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湖南元素与贡献
党的二十大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写入了大会的主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精神标识，是镌刻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的精神基因。在新中国成立72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46种伟大精神，这既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激励人民不断开拓进取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用生命、鲜血与汗水书写和铸就而成的精神史诗。
湖南，是 伟人故 里，将帅之乡，革命摇篮。在党的百年历史上，湖南的分量很重。2 0 2 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指出：“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走出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发生了秋收起义、湘南暴动、通道转兵等重大历史事件，大批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上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锻造的百年历程中，从湖南走出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湘籍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为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发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锻造与延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众多革命精神中，都深深地烙下了鲜明的湖南印记、蕴含着浓郁的湖南元素，充分彰显着湘籍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的巨大贡献与历史担当。
纵观百年，湘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锻造的贡献与担当呈现出如下历史特点。
集群式贡献与担当
这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深受湖湘文化浸润的一大批湖湘先进青年和仁人志士集群式地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早期活动的舞台上，为开天辟地的建党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8年4月，在长沙成立的新民学会“发建党先声”，78名会员有41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8人成为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从1919年到1921年初，1600多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湖南有397人，占全国总人数的近25%；1921年初，上海外国语学社首次组织的赴苏俄东方大学留学进步青年有30余人，湖南青年占了一半。他们中许多人成为海内外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中共一大前，海内外共有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湖南进步青年参与了其中6个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全国58名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湘籍成员有20名，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湘籍有4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组织工农运动，许多湘籍早期党员成为各地工农运动的领袖和骨干：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有李启汉、刘少奇、邓中夏、李立三等；在长沙，黄爱与庞人铨是全国最早为工运牺牲的共产党人；在上海，李启汉、李中创办了中共领导的最早的工会和工人夜校；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有三大重点区域，其中北方区主要组织者是罗章龙、邓中夏、陈为人、何孟雄、缪伯英、张昆弟等人，湖南区在毛泽东和湘区委领导下开展得轰轰烈烈，李立三、刘少奇等组织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大革命时期，湖南党员发展到2万余人，成为全国党员（近6万）人数最多、党组织分布最广的省份；农协会员发展到600万人，占全国同期900万名农协会员的60%以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蔚为壮观的湖南建党群英和革命群众，以青春与热血、赤诚与担当、牺牲与奉献，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与形成融入了湖南元素、贡献了湖南力量。
头雁式贡献与担当
这主要体现在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的锻造和形成中。
大革命失败后，艰难曲折的中国革命走到了十字路口，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考验。毛泽东受命回到湖南领导中共湖南省委组织发动秋收起义。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领跑者”的头雁姿态，勇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毅然决定将革命中心从城市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转移，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上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井冈山考察时强调：“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开创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打下良好基础。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开始领导中央苏区建设，形成了苏区精神。一些湘籍共产党人为苏区建设和苏区精神培育发挥了“领头雁”作用。毛泽东撰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系列著作，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为苏区精神培根铸魂。第一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63名执行委员中湘籍代表16人，李富春、林伯渠、何叔衡、谢觉哉、徐特立等成为苏区经济建设、财经工作、行政内务、法制建设、检察司法、教育文化的开创者和引路人。1933年8月，中央苏区中央军委授予 90人“中国工农红军红星奖章”，其中湘籍将领40余人。中央红军长征时，7个军团级单位（纵队）28名领导者中，湘籍9人；20个师（梯队）32名师长、政委中，湘籍12人。他们都是红色苏区的捍卫者、苏区精神的铸魂人。
首倡式贡献与担当
