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周恩来笔谈：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

（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摘编自作者2015年3月4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党建研究会联合召开的“学 习周恩来同志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德座谈会”上的发言。）

感受周恩来的人格魅力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曲青山

说起周恩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名字、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他的人格魅力，被历史学家所褒奖，被人民所景仰，被文学家所称颂。被他的人格所吸引、所感动的人，有党内的，有党外的，有中国的，有世界的。“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这是人民表达的对周恩来的衷心爱戴，是发自内心的，是人民真情实感的流露。

我们常说，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件小事可以映照出一个人的品行和灵魂。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是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他的故事真是有太多太多。这里，我想从他的工作生活中，撷取几件小事，作为他人格魅力的缩影和见证，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和体会。

首先，对工作认真细致、极端负责的精神。周恩来对任何事情，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每做一件事，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甚至是一个很微小的细节他都考虑得很周到、很周全。比如，20世纪 60年代，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准备过程中，他多次指示：“要更周到、更细致、更妥善地全面做好安排。 ”当听说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 99%时，他仍叮嘱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他特别强调要搞好试验的安全保密，要求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相关规定，参与人员对家里人也要保密。他严格保密，对邓颖超也没有说这件事。在实施爆炸时，按照他的要求，确定了联络通讯所使用的暗语和密码。

其次，公私分明、从不搞特殊化的坚定态度。周恩来的工作和生活原则是，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首先做到；凡要求党员和群众不做的，他坚决不做。他经常外出自带茶叶。有一次在宾馆开会，由于公务活动已经结束，服务员端上来一杯茶水，他走时按价钱付了费。还有一次，周恩来要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顺便从西花厅去北京饭店理发，然后再去大会堂。当他理完发后，提醒司机说，从西花厅到饭店办的是私事，从饭店到大会堂才是公事，要司机记下来，按规定交费。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允许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有丝毫的特殊。

第三，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生活作风。周恩来一生十分节俭、节约，从不浪费。周恩来生前夜里和早晚起床总是穿着一件毛巾浴衣，时间长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一样，但他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一直穿在身上，就是不肯换掉。甚至出国访问穿的也是打补丁的内衣，一次访问途中，他的内衣脏了，被拿到我国驻外使馆去洗。大使夫人看到他陈旧的内衣后，流下了难过的眼泪。大使夫人责怪工作人员说：“原来你们就是这样照顾总理的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但是，她哪里知道，是周恩来不允许他们去给他添置新衣服的。周恩来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私人财产，他和邓颖超一生中的全部积蓄最后都交了党费。他与邓颖超生前相约，死后不保留骨灰，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这就是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从哪里来？我以为，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中来，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和品德修炼中来。在周恩来身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修齐治平”和共产党人磅礴的理想主义、献身精神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和统一。完全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中华民族的光辉典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楷模，他就是毛主席曾号召广大的党员干部要做的那种人，即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周恩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名片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冷溶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和精神楷模。他用自己的坚定信仰、优良作风和崇高品德，铸就了一座伟岸的丰碑，永远屹立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他的精神风范，内涵非常丰富，是一座精神宝藏，我们要不断挖掘，从中汲取力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关重要论述，我想着重就周恩来精神风范中体现出的“忠”、“严”、“实”这三个方面谈点体会。

第一，要学习周恩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要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心系党，心系国家，心系人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的。他明确指出，全党同志要强化党员意识，“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在这方面，周恩来堪称全党的楷模。

周恩来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年轻时，他经过对各种思潮的“推求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无论革命环境多么险恶，他的理想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他在弥留之际，唱的还是“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能实现”。

周恩来一生情系国家和民族。他在少年时代就立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和“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誓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按照中央决策，“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基础上，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全民族抗战。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府总理 26年，殚精竭虑，夙夜在公，鞠躬尽瘁。他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

周恩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大地之子”。他时刻关心人民的安危冷暖，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在他胸前常常别着的徽章上，铭刻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是他一生践行的宗旨。他心里装着亿万人民，人民也深深地爱着他。著名作家冰心曾感慨地说，周恩来是中国亘古以来赋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第二，要学习周恩来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优秀品德。“严”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突出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只有从严治党，严肃党内生活，严格制度约束，严明党的纪律，从严管理干部，作风建设才能不断提高，各项工作才能取得成功。在这方面，全党同志都应该向周恩来学习。

