汉铁路总工会领导职务。11月5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全省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统一。它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大省级工会组织之一，是中共湘区委公开领导全省工人运动的机构，领导24个工团，约4万会员，毛泽东任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武力镇压，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壮烈牺牲，数十名工人被杀、40多名工人被捕、1000多名工人被开除，酿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全国工人运动随即转入低潮。然而，湖南工运仍然继续向前发展，并与反帝反军阀斗争结合、与农民运动结合，显示了工运斗争的新趋势。中共湘区委努力在农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22年冬，经李六如推荐，毛泽东特约平江工人陈茀章、农民余贲民到长沙清水塘长谈，了解平江县旧工会、旧农会情形，介绍他俩加入共产党，在平江建立党小组。安源、水口山罢工胜利后，水口山党支部派刘东轩、安源党组织派谢怀德、衡阳党组织派雷晋乾到岳北农村工作，建立岳北农民党小组和岳北农工会，领导开展减租、减息、退押斗争，号召农工“要为自己解除困苦，争谋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二七”惨案后，中共湖北、上海、广东区委都已取消，但中共湘区委特别是安源党组织仍在发展。安源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小莫斯科”。当时在中国指导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2年10月《工作记录》中写道：党的刊物(《向导周报》)，7月，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团的情况，长沙小组最好，那里的团员人数230人。党的情况，湖南就有一个最好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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