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政绩观

陈云书写的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陈云纪念馆主馆前广场内的陈云铜像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一生崇尚实干、力戒虚浮，始终坚守“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原则，把人民利益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以“唯实”为基，以“为民”为本。陈云的政绩观，不是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而是注重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体现出深厚的为民情怀。

求真务实重调研

陈云强调，做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把“实事”搞清楚。他提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在实际工作中，陈云也身体力行地体现对调查研究的诠释和落实。

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面对“大跃进”后农村的困难情形，陈云主动请缨，赴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开展为期半个月的蹲点调研。这是陈云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到青浦农村进行调查。6月27日，陈云到达小蒸后，住在亲属廖开弟的家里，和农民同甘共苦，坚决谢绝烟茶招待和请客送礼。在小蒸，陈云每天上午都深入农民家中，跟农民谈话；其他时间，共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陈云没有选择宏大议题，而是聚焦“母猪公养还是私养”“种双季稻还是单季稻”“自留地留多少”等具体问题。他发现，虽说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多收220多斤粮食，但他所认识的老农算了一笔细账，发现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很大，看似增产，实则因少收的夏熟作物、多耗的肥料、每亩多用的种子，少收了250斤到270斤粮食，并不划算。陈云得出结论，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宜轻易变更，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像小蒸这样无霜期不够长、地势较低、人均耕地少的地方，不宜种双季稻。

1961年初，中央规定了养猪的方针为“公养和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但是一到地方，大家都搞土政策，不准农民私养母猪。在小蒸，陈云调查得很仔细，仅养猪一项，就召集公家养猪的六七人和私人养猪的六七人各座谈两次。在参观了集体养猪场以及向养母猪有经验的农民请教之后，陈云得出结论，要发展养猪业，必须把母猪也下放给农民饲养，鼓励农民多养猪。

陈云把这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和几点建议整理出来，专门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附了3个专题调查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饲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在青浦调查后，陈云又赴杭州、苏州等与青浦情况相似的地方，与干部交流，比较气候、土壤、人口差异，反复验证结论。陈云常说：“不调查清楚，我就不讲话。”

为民服务惠民生

陈云常说：“不要看不起吃、穿、用，油、盐、柴、米，这是人民的大事。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陈云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来办。

在中央苏区时期，面对国民党封锁和物资匮乏，陈云主持经济工作，组织开办兵工厂、被服厂，保障红军供给；同时，推动集市贸易，鼓励白区贸易，改善群众生活。陈云发现群众看病难，便协调建立医疗站点，从外地采购药品，培训医务人员。他深知，只有让群众生活越来越好，群众才会真心拥护共产党，才能巩固革命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金融混乱，人民解放军虽然进占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以至整个东南地区的财经及其他各项工作都难以开展，因此，必须首先解决这一问题。1949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成立，并开始以人民币兑换金圆券。收兑金圆券的工作很快结束，但人民币并没有因此进入上海市场。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劣的心理影响已经严重扰乱市场，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投机分子也开始兴风作浪，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接到华东财委关于上述情况的报告后，陈云进行了认真分析。6月8日，陈云致电华东局，要求先用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突袭证券大楼，一举获得了胜利。同时，通过全国调运粮食的方法，解决了上海最大的问题，保障了群众的日常生活所需。陈云部署了新棉收购计划，解决上海纺织行业主要原料棉花的来源问题；对华东铁路段进行了适当管理和调度，解决运输棉花这一关键问题。在上海财经会议上，陈云强调：我们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解决这一困难必须从全局出发。我们不但要注意克服目前的困难，而且要从全国范围来考虑财经问题的解决，否则，就要影响到国计民生。

陈云提出：“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他强调，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管是领导经济工作还是做其他工作，切实为人民谋利益都是陈云遵循的一贯原则。

稳中求进重长远

陈云反对急功近利，主张“工作要一件一件来，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强调打基础、利长远，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

在财经工作中，陈云坚持“综合平衡、稳中求进”。由于经验不足，1955年底到1956年上半年，我国出现了经济建设的冒进，造成资金、原材料和市场紧张。1956年，陈云开始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降下来。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会议发言中说，1956年经济建设成绩是主要的，但财政和信贷方面多支出了近30亿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都紧张。然后，他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以保持经济稳定。并且，陈云主张，为了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应当注意几点：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物资要合理分配，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必须瞻前顾后，经济建设规模要考虑到农业的约束力。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经济建设的综合平衡思想。这种稳健务实的风格，为国家经济“行稳致远”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干部队伍建设上，陈云同样注重长远。中共十二大后，陈云集中思考了如何把选拔和培养结合起来，并使之长期化、制度化的问题。陈云提出“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他特别指出，要坚决不提拔“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在1983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就接班人培养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特别提出培养第三梯队的问题。他提出，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使党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主动给他们让位，“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上一程”。事实证明，陈云关于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的思想，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坚守初心强党性

陈云要求党的干部牢固树立革命人生观，保持旺盛的革命青春，不要只想着做官，忘记了革命。陈云指出，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回答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坚守初心方面，陈云也以身作则。陈云给家人定下“三不准”的规矩：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

关于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陈云一再强调，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担负起主要责任。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对共产党人来说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觉悟，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纪。1980年，陈云主持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指出“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这种对纪律的坚守，使陈云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始终维护党的团结与权威。

来源：《团结报》2026年4月23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