在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方面，周恩来堪称模范。他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严守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从不搞小圈子、小团体，在党安排的任何岗位上都竭尽全力工作，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严守党的工作纪律，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从不超越权限办事。在国外参加会议或访问，每天不管多晚，他都要向中央报告请示。他严守党的保密纪律，即使对最亲近的人也绝不泄漏半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对你说。

周恩来高度重视党性修养，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而且有具体的标准。这集中体现在他写的《我的修养要则》和《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这两篇文章中。他常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自勉自励，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党内生活中，他经常进行自我反思，带头进行自我批评，不断自我完善。他这种表里如一、严格自律的高尚品德，感染着每一个人。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与他会谈后曾感慨地说：“如果这个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那么，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严以用权是周恩来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他对党的责任担当。他长期担任政府总理，但越是身居高位，越怀敬畏之心。他曾说过：“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在国家经济还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不允许修建政府办公大楼，不允许翻修他住的西花厅。他退回家乡人送来的土特产，并附上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他反复要求党员干部要过“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给自己的亲属立下“十条家规”，不允许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特殊身份谋取利益。他就是这样，坚持廉洁自律，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第三，要学习周恩来实事求是的精神、求真务实的作风和以诚待人的品格。求真务实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各级领导干部“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要接地气、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抓工作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在这方面，周恩来为全党树立了典范。

周恩来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他号召大家“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要求大家在工作上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不沾染“浮泛与骄傲急躁的习气”。他提倡既要有“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是这么说的，也是严格这么做的。

周恩来抓工作深入细致、扎实具体，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既有超凡的远见卓识，又能够极为周密细致地考虑和处理问题，善于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听汇报时，他反对用“大概”、“差不多”、“可能”这种含糊不清的词，而要求用准确的数字说明问题。搞调研时，他深入一线，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做决策时，他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鼓励大家各抒己见。抓落实时，他强调“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做事情总是事必躬亲。

周恩来一生诚恳待人，关心同志，没有架子，实实在在。他经常说自己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一个普通劳动者”。与民主人士交往，他尊重对方，礼贤下士，被尊称为“周公”。他喜欢到群众中去，与大家打成一片，水乳交融。到剧场看演出，他总是在开演后悄悄地进场，不打扰别人。无论与谁交往，他那种平等待人的诚挚态度都让人感到如沐春风，沁人心脾。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曾经说过，她过去信过上帝，但“上帝是什么样的？我没见过，谁也没有见过。可是我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就是他这种崇高的精神在影响着我，使我由信上帝变成信共产党”。

周恩来，已经成为一个光荣的名字，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名片。在他的身上，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格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洋溢着浩然正气和独特的人格魅力，集中体现了党的领袖人物的精神风采，集中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周恩来的精神风范，最能感染人、激励人、鼓舞人、教育人，是弘扬社会正气、激发社会正能量的强大力量源泉。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用老一辈革命家们的精神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大力倡导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不懈奋斗！

坚强的党性 崇高的品格

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 虞云耀

周恩来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最难忘怀、最受教育的是他的坚强党性。这种坚强党性比金子还闪光，始终是激励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学习周恩来的坚强党性，我体会最深的有五个方面。

一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共产主义理想是周恩来毕生奋斗的目标，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认为，党员首先要有马列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要过思想关。“过思想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有“民族的立场”、“人民的立场”，而且要升华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以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自身党性的标志。周恩来的一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断改造自己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不断奋斗的一生。

二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周恩来深知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纪律“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指出，我们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尤其要警惕种种破坏和危害党的团结的行为。他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维护中央权威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有利于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的话和事他就说、就做，不利于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的话和事他就不说、不做。周恩来晚年病重，叶帅曾经交代周恩来身边的护士、警卫员，要他们把周恩来要说的话包括昏迷中讲的话，都记下来。结果直到周恩来去世，护士、警卫员交上来的都是白纸，他什么都没有说。他一生个人服从组织，为了组织牺牲个人，把一个共产党人的党性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有强烈的大局意识，多次强调干部要“照顾大局，相忍为党”。他有伟大的历史自觉，不顾个人的荣辱得失，通过大量艰苦的组织协调，把党内脾气各异、兴趣各异、志趣各异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他是遵守纪律的典范。总理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他平时 24小时带在身上，只有在出国时才把钥匙交给邓颖超。邓颖超就像接受保密任务一样把钥匙收藏起来。周恩来回国后，俩人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交接钥匙。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分管哪方面工作就看哪方面文件，绝不允许随便看无关文件。

