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承新丨毛泽东引领文化抗战：以精神火炬照亮民族复兴之路

1938年，毛泽东在窑洞写下《论持久战》

1938年深秋，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挥笔写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穿透历史迷雾的深邃洞察，向世界宣告：“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民族危亡之际，毛泽东这一重要论断犹如黄钟大吕，为抗战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它为抗战军民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指引文艺工作者深入敌后书写救亡诗篇，激励学者以学术研究捍卫民族文化尊严，推动群众运动以民间智慧凝聚抗争力量。毛泽东点燃的这簇精神火炬，最终汇聚成照亮民族复兴征程的思想灯塔，其迸发出的精神伟力，不仅铸就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文化丰碑，更为中华民族在历史转折处指明了精神觉醒与文明重生的方向，在人类反侵略斗争的精神图谱中留下了鲜明的中国印记。

理论奠基：构建抗战文化灯塔

“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东北大地，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抗日旗帜，展现出坚定的民族立场。1935年8月1日的《八一宣言》，首次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宣言将此前“反蒋抗日”的主张作出调整，通过巴黎《救国报》等渠道广泛传播，犹如一声惊雷，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引发强烈共鸣，迅速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形成。同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以“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的论断，深刻剖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强调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逐步形成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战略思想，为文化抗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亡国论”与“速胜论”的论调甚嚣尘上，这两种错误思想严重动摇了广大民众与爱国官兵的抗战信心。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这篇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抗战实际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持久战》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些原理，如战争规律的可认识性，直接对应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防御中的进攻等战术原理，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深入分析中日国情，科学预测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既符合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又结合了中国地广人多的实际。毛泽东强调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深刻揭示了精神力量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论断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也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转化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实践纲领的伟力。《论持久战》的发表，为全国军民提供了清晰且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指引，成为抗战时期的思想灯塔，统一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为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

基于对中国国情特点以及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毛泽东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纲领性命题，构建起抗战文化的理论框架。他强调新文化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同时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这一理论打破了当时文化界“全盘西化”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对立局面，为抗战文化注入了包容性与时代性。作为抗战时期重要的文艺人才培养摇篮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积极践行毛泽东新文化理论，勇当时代先锋。在教学实践中，既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培养学员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又注重对民间艺术形式的研究和借鉴，将秧歌、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抗战主题相结合，创作出许多深受群众喜爱的作品，体现了新文化理论的实践价值。

在经典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毛泽东系统阐释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正确分析和解决新文化建设中的复杂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毛泽东引用孟子“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古语，阐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原理，生动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创新。毛泽东还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一论断在抗战时期的文化实践中得到充分贯彻。在历史研究领域，范文澜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既批判了封建历史观中的糟粕，又挖掘了中国历史上人民反抗压迫、抵御外敌的英勇事迹，激发了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抗战决心；在文学方面，众多学者和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进行重新解读，聚焦其中的爱国精神、反抗意识与家国情怀，为抗战文化注入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精神力量，推动了抗战文艺的蓬勃发展。

毛泽东的新文化理论不仅服务于抗战动员，更着眼于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新文化既扎根于民族土壤，又具有现代性和开放性，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

教育救国：培育抗战文化火种

毛泽东深知，教育是培养抗战人才、传播抗战文化的重要阵地。他大力倡导改革教育方针和制度，使其紧密契合抗战需求。1937年，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要求改革旧教育制度，实施以抗战为核心的新课程体系。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层次分明的教育体系，涵盖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和学校教育。

干部教育以培养军政人才为目标，群众教育注重扫盲与抗战宣传，学校教育则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其中，抗日军政大学堪称抗战教育的典范。该校以“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为教育方针，在办学期间培养了十余万名军政干部。毛泽东为学员授课，他的《实践论》《矛盾论》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1938年，他在抗大第三期毕业典礼上以《西游记》中取经的故事激励学员，鼓励他们为民族解放事业百折不挠。这种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使革命理论深入人心。

陕北公学以培养抗战先锋队为宗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学校开设社会科学、抗战理论、军事训练等课程，注重培养学员的爱国精神与实践能力。学员们不仅学习文化知识，还积极参与地方政权建设等工作，组织动员群众，成为抗战一线的重要力量。