这主要体现在遵义会议精神、南泥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的锻造和形成之中，湘籍共产党人为这些精神的锻造作出了首倡式贡献。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努力促成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并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来解决自己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出席遵义会议的20位代表中，刘少奇、彭德怀、李富春、李卓然等湘籍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为形成“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的遵义会议精神作出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异常困难的情况下，19 41年春，王震带领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把昔日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培育和形成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三五九旅将士大多来自湖南和江西，他们把湖湘“霸得蛮、吃得苦”的基因融入到南泥湾精神之中，王震被评为大生产运动的劳动英雄；七一七团政委晏福生，独臂参加大生产，两次被评为“生产英雄”。南泥湾精神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热情赞扬，毛泽东在王震的奖状上亲笔题词——“有创造精神”。
2012年，全国贫困人口9899万人，作为中部省份的湖南贫困人口达767万人，仅次于贵州和云南，居全国第三位。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带着对湖南人民的殷切关怀，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深度贫困的十八洞村考察，在深入调查之后，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脱贫”的“十六字”方针。湖南作为精准脱贫的首倡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定扛起首倡之责，五级书记抓扶贫，全省动员促攻坚。2020年3月，湖南省政府宣布：全省6920个贫困村全部退出，767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省人民为锻造“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贡献了湖南力量，十八洞村成为新时代的红色地标。
中坚式贡献与担当
这主要体现在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老区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系列精神的孕育形成之中。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口，湘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敢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成为革命的中坚、民族的脊梁、国家的砥柱。
湖南是三支红军长征部队的经历地、出发地，也是长征精神的孕育地。自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先后有执行中央红军长征探路先遣任务的红六军团，撤出中央根据地实施战略大转移的中央红军，完成策应任务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突围长征的红二、六军团三支红军长征部队，在湖南征战180多天，转战9个市州48个县（市、区），红军长征在湘征战时间长，途经县市区多，发生了许许多多如“半条被子的温暖”的故事。在长征途中，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为代表的湘籍红军领导人和将士，在坚持理想、坚定信念中做榜样，在不怕困难、勇于牺牲中做中坚，在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中树丰碑，在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中做模范，在依靠群众、同人民患难与共中做表率，为长征精神的锻造注入了湖湘文化优秀品质，为长征精神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延安，毛泽东写作和发表的多部著作，系统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全面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错误，生动注解了延安精神中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精神内涵；在延安，湘籍领袖和红军将士通过自己的模范言行，始终践行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等湘籍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的砥砺奋斗，成为拯救民族危亡和争取人民解放的柱石，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精神的锻造形成，凝聚着湖南儿女的血性担当。毛泽东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总设计师，他发表的《论持久战》为抗战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湘籍抗日将士不怕牺牲、浴血战斗，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彭德怀、左权横刀立马，率八路军开辟华北敌后战场；贺龙、罗荣桓、萧克等人在敌后根据地与日军浴血奋战；刘少奇、粟裕、黄克诚等人则率新四军与日军在长江中下游展开反复争夺。抗战期间我们党领导创建的19个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湖南人参与了11个根据地的创建。湖南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兵源方面对全国抗战的支持位于前列。湖湘文化中忠诚与担当的优良传统，湖南人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性格气质，都深深地融入抗战精神之中。
毛泽东、刘少奇等湘籍共产党人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对西柏坡精神的锻造和形成发挥了砥柱作用，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全面胜利；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了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总结历史经验，对新中国的各项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与创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永葆“赶考”精神。刘少奇指导建立华北解放区进而使它成为全国战略大决战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领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生产、经济建设等工作。
