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在“红军长征与湖南”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浅谈“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

——在“红军长征与湖南”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杨泰波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来到通道这个重要纪念地举办学术研讨会，追忆那段坚苦卓绝、举世无双的壮丽史诗，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重温伟大的长征精神，有讲不够的话题、表不尽的敬意、道不完的感悟。

今天，我只想就8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讲一点个人的认识，也就是对“通道转兵”历史地位的认识。其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我感到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太少、宣传太少，甚至一些重要的党史文献也很少或者没有提到这一重大党史事件，以至人们对它的了解太少、认识太少。在此，我要郑重呼吁：广大党史工作者特别是有关专家，以对党的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对“通道转兵”的史实进行深入挖掘和深度研究，尽快对这一重大党史事件作出科学结论，给它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关于“通道转兵”的历史地位，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伟大历史转折的序幕从这里开启

众所周知，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进而是一个党的命运，最终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但是，任何事物的嬗变都不是一瞬间完成的。作为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绝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突然发生并达成预想的结果，必然有一个酝酿、准备的过程，一个量变积累的过程。正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此前经历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等重要准备过程一样，遵义会议所实现的伟大转折，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就是其重要的酝酿准备过程、量变积累过程。如果把遵义会议比作“一朝分娩”，那么在它之前的这几个重要会议就是“十月怀胎”。

通道会议是1934年12月12日，在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折损过半，蒋介石集结近20万重兵在红军原定进军路线上布下多重包围圈的危急情况下，中共中央负责人举行的一次临时紧急会议，主要讨认论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作为军事上的主要决策者博古、李德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毛泽东同志据理抗争，他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力主放弃原计划，改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并得以通过。当晚19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报，13日，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西进，把几十万敌军统统抛在身后，蒋介石在湘西“口袋”式围歼红军的企图破灭。这就是通道会议作出的“通道转兵”这一中央红军摆脱险境的唯一正确抉择。从此，党领导红军从一次危机四伏的被动撤退，变为一个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起点；将一段险象环生的跋涉，变为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人们常说，万事开头难。任何一项重大行动最难的是迈出第一步。通道会议作为伟大转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决定红军命运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无疑具有特殊的开创性意义和“破冰”意义。完全可以说，通道会议是伟大转折的先声，是遵义会议的前奏，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后来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

第二，终结党内“左”倾错误统治在这里迈出了关键一步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左”倾冒险主义已经在党内统治了近三年时间。“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米夫起草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加上王明写的小册子，给中国共产党强加了两个100%，即100%的布尔什维克、100%地忠实于国际路线。党内的各种大小事务、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同意，或者干脆由共产国际包办。特别是在军事战略指导方针上，盲目以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为中心。这两个100%给惨淡经营的苏区和红军几乎带来100%的损失。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后，党内和红军指战员中不断滋长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在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写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这种思想情绪很有代表性。一些同志开始不再相信“左”倾领导者的军事指挥了。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同志利用与张闻天、王稼祥同志一起行军的机会，与他们坦率交流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看法，统一了他们必须与错误路线坚决斗争的认识，并通过张闻天同志争取周恩来同志从“左”倾领导层转向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使得党内军内拥护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从而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得以通过，这从实际上否定了“左”倾领导层的错误军事指挥，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尤其是毛泽东同志鉴于以往的正确主张多次被“左”倾领导人拒绝，他意识到，如果没有彻底否定“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问题还是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红军就难以打开局面。所以，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要反省过去红军惨败的主要原因。当然，为避免急于争论而影响转兵大局，他提出在适当的时候再清算那些错误的思想障碍。这为遵义会议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埋下了重要伏笔，为终结“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第三，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在这里开始奠定

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是红军之大幸，党之大幸，国之大幸。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的，“如果没有毛泽东，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毛泽东同志的核心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确立的。这一地位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32年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被撤销了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仅保留了一个中华苏维埃主席的头衔。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频频失利，湘江血战更是付出惨痛代价，面对惨重失败和暗淡前程，“抬头望见北斗星，红军想念毛泽东”，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和广大指战员又把希望重新寄予曾经率领他们胜利地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领导红军打了许多胜仗的毛泽东同志身上。

难能可贵的是，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同志一直以高度的责任心在坚持为党和红军审时度势独立思考，不断向中央领导者提出正确主张，也一直坚持在长征途中与同行的张闻天、王稼祥同志充分地交流沟通，促使他们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利进行深度反思，争取他们认识到错误领导的危害和改变错误领导的必要性，团结他们共同力挽危局。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通过张闻天同志传递给了“三人团”中的周恩来同志。在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非常时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建议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博古、周恩来同意召开通道会议。其时不是党的领导核心成员的毛泽东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以最大的历史勇气和远见卓识，明确提出了与“三人团”中博古、李德完全不同的意见，建议转兵西进贵州。他的正确主张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被会议所接受。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李德、博古的权威。通道会议，对于毛泽东同志重新被接纳成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成为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地位的一个关键性的转变。这次会议实质上已经实现了军事指挥权的变更，毛泽东同志重新参加军事指挥，获得对党和红军战略问题的发言权。由此开始，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军内的权力和地位逐渐提高，从而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打下了基础。可以说，以党内正式会议的形式，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基于通道会议，完成于遵义会议。

以上几个方面，足以说明“通道转兵”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地位。我觉得对此应当理直气壮地宣传，逐步在党史界和全社会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