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道德与文章” 的选择

他颇具诗人气质，喜欢危言危行，在“混”字当先、因循苟且的晚清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他饱学中外，又与肱骨之臣相交甚深，却因出洋一趟毁了半生顺境；他开眼看世界，写了一本《使西纪程》，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他就是郭嵩焘，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派出的驻外大使。

他一生正气，两袖清风，自认生平所立资产，仅能使子孙免于饥寒，未有赢余。宦海官场几起几落，他看透了世事变迁、人情冷暖。对于后人，他很豁达，“人生数十年，学问事功，正须各求所以自立，日加提省，则此不肖之念，自反而听命，非区区劝戒之能及也。”他很清楚，如果子孙事孝，那么先人一言一行皆可为家训；如果子孙不孝，那么就算耳提面命，谆谆告诫，也不过区区糟粕而已。他一生务实，就连立下的家训都是那么简明扼要：“道德与文章”。

《礼记·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他以一身的遭逢经历教育后世，做人就应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要么进以文章经世，用知识造福国家、民族，要么退而世守清芬，把住道德底线。

郭嵩焘常以二念自励：一是知耻，二是有忌惮。咸丰九年（1859年），他受皇帝赏识，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查办侵吞隐匿贸易税收之事，所到之处官员无不接待隆重且备有厚礼。可他却明令“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而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在那个已从根腐败的朝廷里，他以孑然一身的傲骨与整个官场风气孤独抗争。

光绪元年（1875年），“马嘉理案”后，英国要挟清政府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郭嵩焘在朝野一片“汉奸”“贰臣”的谩骂声中启程。在英国，他潜行考察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接交众多专家学者，以60高龄潜心学习外语，不断向朝廷寄回中肯建议，却因与守旧的副使发生激烈冲突被弹劾。

然而，郭嵩焘并不感到气馁。纵使遭到误解，受到污蔑，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致书李鸿章等重臣。晚年他还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终其一生，他从未放弃坚守自己的“道德与文章”。

鸦片，最早是由英国人大量带入中国，用以叩开国门、流毒中华的祸首。身为驻英大使，郭嵩焘亲眼见到了英国人对本国禁烟的重视，也更加深了对鸦片的深恶痛绝。因此，他给郭氏子孙定下诫约：“其心应加劝戒者，则有一焉，鸦片烟而已矣。吾亦不愿多言，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可也。”

若干年后，历史和世人终究给了郭嵩焘一个公正的评价，《清史稿》中评述他：“中国遣使，始於光绪初。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