三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无私奉献、廉洁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把自己当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胸前佩带的“为人民服务”徽章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他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要“永远做人民忠诚的勤务员”。逢年过节，他关心一线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饺子。得知北京公共交通拥挤，他就自己乘公共汽车，体验群众困难，寻找解决方案。1975年大手术之后，他依然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云南锡矿工人的健康。逝世前他专门交代：“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真正做到了他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这是人民对周恩来最真挚的感情。周恩来毕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只求奉献、不求回报。他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他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凡是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自己总是首先做到。他说：“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 ” 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邓颖超一生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

四是坚持原则、勇于担当，实事求是、严谨细致。周恩来是坚持原则的模范，他强调，干部要有革命热情和担当精神，敢于正视困难、努力解决问题。“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革命的热情，要有朝气，有干劲。革命热情一衰退，政治上就要蜕化了。”他要求把革命热情与求实态度结合起来，“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面对一些地方和干部脱离实际的做法，他指出，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或没有把握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是周恩来对国防科技工作提出的十六字方针，也是他自己工作作风的真实写照。他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政治经验，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险象环生的局面，既能大智大勇、处变不惊，又善于极为周密和细致地考虑和处理问题，把矛盾化解于无形。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既是国家建设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的卓越组织者，是毛泽东最重要最得力的助手。

五是始终以最认真的态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对自己在革命实践中发生的失误，从来认账，有些事终身检讨。“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周恩来给自己立下的座右铭。他常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他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他特别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常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思想改造的最好方式。”他强调要勇于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如果脸红脖子粗，不接受批评，就是没有修养”；思想改造首先要从自我批评开始，如果不能进行自我批评，不能严于律己，是没有资格批评和改造别人的。他常说，“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他心胸似海，越是功高如山，越是谦虚谨慎、虚怀若谷。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今天，我们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要实现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必须永远铭记、继承发扬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党性和优良作风。

从周恩来精神中汲取改革力量

中国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唐双宁

周恩来身上突出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的革命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崇高理想的完美结合，他是历代先贤和当代楷模的集中代表。他心中只有党、只有国家、只有人民、只有奉献，没有子女、没有骨灰、没有遗产，一生信仰坚定、襟怀坦白，严己宽人、崇德向善，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对比周总理，我们身上的差距太大太大，甚至根本不能对比。但在我的人生中，周恩来精神对鞭策我们推进国企改革起到过特殊作用。2007年 6月，中央把我从银监会副主席任上调到中国光大集团任党委书记、董事长。光大集团曾经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过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也积累了不少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和严重的历史亏损，为此国务院从 2003年开始启动对光大集团的改革重组，但由于情况复杂，改革重组工作将近四年的时间推不下去，造成市场日益萎缩，案件频发，人心涣散；社会上也流传着光大是“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的说法。这时把我派到光大，我没有思想准备，内心矛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是周恩来“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崇高精神境界鞭策了我。上任后，我听取意见，进行调研，谋划思路，同时同广大员工一起从周恩来精神中汲取力量。上任不久，作为一家央企，我们专门召开了纪念周恩来的座谈会，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周总理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一些老同志都赶来参加，我们共同追思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境界，当播放方明朗诵的《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时，大家泪流满面。对照周恩来精神，我们从内心认识到周总理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历经大风大浪，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而我们在和平环境下，面对一点困难，首先想到的是个人荣辱，感到内心有愧，在反思中坚定了把光大集团的改革重组推向前进的决心。此后我们在不同场合多次号召学习周恩来精神，到下属企业去宣讲，在天津周邓纪念馆建立中国光大集团思想教育基地，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研究周恩来，学习周恩来。

