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功能及其实现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问题。党性锤炼不足、党性修养缺失、党性原则不强等内部因素是“四风”形成的主要根源。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党性教育是纠治“四风”的基础性、先导性环节。价值引领、意志凝聚、行为规训、形象塑造等四大党性教育功能，为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搭建了“从思想自觉到行动自觉、从内在信念到外在表现、从个人践履到整体氛围”的逻辑链条。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要以树立“大教育”理念和党性教育大格局为导向，以在“知行合一”中增强党性锻炼和实践历练为核心，以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激励干事创业新成效为动力，以建立健全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长效机制为保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四风”问题；党性教育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作风建设，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面对不正之风出现的一些新动向新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概括为“四风”，并持之以恒纠治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的“四风”问题，以鲜明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实现了对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问题的精准识别和靶向发力。“四风”问题“与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牢固联系在一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越是长期执政，党内形形色色的作风问题越是突出，我们越是要加强作风教育和作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推动党员从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深处破除作风顽疾，实现了纠治“四风”手段从外在约束向内生驱动的跃迁。“我们党开展的历次学习教育，本质上都是政治教育、党性教育”，深入探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功能及其实现问题，对标本兼治转作风树新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纠治“四风”与党性教育的内在关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只有夯实党性教育这一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引导党员干部在思想淬炼和党性锻炼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纠治“四风”才能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一）“四风”问题的党性根源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四风”问题的由来绝非偶然，它同历史传统、思想观念、社会环境和体制机制等因素密不可分，但究其根本，“‘四风’问题只是表象，根上是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党性锤炼不足、党性修养缺失、党性原则不强等内部因素是出现问题的主要根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风’问题及其各种表现形式都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联系。”从内在关联分析，各类作风彼此交织、互相渗透，构成一个复杂的行为习惯系统。其中，关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的思想作风起决定性作用。“四风”问题的根源是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革命意志衰退在行为上的集中体现。
第一，“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形式是内容的外在表现，“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形式并无是非、好坏之分，共产党人“不反对必要的形式。有了形式才能鼓起气，才能有气氛”。形式主义依附权力而存在，大多以“政治正确”、“程序合法”、“目的正当”的方式出现。形式主义者过分关注事物的表面形式，不讲求实际内容和实际效果，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官僚主义“背后根本的是对待群众的立场、态度与观点问题”。马克思提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作风建设元命题，官僚主义者错置乃至颠倒了党群关系，热衷于口头上的“群众路线”，行动上却坚持“上层路线”，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异化为捞取个人政绩、谋求个人私利的工具。第三，“一个人蜕化变质往往是从吃喝玩乐起步的。”共产党人不是“苦行僧”，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我们党承认和保障党员的正当物质利益和生活待遇，但绝不能以权谋私。享乐主义的问题不在于物质追求本身，而是少数党员逐渐淡忘了党的初心使命，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和动力，没有摆正公与私、党性与人性的关系，转而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沉溺于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第四，“作为享乐主义的具体表现，奢靡之风就是极度的享乐主义。”有些党员把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抛诸脑后，内心被虚荣役使，试图通过物质消费填补空虚焦虑。这种行为违背了中国共产党崇俭戒奢、勤俭节约的政治本色，是丧失党性原则、动摇人民立场的表现。
（二）党性教育何以成为纠治“四风”的基础性、先导性环节
