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荣：毛泽东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和确立的重大贡献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说：“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岳麓书院考察时，驻足“实事求是”匾额前，作出“岳麓书院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策源地和有重要影响的地方”的重要论述，这一全新定位，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值得我们就实事求是作更深刻的理论探索和历史溯源。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漫长时间，过程坎坷曲折，毛泽东的求学及革命斗争实践，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永载史册的重大贡献。
在湘学士风影响下的成长和求学历程中，传承实事求是的风骨血脉
实事求是是开启毛泽东人生的一把钥匙，他从小就受到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众朴实观念的影响。生活在旧中国韶山农村靠种田为生的农民群众，大多克勤克俭、厚道朴实。少年毛泽东深受这种朴实观念的影响。他从6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特别是十四五岁时，他成天与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犁、耙、栽、割，全套农活样样在行。长工们常对他说，种田种地、侍弄庄稼就要实实在在，来不得半点花架子。这段经历，磨砺了他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的性格，在其心路历程中算是实际、实在等朴实观念的萌芽。
从朴实观念出发，毛泽东深感旧社会的种种不公，从而要反抗黑暗的现实并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少年毛泽东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他对农民的实际疾苦体会很深。毛菊生是毛泽东父亲毛顺生的堂弟，家境贫苦，靠着7亩水田勉强度日。在毛菊生最困难的时候，毛顺生乘机买下了这片水田。毛泽东与母亲知道后极力反对，但反对无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谈到这件事时说：“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贫苦农民的道路。”上学后，少年毛泽东最爱读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他发现这些小说中，农民屡屡遭受不平等对待，于是反抗者成了他心目中的英雄。当他在旧小说里关注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同情那些被逼走投无路的百姓。1910年4月，长沙发生饥民暴动，到巡抚衙门请愿的饥民被当场打死14人，这件事令他极为痛心，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敢于揭露并深刻分析当时黑暗的现实，能走入现实，又能走出现实，从现实出发找出路、寻答案。
从哲学层面毛泽东开始对湘学和新学的实事求是观念进行深入思考，培养了他唯实、唯理、唯行的风骨。1910年秋，毛泽东立志出乡关，离开闭塞的韶山，考入湘乡县东山小学堂。在这里，他目观了1907年嵌刻的《东山书院记》石碑，碑文极尽“文教育人、来轸方遒，湖湘奋起、共拯时艰”的愿景，其“用能实事求是，以称雄于五大洲”的呼声振聋发聩，催人奋进。1911年后，他先后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在此期间，他还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自然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实事求是”源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指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湖湘士人用经世致用加以阐释。一心修学储能的毛泽东两次寄读于岳麓书院，对讲堂正门悬挂的“实事求是”的匾额留下深刻印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工作的8年时间里，这一规定无疑在他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深深影响着毛泽东。他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毛泽东认识到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他认为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1917年暑期，他邀了萧子升外出“游学”，历时1个多月，走了900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写了许多笔记，同学说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进行过几次，从中可以追溯他一生注重调查研究的源头。1917年护法战争期间，一支3000多人的溃军在湖南一师南面附近徘徊，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组织学生，展开了平生第一次军事行动并取得了胜利，使长沙免于一场兵灾。事后，人们称赞他“浑身是胆”。他的大胆并不是蛮干，而是基于对情况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虑。一边受湖湘文化滋养，一边在哲学、伦理学的王国里遨游，毛泽东认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要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他登报征友、游学访贫、探讨交流，在治学方法上，已经否定了埋头故纸、皓首穷经、脱离实际的学风。湖湘文化崇尚务实的传统，在他的求学环境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涵养了他注重现实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的性格。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性尝试中，丰富实事求是的深刻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把握本原——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统一的哲学理解。五四运动前期，毛泽东的思想中有一个最突出的根本点，就是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它的意思，是在面对万千事物时，要从大处着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以后，他也常强调要善于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他把本原通俗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认为拯救中国也必须从寻求本原开始。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毛泽东的本原思想，清晰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即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认识事物的规律，再将规律性的认识转化为实践——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实事”中的“是”，用“是”来指导实践活动，这正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哲学理解，是一种典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注重实际——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一致的智慧选择。在湖南一师的日子里，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很多是湖南一师的学友，包括有些已毕业的。他们大多是杨昌济的学生，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历经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转变。他用心阅读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热心地搜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本共产主义书籍，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实际。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文章赞扬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思想活跃，同时指出那时思想界存在的自大、空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孔子为中心等弊端，批评那时的思想“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在留学成为时尚的风气中，毛泽东坚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国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学习外国。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写长信给周世钊，谈国内研究和出国研究的先后等问题。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是毛泽东对东西方文明、国内外现状理性思考后作出的选择，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智慧。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奠基初心使命——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相符合的执着追求。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并聘请他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他在传播和研究这股新思潮时，把近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社会变革归结为一点：“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过去他一直着重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很少注意决定精神观念的社会物质基础。在五四运动大潮的有力冲击下，他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他开始转向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他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以往，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里，总是极力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出世，担当起改造人们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个“透底的变化”了。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为此，他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联合起来，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进行抗争；号召学生、教员、妇女各界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变化。成立新民学会、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创办《湘江评论》、发动驱张运动、创办文化书社、成立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党的一大召开前，毛泽东已经具有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在党的一大会议上，他不像其他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代表那样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大谈理论，而是“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在联系实际思考和消化其他人的意见。此时，他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坚信一切正确的认识来源于客观实践，并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坚持一切从现实实际出发，赋予了实事求是更加丰富的内涵。
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中，熔铸实事求是的磅礴力量