我初步把周恩来精神概括为十个方面，一是追求真理，信仰坚定；二是忠诚于党，忠诚谋国；三是坚持原则，严守纪律；四是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五是细致入微，一丝不苟；六是与人为善，宽以待人；七是甘于奉献，不计个人；八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九是自我完善，终身三省；十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拍案而起易，忍辱负重难。拍案而起是心的痛饮，忍辱负重是心在凌迟”。这是我对周恩来在十分复杂困难情况下深深的理解与敬佩。

正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周恩来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变精神为物质，在各方面支持下，历时 11年的光大集团重组改革工作最终完成。现在光大集团的资产总额达 3万亿元，是改革重组初期的 5倍；全年实现税前利润 450亿元，与改革重组前严重亏损的状况不可比。可以说，光大这个特殊央企改革重组的成功，除了其他因素外，周恩来精神对我们起到了相当大的激励鞭策作用。

我们党几十年来，产生了张思德、焦裕禄、雷锋、王进喜等无数榜样。那么，在高级干部中，周恩来，就是最好的榜样；在无数榜样中，周恩来，就是榜样中的榜样。

今天，作为高级干部和央企负责人，学习周恩来精神，我认为第一，要以周恩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精神，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现代知识，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好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第二，要以周恩来严守纪律、严守政治规矩的高度自觉为标杆，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第三，要以周恩来“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境界，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以处理复杂矛盾的智慧，在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敢于担当甘于奉献，打胜改革攻坚战。第四，要以周恩来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坚定立场和细致入微的严谨作风防范风险，守好国家的钱袋子，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五，要以周恩来克已奉公、严于律己的高度自律，严格要求自己并带好队伍，坚决同各种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第六，要以周恩来心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入群众之中，关心群众，为群众办实事。总之，周恩来精神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不竭精神动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有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打下的物质基础，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能在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中攻坚克难，一定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感动中国第一人

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原组长 李洪峰

周恩来是历史上少有的一生信念如一、操守如一、言行如一、表里如一的人。于右任曾经写过一幅联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周恩来是天地正气和古今完人优秀品德的最完美体现者。周恩来是感动中国第一人。

从根本上说，周恩来的高超领导艺术和优良领导作风，与他坚定的信念分不开，他一生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动摇，坚定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的信念不动摇，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动摇。信念的光辉照亮了他的一生。与他伟大的奉献分不开，他七十余年如一日，二十六年如一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经常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从来不知道疲倦。与他深厚的修养分不开，他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与多方面知识修养，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而且一生不停顿地学习，一生践行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一生坚持行重于言。他 1943年制定的《我的修养要则》，终生信守不渝。更与他高尚的品德分不开，他对人民、对国家、对领袖始终忠心耿耿，越是在艰苦环境下，越是在危难局面下，越是在重大转折关头，他的大智慧和浩然正气越是充分显现。纵观周恩来伟大光辉的一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领导艺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是贯穿其中的鲜明主线。周恩来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治党治国治军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宝贵思想财富。

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具有举轻若重，广大精微；求真务实，以诚持国；顾全大局，辩证包容；求同存异，坚定灵活；知人善任，依靠群众；谦逊实际，平等待人等重要特点。

周恩来日理万机，是举轻若重的光辉典范。郭沫若曾称赞周恩来“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把大量精力放在处理具体事务、具体问题上。有一次，一位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做？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周恩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管家，是政务最繁忙的人，但他游刃有余，举轻若重，无论是复杂问题，还是简单问题，都处理得自然流畅，井井有条，节奏分明，有声有色。中国有一句古语：“致广大而尽精微。”周恩来具有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博大襟怀，他的格局是广大的。他一生又养成了精益求精、细致入微的严谨作风，他轻中见重，以轻济重；小中见大，以尽精微而致广大。

以周恩来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解决粮食问题为例。根据周恩来工作台历的记载，从 1960年 6月至 1962年 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 115次。其中 1960年下半年 19次，1961年 51次，1962年 4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 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62年至 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 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 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 6处，批注数字 70处，批注文字 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周恩来的手迹。这些报表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周恩来极端负责精神的生动见证，也是周恩来举轻若重领导风格的生动体现。

