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
当年宣传画
我于1966年从宁远一中高中毕业，在即将高考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国家取消了高考，所有的学生都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之中，随即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亲自经历了插队落户的知青生活。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挥之不去的辛酸苦辣，刻骨铭心的喜怒哀乐都已成为过去的历史。现在的青年无法理解当年“知青”一词的含义，更无法理解接受“再教育”的各项运动。评价这段属于特定时期的历史，回顾反思这段历史，正确认识这段历史，总结这段历史，给后辈青年以启迪，让年轻人珍惜青春，感恩社会既有可能，也有必要。
宁远县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4年开始，至1977年结束，仅四千多人的城关镇居民(不含郊区人口)，就下放了两千多人，差不多牵涉到城关镇所有家庭。宁远县上山下乡运动，以下放到农村的方式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前、文革中期、文革后期。文革前，以集体下放农场为主；文革中期，分散插队落户；文革后期，集体安置农林茶场知青点。下面就历史背景、下放对象、做法与效果等予以叙述。
一、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运功，从上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在1955年说过"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来自农村的高小毕业生，他们被要求回到自己的乡村，在新成立的合作社中担任会计、技术员和教师之职，但也动员了一部分城市青年到落后地区开荒种地。1955 年，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央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作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下放到萝北县，上海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对城镇来说，动员青年到农村去，开辟了一条闲散人员的就业门路。
宁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也象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上山下乡的动员。各级团组织和学校，响应上级号召，“一颗红心，两种打算”的毕业教育，以宣传全国扎根农村的青年典型为主，动员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宁远一中，一九六四年的毕业生，在毕业前，不仅接受“一颗红心，两种打算”的前途教育，还自己配曲演出戏剧《朝阳沟》，进行上山下乡的自我教育。当时出现了决心扎根农村的典型——李德伟。从1964年开始，在“把知识献给农村”的号召下，城关镇的知识青年，接受了反复的思想动员，采用集体下放形式，到农场从事垦荒种地的农业劳动。1964年知识青年集中下放到逍遥岩“五四”园艺场。1965年，下放到大界青年农场。1965年，共下放124人，其中高中毕业8人，初中文化53人，男青年73人，女青年51人。除自愿回原籍插队落户的8人外，其余都到大界建设新农场。
这个阶段的下放工作以加强舆论宣传，多方动员，自愿或半自愿下放农村为主，未有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放对象主要是社会闲散劳力，包括未考上高一级学校的毕业生。这批下放青年随着文化革命的深入开展，随之进入了动乱的年代，农场组织瘫痪。农场青年成立了知青造反派组织，回城闹革命。1969年农场解散，农场下放青年全部改为插队落户。
二、文革中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两年多来，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已是“全国山河一片红”，中央在1967年就已经下达了“复课闹革命”的指示，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该是偃旗息鼓的时候了，但是各级学校滞留的66、67、68届的毕业生无从安排，很多红卫兵仍然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坚持派性斗争，暴力事件在1968年仍然时有发生。1968年7月，党中央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学校恢复秩序，但许多红卫兵抵制恢复秩序，红卫兵运动难以刹车。老三届毕业生成了复课的阻力，成了城镇的闲散劳力。为解决闲散劳力的安置问题，结束红卫兵运动，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从而将上山下乡运动变成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下乡成为强制性的，并且原则上成为固定不变的政策。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下乡对象不再是高初中毕业生，而是扩大到城镇所有闲散劳力。
