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峰丨林伯渠：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架桥人”与“守坝者”

林伯渠同志故居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为推进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革命联合战线中，林伯渠作为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以“励志惟存马列篇”的坚定信念，以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政治立场，以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线”的斗争精神，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筹备、巩固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牵线搭桥，不遗余力，林伯渠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组织者

20世纪20年代初，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互勾结，民族危机加剧，“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强烈的共同愿望。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遭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开始反思中国经济社会的状况，逐渐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难以取得胜利，于是决定采取积极行动——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与此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历经陈炯明叛变、护法运动失败等革命挫折后，亦希望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合作。在国共两党酝酿协商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李大钊的亲密战友、国民党元老之一、深受孙中山倚重的林伯渠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1921年底，林伯渠按照李大钊的意见，介绍安排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与孙中山秘密会晤。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俄国的情况，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建议，使孙中山深受启发。之后，林伯渠又多次联络安排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苏联政府代表越飞等同孙中山见面会谈。国共两党领导人就采取何种形式深入合作以振兴中国等问题展开了频繁深入交流。

林伯渠也参与了这些会谈，他积极向孙中山传达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此外，林伯渠凭借自己多年艰辛的革命实践经历和思想阅历，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最早主张与孙中山合作的倡导者之一。1922年4月，在陈独秀、张国焘组织召开的中共广东支部党员会议上，针对当时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不断激化的矛盾，多数同志对孙中山质疑，不少同志认为应该支持陈炯明。但林伯渠发言坚决抵制了这种倾向，他主张联合孙中山，并揭露了陈炯明以“联省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的阴谋。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指导下，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在以林伯渠为主要代表的“跨党”人士的协调联络下，国共合作取得重大进展。1923年1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布，孙中山正式确立联俄政策。同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会议作出采取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等决定。

林伯渠雕塑

林伯渠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的各项决议，利用时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兼中共上海党组织国民运动委员会成员的双重身份，运筹帷幄，不仅帮助介绍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的许多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还批准同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80多人加入国民党。毛泽东回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也与林伯渠的支持密不可分。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步伐的推进，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建议帮助下，国民党的改组进入实质性阶段。1923年10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林伯渠负责协助廖仲恺筹备国民党改组工作。一方面，林伯渠为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磋商斡旋。另一方面，他克服重重阻力，多方沟通协调，成功争取到毛泽东、夏曦等多位共产党员出席国民党一大的资格名额。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顺利召开，审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章程》，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回望这段历史，不难看到，从共产国际代表与孙中山的建立联系到国共两党领导人之间的频繁磋商，从国民党的深度改组到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召开，每一个重要环节、关键步骤，都镌刻着林伯渠奔波劳碌的身影。他以天下为公的赤子情怀、身体力行的主动担当、无与伦比的统战智慧，成功搭建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坚实桥梁。吴玉章曾赋诗：“十月革命照万方，联俄联共好主张。中山改组国民党，还仗伯渠作桥梁。”便是对林伯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出的生动概括。

领导农运，改造新军，林伯渠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模范践行者

在国共两党磋商合作的过程中，林伯渠倾力奉献，甘当“桥板子”；在联合战线组织实施的过程中，他更是率先垂范，冲锋在前，有力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共识由战略层面转化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锻造坚强有力的国民革命军等具体实践。

国民党二大后，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农民部部长的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国民党二大总的精神，全力投入到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的工作中。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主张并拟定组织大纲，聘请毛泽东、阮啸仙等从事农民运动的著名中共党员为委员，充分发扬民主精神，通过集体讨论决定全国农运的重大战略决策，使毛泽东等人关于农民运动的许多正确主张得以实现。为了发展全国的农民运动，林伯渠在国民党中执委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出“扩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招收广东以外各省学员的决定，聘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他多次出面交涉解决农讲所的校址、经费和招生等问题，并督促各省建立农民部，由“中央农民部派特派员百数十人到各处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同时各省亦竭力帮助农民组织。他还利用自己兼任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和国民政府预算委员的条件，最大限度地支持和增加农民运动的经费。

同时，林伯渠还十分注重宣传的重要性，领导农民部出版《中国农民》月刊，编辑印发“农民丛书”及《农民运动须知》《农民协会章程与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等书籍资料，介绍、总结和传播农民运动的经验。林伯渠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为推动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为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北伐前夕，广东、湖南、湖北等各大省份的农民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全国农民协会成员达近百万人。

