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政绩观

▲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1961年四五月间，周恩来在河北农村召开座谈会。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和长达26年的总理任期内，勤政为民、鞠躬尽瘁。

人民至上 甘当公仆

周恩来体恤民艰，当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救民于水火就是最大的政绩。1966年3月8日和22日，河北省邢台地区连续发生6.8级和7.2级强烈地震，数万房屋倒塌，上万人伤亡。震后第二天（3月9日）以及随后的3月10日、4月1日，年近七旬的周恩来不顾频发余震的危险，三次飞赴邢台灾区。在隆尧县白家寨村，周恩来站在简陋的木箱上，看着满目疮痍的废墟和流离失所的受灾群众，眼中噙满泪水，他对群众说：“乡亲们，我来晚了，让你们受苦了！”周恩来亲自指挥调集救援物资，并勉励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

周恩来时刻关注贫困群众。1973年6月9日，周恩来在阔别26年后，陪同外宾重返革命圣地延安。当他得知延安人民依然生活贫困，有的群众甚至吃不饱肚子、穿不暖衣服时，周恩来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延安地委的座谈会上，周恩来极其严厉而又无比痛心地对地方干部说：“延安培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啊！”他当场要求延安地委和陕西省委的同志“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并亲自过问延安的化肥厂建设和农业发展规划。

周恩来深入一线调研，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错误政策。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为探寻真相，1961年5月3日至6日，周恩来轻车简从，深入河北省武安县（当时属邯郸市）伯延人民公社进行实地蹲点调查。他不听取地方干部的汇报，而是直接走进社员家里，坐在炕头上与老农张二廷等人交心长谈。当张二廷冒着风险说出“食堂吃不饱，再这样下去还要饿死人”的真话时，周恩来不仅没有责怪，反而紧紧握住他的手，感谢他说了实话。根据在武安县伯延人民公社获得的真实情况，周恩来连夜向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汇报，并在随后的政策调整中，推动了农村公共食堂的解散和部分自留地的恢复。

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

周恩来抵制浮夸风，在国家预算与基建浪潮中“反冒进”。1956年初，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全国上下出现了一股急躁冒进的盲目建设热潮，各部门、各地方纷纷提出庞大而不切实际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导致国家财政面临巨额赤字，物资供应极度紧张。面对这种狂热的“造”政绩风气，1956年2月至11月，周恩来多次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冒进”的经济主张。周恩来逐项削减超出国家承受能力的基建项目，将1956年的国家基建投资总额从最初各部门要求的200多亿元大幅压缩至140亿元左右，并提出“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不要急躁冒进”。

周恩来尊重规律，在特殊时期顶压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国内经济建设受到政治运动的严重冲击，许多正常的对外经济交流被贴上“洋奴哲学”的政治标签。然而，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解国内衣食短缺的燃眉之急。1972年2月至1973年，周恩来抓住中美关系缓和的历史契机，在北京谋划并批准了“四三方案”。该方案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决定向美国、日本及西欧等发达国家，投入43亿美元的外汇，大规模引进化肥、石油化工、化纤等成套设备。为确保这些引进项目真正落地并产生效益，周恩来事必躬亲，详细核算引进化肥厂能够增加多少粮食产量，引进化纤厂能够解决多少人的穿衣问题。他不追求空洞的政治口号，只追求能让老百姓吃饱穿暖。

周恩来尊重科学，用科学数据护航国防尖端科技工程。1969年至1970年初，在我国筹备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关键阶段，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部分人员为追求单纯的“政治正确”，在卫星内部部件上大量镶嵌金属像章，导致卫星重量超标、重心偏移，严重违背了航天科学规律。面对这种狂热且危险的倾向，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专委会议严厉制止，明确指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业务上去”，下令拆除所有影响技术安全的附属物。周恩来反复申明“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铁律，亲自审查卫星发射的测试数据报告，详细询问每一个火箭部件的质量检验情况，绝不允许任何“带病上天”的侥幸心理存在。

立足长远 统筹全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解决群众的温饱是最大的“显绩”。但周恩来深知，如果一个国家不在科技前沿进行长远布局，必将永远受制于人。195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他领导并组织全国数百位顶尖科学家，历时半年多，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在制定规划时，周恩来提出，要在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核技术等在当时看似遥不可及、耗资巨大的尖端领域进行“紧急措施”布局。