宁远县同全国各地一样，在1968年12月，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当时县革委会专题研究了压缩城镇消费人口、动员尽可能多的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到农村插队落户的问题，并确定由一名副主任专抓，要求“用毛泽东思想把坐吃闲饭的人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把散发资本主义气味的旧城镇改造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下放对象主要是：知识青年、闲散劳力、个体小摊贩、家居农村在城里吃闲饭的家属、农村妇女与城关人口结婚后尚未落户的漏户人员、有行无业的职工。五类分子一律勒令下农村劳动改造，不在动员对象之列。这次上山下乡运动看作是一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着下放工作的全过程，要求该下乡的一律下去，不惜用铁扫帚扫出城。在作法上，一是大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学习班的教育主要是请老贫农忆苦思甜、学毛主席语录、中央文件和参与批斗会，开展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活动。在知识青年下放学习班上，十几位青年，为表忠心，特别刺绣了一面有毛泽东画像的忠字旗。二是大宣传，大造革命舆论，大发动，大抓先进典型。当时风行“早请示、晚汇报”，所以早晚领导讲话，都离不开下乡动员。为做好动员工作，各居委会还推出了各种典型。向阳路(丁字街)女青年胡六秀，早在头年八月份就到哈尔滨帮嫂子带小孩去了，这次下放运动，基层干部反复做通她家里人的思想，连续给她写了三封信催她回家，下农村。她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和家里人的催促下，想尽办法，筹集100多元旅费赶回家里，立即申请到农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当时宣传的一个典型之一。三是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动员工作中，发动揭下放运动的阶级斗争盖子，批资本主义表现，抓活靶子，搞所谓阶级斗争教育。要求城关镇贫下中农治安指挥部密切配合，积极行动，加强市场管理，坚决取缔非法经营的个体商业、手工业，狠狠地打击“投机倒把”和各种歪风邪气。四是城乡配合，加强调查研究，做到“四落实”。即是对象落实、思想落实、去向落实、生活安排落实。无行无业的下放对象由县、镇革委会按照党的阶级路线，从国家安置经费中分别发给不同数额的生活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中的下放对象的生活费，由所在企业发给。下到农村的住房，先由有安置任务的社队妥善安排。
1968年12月至1969年2月，宁远县城关镇总人口5869人(含郊区人口)共下放2357人，其中下放居民1961人，知识青年396人。12月30日，第一批下放到中心铺、清水桥、鲤溪的知识青年出发。这一批共有228人，其中到中心铺的有77人、清水桥的有70人、鲤溪的有41人、回原籍的有40人。在锣鼓声中，下放青年强忍离别的悲痛，眼含热泪，聆听着亲属们的眷眷嘱咐。车队缓缓前行，不知是谁让大家唱起了《红灯记》中送别交通员的一段京剧：“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险……”。刚离开县城，一个男高音，以悲壮的声调，大声朗诵：“告别了，告别了!……”，大家勉强忍着的泪水，不觉喷涌而出，顿时，车上一片哭声。
插队落户到农村后，接受安置的村子，设法腾出住房，让知青居住，条件差的地方，就住仓库，甚至煨房(堆放肥料的土砖房)。上面发给的240元安家费，在两年内分批送到知青手里，用来购买农具、家具和粮食。当时，第一批插队落户的228人，其中高中毕业的仅27人，初中毕业的有145人。初小文化的也有14人。这一批人中，有十几个家庭出身好的高初中毕业生，三个月后就调出到了地区邮电部门或其他工厂当工人。这一批招工后，一直到1974年才陆续有知青招工，剩下的大多是家庭条件较差的，只能老老实实地到队里出工。
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既要跟着社员准时出工，又要打理三餐，劳动强度大，饮食油水少，一般人很难长期承受。新开泥脚村一个姓杨的女知青，天未亮就跟随社员去几十里外的高山上砍柴，傍晚回家，在路上歇气时就睡着了。直到同伴回到家才发现，只好返回原路找寻，找到她时，她仍在路边睡觉。还有个别女青年，感到前途无望，在当地村民的劝说下，随便嫁人，用以解脱，例如下放到中心铺北阳大队四队的小方，下放不到三个月，就答应嫁人，当地有两位青年，争着娶她，同时将她的用具抢着搬回家。下放到这个大队的两位女青年，先后嫁给了当地青年，最后，一个心脏病死掉，一个疯癫。当时农村，精神生活单调，一些有文艺才能的知识青年，参与文艺宣传活动，可以调节一下精神生活，但大多数人只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对前途感到渺茫，串门聚集一起时，常常互诉苦情，导致集体哭泣。泥脚村七位女青年，一次集体哭泣，大家一起唱起《白毛女》的悲调，哭腔震惊周围百姓，大队支书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急忙进屋调查。