湖南是老区精神重要锻造形成之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创建的13个革命根据地中，就有湖南陆续与周边省份共同开辟的井冈山、湘赣、湘鄂赣、湘鄂西、湘鄂川黔这五大革命根据地，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为全国之最。湖南三分之二以上地域被认定为革命老区，成为建党、建军、建政和缔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重要源头和坚实基础。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等湘籍革命家和红军将士始终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一心为公的无私情怀、敢于和善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艰苦奋斗的精神斗志、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生死相依的光荣传统铸入老区精神。
三湘儿女的血性与抗美援朝精神融为一体。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毅然决策出兵朝鲜，湘籍将领彭德怀、陈赓、邓华、杨得志、杨勇相继担任或代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运筹帷幄、精心谋划，甘泗淇、宋时轮、姚喆、萧新槐、王紫峰、张震、李寿轩、吴信泉等众多湘籍战将靠前指挥、驰骋汉江，湖南动员了26万余人参军参战，其中6.7万奔赴朝鲜。志愿军湘籍将士在朝鲜牺牲11500余人，涌现出毛岸英、李雪瑞、喻求清、罗盛教等著名烈士。
孕穗式贡献与担当
这主要体现在雷锋精神和女排精神的培育上，湖南是雷锋精神和女排精神的孕育地。
雷锋于1940年12月18日出生于望城县安庆乡简家塘（今长沙市望城区雷锋街道）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短短22年的人生历程中，有18年在望城度过。追溯雷锋精神，其根在湖南，源在望城。在望城的18年是雷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是他高尚人格养成的关键时期。作为湖南青年，雷锋的性格和成长之路彰显出湖湘文化基因和湖南精神特质。从湖南走出去的普通战士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树起了雷锋精神这座永恒的道德丰碑。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雷锋、郭明义、罗阳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正是我们民族精神最好的写照，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女排精神源于湖南郴州，是由“竹棚精神”孕育而来。1979年10月，袁伟民教练率领中国女排首次来到郴州，由此开启了中国女排争夺亚洲冠军的60天魔鬼集训。当时，训练场地非常简陋，是由楠竹搭建起来的竹棚，但中国女排姑娘们依然咬牙坚持，刻苦训练。此后，中国女排于1980年、1981年、1984年和1986年来郴州集训。热情的郴州人民尽力为女排姑娘的训练创造条件，郴州成为中国女排腾飞的福地。从竹棚馆出发，中国女排姑娘们开启了夺冠之路，拿到了五连冠，以及现在的十冠王。“竹棚精神”孕育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自豪、自尊和自信，为我们奋进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方阵式贡献与担当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人民焕发出冲天的干劲，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洪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湖南人民更加鼓足精气神，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在新中国培育的“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等系列革命精神中，湖南人民都作为重要方阵作出了重要贡献。
“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的锻造和形成，镌刻着多彩的湖南元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导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注重培养科技人才，将发展尖端科技与国防建设相结合，推动了我国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就大力主张并推动包括研制原子弹在内的实现武器现代化的工作。“湖南制造”不断创新突破，持续为中国科技强国事业贡献着科技创新力量。1954年8月18日，株洲331厂试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M-11型航空发动机，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奠基之作。多年来，湖南凭借强大科研力量承担了一系列国家航天领域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工程。湘籍科学家陈能宽、周光召、王洪星、程不时、刘大响、黄伯云、周建平、陈善广、王赤、符一行、杨孟飞、于登云、谢更新等，以“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性格，展现了湖南人的浩然风采。
改革开放虽然风起南海，但改革的春风掠过三湘大地后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一时期，湖南人民创造了超级计算机、超级杂交水稻、大功率芯片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形成了“广电湘军”“出版湘军”“工程机械湘军”等各路“湘军”齐头并进的生动局面，涌现出了像袁隆平、李谷一等一批在科技、文化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改革人物，深刻诠释了改革开放精神。
1998年，湖南面对自1954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全省3 . 5万多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230多万干部群众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抗洪抢险战斗。从首战湘江、转战澧水、鏖战洞庭到决战长江，湖南唱响了一曲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凯歌，为抗洪精神的锻造和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非典”到“新冠肺炎”，湖南是抗击疫情的重要关口。面对疫情，湖南人民奋勇迎战，坚持疫情防控全省一盘棋，守望相助，协同发力，筑起防控疫情的“铜墙铁壁”。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湖南仅用39天实现本土确诊病例零新增，用54天实现确诊病例清零，成为全国首个累计确诊病例在1000例以上清零的省份，交出了一份非同寻常的优异答卷，为取得抗疫胜利、形成抗击非典精神和抗疫精神贡献了湖南力量。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湖南人民迅速开展了支援灾区重建工作，“要钱出钱，要人出人，要力出力”，出色地完成了对口援建四川理县的重建任务。在这场灾难中，湖南祁东县人谭千秋老师为保护学生献出了生命。湖南人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
湖南人民 把“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硬仗”的优良传统，融入劳模精神、“三牛”精神的锻造之中。在湖南涌现的袁隆平、黄伯云、李常水、文花枝、艾爱国、李临庄、马安健、熊倪、许菊云、王汉桃、雷冬竹、刘筠等劳模代表，张孝骞、欧阳海、罗健夫、罗盛教、郑培民、张超、黄诗燕等“三牛”模范，为建设新中国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湖南不断涌现湖南华菱钢铁、远大空调、中联重工、三一重工、隆平高科、蓝思科技、大汉控股、株洲电力机车等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如詹纯新、胡子敬、梁稳根、陈邦、周群飞、邓伟明、曾小山等企业家群体，他们争当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的典范，为企业家精神的锻造形成奉献了湖南力量。
