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抗日英烈·左 权
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于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殉职
左权(1905-1942)，乳名自林，号叔仁，字孽麟，在学校曾用名“左纪权”，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黄猫岭村(今醴陵市新阳乡黄猫岭村)人。出身贫寒，世代以租佃地主土地耕种为生，2岁丧父，主要靠母亲劳作支撑家庭。8岁入塾启蒙，9岁就读于醴陵县第八国民小学，14岁考取醴陵县北区联合高小，1922年春考入醴陵县立中学。在县立中学读书时，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校进步组织社会问题研究所，通过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读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从此立志投身改造社会。
1924年3月，左权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程潜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11月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左纪权编入第一期第六队，深受周恩来器重。在黄埔军校中共特别特别支部的关心教育下，他思想上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1925年1月，左权经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亲自为他主持了入党宣誓仪式。从此，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他以后近20年政治生活的准绳”。他与蒋先云、周逸群、许继慎、李之龙、陈赓等人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重要人物，通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坚决斗争。此时，左权开始步入军事生涯，在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中，作战英勇，曾任黄埔军校学生军(党军)教导团排长、连长。6月回师广州后，左权又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战斗。7月，在程潜攻鄂军(后来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卫队任连长。10月，参加了彻底消灭陈炯明的第二东征。
由于作战勇敢，忠于职守，左权于1925年11月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杨尚昆等为同学。1928年转入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与刘伯承、伍修权等同学。左权学习刻苦，善于思索，“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在苏联近五年的时间内，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军事理论课程。
1930年6月，左权与刘伯承、陈启科等一道奉调回国。9月经厦门、龙岩进入闽西苏区，初任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竭尽全力加强新型人民军队的教育和训练，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为红军培训了200多名基层干部。11月，当选为闽西工农革命委员会常委，12月初任红新十二军军长。1931年初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5月升为参谋处长，开始显露出较强的军事指挥才能。12月，受中央军委派遣前往宁都附近的固村圩，协同王稼祥、刘伯承从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举行宁都起义的联络指挥工作。随后担任红军第五军团(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第十五军政委。
1932年3月，第十五军在毛泽东统一领导下东征福建漳州，并担任前锋。4月初左权率部消灭了龙岩前哨之敌，有力地配合了红一军团歼灭福建军阀张贞两个旅的战斗，解放了闽南重镇漳州。25日，任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6月，胜利完成东征漳州的战略任务后率部回赣南，却遭受了左明“左”倾路线的迫害，被撤销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职红军学校任教官。此段时间，左权翻译了《苏联红军中党的工作教训》、《苏联国内战争中之红军》、《苏联国内战争的教训》等文，撰写了《军语解释》等供红军学校学员和干部学习，对提高红军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3年1月，左权被中革军委调到总参谋部第一局(作战局)任作战参谋，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特别在黄陂歼灭敌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的战斗中，他确定这次战役的伏击地点、兵力部署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保证了作战的胜利。3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代参谋长。12月，被正式任命为红一军团参谋长。这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战斗频繁而且极为艰苦。即使几天几夜不睡觉，他也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和暴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左权和聂荣臻等率红一军团为前锋。11月，他们率部控制了广东麻坑九峰山要道口，苦战数日，掩护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顺利越过粤汉铁路，渡过湘江。12月在攻打贵州施秉城时，左权身先士卒，指挥果敢，行动迅猛，一举攻占施秉城，保证了大部队的顺利通过。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正确领导下，左权参与指挥红一军团四渡赤水、抢夺娄山关和两攻遵义城的战斗。5月，在强渡大渡河作战中，左权任右纵队司令员，率部在崎岖的小路中轻装疾行，出敌不意地直取小相岭隘口，攻下越西县城，随后急行140里越过晒经关，攻占了大树堡渡口，以佯装之态势转移了敌军对安顺场方向的注意，成功地掩护了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师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最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泸定桥，甩掉了尾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6月，率部与红四方面军队会师后，继续北上，最先越过草地。