周恩来有惊人的关注细节的才能。举轻若重，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举轻若重，既体现在他处理纷纭变幻的外交工作上，也体现在他处理繁重艰巨的国内事务上；既体现在他处理中美、中苏、中日等大国关系和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国际事件上，也体现在处理周边关系的棘手问题上；既体现在处理三年经济困难调整、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经济、政治、军事问题上，也体现在处理繁杂琐碎的日常工作上。

共产党人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

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周恩来邓颖超秘书 赵炜

2015年 1月 13日，习近平同志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这使我想起我们党内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周恩来总理的一些往事。

我是 1955年到周总理身边工作的，1965年起担任邓颖超大姐的秘书，在他们身边一共工作了37年。37年间，我和他们朝夕相处，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周总理和邓大姐在守纪律、讲规矩方面的表率作用。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周总理在和邓大姐相处过程中，严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规矩的真实故事。

周总理平时和邓大姐聊天范围很广，从一般老百姓关心的国家大事、书画戏剧到熟人朋友，家常话题无不涉及。但却从不会谈到一些没公开的机密事件，尤其是那些周总理认为邓大姐不该知道的事情。记得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周总理交代主管项目的负责同志说：这次试验，参加的全体技术工程人员要注意绝对保守国家机密，试验的种种情况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和亲友。这是纪律。周总理还当即表态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中央委员，但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对她说。”主管同志到试验现场后，向大家传达了周总理的讲话内容，要求大家严守保密纪律。由于周总理有言在先，反复强调要严守党的纪律，并且以身作则，所以，在原子弹爆炸前，没有发生泄密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消息透露出去。

后来，我有一次和邓大姐又聊起这件事，说周总理的纪律观念真强，并且总是能够带头遵守纪律。邓大姐说：“嗨，那算什么，当年南昌起义时生离死别，他走前都没跟我露一个字。”

邓大姐提到的南昌起义，发生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中共中央决定组织武装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这年 7月，党中央派周总理到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接受任务后，周总理一直没有告诉邓大姐要去南昌的事，直到走之前的那个晚上，他才对邓大姐说：“今晚要动身去九江。”至于去九江做什么，什么时候回来，周总理都没有讲。邓大姐也没有问。他们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

后来，邓大姐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邓大姐对我说：“恩来同志当然知道这次行动的性质，在那样的白色恐怖岁月里，每次生离都意味着可能就是死别呀。但是党的纪律不允许他透露一点信息，他就严格按照党的纪律的要求，一个字都不透露。”听完邓大姐的一番话，我很受教育，也很感动。

周总理和邓大姐在相处中确实像邓大姐所说的那样，常常是互相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规矩。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党的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他们在党的“纪律”和党的“规矩”面前，仍然毫不动摇地坚守党性原则。有一次，周总理出去开会，一天一夜没有回来。在周总理回来之前，街上的大字报和所传的小道消息里，已经透露了有关会议的内容。邓大姐对传言有些怀疑，所以周总理回来后，就问他有没有这件事。周总理听后马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看到周总理这么认真地追问，邓大姐就开玩笑地说：你参加会议，你有你的渠道，我有我的渠道，我联系群众，我也有我的“义务情报员”哩。听邓大姐这么一说，周总理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大家可以想想，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有什么机密可言啊，但是，就像邓大姐所说的“恩来同志仍然是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邓大姐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周总理和邓大姐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然而，党的纪律不允许说的话，不允许讲的事，他们仍然没有说。周总理和邓大姐把没有能够说出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很多人来看望邓大姐，谈到一些事情，邓大姐很吃惊地说：不知道啊。对方也很吃惊，问邓大姐：周总理知道的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邓大姐说：不要以为恩来同志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不该我知道的事情，他是从来不说的。

我曾经问过邓大姐，为什么你们能做得这么好？她说：“作为党员，恩来同志和我始终遵守着党的教导：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

这就是周总理，他不愧是共产党人中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

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毛主席为什么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呢？周总理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毛主席“特别把有纪律放在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周总理的这些解释，是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重要总结。

亲属不能享受特权，要做个普通人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

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管好亲属是重要的一环。用我伯父周恩来的话说：“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他曾经举例说过：“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所以，伯父多次说过领导干部包括他本人在内“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