湖南自唐、宋以来就通过“茶马古道”踏上古丝绸之路，新时代，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拓展中非贸易，为形成“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贡献湖南力量。2019年6月，在长沙成功举行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此会永久落户长沙，每两年举办一次，吸引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来湘合作与交流。湖南中非经贸产业园也成功创建，让更多湘商湘企踏上新的丝绸之路。
融入式贡献与担当
在党的精神谱系中，有一些革命精神是在特殊时期、特殊背景、特殊地方形成的，如红岩精神、太行精神、大别山精神、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老西藏精神、特区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等，其形成过程中也融入不少湖南元素。
红岩精神是抗战时期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实践中形成的，其中融入了许多湖南革命前辈的奉献与担当。南方局的每一次重大决策，都凝聚了身处延安的毛泽东的心血。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重庆举行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公开提出“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获得广泛支持。1945年8月，毛泽东只身飞往重庆，在红岩住了43天，在这里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中共谈判代表团成员、湖南平江县人吴克坚，充分发挥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优势，为争取保障我党的合法权益，推动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作出贡献。红岩公墓，这里埋葬着十余名革命先辈，其中有杨振德、向先德、廖苓顽等湘籍革命先辈。重庆谈判的过程与成果，是对红岩精神的最好诠释。
太行精神的历史形成，凝聚着众多湘籍将士的担当奉献。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地区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师所在地，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都在这里战斗过。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长期驻扎太行山区，彭德怀、左权、黄克诚等湘籍革命家转战太行。1942年5月25日起，日军开始对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展开疯狂的“五一扫荡”。为了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左权作为指挥员，身先士卒，在辽县十字岭地区不幸中弹牺牲，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太行精神。
“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进、勇当先锋”的大别山精神，也蕴含着许多湖南元素。曾中生是湖南资兴市人，是中国工农红军杰出的指挥员、军事家，游击战、运动战理论的主要开创者之一。1930年9月，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励精图治，使位于大别山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各项事业都绽放出勃勃生机。湘籍将领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陈赓，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都率部在大别山战斗过，为大别山区“28年红旗不倒”作出贡献。
大庆精神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石油会战，湘籍老一辈革命家欧阳钦发挥了重要作用。欧阳钦在抗战胜利后受党中央委派前往东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旅大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和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顾全大局，全力支持国家大庆油田建设。1959年国庆前夕，黑龙江肇州县掘出了石油，欧阳钦高兴地说：“现在正好是建国十周年大庆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大油田，我看就叫‘大庆’吧！”1960年2月大庆石油会战开始后，黑龙江省委专门成立了支援小组，欧阳钦说：“我来给秋里同志当这个后勤部的政委。”在各种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里，欧阳钦领导全省人民节衣缩食，把各类生产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会战前线，为大庆油田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北大荒精神的孕育，也融入了王震、欧阳钦等湘籍领导人的心血。1956年5月，王震被任命为农垦部部长，9月向中央提出官兵集体转业参加农垦生产。当年就有1.7万余名复转官兵开进北大荒。1958年，在王震的精心组织下，又有10万转业官兵挺进荒原，展开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他们战胜重重困难，在茫茫沼泽荒原上建起了一大批机械化国营农场，让荒原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在北大荒的发展中，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欧阳钦动员各地各方面对农垦工作大力支援。王震曾撰文称：“在北大荒的史册上，将永远镌刻着欧阳钦的名字。”
在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伟大历程中，孕育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融入了谭冠三等湘籍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贡献。1951年8月28日，解放军第五兵团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部向拉萨进发。西藏和平解放后，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谭冠三任区党委第二书记，一直在西藏工作了15年。谭冠三逝世后，骨灰被安葬在拉萨八一农场。从1995年湖南开展对口援助西藏山南以来，一批批援藏干部肩负重任，远离家乡，把情融入山南的土地。长沙、株洲、岳阳、常德4市对口援助贡嘎、扎囊、桑日、隆子4县，使这里的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老西藏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也密切关联着众多湖南元素。沿海创办经济特区，与胡耀邦、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鼎力支持分不开。