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贡献了毕生心血；作为平凡父亲，他具有丰富、真挚的情感，曾动情地说：“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他时常要求自己的子女要“廉洁朴实”“不要忘记人民”“夹着尾巴做人”等，并以身作则，立下了振聋发聩的“三不许”“三不要”准则。时至今日，关于毛泽东后人享有与众不同的“四大特权”的故事依旧被广为传唱，成为其家人立身处世的最重要准则之一。
“三不许”
毛泽东倡导艰苦奋斗，他始终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反对贪污腐败，不祝寿，不收礼。在他看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是共产党人的宗旨，那种利用个人特殊身份和地位，贪图享受、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做法是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1943年，毛泽东50寿辰，延安各界提议搞庆贺典礼，中央一部门的负责同志写信报告。毛泽东回信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最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
到毛泽东54岁生日时，正值1947年党中央“十二月会议”期间，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又想给他做寿。他坚决不答应，并讲出了三大理由：“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我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群众粮食紧缺，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我才54岁，往后的日子长着哩，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此外，毛泽东又随之加上“三条规矩”，即一不许请客吃饭；二不许唱戏，如果要演，就演给老乡们看；三不许开会。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不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的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自此，毛泽东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六不”规矩被正式写入党的文献。
“三不要”
1949年，湖南解放后，毛泽东家乡的亲戚和朋友们纷纷给他写信，要求推荐参加工作或介绍别人进京。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也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什么问题，一经介绍也就参加工作了。”但毛泽东却原则分明地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要率先律己树立律己风范。
他语重心长地给亲友们回信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迟早垮台。现在全国刚解放，人民刚取得政权，我对你们‘约法三章’：一不要来京看我，二不要来京找我安排工作，三不要借我的名义找地方政府安排工作。”
即便是对杨开慧的家人也不例外。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抱了很大的希望给毛泽东写信，可毛泽东的回信却是：“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与秘书田家英具体订立了处理亲友托他找工作的“三不约法”：“处理亲友一般来信原则是：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
“四大特权”
毛泽东对待他的亲友、故旧一直坚持“三条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属徇私情，念旧但不为故旧谋私利，济亲但不为亲戚撑腰。在他的要求和影响下，在一个不平凡的伟人家庭里，毛泽东的子女亲属拥有了四个与众不同的“特权”：
一是有“为革命牺牲的特权”。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主席一家仅牺牲的直系亲属就有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儿毛楚雄6位。此外，还有许多亲人，因受到牵连，被反动派关押、拷打。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于长沙清水塘，自幼跟随父母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被捕，小岸英也跟着妈妈一同被关进了监狱，杨开慧就义后，毛岸英被释放，后来，党组织将岸英兄弟3人送到了上海，送入大同幼稚园。1931年4月，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们再次失去了庇护，过着寄人篱下、提心吊胆的生活。当时，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收养岸英兄弟的人家中也十分困苦，只能靠帮人洗衣服、扎纸花得点收入弥补生活，因此，岸英兄弟穿的是破旧衣服，盖的是破棉絮。这一年，毛岸英刚满9岁。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岸英和岸青兄弟，并将他们送到苏联学习。此间毛岸英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1946年，他结束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回到延安，遵照父亲的嘱咐，背起行囊，去乡村劳动，接受“中国农村大学”的教育。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毛岸英参加志愿军赴朝，于1950年11月25日不幸牺牲。
二是有“饱受苦难的特权”。1927年2月，毛泽东一家先后抵达武汉，不久后，杨开慧生下了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杨开慧英勇就义后，不到4岁的毛岸龙跟大哥毛岸英、二哥毛岸青一起，在组织的安排下跟着外婆、舅妈辗转来到了上海。住进了大同幼稚园。因为党组织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迫倒闭，三兄弟流落上海街头，以乞讨为生。一说毛岸龙因患疟疾不幸去世，一说他不幸走失，此后，再也没人见过他。
三是有“被执行纪律的特权”。1948年8月的一天，已快26岁的毛岸英来到父亲毛泽东的住处，谈了自己想结婚的事，期望能得到应允。当毛泽东得知毛岸英想结婚的对象刘思齐此时还差几个月才满18岁时，严肃地说：“差一天也不行，等一等好不好？”毛岸英感到委屈，反驳道：“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着呢……”一听儿子这样说，毛泽东火了，大声说：“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我再说一遍，思齐不到18周岁就不许你们结婚！”
四是有“艰苦奋斗的特权”。 1990年10月，碧瓦红墙的中南海里一片忙碌，中央警卫局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之间清理交接毛泽东生前遗物的工作正在进行。就在数千件文物基本清理完毕，纪念馆接收人员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在一个生活秘书的提醒下，人们从地下室角落里“抢救”出了一大堆纸张，那是毛泽东家庭开支的账本。翻开尘封多年的账本，那个红墙高耸的中南海里曾经为亿万人仰望的开国领袖，在一笔笔账目中被还原成了普普通通一家之主。笔笔账目——衣食住行、油盐柴米，量入为出地计算着一家人的生活。
据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吴连登回忆：毛泽东虽然每月工资有404块8毛，可是住在中南海里，房租、家具租费、还有水费、电费、保暖费等每月样样要交钱，这就占到了工资的四分之一左右，承担两个女儿、姨姐、侄子每人每月30元的生活费，再加上吃饭开销，根本不够花。“主席临终的时候家里只有几百块钱，这是毛泽东的全部财产，最后这个钱也交了公。另外，主席在银行里头没有一分钱的存款。”
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曾满怀深情地回忆：“从爷爷去世以后，他老人家的全部遗产，一律都由中央办公厅保管，我的父母、李敏、李讷姑姑，都没从爷爷那里分到遗产，但是我们永远继承爷爷的这种伟大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