在职干部教育同样得到高度重视。中共中央通过举办各类培训班、研讨会，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抗战政策。1938年创办的马列学院（后改称中央研究院）系统培养了一批理论骨干，为抗战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此外，毛泽东推动创办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不仅是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也成为干部群众学习的重要平台。这些报刊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抗战动态，在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艺聚力：奏响抗战文化战歌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抗日战争时期，文艺成为唤起民众、鼓舞士气的有力武器。1936年，丁玲抵达延安后，毛泽东以《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相赠，称赞其“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充分展现了对文艺力量的高度重视。随着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毛泽东敏锐察觉到文艺界存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等问题。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创作出反映人民抗战的作品。

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要求文艺作品从内容到形式贴近群众，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表现手法。这一方针的提出引发了文艺界的深刻变革，直接推动了文艺创作的大众化转向，使抗战文艺真正成为动员群众的有力武器。

在毛泽东文艺方针的指引下，抗战文艺创作迎来高峰。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以磅礴的气势展现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其歌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成为抗战精神的象征。1939年该曲在延安首演时，现场观众热血沸腾，许多人当场报名参军，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黄河大合唱》总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歌剧《白毛女》诠释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内核，深刻揭露封建压迫与日本侵略的双重罪恶，激发群众的反抗意识。该剧在各地演出时，多次引发观众愤怒声讨旧社会的黑暗，成为动员群众参与土地改革与抗日斗争的重要手段。

此外，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展现了抗日根据地农村的新风貌和农民的思想解放；贺敬之的诗歌《回延安》以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对革命圣地的热爱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这些作品均以鲜明的民族风格与现实主义特色，生动展现了抗战时期的社会风貌，发挥了强大的宣传和动员作用。

国际视野：凝聚抗战文化合力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国际舆论的重要性。他积极推动抗战文化的国际传播，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英勇事迹，为抗战凝聚广泛的国际力量。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会见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通过他们的笔向世界传播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在伦敦出版，首次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制度与军民抗战热情，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关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建立国际宣传阵地。《新华日报》开设《国际述评》专栏，向世界介绍中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与战斗成果。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毛泽东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古语阐释中国必胜的信念，通过国际媒体的报道，有效提升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形象。

《论持久战》被翻译成英、俄、法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其“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论断，为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借鉴。

此外，抗战文艺作品如古元的木刻版画、吴印咸的战地摄影等也通过国际展览、刊物传播。这些作品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向世界讲述中国人民的抗战历程，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文化自信：历史深处汲取力量

毛泽东对抗战文化的推动始终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强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抗战精神资源。在《论持久战》中，他引用《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分析中日战略态势，将古典军事智慧与现代战争理论相结合。面对“中国文化落后”的论调，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预言：“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这种文化自信，源自对五千年文明的深刻理解。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改造传统文化。他将儒家“天下为公”的理想与共产主义目标相联系，将墨家“兼爱非攻”思想融入国际和平理念，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种文化创新既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又为抗战文化注入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使抗战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毛泽东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化观。他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强调：“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抗战时期，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部队，收集民间故事、歌谣，创作了大量接地气的作品。如《东方红》原是陕北民歌，经文艺工作者改编后成为歌颂共产党的经典歌曲，体现了群众文化与革命文化的有机融合。

通过文化动员，毛泽东将抗战理念转化为群众自觉行动。各地组织的秧歌队、剧团通过街头演出宣传抗战政策，农民用快板、壁画表达抗日决心。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参与，使抗战精神深入基层，形成全民抗战的浓厚文化氛围。广大群众在参与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增强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抗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增强。

毛泽东引领的文化抗战，是一场没有硝烟却意义深远的伟大斗争。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毛泽东以文化为剑，锻造出民族精神的长城。他引领的文化抗战，不仅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精神支撑，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尊重和声誉。

在新时代，我们回顾毛泽东引领的全国文化抗战这段历史，依然能感受到那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它告诉我们：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湘潮》202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