9月，与聂荣臻指挥红二师攻占腊子口天险。10月进占陕北吴起镇，与徐海东等率领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1月，参与指挥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为红军到达陕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5月，左权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不久，他帅部西征陕甘宁边境地区和南下策应红二、四方面军，曾先后在甘肃东部的曲子镇、马岭歼敌2000余人。9月，率部进入甘肃静宁、会宁地区，攻克会宁县城。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11月中旬，左权，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一部在山城堡完成了对胡宗南第一军第七十八师的包围。21日发起总攻，经过一昼夜激战，歼敌2个团，胡部的另几个师也被红军兄弟部队击败。山城堡一仗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进犯，稳定了陕北的局面。刘伯承说：“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成第十八集团军)，左权任副参谋长，肩负协助朱德、彭德怀谋略抗战军机的重任。9月，左权随八路军总部于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不久，参与指挥平型关战役，首次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11月，参与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的军事战略会议，研究部署开辟五台、晋西北、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
1938年2月，日军4万人分三路进攻临汾，与八路军总部遭遇。在左权指挥下，总部人员坚持战斗，待后续部队赶到，击退了日军多次冲锋，争取到了三昼夜的时间，使数十个村庄的群众安全转移，使国民党在临汾、洪洞的军政机关顺利撤退，并使八路军在临汾的军需物资大部分转运出去。4月初，日军3万余人对山西晋东南地区发动九路围攻。左权根据日军兵力分散的弱点按照总部的部署，在内线以游击战牵制、袭击日军，将主力部队调到外线寻找歼敌战机，4月15日光复了武乡县城，16日又在武乡县长乐村布下口袋阵，全歼日伪军3000余人。随后，他率军在张店再歼敌1000余人，收复辽县、黎城等18座县城，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奠定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基础。
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此时，朱德、彭德怀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由左权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为了加强军队建设，提高指挥能力，是年冬，左权主持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作了重要讲话，并起草了八路军各级司令部(军、师、旅、团)暂行工作条例。随后又翻译《苏军参谋业务》，要求参谋人员既要重视我军实际，又能从别国的经验总结中得到启发。他还根据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结合华北敌后抗战实际情况，先后发表了《论敌人大举围攻晋察冀边区及晋察冀边区反对敌人大举围攻斗争之经验教训》、《埋伏战术》、《坚持华北抗战》、《袭击战术》、《论华北战局形势的特点和坚持华北抗战工作中作战指导与组织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等文，论述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游击战的战术原则。他又总结了我军反“扫荡”的经验，写了《坚持华北抗战两周年之八路军》、《“扫荡”与反“扫荡”的一年》等文，分析了进行反“扫荡”的形势与作战方针。这些著作对宣传党的抗战方针政策，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素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9年4月，左权在潞城县北村与刘志兰结婚。7月，他率领八路军总部机关直属队强渡漳河，进驻武乡县砖壁村。10月，左权调集部队将在北岳地区进行冬季大“扫荡”的日军主力包围于黄土岭，歼灭其900余人，击毙日军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并撰写了《从打死阿部规秀中将说到日寇围攻晋察冀边区》一文，及时总结了八路军取得胜利的经验。1940年2月，他兼任八路军总部在太南地区成立的第二纵队的司令员。
1939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与冀察战区鹿钟麟、石友三部纠集在一起，扑向太行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上旬，身兼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的左权，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挥部队在平汉路东西两侧发起自卫反击战。经四天四夜激战，击溃了石友三顽军的进攻，全歼朱怀冰等10个团，分催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巩固了太行抗日根据地。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的总指挥所设在武乡县王家峪村。左权协助彭德怀全力投入作战指挥，将战役的整个部署安排的细致周密。连北平日军的报纸也说：“此次华军出动之情形，实有精密之组织。”左权不仅谋划整个战役的组织、参谋工作，而且还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在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他协助彭德怀出色地指挥了关家垴役，歼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千余人。左权撰写了《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新胜利——从正太破击战到关家垴歼灭战》等文，进行了及时的总结。