党的一大后，毛泽东时时从实际出发，在湖南开始他建党初期的革命活动。他创办平民主义的自修大学，并申明“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同时，他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穿着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一些先进分子入党。在学生中，他足迹到过自修大学、湖南一师、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等，都有发展党员或建立支部。1922年2月，中共湖南支部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毛泽东历来不尚空谈，依靠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这些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为后来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毛泽东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罢工10次，胜利及部分胜利9次，失败1次。从实践中，他获得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为此，在党的三大上，陈独秀总结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在工人运动力量相对薄弱，而军阀的统治过于强大的事实面前，毛泽东特别看重农民运动的力量。他意识到，只有少数党员，且无钱、无枪、无地盘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与号称拥有几十万党员的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民族运动并使自身获得大发展。192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介绍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在讨论中，毛泽东以事实为依据，从革命形势的实际出发，与多数代表一起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大会最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党的三大后，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他在会上强调的“任何革命，农民都是最重要的”，被后来的历史充分验证。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成了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党内。面对着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出决断时，毛泽东历来主张从调查研究入手，把事实先切实地弄清楚。从1927年1月4日开始，毛泽东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形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农民运动“好得很”的事实，纠正了“农运糟得很”的议论。
在革命危急关头，毛泽东高举武装起义的旗帜，实行了“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实际结合。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公开被迫转入地下，形势陡然发生逆转。8月7日，毛泽东出席在中共历史上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他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会后，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领导秋收起义。秘密回到长沙，他首先对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认真调查。他将调查结果向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的旗子已经变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带着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打国民党左派旗帜。他在中共中央对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实行党的八七会议制定的总方针还存在疑惑和迷茫的时候，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能旗帜鲜明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与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充分显示出他过人的胆识和实事求是精神。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起义部队遭受巨大损失，进攻湖南中心城市长沙的计划显然已经无法实施。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由于毛泽东对客观形势的清醒判断，果断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保存了革命力量。在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凭借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深入了解，适时地改变策略和方向，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没有走过、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没能提出的正确道路。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从领导革命斗争的成功实践中感受到实事求是的磅礴力量。
在与党内“左”倾、右倾错误的斗争中，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底线
坚持从实际出发，敢于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管局势怎样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遇到问题，他从不满足于枝枝节节的解决，而是从大本大原上去探求，这是他之所以能够不断提出创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他的认知高度，各种争议也就无法避免。争议有的发生在红四军内部，有的发生在同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争论。会议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意识到，争议的背后其实潜藏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另一种则是从主观愿望或书本上的现成结论出发。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思想，复职后的毛泽东，在军内外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等8个决议草案，在1929年12月底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获得一致通过。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决议提出纠正“唯心观点”的方法之一就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寻乌进行了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整理出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同一个月里，他写出了《调查工作》一文，即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这是他多年从事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
在与“左”倾冒险错误作斗争时，毛泽东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处置，努力减轻危害。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与毛泽东坚持先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形成根本对立。尽管如此，毛泽东在执行中共中央决定时，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从而避免了红军遭受大的损失，并在斗争中继续得到发展。当进攻长沙失败后，又陷入严重争议的处境时，他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纠正部队内部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的情绪，把红军的行动引入正确轨道。到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总人数已达4万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统一了指挥，革命根据地也明显扩大，从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作战创造了良好条件。
遵义会议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观的胜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的胜利。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可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又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而且比之前的“左”倾错误持续时间更长、危害更大，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并在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将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毛泽东在处境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尽管因此遭受严厉批判，甚至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毛泽东依然毫不隐讳自己的看法。他断定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从赣南会议到长征开始，长达3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受到来自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这种严峻的考验下，毛泽东凭着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坚守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自己的贡献。利用这段时间，他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事实不断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失去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中央红军以极其惨重的代价突破湘江封锁线，中央的多数负责人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所致，开始重新考虑毛泽东的建议，改变原定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此后，毛泽东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军事战略方针，采取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其间，他与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等右倾思想以及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坚持北上方针，引领红军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对党的历史经验系统总结中，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写下的《实践论》《矛盾论》，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红军到达陕北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全民族抗日战争转变。面对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哲学总结，写下《实践论》《矛盾论》两篇重要著作，这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阐释。从遵义会议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全面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十分必要。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实事求是”作了经典的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同年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初步统一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思想，全国各地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为全党普遍整风作了准备。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在全党普遍整风的基础上，从1943年9月起，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因此，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及其影响，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强调，检讨王明的错误，要用“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自我批评的方法”，“要避免历史上错误的斗争方法”。
在党的七大上，正式确立实事求是为党的思想路线。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决议》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七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延安整风运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纠正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隆重举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写入党章，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式确立。之后，为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屡经历史和时间的考验，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与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