1964年12月21日至22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第一次郑重地、完整地向全世界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此后，尽管经历了漫长的动荡和曲折，周恩来始终如一地捍卫着这一长远目标。

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周恩来前瞻性布局生态保护。20世纪70年代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不顾一切地追求工业化指标，环境污染被视为工业化的“必然代价”。然而，周恩来察觉到这一隐患。1972年，周恩来派出中国代表团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随后，1973年8月5日至20日，周恩来在北京提议并主持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方针。周恩来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绝不能把环境污染的灾难留给子孙后代。”

清正廉洁 作风过硬

严禁特权，周恩来以“十条家规”斩断借权谋私的利益链条。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为杜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场恶习，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制定了著名的“十条家规”。其中包括：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亲属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北京工作，周恩来为了避嫌，不仅严格限制他的职务晋升，甚至在周恩寿退休时，批示让其提前病退并拿较低的退休金。

清苦自律，周恩来在西花厅修缮中坚守艰苦奋斗本色。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和居住地西花厅，是一座老旧的清代建筑，常年阴暗潮湿。到了1960年，由于年久失修，房屋不仅漏雨，甚至出现了梁柱腐朽的情况。趁着周恩来去外地出差的短暂空隙，身边的工作人员出于关心总理身体的初衷，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修缮，更换了旧窗帘，铺上了几块地毯。周恩来回京后发现这一变化，大为震怒。周恩来拒绝走进修缮后的房间并严厉批评工作人员，责令立刻将地毯和新窗帘撤走。周恩来说：“现在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我作为总理，怎么能花国家的钱来修缮自己的房子？你们这是在破坏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平等亲民，周恩来在视察中绝不扰民。1958年7月初，周恩来顶着烈日，到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视察基层农业和劳动大学。在近一周的视察期间，周恩来提前定下了“绝不搞迎送、绝不吃宴请、绝不收礼物”的铁律。在新会县的每一顿饭，他都要求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食堂的大锅饭——瓜菜、糙米，并在临走前，要求随行人员严格按照标准结算并交纳所有的粮票和伙食费，甚至连在乡下喝的几杯茶水钱都如数付清。在视察劳动大学时，周恩来甚至直接睡在用几块破木板拼成的简易床铺上。

迎难而上 勇于担当

1954年夏，长江、淮河流域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从当年6月起，长江中下游水位持续暴涨，作为新中国重要工业基地和交通枢纽的武汉，面临着被洪水吞噬的巨大危险。此时，周恩来在北京坐镇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指挥这场抗洪战役。同年7月至8月，汛情达到最危急的顶点，荆江大堤岌岌可危。为保住武汉和整个长江中下游，周恩来依据翔实的水文数据和科学预判，果断下达先后三次开启荆江分洪区进洪闸的指令。这一决策，成功保住了武汉市和长江大堤的绝对安全。

科学纠偏，周恩来在重大工程中务实决断。1970年冬，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状态下上马。由于前期地质勘探不足，工程在推进到1972年时，遭遇了极其严重的泥沙淤积、基岩结构缺陷等问题。如果为保全所谓的“工程进度”和“面子政绩”而继续盲目施工，一旦大坝溃决，长江中下游乃至整个国家都将面临万劫不复的深渊。1972年11月，在听取了水利专家的汇报后，周恩来作出了一个需要承担巨大政治压力的决定：葛洲坝工程立即停工，重新进行科学论证和设计。周恩来明确指出“（葛洲坝）不能成为一个不仅不能造福，反而带来大灾难的工程”，并委派得力干部重新组建技术委员会。直到1974年，在所有重大技术难题得到科学解答后，葛洲坝才实现复工。

在面对曲折时，周恩来主动担责。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加上自然灾害，我国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面对严峻局面，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旨在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会议上，周恩来没有将经济建设的失误归咎于客观条件，更没有把责任推给下级执行部门，而是在全体代表面前，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周恩来郑重指出，对于这几年经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而他自己作为国务院总理，“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周恩来剖析了在计划指标、基本建设等经济工作中的脱离实际与急躁冒进的错误，并提出系统性调整措施。

来源：《团结报》2026年3月26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