1971年开始，县成立四个面向办公室，毕业分配恢复实行“四个面向”政策。当年毕业的中学生，有了三个去向，即是一部分人升学，一部分人进工厂，一部分人下农村，但是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仍然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1973年福建省一位知青的家长“在呼天不应，呼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大胆地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反映包括他自己儿子在内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艰难状况。4月26日，毛泽东给这位家长复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复信后，中共中央于6月21日发出了〔1973〕21号文件，国务院也于6月20日至8月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的措施。19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首先对教育界进行了整顿，恢复了大学对工农兵学员的招生考试。宁远县根据上级指示，推荐了一批知识青年参加考试，从此每年有少量的知青上大学。
宁远县为贯彻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1973〕21号文件和全国会议精神，以及湖南省111号文件精神，县委组织三个调查组，从10月13日起，历时44天，对全县上山下乡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和登记。通过走访38个公社149个大队，最后澄清底子：从六四年以来，共下放六批知识青年，留在农村本县下放的还有1144人，外省外县回乡落户的111人，省下放的57人，共计1312人。几年来，招工、参军、升学和转迁的有315名。知青与知青结婚的21对，男的与农村姑娘结婚的64对，女知青与农村结婚的86对。他们在政治上和三大革命的使用中，已经入党的6人，入团的128人，担任大队、生产队宣传员的60人、政治辅导员11人、科研员37人、民办教师16人、农村赤脚医生3人，不脱产干部46人。在生活上，农村落户能基本自给有余的，口粮吃到800——1000斤的2人；可以自给，口粮吃到700——800斤的33人；不能自给，口粮吃到500——600斤的118人。其余的口粮只有400斤以下。据73年统计，对知识青年进行破坏、排挤、捆打、陷害、强奸女知青、逼婚、诱婚等各类案件17起。
宁远县贯彻落实毛主席批示，普遍加强了领导。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县以上党委，建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满腔热情地积极地做好这项工作。宁远县革命委员会在1973年9月30日，以〔1973〕083文件，下达了调整充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的通知，确定由唐治邦、杜名泗、周华荣、吴树森、肖求仁、李隆童、邓杜山、郑水德、唐满翠、吴慧云、刘运国、谢高兴、孙志等十三名同志组成，唐治邦任组长，杜名泗、周华荣任副组长。1974年组长调整为黄仕友，并增加了办公室主任胡友鸿。下乡青年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有关知青的17处案件得到了处理，坏人受到了惩罚，女知青的安全有所保障。同时明确政策规定，除独生子女、病残、多子女父母留身边一个照顾外，所有知识青年一律下放农村，否则不准招工、招干、参军和升学等；同时规定，下放知青两年以后方准招工、招干、参军和升学。总的来说，在当时条件下，通过落实毛主席“复信”精神，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统筹解决了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落实“复信”，是为了坚持上山下乡方向，不是否定上山下乡。相反，把上山下乡的意义提到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
三、文革后期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政治运动
这段时期，是指1973年全国知青会议之后，至1977年知青下乡结束。全国知青会议之后形成的株洲模式，改进了插队方式，主要将知青与农民分开，在独立的农业单位中劳动。一般采取适当集中、建立青年点的办法，也有的采取以下乡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或集体农林场。这样比较适应青年特点，也便于保护青年。宁远县自1974年推广株洲经验以来，先后建立了水市园艺场、水市公社茶场、高峰、路亭、冷水、桐子山、下坠茶场、太平白土牧场、禾亭、保和、新开、柏家坪、山田、三元岭、团结、大界等新的知青点，安置知识青年515人(不含外调的)。全县加上原有的桐山、曹家滩知青点，共有18个。虽然知青集中办农场，但户口仍然到生产队。知青参加落户的生产队按同等劳力分配，然后回场拉平后进行再分配。知青集中办场，同时实现了招工、推荐上学的优先政策，不仅改善了下放知青的环境，而且使知青有了奔头，看到了希望。