历次党内集中教育都包含对作风建设的要求。“通过集中教育推动全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党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纠治“四风”的重要历史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创党内集中教育先河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员“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1947年党内开展以“查作风”、“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主要解决了“在一些党组织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针对“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等现实情况，一系列整风整党运动的开展极大克服了居功自傲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蔓延，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讲”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创先争优活动等党内集中教育强调“以坚强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提升了党员的作风修养和担当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党中央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纠治“四风”，强化党员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号召全体党员从百年党史中传承优良作风，“引导党员、干部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不断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正确且积极的思想，能够为个体的认识和实践提供清晰的方向指引与动力支持，从而催生符合客观规律又极具建设性的行动。反之，当思想囿于认知偏见、思维定势、信息壁垒而出现偏差时，个体行动亦会偏离正轨或置身消极状态。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唯有先过“思想关”，妥善化解“在理想和现实、主义和问题、利己和利他、小我和大我、民族和世界”等方面遇到的思想困惑和价值迷茫，其他问题方能顺利推进、迎刃而解。当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中的‘主义’，并非系统理论、制度体系的意思，而是表示某种思想方法、工作作风”。这表明，在纠治“四风”的过程中，采用警示教育、案例剖析、对照反思等形式，将抽象的理论原则和党性要求具象化、现实化，才能跳出“纠治—复发—再纠治—再复发”的反弹怪圈，最终实现由“被动纠治”到“主动拒斥”的跃升。
相较于惩戒，“风气养成重在日常教化”。惩戒的运作逻辑是在“四风”问题发生后，通过纪律处分、组织处理等手段追究相关主体的责任，本质上是对作风问题的“事后止损”与“末端治理”。惩戒通常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呈现其规范要求，虽然有助于划定行为边界并抵制不良作风的侵蚀，但过度倚重约束功能而忽视正向激励与容错纠错并举，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标准模糊、程序随意、“快查快处”等问责泛化、简单化问题，极易诱发“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的消极心态，长此以往将抑制党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一旦作风问题滑向违纪违法的深渊，“好同志”沦为“阶下囚”，不仅让党组织多年精心培养的心血付之东流，更会对党群关系造成难以弥合的伤害。当前，“四风”日益呈现隐蔽性、迷惑性等特征，甄别、查处的成本显著攀升，远远超过在源头上强化党性教育的投入。教育和惩戒不能失之一端，要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前瞻思维，统筹把握“惩、治、防”的关系，做到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病愈防复。中国共产党不搞“不教而诛”、“言之不预”，批评教育乃至纪律处分不仅要让作风飘浮者认识到错误的性质、根源和危害，同时也通过对个案的公正处理，让其他党员“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党性教育有助于党员干部构筑起“不想腐”的精神堤坝。腐败行为固然与权力运行失范、制度约束失效有关，但“一个人的清正廉明，从根本上讲不能完全靠外部约束”，理想信念根基不稳、宗旨意识逐渐淡化、组织纪律松弛涣散才是根本症结。思想防线一旦失守，行为失节便难以避免。可见，要想彻底遏制腐败，必须增强党员干部“不想腐”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从思想根源上消除其腐败动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不正之风滋生掩藏腐败，腐败行为助长加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腐败问题往往肇始于作风失守，违规吃喝和收送礼品礼金等行为看似“小管涌”，倘若听之任之、放任自流，极易演变为侵蚀特定领域和行业政治生态的“大塌方”。党性教育将党规党纪的刚性要求转化为日用而不觉的道德标尺和言行准则，敦促党员反躬自省、检身正己，自觉摒弃特权思想和贪欲之念，在形形色色的“围猎”和诱惑面前，始终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这种源自内心的驱动力，是任何外部监督和制度约束所无法企及的，更是打赢作风建设持久战、攻坚战的思想基石。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功能
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明确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要求，通过筑牢思想根基、增进身份认同、规约党员干部的言行举止，进而塑造良好的政党形象。党性教育功能是指“党性教育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通过共同作用对党员所产生的反响和效能”。价值引领、意志凝聚、行为规训与形象塑造等四大党性教育功能，为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搭建了“从思想自觉到行动自觉、从内在信念到外在表现、从个人践履到整体氛围”的逻辑链条。
（一）价值引领功能
只有“用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固本培元、补钙壮骨”，意志凝聚、行为规训与形象塑造功能才具备根基。没有正确的价值引领，意志凝聚就缺乏内在动力，行为规训可能流于形式，形象塑造也会失去灵魂。
