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荒岁月：抗战时期湘北民众的“无盐之痛”

1939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炮火刚在湘北大地停歇，汨罗江沿岸的农户李福生家迎来了更难熬的日子。灶台上的陶罐里，最后一块指甲盖大的盐巴已被妻子刮得干干净净，锅里煮着的野菜糊糊寡淡无味，孩子们扒拉着碗沿直哭。这是抗战时期湘北民众“盐荒”的寻常一幕。自1938年日军侵占武汉、封锁长江航道后，盐成了湘北大地最金贵的东西，从城市到乡村，一场持续数年的“无盐之痛”悄然蔓延。

湘北地区日常所食用的盐，主要依赖外部输入。战前民众食用的盐多来自两淮盐场与四川自贡，经长江入洞庭湖，再由湘江、汨罗江等水道分运至各县镇。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岳阳，掐断了长江至洞庭湖的盐运主航道。1939年又一度占据磊石山、营田等洞庭湖滨要地，将湘北与益阳、常德等后方盐运通道也拦腰截断。因运盐通道中断，湘阴县城盐价陡涨，且有价无市，普通百姓只能望“盐”兴叹。新市街一名老中医的日记里，记过这样一件事：1942 年冬，有村民用半担稻谷（约 30 斤）到镇上换盐，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却只换到一小纸包盐末，回家路上不慎摔了一跤，盐撒在泥里，妇人坐在地上哭了整整一下午——“盐比命金贵”，成了当时湘北人的共识。

盐荒最烈时，湘北各地流传着“一斤盐换一担米”“一块银元买半两”的说法。据《湘阴县志》载：1944年，湘阴沦陷，交通封锁，食盐奇缺，每担谷仅兑换食盐1斤左右，群众普遍淡食。为了活下去，民众不得不想尽办法找“代盐”。洞庭湖边的渔民，把晒制的湖泥反复浸泡、过滤，熬出带着苦涩味的“硝盐”；汨罗江沿岸的农户则收集南瓜藤、芥菜叶熬汁，试图用野菜的咸味代替食盐；更有甚者，将旧土墙的墙皮刮下来煮水，沉淀后取上层浑浊的硝盐液体当 “盐” 用。这些“代盐”含大量杂质，不少人吃后腹泻、浮肿。用盐主要靠熬硝盐，用毛坑、鸡笼、猪牛栏里的土熬制。熬制的硝盐有毒，人呷了嘴巴肿得翻起。尤其是孕妇，呷了硝盐，生下的孩子象红虾公一样，皮肤特别红，身上容易烂，几年都好不了，老百姓说是“胎毒”，其实哪里是“胎毒”，硬是硝盐呷出来的。抗战期间湘北因缺盐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虽无确切数字，但人口统计表明，当地人口较战前减少近五分之一，据相关研究，“缺盐致弱、染病难医”是重要原因之一。

年过九旬的汨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吴玉泗回忆道：日军当时控制了食盐的流通，老百姓无盐可吃，只能煮土块和地皮泥来提取盐分。但土盐吃了容易上火，大家只好拿鱼和红薯去找日本人换盐。有一次，他去换盐时，日本兵命令他洗碗。因为没洗干净，他被扇了两记耳光，又被一脚踹倒在地，还被逼着重新洗碗。回家之后，他病了好几天。没过多久，一列载有盐、汽油、弹药等物资的日军火车被美军飞机炸翻，食盐散落在铁路周边。老百姓把混着盐的土挖回家煮盐，日军却不允许，对人群开枪扫射，一名青年当场中弹身亡。汨罗长乐街的老人则回忆，1944年长乐街沦陷时，商号老板周润生藏了一小缸盐，被日军搜查时发现，盐被抢走不说，人还被打得遍体鳞伤，日军对盐业资源的控制近乎疯狂。

绝境中，湘北民众与日军的“盐封锁”展开了隐秘的抗争。湘阴芦林潭一带的渔民组成“盐帮”，趁着夜色划着小渔船，冒死穿过日军的水上封锁线，到南县、沅江等地的芦苇荡里接运从四川偷运过来的“川盐”。渔民王老五的儿子王桂生后来回忆：“船要藏在芦苇丛里，桨上包着布，日军巡逻艇的探照灯扫过来，就得趴在船底装死。有次同村的三艘船被发现，人船都炸没了。”即便如此，仍有无数人愿意铤而走险——运一趟盐能换两担米，够全家活半个月。

政府也尝试开辟 “战时盐道”。早在1940年，当局曾协调从后方经衡阳等地向湘北转运食盐，但沿途要经过日军轰炸区，且山路崎岖，运夫用扁担挑着盐篓，走三天才能到汨罗，每斤盐的运费就占了成本的七成。湘阴县政府曾在县城设 “平价盐售卖点”，规定每人每次限购半两，每次开门都排起长队，不少人天不亮就带着小板凳来等，队伍能从街头排到街尾，僧多粥少的困局无法缓解。

1945年7月，盐荒曙光初现。一天，八路军南下支队杨宗胜部获悉日军欲运盐至长沙的情报，当即派人暗中疏通船工，并将部队埋伏在湘江东岸的麦子湾和西岸的老闸口。当日军盐船行至伏击圈后，伏军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击毙日兵13人，夺得食盐500余担。八路军的成功夺盐，使群众盐荒有所缓解。

1945年8月日军投降，长江航道恢复，满载盐巴的商船重新驶入洞庭湖。当年10月，湘阴县城第一家盐铺重新开业，门板刚卸下，就围满了攥着钱的百姓，有人买到盐后当场泪流满面，把盐撒在手心舔了又舔。

如今，湘北农村的老人们偶尔还会讲起“缺盐的日子”，提醒晚辈莫“打翻得盐罐子”。那一小撮盐的重量，早已超越了调味品本身，成了一代人对战争苦难的集体记忆，也成了民族在绝境中不屈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