1941年11月，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5000余人向黄崖洞进攻，重点目标是1939年由左权亲自筹划建立的兵工厂。兵工厂每月可生产装备四个营的步枪和掷弹筒，曾被朱德称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左权领导八路军总部特务1300余人，顽强坚守阵地，机智勇敢地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此仗日伪军损失千余人，敌我伤亡之比为6:1,“开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记录”。中央军委认为，黄崖洞保卫战是“最成功的一次，不仅我受到损失少，同事给了敌人数倍杀伤，应作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左权以高超的军事素养和军事理论功底，对八路军的军队建设、军事理论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与刘伯承合译的《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与1924年被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列为步兵战术教育的基本教材，并要求“今后本军关于现代步兵战术的研究，均应以此为蓝本“。左权对战术问题特别是游击战术的研究颇有创新，”为中国著名的额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其军事著述的突出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结合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阐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军事思想原理。在八路军的军队建设中，他对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部队训练、军队政治工作、军民关系等，都有独到的建树和巨大的成就。左权善于思考、勤于笔耕，撰写和翻译了诸多颇具影响的军事著作。仅在华北敌后五年间即译著共20余万字。周恩来说左权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朱德谓之为“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1942年2月，日军发动了以山西东部边境辽县麻田八路军总部为目标的“二月大扫荡”，左权指挥仅有的一个警卫连，与上千日军激战两个多小时，重创日军。5月，日军调集3万余兵力，再次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形势空前严峻。八路军主力部队当时已转出外线，合击圈内能够应敌的兵力很少，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械部、军供部以及新华日报报社等尚处于敌军的合击圈内。鉴于敌我兵力对比悬殊，彭德怀、左权等连日开会研究对策。左权提出：在敌军分路合击时，乘隙钻出合击圈，当日军扑空撤退时，伺机歼其一路至几路。一切部署完毕，八路军总部各部门于5月23日奉命转移。
24日，日军合围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和左权迅速指挥总部与直属队向东转移。由于后勤部门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致使数千人马阻滞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十字岭一线，25日遭到数万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包围。彭德怀、左权果断决定分三路突围，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催促彭德怀赶快转移。此时，日军缩紧了对十字岭的包围圈，日军的炮火对准东山坡上的人群猛轰，飞机在上空盘旋投弹，天上、地下火网连成一片。黄昏时，总部机关终于跳出日军的合围圈，当左权领导的队伍冲向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的时候，一发炮弹落在他身边，他不顾危险，高喊着让大家卧倒。但第二发炮弹旋踵而至，左权的头部、胸部、腹部都中了单篇，这位智勇双全、才华横溢的八路军高级将领，血染太行，以身殉国，时年37岁。
英雄去逝，山河同悲。周恩来指出：“左权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朱德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将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的清漳吐血花。”为了纪念左权将军，根据太行人民的请求，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批准，1942年9月18日，辽县党政军民等5000余人举行了辽县易名典礼。从此，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太行人民选址半年，在河北涉县石门村北精心修造了晋冀鲁豫抗战殉国烈士公墓，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左权将军纪念塔的正面刻有朱德总司令悼念左权将军的题词，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撰写和手书《左权同志碑志》。镌刻在左权将军纪念塔的左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河北省邯郸修建了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晋冀鲁豫烈士陵园。1950年10月20日，左权将军等八位烈士的忠骨移灵此园。左权的陵墓用青石建造。墓前是高大的牌楼，树有墓碑一座，周恩来亲笔书写的“左权将军之墓”刻在汉白玉石碑的正面，碑后刻着周恩来1942年6月所写的《左权同志精神不死》一文的节录。石碑东面刻有朱德悼念左权之诗，西面则为彭德怀撰写的《左权同志碑志》。牌楼门柱是谢觉哉手写的对联：“大节忠贞彪史册；正气磅礴壮山河”，横批“人民共仰”。陵墓的对面，建有一座富有民族风格的左权将军纪念馆，由徐特立亲笔题写馆名，馆内陈列着左权各个时期的遗像、遗物和遗作，反映了左权一生光辉业绩。
左权同志牺牲以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对左权同志的母亲倍加关怀。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钱之光汇款，叶剑英设法从香港转道寄来资金，接济左权母亲的生活。朱德总司令又指示所有南下路过湖南醴陵的部队，都要派人去看望左权同志的母亲，第四十军军长罗舜初第一个代表总司令和全军将士向左权的母亲致谢。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同志专程去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在左权墓前脱帽致哀。1957年6月4日，周恩来亲自到左权墓前凭吊。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题词：“怀念左权同志”。1985年醴陵市为左权建亭立碑，将左权将军塑像立于市内烈士陵园中央，邓小平同志为此亲笔题写了“左权将军纪念碑”。1988年，中共中央军委正式确认左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
(周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