1926年5月，在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的排挤下，林伯渠被迫卸任农民部部长。虽身处逆境，但他依然不改革命初心，不计个人得失，忘我投入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中,为把第六军这支“杂牌军”锻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倾注了大量心血。林伯渠从调查研究入手，首先调整师团干部，将原攻鄂军的讲武学校第二期学生分至各部担任下级军官，以加强内部团结；其次在军中整顿发展国民党组织，建立中共党团组织，成立政治训练委员会，发现和培养政治工作人才；再次严抓纪律教育，反复强调军民一家，要求部队保护农会、爱护百姓。经过一番扎实整训，第六军的政治觉悟与军事素质迅速提升。

1926年7月，林伯渠率部北伐。行军途中，他多次组织召开军民联欢会、各界座谈会，沿途发表演讲，严查军纪财务，整肃队伍风气。10月，第六军两攻南昌失利，伤亡惨重，士气低迷。林伯渠沉着应对，重新调配政治干部，亲率政治部人员参加进攻乐化车站和涂家埠的战斗，并带领政治部所有工作人员到火线上开展政治工作，振臂高呼“革命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等口号，使队伍士气大振。每到一地，林伯渠都部署开展政治宣传，建立国民党县党部、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所到之处“革命空气，大见发扬”。

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遭遇何种挫折，林伯渠都矢志不渝地践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自己的坚韧、智慧与实际行动，在历史的洪流中生动诠释了革命家的本色。

坚持原则，敢于斗争，林伯渠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坚定捍卫者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联合与斗争中曲折前行的，这种斗争在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愈加激烈。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虎视眈眈，企图分化和瓦解革命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和一些地方军阀、失意政客蠢蠢欲动，妄图推翻新三民主义，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面对波谲云诡的复杂形势和国民党内部日益尖锐的矛盾，特别是右派势力不断掀起的反共逆流，林伯渠始终坚守革命原则，坚定捍卫革命利益，主动挑起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大梁，组织领导反对国民党右派的系列斗争。

1925年5月，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林伯渠、廖仲恺等人努力下，会议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继续坚持准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分子召开西山会议，公开打出分裂革命统一战线和反对国共合作的旗帜。林伯渠立即组织反击，联合国民党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发表通电，号召全国及海外全体国民党员，忠实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同国民党右派分子作坚决斗争。

1926年1月，在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林伯渠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虽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国民党右派在中执委、中监委中占据绝对优势，但在林伯渠、谭平山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会议仍取得重申国民党一大政治纲领，进一步发展革命运动，弹劾西山会议派等积极成果，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分子。

在北伐被正式提上国民政府议事日程之后，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逐渐暴露出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的野心，策划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破坏联合战线的阴谋活动。对此，林伯渠又针锋相对展开斗争。为研究对付蒋介石的办法，他专程到武汉，向中共湖北区委和北伐军总政治部汇报入赣作战和蒋介石进南昌后的种种情况，会晤在武汉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军政要员，参与作出相应决定和对策。

在蒋介石挑起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都南昌的争议中，林伯渠坚定维护革命大局，支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作出的迁都武汉的决定，并全力参与领导推进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筹备召开工作，以更多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在林伯渠、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的斗争下，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林伯渠在会上作《江右军前方战况》的报告。会议通过巩固党权、推翻军事独裁，镇压一切反革命，坚决支持工农群众运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等一系列决议，吸纳共产党员重新出任国民政府部长，免除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势力。企图控制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未遂的蒋介石愈发猖獗，公然捣毁南昌、九江、安庆等地的国民党党部、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组织。林伯渠义愤填膺，主张提议武汉国民党中央先后改组江西省党部、省政府，制裁惩办反革命分子。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面对愈发错综险恶的局势，林伯渠不顾自身安危，为传达贯彻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外交方针、解决农民急需的土地问题、压制反动军官的叛乱四处奔走，积极呼告。

1927年7月，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林伯渠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始终坚定革命的信念，与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彻底决裂。一位国民党老友劝他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意加以保护，但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并正气凛然地表示“要干就干到底，绝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

林伯渠义无反顾地跟随共产党踏上独立发动和领导武装斗争、建立人民革命政权的道路，为继续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孜孜以求，奋斗终生。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

来源：《湘潮》2026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