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诗词中感悟实干兴邦的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了价值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岁月里，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执政追求，熔铸于一首首气势磅礴的诗词之中，用一生的奋斗与坚守，生动诠释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品读毛泽东诗词，回望他扎根中国大地的实践足迹，既能从字里行间感悟立党为公的忠诚担当、为民造福的赤子情怀，也能读懂科学决策的务实智慧、真抓实干的奋斗品格，更能明晰全面从严治党筑牢政绩底线的深刻内涵。迈步新征程，我们要从毛泽东诗词蕴含的精神力量中，校准政绩坐标、砥砺从政初心，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敢教日月换新天”：坚定立党为公的政绩导向
立党为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政治底色。毛泽东从投身革命之初，就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紧紧相连，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魄，扛起救国救民、强国富民的历史重任，用一生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身处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旧中国，目睹列强侵略、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毅然摒弃个人安逸，立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鸿鹄之志，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中。1921年，他出席中共一大，参与缔造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一生交给党、交给人民。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中华大地，中国革命陷入低谷。危急关头，毛泽东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于1927年9月领导发动秋收起义。面对敌强我弱、装备悬殊的艰难处境，他果断决策，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井冈山的艰苦岁月里，他与战士们同吃红米饭、同喝南瓜汤，睡稻草铺、穿粗布衣，严格执行军队纪律，从不搞特殊，一心为党筑牢革命根基。
长征路上，面对国民党军队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极端恶劣环境，以及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临危受命、扭转乾坤。他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过若尔盖草地，带领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为了党的事业、国家的解放，毛泽东一家先后有六位亲人壮烈牺牲，史实确凿、载入史册。妻子杨开慧，1930年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留下“我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的誓言，英勇就义，年仅29岁。还有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妹妹毛泽建、长子毛岸英、侄儿毛楚雄，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少的年仅19岁。毛泽东一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立党为公的极致内涵：共产党人的政绩，从来不是个人功勋的彰显，而是为党尽忠、为国奉献，为民族复兴拼出一条生路、闯出一片天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旧坚守立党为公的初心，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他领导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动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5年决策研制“两弹一星”,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他始终把党的事业、国家前途放在首位，一生不谋私利、不搞特殊，用毕生奋斗践行了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誓言，让立党为公成为共产党人政绩观最鲜明的标识。
“无非一念救苍生”：锚定为民造福政绩标准
为民造福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是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1926年，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农村调查，写下《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用详实数据记录下佃农“比牛还苦”的生存状况：十五亩地收获六十石，交租四十二石，收支相抵还亏近二十元，且“全无休息”。这份饱含悲悯的调查，成为他后来领导土地革命的重要依据。革命岁月里，他始终把群众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领导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让千百年来受压榨的农民真正拥有了生存根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为民造福之举。
1933年，在中央苏区沙洲坝，毛泽东发现当地群众长期饮用浑浊的池塘水，不仅卫生恶劣，还容易引发疫病。他亲自勘察水源、选定井位，带领红军战士和群众一起挥锹挖土、搬石砌井，连续多日奋战，挖出一口深约5米的水井，水质清澈甘甜，彻底解决了当地群众吃水难题。解放后，当地群众立碑镌刻“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成为党史上为民办实事的经典见证。
在革命岁月里，毛泽东始终把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领导开展土地革命，彻底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打土豪、分田地，“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让千百年来受压榨的农民真正拥有了生存根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为民造福之举。
延安时期，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出现严重粮荒，军民衣食无着。1939年2月，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亲自在杨家岭开垦菜地、种植蔬菜，带头参加纺线、开荒生产。在他号召下，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披荆斩棘、垦荒屯田，把荒无人烟的烂泥滩变成“陕北的好江南”,实现粮食自给、蔬菜自给，不仅渡过生存危机，更让边区百姓安居乐业，用实干兑现了为民承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民生疾苦放在重中之重。旧中国血吸虫病长期肆虐江南水乡，“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仅江西、湖南、安徽等地就有大量群众染病致残、家破人亡。毛泽东得知后极为痛心，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亲自部署、亲自督办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动员亿万群众开展大规模“送瘟神”行动。1958年，江西余江县率先消灭血吸虫病，消息传来，他彻夜难眠，欣然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字里行间满是对人民摆脱病痛、重获新生的由衷欣慰。