第一，坚定理想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党性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在历史长河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党员不在少数。然而，也有些党员由于党性不纯导致“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最终落得身败名裂。在纠治“四风”的过程中，党性教育发挥凝魂聚气、强基固本之功能，以理想信念之“本”扶正作风建设之“形”，引导党员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比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的目标，“广大党员、干部信仰之基更加牢固、精神之钙更加充足”。
第二，强化思想武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要求党员“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在认清“四风”危害中增进纠治“四风”的历史主动。作为新时代“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无疑成为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全体党员在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中，以党性修养锤炼优良作风，把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行动准绳。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作风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在以文化人、化风成俗中将党的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第三，抵制错误观念。“四风”问题由来已久，多元文化不断冲击着价值观念，并衍生出一些错误观念，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党员干部辨别真假、曲直、善恶的难度。“小节无碍论”认为，“小贪小占”不会触碰底线红线，忽视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行业特殊论”依仗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因业务性质、工作环境有别于党政机关，借口不受党规党纪的“硬约束”，试图为自身存在的作风问题开脱或寻求特殊对待。“人情往来论”混淆公私界限，把利用职务之便的请托办事和利益输送伪装成所谓的人情往来。“不为人知论”无视监督密网，标榜只要行事隐蔽、手段精巧，作风上的逾矩之举便无人知晓。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的问题上，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下好正本清源的“先手棋”，帮助党员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走出思想误区。
（二）意志凝聚功能
意志凝聚功能通过党内政治生活、党内集中教育和政党仪式等党性教育载体，将分散的个体意志整合为集体意志，增强党员对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新时代纠治“四风”集聚合力、提质增效。
第一，增强组织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一方面，作风建设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自我净化能力，夯实了党员的组织归属感。从革命战争年代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进京“赶考”前的“六条规定”，再到新时代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修订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纠治“四风”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影响之深举世瞩目。以党史学习教育为例，它在讲成就、讲变化、讲比较中着眼党性上的增强，让党员领会到我们党敢于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清除自身肌体的沉疴积弊和顽瘴痼疾，其对组织的信任感与依赖感便油然而生，从而“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作风建设新成效中成就斐然，赢得了高度的社会赞誉和广泛的国际认同，党员身份随之被赋予更高的道德期许和社会责任。在接受党性教育后，“党员”二字的厚重分量会鞭策每一位党员珍视身份、续写荣光，自觉以优良作风擦亮先锋形象。
第二，强化党内团结。新时代以来，“四风”问题对党内团结的破坏尤为直接，形式主义加重基层负担，“过度留痕”、“多头填报”造成人力资源空转，甚至诱发为应付检查而推诿扯皮的“内耗”；官僚主义衍生的“层级壁垒”，让党员失去了坦诚相见、肝胆相照的空间；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可能催生小圈子、小团体，会在无形中消解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一方面，当不良风气试图侵蚀个别意志薄弱者时，党性教育培育的清风正气以及同志之间开诚布公的“咬耳扯袖”，能迅速形成一个强大的矫正空间。在接受党性教育后，纠治“四风”成为党内普遍共识，最大程度祛除了“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等私心杂念，严防因“越界”、“违规”招致党员各行其是、组织软弱涣散。另一方面，每一次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都是增进理解信任和化解分歧隔阂的增量积累。“同志式”的批评绝非攻讦打压，这种基于共同事业目标和深厚信任、经由长期组织生活累积而成的善意提醒与挽救劝诫，使党员超越狭隘的私心杂念和个体得失考量，汇集起怀德自重、和衷共济的集体行动力。
（三）行为规训功能
行为规训功能是教育者通过党组织的力量，对受教育者的日常行为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活动及过程。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鞭策党员干部在政治参与、社会治理、日常生活中践行党性原则，在思想和行动上疏离作风之弊、行为之垢，实现个体行为与政党目标的同向而行。
第一，明确行为边界。党性教育并非空洞的理论说教，各级党组织始终“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党规党纪等规范性文件的深度解读，向全体党员清晰传达党的纪律要求。在党纪学习教育中，党员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党内法规，明晰履职用权的“尽责区”与“禁行区”，显著降低了因对纪律内涵理解偏差或边界认知模糊而导致的非主观故意越轨行为的发生率。“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依托这些具体规定，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将外在的纪律约束转变为预先规避风险的思想认同，并让党员在干事创业中践行党性要求，为党的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第二，提供案例剖析。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在坚持正面宣传的基础上，“又注意剖析反面典型、开展警示教育”。正面典型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树立可信可学、可追可及的标杆，完备发挥其辐射作用，能激发党员向上向善的真实情感，在向先进典型看齐的过程中，自己也成为清朗作风的引领者、塑造者、维护者。与此同时，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注重“把一些反面典型跌入违纪违法泥坑的教训给大家说说透，让大家引为镜鉴、自觉自律”。以案示警、以案为戒打消了党员隐匿的“旁观者心态”，使党员秉公用权，牢固树立对党纪国法和由人民赋予的权力的敬畏之心，以更为严谨、更加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