我的伯父周恩来有兄弟三人，我父亲是三弟，比伯父小六岁。我家孩子多，经济上很困难，伯父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就用自己的工资来补助我家，直到我们兄弟姐妹陆续参加工作为止。伯父不但在生活上关心照顾我们，而且承担了教育我们的责任。

伯父对我们这些晚辈的教育，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决不允许我们享受任何特权待遇，就连特权思想都不可以有。另一条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而不能以个人利益为重。

说到第一条，伯父要求我们在外面不能讲与他的亲属关系，不能享受特权，要完全做个普通人。他常对我们说：“你们现在就是普通学生，将来参加工作，就是普通劳动者。无论上学、工作和生活，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不能依赖家庭。”他说：这就是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不同所在。

伯父对我们的教育多在细微之处。我上初中时住校，星期六看到有的同学家里有汽车接送，而我只能挤公交车，心里难免不舒服。回家后，我就对伯母念叨这件事。伯父知道后很严肃地对我说：“伯伯的汽车，是国家为了工作需要而配备的，不能用在私事上。”他不但不让我们用车，即使他接待外宾前到北京饭店理发的路程都让工作人员按里程付费。这类事看起来是小事，但伯父认为这些小事中往往包含着廉洁从政的大道理。

我参加工作后不久，从基层农村小学调动到区委机关工作。伯父知道后立即问我：“是不是因为人家知道我的身份而照顾你进城的？”我说：“不是。是区委搞运动需要党员，小学里党员很少，只得把我抽调上来。”伯父说：“哦，是这样，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也不能干涉你们基层组织的工作呀！但你还是要多在基层工作锻炼才好。”

20世纪 60年代，为减少北京人口，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政策：夫妻双方如一方在北京，一方在外地，北京的就要调往外地。当时我在朝阳区委工作，我丈夫在西安部队服役。1965年 6月，领导找我谈话做动员。我说不用动员，四个月后，我休完产假就调往西安。因为伯父经常教导我们，国家有政策，我们就应该遵守，就应该执行，没什么可说的，不能有任何特殊。就这样，我们在西安工作了五年，后来又去贵州遵义的山沟里工作了四年。伯父对我这样做很满意。

1974年初，我丈夫接到部队上级调令回北京，我没有调令，就没敢想一起回京的事。临行前，我陪他向部队领导辞行，部队领导奇怪地问我为什么不一同调走？我说我没有调令呀。他们想当然地说：“你回北京安排个工作，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还要什么调令啊？”我说，我从来不走“一句话”的路，只能按组织手续办事。就这样，我最后是按随军家属的正常手续调回了北京。即便如此，我们去看望两位老人时，伯父还是严肃地问我：“你离开北京工作已经九年了，现在回到北京，是不是照顾到和我周某人的关系，才回来的？”这时我伯母在旁边提醒道：“恩来呀，你别忘了，人家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军人家属，她是随军调动回来的。”伯父这才放心。

说到第二条，伯父经常对我们说：“我们参加革命几十年，随时随地都在准备可能的牺牲，从来没想到过取得政权后还当个什么官。想起几十年来那么多战友与同志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牺牲，我们能够活过来就是幸存者，我们要替那些牺牲的同志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还有什么权利去考虑个人利益，还有什么权利不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呢？”