针对长江、黄河、淮河连年水患、百姓流离失所的问题，毛泽东把治水安民作为重大民生工程，亲自视察江河，亲自审定方案，推动修建荆江分洪工程、治理淮河、整修黄河大堤，从根本上减轻水患危害，守护亿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推动普及全民扫盲、建设基层卫生院、兴办中小学，让普通百姓有学上、能看病、有奔头，用一件件真实、具体、可感的实事，践行“无非一念救苍生”的赤子初心。
“乱云飞渡仍从容”：鉴定科学决策的政绩成色
科学决策是创造过硬政绩的重要前提，真正的政绩必然是立足实际、遵循规律、着眼长远的务实之功。毛泽东同志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根本前提，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复杂局势中找准方向、科学谋划，为国家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不是空谈理论，而是深入井冈山根据地调研，分析敌我态势和群众基础，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科学判断坚定革命信念。他始终认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末尾，而非先头。中央苏区时期，为破解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他专程奔赴福建上杭才溪乡、江西兴国长冈乡，住进农户家中、走进田间地头，逐户走访记录，小到柴米油盐、卫生防疫，大到政权建设、参军支前，一一细问详实调研，撰写《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把实践经验转化为具体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毛泽东科学谋划国家工业化布局，统筹轻重工业、农业与工业、沿海与内地协调发展。在他领导下，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长江大桥等一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投产，“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既便利人民生产生活，又推动国家工业化迈出关键步伐。面对超级大国的核威胁、核讹诈，他以非凡战略眼光果断决策，推动“两弹一星”研制，在技术封锁、设备简陋的条件下，全国上下协同攻关，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国家赢得长期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1961年，针对农村工作中出现的脱离实际问题，毛泽东在全党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明确提出把当年变成“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他前后3次回湖南调研，在充分论证后主张修改“农业六十条”草案，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推动一系列贴合农村实际的政策落地。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笃定真抓实干政绩路径
真抓实干是创造政绩的根本路径，一切过硬政绩都是撸起袖子干出来、盯着问题抓出来的。毛泽东同志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奋斗精神，始终把抓落实、解难题、求实效作为核心，用一件件具体扎实的实干行动，破除虚浮作风、破解现实难题，树立了求真务实的标杆。
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亲自上手、一抓到底，绝不允许敷衍塞责。延安时期，身边工作人员提出帮他代耕菜地，他当即拒绝：“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坚持亲自浇水、除草、耕种，用自身行动带动全党形成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发现基层群众看病难、文化水平低，便亲自推动创办苏区医院、兴办列宁小学、开展扫盲识字运动，组织整治环境卫生、破除陈规陋习，一件件、一桩桩抓细抓实。新中国成立后，他紧盯基层水利、农田建设等民生小事，逐项督促落实、全程跟踪问效，绝不允许把民生工程变成“半拉子工程”。1959年从韶山回长沙的路上，他两三次下车同群众交谈，了解口粮等问题，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回应期盼。
面对困难挑战，毛泽东始终倡导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两弹一星”研制中，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扎根戈壁，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反复试验，坚韧不拔攻克技术难关。这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实干精神，正是共产党人政绩观的生动体现：把每一项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把每一份实绩落到发展关键处。
“拒腐蚀永不沾”：铸定清正廉洁政绩底线
全面从严治党是正确政绩观的根本保障，唯有坚守清正廉洁的底线，才能确保政绩始终沿着为民、为公的正确方向推进。毛泽东同志以“拒腐蚀，永不沾”的坚定立场，始终把从严治党摆在突出位置，以铁的纪律管党治党，为共产党人树立了清廉从政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艰苦朴素，衣物多次缝补、反复穿用，饮食简单清淡，从不讲究排场。井冈山时期，按照规定他可点三根灯芯办公，却为节约用油坚持只点一根；三年困难时期，他主动降低粮食定量，连续七个月不吃肉，与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他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立下“不搞特殊、不谋私利”的规矩。女儿李讷在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学习时，他要求她和普通学员一样吃大灶、住集体宿舍，不许搞特殊化；身边工作人员下乡调研，他反复叮嘱不能接受群众宴请、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坚决杜绝特权行为。
在执纪问责上，毛泽东态度坚决、毫不手软。1951年至1952年，他亲自领导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严肃查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案件，对贪腐分子依法严惩，向全党全社会宣示党纪国法不容侵犯、贪污腐败绝不姑息的坚定立场。从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到新中国成立后持续整治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他始终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确保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让清正廉洁成为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毛泽东诗词中蕴含的政绩观，穿越历史、历久弥新。新征程上，我们要从这些精神财富中汲取力量，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脚踏实地、实干笃行，奋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过硬实绩。
(作者：吴义国，系省委党史研究院联科部主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
来源：《机关党建》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