第三，服务中心工作。针对文山会海迟滞决策、推诿扯皮弱化执行等直接阻碍中心工作落实落细的作风顽疾，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提出“建新功”的总目标，要求全体党员“凝心聚力促发展，驰而不息抓落实，立足岗位作贡献，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坚持将“强党性和增本领相结合”，引导党员超越个人或部门的局部利益，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养成攻坚克难、化解风险、服务群众所需要的素质本领和治理能力，将思想与行动统一到服务国家战略全局与地方发展的要务上，大兴“问题发现在一线、政策实施在一线、工作推进在一线”的务实作风，确保中心工作“方向不偏”、“焦点不散”。
（四）形象塑造功能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良好的政党形象反映了政党的本质属性，人们对政党的判断往往根据其所展现的形象展开。党性教育通过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廉政文化，将党性原则确立为党员的自觉价值追求，再通过纠治“四风”问题将这些价值观外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使党的好作风看的见、摸得着、传得开。形象塑造功能是价值引领、意志凝聚和行为规训功能综合作用的结果，良好的政党形象又将强化这三大功能的实效。
第一，心系群众的人民公仆形象。党员对群众的感情不是凭空产生或自发形成的。“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不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动作，就是‘作秀’了。”缺乏真挚感情的行动只是徒有其表，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行动上服务群众，党的工作才能真正走进群众心中。在接受党性教育的析事明理和释疑解惑之后，党组织致力于全体党员在认知层面理解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牢记党与群众之间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鱼水深情”，真正让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成为党员的精神追求。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党员干部不以物惑、不为情移，破除“衙门气”、不做“官老爷”，用心用情为群众纾困解难，真切感知群众的需求与期盼。
第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者形象。新时代以来，“‘四风’惯性有效扭转，……党的作风实现整体好转”，但这绝不意味着斗争意志可以松懈、斗争精神可以弱化。党性教育就是要让党员从讲政治的高度上认识“四风”的产生根源，校准在“四风”问题的“病原体”面前“不敢斗争”、“不愿斗争”、“不会斗争”等思想偏差。“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全体党员不仅要向“佛系”、“躺平”、“摆烂”、“松口气”等缺乏攻坚克难锐气的心态拔刀亮剑，更要到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改革攻坚一线“蹲苗壮骨”，具备在复杂局面中识别风险、讲究策略、精准施策的斗争智慧与本领。
第三，躬身力行的风气引领者形象。一方面，率先垂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这种无声的教化，更能彰显领导干部的品德修养。鉴于“一般群众、普通党员搞不了特权，有条件搞特权的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权力结构实际，党性教育纵使要覆盖全体党员，但领导干部必须“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着”。另一方面，党内法规虽然以党员和党组织为主要规范对象，但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下，基于执政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及其权力的外向性特征，其运行效力会经由党内主体的行为实践，间接延展至党外群体和非党组织。这种溢出效应，使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不仅重塑了党的自身形象，更以党风政风的焕然一新带动社风民风的持续向好，最终促成“八项规定改变中国”的深刻变革。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功能的实现路径
针对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时代诉求，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要以树立“大教育”理念和党性教育大格局为导向，以在“知行合一”中增强党性锻炼和实践历练为核心，以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激励干事创业新成效为动力，以建立健全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长效机制为保障。这些举措相互支撑、密切关联，构成了“理念引领—实践锤炼—目标激励—机制保障”的实践框架，共同服务于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功能的实现。
（一）树立“大教育”理念和党性教育大格局
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要把党中央对党性教育的新理念新部署新要求“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由“单一化”、“碎片化”、“平面化”的“就教育论教育”的传统教育观向“常态化”、“融合化”、“终身化”的“大教育”理念衔接，以更广阔的视野、更系统的思维、更融合的方式实现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功能。