1961年，我二弟秉钧高中毕业准备报考清华大学，同时空军到学校招收飞行员，他也已入围参加体检。一天伯父找他谈话，问：“万一体检不合格，当不成飞行员，就去服兵役，不上大学，怎么样？”秉钧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不能理解。伯父对他谈了国家形势：“今年农业受了灾，需要很多劳动力。国务院研究后认为，今年的复员军人都要回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入伍，就可以少抽或者不抽农村劳动力去服兵役，这就支援了农业生产，也减轻了农村的负担。”就这样，秉钧放弃了考大学的志愿，愉快地参了军。1965年，伯父又支持四弟秉华不考大学，参了军。三年后，他复员回到北京工作，先做普通工人，后来当了干部，并成为先进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青年学生的最好选择就是上大学，似乎只有考不上大学才会去当兵。而伯父一直要求我们根据国家的需要作出选择。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号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1968年，我 16岁的五弟秉和，15岁的六妹秉建，分别去了延安农村和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伯父对此积极支持。1970年底地方征兵时，他们经基层组织推荐，通过正常手续入了伍，高兴地来向伯父伯母报告。当时，大学不招生，最好的出路是参军。那时，解放军不但威望高，并且入伍后生活上也可得到极大改善，因此青年们都以参军为荣。但五弟六妹没有想到的是，伯父却要求他们脱下军装，回到农村，回到牧区！伯父谆谆教导他们说：“越是困难越是不能离开基层，越要带头坚持在农村牧区，作个普通农民和普通牧民，把参军的机会让给其他知识青年和青年农民、青年牧民。”就这样，他们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还是服从了伯伯的要求，坚持留在农村和牧区，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伯父始终认为，“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伯父多年的言传身教，在我们的思想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我们深切地感到，越是与伯父关系亲近的人，他对你的要求就越是严格，越要按照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形势的需要去做，到最基层、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去做个普通劳动者！这就是伯父一贯的“亲者严，疏者宽”的原则。伯父对我们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委屈，相反为有这样一个伯父感到骄傲。

习近平同志说：“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我想，伯父离开我们 39年了，人民依然怀念他，崇敬和爱戴他，正是印证了这个道理。

传承：从家乡人角度体会周恩来精神

中共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

1898年，周总理诞生于江苏淮安，并在这里学习生活了 12个春秋，淮安人民一直以此而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提到周总理，我们每个人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幅幅动人感人的画面，他把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奋斗目标、精神境界、思想作风形象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塑造了一个伟大、高尚、纯洁、完美的人生，赢得了全国人民广泛衷心的爱戴和深切持久的怀念。周总理的精神风范，是共产党人党性修养和中国传统美德的完美结合，也包含着淮安优秀历史文化的积淀，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丰富的时代性和广泛的人民性。不管时空如何转换，周恩来精神总能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引起共鸣、永续传承，历久弥新、香远益清。习近平总书记 2009年在淮安调研考察时指出，“像周总理这样的一代楷模，是党政干部学习的榜样。要学习他做人的风范，首先是做人，其次是做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再就是做一个革命家”。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对淮安代表强调“把周总理的家乡建设好，很有象征意义”，寄予了对淮安发展的厚望，饱含着对周总理的深情。

作为周总理家乡的干部，在学习实践中，我对他的崇高精神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认识：

一是周总理始终坚定信念，具有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周总理从小就树立了追求真理的伟大志向，年仅 13岁的他即庄重地表达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坚定信念。随后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他曾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无论是战争年代面对革命受到挫折、敌人血腥镇压，还是建设时期面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自然灾害或经济建设遭遇严重困难，他的理想信念都坚如磐石，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从未改变，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在任何艰难困苦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铿锵誓言。

二是周总理始终牢记宗旨，具有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早在 1929年，周总理就在“九月来信”中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并在一生中模范践行。周总理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他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时刻牵挂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毕生履行“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诺言，为党和人民事业夙兴夜寐、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总理最真挚的感情。

三是周总理始终真抓实干，具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周总理一生是求真务实的一生。他反复倡导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倡导“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求实效”，创造性地发挥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工作中，他也总是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方法的灵活性统一起来，善于在务虚与务实、目标与步骤的统一中扎实工作，是我们党求真务实作风的生动典范。

四是周总理始终严以律己，具有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周总理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和亲属，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提出了“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当他得知家乡政府对其旧居中的危房进行简单维修后，立即加以制止，并用自己的工资支付了维修费。他再三告诫亲属，不得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不准组织参观。他还带头与传统世俗观念决裂，自己出钱请人把自家的祖坟用地改成了耕地。他清廉自律、一尘不染，两退家乡政府送到北京的特产茶馓，还附上了党中央关于严禁请客送礼的通知，在家乡干部群众中产生强烈的震撼和反响。他亲自做工作，动员已在北京工作的侄儿回到家乡当了一名普通的教师。对居住家乡的亲属，他经常用自己的工资接济，从来不肯增加地方政府的负担。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周总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