认真推广株洲经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例如水市区委把知青工作与农业学大寨紧密结合起来，把知青点与社队企业紧密结合起来，调动了城乡两个积极性。他们选派了强有力的带队干部，加强了对知青的政治教育，搞好了知青的建房和报酬分配，调动了广大知青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仅建设了知青点，而且促进了社队企业发展，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水市区农科站园艺场，由一片荒山变成了绿油油的茶果园。果园面积七百一十四亩。园艺场知青点新建住房三栋三十六间，建仓库、猪舍各一栋，添置了汽车一辆、电动机两台、高压水泵一台、变压器一台、茶叶加工机械三台，固定资产达三万六千元。水市公社茶场是1976年兴办起来的，由于认真落实了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分配政策，坚持“集中办场，户口到队”，知青参加落户的生产队按同等劳力分配，然后回场拉平后进行再分配。1976年8月10日下放的56名知青，年底结算，共出勤6266天，做工分50128分，共分粮食24122斤，每人平均430斤；共分人民币2574元，人平毛收入46元，从而调动了广大知青的积极性，发挥了他们在农村中的作用。大界、禾亭、麦地、水市高峰等知青点都采取了这种分配办法，落实了政策，安排好了知青生活，知青安心，家长放心。1974年4月3日，下放到下坠公社大岭山建场，安家落户的37名知青，建场初期，他们既要搞基建，又要忙于抢种花生、红薯，时间紧，劳动强度大，特别是下半年久晴不雨，水塘干枯，只能吃泥塘水、臭水，百分之九十的男同志，因水土不服，洗澡后，生牛皮癣，痒得要命。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产生畏难情绪。场领导班子及时组织学习毛主席“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教导，学习全国知识青年先进典型朱克家等扎根乡村干革命的先进事迹，以此激励知青扎根茶场。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锻炼人。到茶场九个月，与驻场贫下中农一道，在工交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建房，没有石头，自己开山炸石，缺少资金，他们自己动手烧石灰、自己动手砌猪圈、砌澡堂、建宿舍。他们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支建筑工程技术队伍，先后有14人学会了打锤、放炮、打泥砖；有多人学会用煤装窑烧石灰，共烧灰8窑，达48000余斤；多人学会砌匠基本功，建起了住房14间、食堂一栋、澡堂、猪舍7间。同时抢种花生30亩、红薯十多亩；收获花生2000多斤，红薯4000余斤。新垦水平梯田60多亩，种植无核蜜橘、梨等果树2400多株，茶叶苗15亩。
但是，1972年以前下乡的老知青，境遇就不同了，据1977年2月的知青办检查数据得知，有128人住房没有解决，153人生活困难。
十几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知青并未融入农村社会，他们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得到的结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四个不满意”是指农民、知青、知青父母和政府都不满意。不能融入农村社会，这是因为，大多数知青并非真正自愿，而是被迫成了志愿者；其二，与他们在城市上学时的条件相比，物质、文化和道德条件都严重下降，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自食其力，只好依靠父母或亲戚；其三，农村并不真正需要他们，而是把他们当成负担；其四，要求知青学习的是理想的农民，而现实中的农民与理想的农民相去甚远。这一代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他们的成长中，经历的社会试验、改革实践和政治变化，可以说是最多最多：正当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了“大跃进”和六十年代初的苦日子；正当求学长知识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正当走向社会求职定专业时，遇上了上山下乡运动；返城进单位，大多数又遇上了改制下岗；就连结婚生孩子，都遇上了计划生育。对于上山下乡，大多数人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敲锣打鼓赶到农村的。也只有文革期间，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实施。所以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不能脱离文革的背景，上山下乡所造成的后果，也只是文革动乱的恶果之一。现在，当年的知青大都已过了退休年龄。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除了物质生活，还需要精神生活。上山下乡是当年的知青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大家同生活、共命运，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与人生的其他阶段相比，许多人对那段生活的记忆最为深刻，因而也就更加令人回味。
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给这一代青年收获的是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留下的遗憾却是许多、许多……。
(作者系宁远县人民政府原副县长、党史联络组常务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