第一，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这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性问题上提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必须秉持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对标党风要求找差距、对表党性要求查根源，对照党纪要求明举措”。党性教育要从思想源头发力，“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洞悉“四风”问题背离党的宗旨、损害党群关系的实质，回答好和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党风教育侧重行为规范，要坚持正向引导与反面警示相结合，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党内充盈激浊扬清的新风正气。党纪教育为党员干部划出思想红线、标明行为底线，使其知晓纪律刚性和逾矩越界的严重后果，对顶风违纪者坚决查处，以严明党纪形成强大威慑效应。总的来说，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框架下，构建起覆盖思想涵育、作风养成、监督执纪等多方面的协同教育机制”。
第二，树立全周期全链条的党性教育理念。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不是特定阶段、特定场域的任务，是一项贯穿党员政治生命全周期、覆盖职业生涯全链条的系统工程。一方面，党性教育要紧密衔接党员成长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从递交申请入党开始，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预备党员的考察、正式党员的日常教育管理、离退休党员的持续教育，党员“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构筑起纠治“四风”的强大抗体和免疫屏障。另一方面，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不是孤立的、割裂的，每一次党性教育都是对前一阶段成果的巩固和提升。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的战略举措；“‘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又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的持续深化”。综上，要在上下联动、前后衔接的党性教育中，使党员时时处处感受到党性原则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第三，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加强党性教育。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抓好思想建设这个基础，坚持不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健全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教育体系，有赖于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子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党性教育关于作风建设的相关要求有赖于各级党组织的贯彻、落实与执行，严密的组织体系确保党性教育穿透层级壁垒，打通了党员教育的“最后一公里”。健全的监督体系使违规违纪行为难以容身，外部环境约束和舆论监督压力形成的强大合力，进一步强化了党员的自律意识。完善的制度体系会避免党性教育成果驰于空想，有助于形成“以德润制、以制固德”的良性互动机制。清晰的责任体系压实各级党组织在党性教育中的权责边界，优化党性教育的资源配置和成果产出，维系党性教育的有序运行。
（二）在“知行合一”中增强党性锻炼和实践历练
针对一部分党员在实践中出现的知行割裂、言行脱节等现象，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不再拘泥于单向的知识传授和纯粹的思想灌输，而是采用理论滋养和党性锻炼相结合，把思想理论内化为党性修养、外化为实践行动。
第一，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党性。党内政治生活“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党性修养的提升“主要地都是依靠党员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去进行，党也采用一切办法去提高党员的觉悟”。唯有内在省思与外部规约、个人主动与组织推动的紧密结合，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方能实现由内而外、由知到行的深度转化与持续升华。党员干部要积极主动地参加党内政治生活，严格落实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等制度，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在直率的揭短亮丑、坦诚的思想交锋和细腻的温情传递中，对照党规党纪检视自身的思想动态、政治立场、履职行为和作风表现，最大限度压缩“四风”在党内的生存空间。
第二，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不能坐而论道、空谈“修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从源头上精准识别“四风”病灶提供助益。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社会阅历浅、工作经验少、狠抓落实能力不足，难以突破“信息茧房”的桎梏。同时，循规守旧、一得自矜和不越雷池等落后观念还可能让党员干部陷入认知盲区与路径依赖，非但无益于革除“四风”积弊，反而衍生沽名钓誉、哗众取宠、敷衍塞责等新的“四风”问题，最终与向群众求教、向基层扎根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广大党员干部要放低姿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真诚倾听社会边缘群体的多元民意诉求，力戒“盆景式”、“钦差式”、“甩手式”的调研思路，代之以“四不两直”、“马路办公”、“接诉即办”等创新经验，力求在纷繁复杂的基层一线获取关于政策执行效果、群众实际需求和基层治理瓶颈的第一手资料。
第三，选派干部挂职锻炼重塑优良党风。“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各级党组织要有计划地选派党员干部到艰苦边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区域、重点项目建设前沿以及急难险重任务等岗位中洗去“官气”、接足“地气”、增添“底气”、汇聚“人气”，摒弃将公职岗位视同升迁跳板的“镀金”心态，实现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的有机统一。走出机关、沉入一线，党员要勇于跳出舒适圈和关系网，在资源匮乏、条件艰苦的环境中，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点改革任务、突发事件处置，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共议发展难题。“在党风问题上，行动比言论更重要。”这种体察国情民情的“在场”体验，就是一场直击灵魂、直抵人心的党性教育，党员从书本上接收来的理论知识在经受生活实践的检验后，拓展为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
