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蔡畅：教育女儿自力更生

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是一对品德高尚的老共产党员。在半个多世纪的相伴生活里，他们成就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浪漫的“红色恋情”，同时在各自的事业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柳亚子曾赋诗《赠李富春蔡畅同志》：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死生流转各天涯，今日新都莫众哗。记取铁肩担道义，双飞李蔡两名家。

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和蔡畅都身居高位。但是，他们仍保持着革命者和人民公仆的本色，继续为建设新中国而不懈地奋斗。在生活上，他们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到了50岁才有一个固定的家。

最初，李富春蔡畅一家住在北京什坊院，离供应点较远，公家给他们配备了一辆供采购用的汽车。李富春觉得这辆车利用率不高，放着浪费，蔡畅就尊重李富春的意见，同负责采购的同志商量，说：“目前我们国家还很困难，把这辆汽车省下来交给公家就可以多派点用场，你辛苦一点，骑自行车买菜好不好啊？”年轻人一点就透，马上就领悟到了两位首长的用心，当即同意。汽车上交后，遇到刮风下雨，蔡畅总是叮嘱那位年轻同志乘公共汽车、带雨具。小伙子感动地说：“两位首长总像对我过意不去似的，其实，他们也是为了国家，我根本没有意见。”

李富春和蔡畅夫妻的日常生活十分朴素，他们的饮食很简单，吃米饭时一般两个人就一荤一素一汤，再加一小碟辣椒。在平时的着装上，夫妻俩与当时的许多普通百姓一样，穿打补丁的裤子、袜子，只有外出开会、接待外宾时，李富春的穿着才会整洁合体，至于蔡畅，更是着装入时、风度高雅。只不过，他们身上穿的，都是工作服。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因病去世，不久，蔡畅依据与丈夫生前就达成一致的决定，将节省下来的工资，除适当资助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其余全部上交作党费。这一年的2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出具收据，上面写着：“李富春、蔡畅同志交来金镯子一个，记重1.1两，戒指一个，记重3钱(作为上缴特别党费)。”一个月后，蔡畅收到的党费收据又多了一张。“李富春、蔡畅同志交来特别党费10万元整(其中储蓄存款单29张计99851.09元，现款148.91元)。”

1977年4月8日，当蔡畅又要把自己积存的3万多元作为特别党费上交时，身边的工作人员问她：“是否给子孙留下一点？”她坚定地说：“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用不了就应该退给党和人民。孩子们长大了，应该自食其力，我们共产党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应该是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思想，而不是钱财。”

作为李富春和蔡畅唯一的孩子，李特特出生在法国巴黎。她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准备赴苏联莫斯科学习，无暇照顾幼小的女儿。其外婆葛健豪便主动承担起抚养外孙女的责任。1923年李特特回国。在国内，她有时跟外婆住长沙，有时跟父母在武汉、上海等地住中央机关。大革命失败后，随外婆回到老家隐居乡下，直到1938年4月底，才离开双峰前往苏联。她1947年转入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学农业，1952年毕业归国。回国后，李特特长期从事农业科研工作。她最先分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1953年，苏联准备帮助我国在北大荒建立一座现代化农场，急需学农业的人才。她觉得自己应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便主动报名去了北大荒。1954年，她带着出生不久的二儿李坚来到位于黑龙江省集贤县的友谊农场。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农科院成立了原子能应用研究所，研究核辐射中的放射性同位素在农业中的应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组织决定，将李特特从北大荒调回北京。李特特运用她丰富的俄语知识，广泛收集苏联原子能应用的研究成果和世界各地在这方面的资料，为农科院建立了资料库。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她为核效应研究，到新疆戈壁滩上工作了好几年。在1958年至1960年间，她还参与主持了6期同位素培训班，为国家培养的10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成为各省、市同位素研究实验室的骨干。

有一年，李特特在北京市郊区农村劳动。天冷了，蔡畅请警卫员给女儿送一床棉絮，警卫员便让司机开车把棉絮送到郊区。回来后，蔡畅批评说：“你们开车去，招摇过市，影响多不好。我们的孩子那么特殊，群众会怎么想？”从那以后，工作人员再也没有对李特特有过特殊照顾了。

李特特曾说过：“我的三舅蔡和森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死得很惨；二舅蔡林蒸1925年广东省港大罢工时被砍成几块，丢在湖里；三舅妈向警予31岁被害……我家里这么多亲人抛弃了家庭、牺牲了生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对我的人生影响太深远了。”为了延续好的家风，她从未停止过自己努力的脚步。离休后的李特特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80多岁高龄的她常常忙着“化缘”、出差，用筹得的资金帮助贫困地区架桥、打水井、修公路、办学校、建工厂……直至2021年2月18日，李特特去世，一生本色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