1979年1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到深圳、珠海考察，向广东省委领导提出在沿海设立橱窗，与香港互通有无发展经济的建议，得到广东各级领导的响应。回北京后，胡耀邦带着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为广东争取经济自主权。同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在特区发展的过程中，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多次到沿海考察，提出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王震是最早最积极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和开办经济特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79年底，他带领国防工办下属各部的领导近20人，到深圳实地考察并率先投资开发项目。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央一些部门和各地一批有实力的单位，纷纷带来大批项目、资金、技术和人才到深圳，使这个现代化的经济特区迅速崛起。之后几年，在深圳务工的湖南人，最多时达到了40 0万人。深圳的猪肉供应，湖南占60%。湖南供应深圳的大米、液化气、水泥等物资也是最多的，分别占深圳市总额的七成、八成、七成；1989年，深圳开通的第一列直通省外的列车，就是通往长沙的。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品质深深地融入了特区精神之中。
“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也饱含着许多湘籍共产党人的梦想与追求。1950年，毛泽东就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决定：要修一条把西藏和内地连接起来的路！1953年，毛泽东亲自点名，让熟悉西部地区的王震出任铁道兵司令员，王震表达决心，一定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19 58年 5月，青藏铁路开工建设。但由于青藏高原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等因素制约，1961年，青藏铁路建设被叫停。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说：“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正是这句话让沉寂了13年的青藏铁路计划再次被提上日程。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开工，终于把铁路修到了拉萨，2006年7月1日全线通车运营。
由此可见，中宣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46种革命精神中，绝大部分革命精神都直接融入了湖南元素，有着鲜明的湖南印记，见证了无数湘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无悔担当。
中宣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46种革命精神，从形成的时间来看，分布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17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2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9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8种，代表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精神标识，犹如精神长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从孕育生成到继承发扬、从丰富发展再到改革创新的百年光辉历程。从形成的历史条件和题名方式来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重大的历史事件来题名，有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16种，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关口所表现出的担当与风骨；第二类是以形成的地方来题名，有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特区精神等21种，就如同一个个鲜活的精神地理坐标，连缀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足迹；第三类以先进的人物或先进的群体来题名，有张思德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王杰精神、劳模精神、女排精神等9种，这些精神已远远超出名字本身的意义，成为全党精神追求的崇高境界，为所有共产党人树立起了模范与标杆。
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46种革命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和题名的特征来看，为革命精神锻造融入的湖南元素和湖南力量也表现出如下特征：
贡献与担当具有广泛性。中国共产党人的4 6种革命精神中，湘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至少直接参与了37种革命精神的锻造，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特别的贡献与担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为显著，在党的百年奋斗的大舞台上，无时不展现湖湘儿女“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壮情怀。
贡献与担当具有厚重性。在许多革命精神的锻造中，湘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贡献与担当特别突出，湖南的分量相当重，如建党时期集群式的贡献，井冈山时期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头雁式的贡献，遵义会议开创式的贡献，长征时期、抗战时期砥柱式的贡献，等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百年来，湖湘儿女在党的领导下，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续写着民族复兴大业的宏伟篇章。
贡献与担当具有域外性。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产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起源是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相伴而生的。湖南自古以来是鱼米之乡，也是军阀统治的中心。心忧天下的湖湘共产党人，秉着“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情怀，背井离乡、抛家别子，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投身革命大潮，从秋收起义文家市转兵上井冈山，许许多多的湖湘儿女再也没有踏上回乡之路。他们的英灵精魂，已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中。“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这不仅发生在三湘大地，而且是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是湖湘儿女为革命牺牲奉献的最好写照。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