（三）以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激励干事创业新成效
“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领导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一部分党员在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上存在偏差、落差、温差，说到底还是思想认识出现了问题，对症下药首先得从思想认识入手。
第一，党性教育要“坚持纠‘四风’和树新风并举”。党性教育在剖析权力观错位、政绩观扭曲、事业观偏差的利益根源的基础上，更要倡导与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理想信念相适应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其一，树立“权力即责任”的为民服务观。党性教育要破除“唯上是从”、“权力万能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心理，厘清权力与私欲、个人与公家、人情与原则之间的关系，劝导党员将行使权力的过程转化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际行动。其二，树立“功在当代，利在后世”的科学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员要在反复的比较推求中树牢“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正确政绩观，打破“唯GDP论”、“新官不理旧账”等惯性思维，辩证处理“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久久为功与只争朝夕的关系，树立“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的长远眼光，避免重蹈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的覆辙。其三，树立“实干兴邦”的务实事业观。党性教育要倡导“以实干论英雄”、“用实绩比高低”的风气，从根本上廓清片面追求稳定待遇与舒适环境，抑或是将精力错置于投机钻营、投机取巧之能事的危害，反对因晋升无望而意志消沉、消极怠工。
第二，发挥党性教育的激励保障作用。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尤其是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的用意，“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相反，各级党组织要平衡好激励与约束、严管与厚爱、惩治与挽救的关系，帮助党员卸下在先试先行上存在的投鼠忌器、裹足不前等思想包袱和后顾之忧。对党员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具体化规范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准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更大功夫。必须明确，党性教育在设定“不可为”禁区的同时，更为党员提供了“应为”、“可为”、“有为”的广阔空间。因此，要通过表彰先锋模范、畅通晋升通道、落实党内关怀帮扶政策等方式，贯通精细化的思想引领、常态化的权力监督以及强有力的组织支持，让党员在严管中感受到组织厚爱、在约束中体会到群众认可。
（四）建立健全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长效机制
“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有鉴于此，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不能一味追求“一阵风”的运动式思维带来的轰轰烈烈，“必须保持常抓的韧劲、长抓的耐心，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要建立健全思想研判机制、问题纠改机制和评估考核机制，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中实现党性教育功能的最大化。
第一，思想研判机制。思想研判机制是党组织前置隐患防控、强化源头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针对思想动态的内隐性和流变性特征，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要整合信息来源：一方面，依托“三会一课”制度，构建以情感信任为纽带的沟通机制，纾解党员向党组织畅所欲言、推心置腹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借助大数据分析等信息化手段搭建思想动态的全天候监测平台，吸纳信访举报、网络监督等社会化反馈信息，敏锐捕捉党员在资金往来、社会交往、消费行为的“思想波纹”，并进行动态画像和精准推送。这一机制使党组织在“四风”问题面前，化被动响应为主动预防，分层分类的施教育人和恰如其分的“治未病”良方，有效阻断了潜在风险点向违纪违法行为的传导路径。
第二，问题纠改机制。新时代纠治“四风”中的党性教育要遵循“发现问题—剖析根源—精准整改—长效巩固”的闭环逻辑。首先，深植厚培党性教育，“穿透式”扫描改头换面、花样翻新的“四风”问题，保持问题查摆全覆盖、零遗漏和无死角的政治敏锐性。其次，对标检视清单，从触及思想根源、制度漏洞、管理缺失和监督缺位的高度，将党性分析作为核心环节，使问题检视变成一场“见人见事见思想”的灵魂洗礼。再次，针对问题线索，各级党组织要清单管理、挂图作战、销号办结。问题纠改不仅直指个人，更要以“责任传导—压力倒逼”的思路压实主体责任。最后，锚定党性教育的目标任务，既督促立行立改、回应群众关切，更注重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剖析同类问题产生的体制机制诱因，不断压缩贪风腐气、官风傲气和惰风暮气的滋长空间。
第三，评估考核机制。在纠治“四风”的过程中，构建一套科学严谨、系统完备、精准高效的党性教育实效性评估考核体系，是检验党性教育成效、实现党性教育功能的必然举措。首先，要将理论认知精度、政治忠诚纯度、宗旨践行效度、纪律意识深度、作风改进强度等目标细化为多个可操作、可量化、可比较的指标并赋予合理权重。其次，为克服单一评价主体视角局限所导致的信息失真与立场偏颇，要联动上级检查、同级评议、下级反馈、群众评价，确保评估考核结论的全面性、客观性与公信力。最后，评估考核结果要作为党员选拔任用、评优评先、职级晋升、交流轮岗的参考依据，实现评估考核从“结果呈现”向“问题诊断”再向“精准施教”的全流程管理。
（作者：谭壮、阚道远，分别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来源：《新疆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