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同志的斗争精神永放光芒

任弼时同志毕生追求真理、克服倾向，在党的许多重要历史关头与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功勋卓著，赢得了党组织和党内同志的认可和尊重。他培养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锻炼了能力和胆魄；直面艰苦斗争不畏缩、不迷航，在反对国民党威逼利诱的斗争中坚守了气节和操守；善于从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在反对党内右倾、左倾错误的斗争中体现了原则性和前瞻性；加强战略谋划，把握大势大局，在反对党内分裂的斗争中展现了责任和担当；正视失误错误，经一事长一智，在进行自我革命的斗争中得以成长和提高。任弼时在其一生中表现出的斗争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帮助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到“斗争精神”，强调“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能够始终发扬斗争精神，才能敢于担当、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任弼时同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其短暂的一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辞重负，奋力前行，他的敢于担当、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永载史册，永放光芒。

培养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锻炼了能力和胆魄

少年时期的任弼时由于家庭的变故和社会的变迁，思想深处迸发出朴素的正义火花，进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在湘阴读小学时期，他在《拟御侮之策》中写道：“今者，日本欲夺我土地、财产，我国不让，将有一血战。惜吾国缺少兵炮，然吾国地广物博胜于日本数十倍，人人若有卫国之心，即有御侮之策也。”在长沙读书时期，面对我国被列强瓜分，割地赔款，他在《我国割让地之痛苦》中慨叹：“而今每任强国鲸吞鼓颐，蚕食张吻，掠我土毛，腥我天地，金瓯国家，遂成破碎之山河。呜呼！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之地不能乎！”这些言词充分体现了少年任弼时具有强烈的爱国爱民族的思想底蕴以及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愤怒和反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便一往无前地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滔滔洪流之中，从此走上救国救民的历史新征程。

直面艰苦斗争不畏缩、不迷航，在反对国民党威逼利诱的斗争中坚守了气节和操守

大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任弼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两度被捕，受尽严刑拷打，可他威武不屈，在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坚守了气节和操守。1928年10月，为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任弼时到安徽的芜湖、安庆等地视察工作，在南陵县与几位同志在一个公园碰头时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几个人同时被捕。任弼时被捕后，敌人残忍地对他吊打、压杠子、顶砖头，在种种酷刑折磨下，他咬紧牙关，几次昏厥，但始终不透露半点真情。回到牢房，他还教育和鼓励战友：“宁可牺牲自己，不可牵连同志。”他说:“敌人想征服我们，我们不屈服就是胜利。宁肯牺牲自己，也不叛党。”由于党的营救和任弼时坚强斗争，终于在1929年3月被释放出狱。1929年11月上午，任弼时冒雨去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共青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当他赶到会议场所敲门时，早已埋伏好的暗探一拥而上，粗暴地把他推上囚车，押往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审讯过程中，敌人对他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在他背上烫了两个大烙印，鲜血淋漓，但他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非人的折磨，再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安慰妻子陈琮英说：共产党人审判敌人的日子不远了，最后的胜利终归属于我们！

善于从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在反对党内右倾、左倾错误的斗争中体现了原则性和前瞻性

纵观任弼时一生，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坚持原则，克服倾向，既反对右倾，也反对“左”倾，并带有前瞻性战略性地做了一些开创性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

一是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1927年，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危急关头，任弼时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23岁的任弼时要求发言，然而要求了三次都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由此任弼时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他拿出意见书，掷地有声地说：“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大吼：“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毫不示弱地反驳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呼吁党应该迅速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右派，预防类似“四一二”的白色恐怖事件再次发生……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吼道：“你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鼓励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除了多次递交《政治意见书》，任弼时还在多个场合和会议上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8月7日会议上，在毛泽东等人发言后，任弼时说：“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倾向，这完全是事实。其原因是我们仅仅做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任弼时在陈述陈独秀向国民党右派妥协的种种事实后说：“党怕群众，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作用。”最后，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其中指出：“青年团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证明了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定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党的中央指导者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这无疑是对任弼时敢于斗争的充分肯定和褒扬。经过狂风骤雨般的斗争考验，这次会议上，任弼时当选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刚刚上任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握着任弼时的手，高兴地称赞他和团中央的觉悟及胆识。

二是与团中央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作斗争。1927年共青团三大之后，时任团中央组织部长的任弼时代理团中央书记。他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与团组织内部出现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两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1927年11月召开的团中央扩大会议把反对因军事投机主义而滋生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列为“第一个任务”。任弼时指出“取消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同志工作遇到困难，思想上产生了动摇。他们打着“帮助党发展”的幌子，提出“团在中国没有特殊工作”，一切由党来做就行了，这实际上是典型的机会主义，是要“取消党在青年群众运动中的影响”，或者改变团的性质，使团变成一个文化组织。对于“先锋主义”，任弼时认为这是“第二党的倾向”，由于一些领导同志只看到团组织在反对陈独秀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便认为青年团也应成为与共产党一样的政党，并把这标榜为“先锋主义”或组织所谓“第二党”。任弼时批评说：“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应该只有一个，这就是共产党，而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该受党的领导，做党的助手。”要认识到“先锋主义的结果，有造成第二党的危险倾向，这对于党的发展是非常妨碍的。”“它比‘取消主义’更为危险。”这些严厉的批判和斗争不仅使团组织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提高，而且团结教育了广大同志，坚持了青年团的正确政治方向。12月6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表了任弼时起草的通告《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倾向》，指出，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是“青年运动中的危机”，只有“肃清团内的机会主义，以及军事冒险、玩弄暴动倾向”“方能与党同时实现布尔什维克化之任务”。

三是与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和肃反扩大化作斗争。在临时中央推行肃反运动并将其无限扩大化时，任弼时给予坚决遏制，强调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1933年5月，临时中央派任弼时到湘赣边区工担任省委书记，后又兼任省军区政委。由于肃反扩大化，当时的湘赣省委几近瘫痪。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把持下，打击和迫害王首道、袁德生、张启龙等原省委班子重要领导干部。任弼时来到时，王首道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袁德生已被杀害，张启龙即将被杀害。任弼时临危不惧，坚决遏制这种乱抓乱杀的做法。他在省委会议上强调：“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决定，比较稳妥地解决了王首道、张启龙等人在肃反中受冤屈的问题。任弼时还和省委在查田、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作出一系列新的决策，抵制和纠正了来自临时中央的错误政策。博古知道后非常不满，写信对湘赣省委和任弼时严加指责。但任弼时相忍为党，继续做好纠左工作，他成为了湘赣边区广大干部心中有威信的党政军核心领导。王恩茂回忆说：“任弼时的到来，停止了肃反扩大化，保了一些同志，保存了军队和地方一些干部”“如果他不来，打AB团的运动要进一步扩大化，更不得了，许多后来参加突围的干部保存不了。”一些亲历者回忆这段历史时，都十分感激的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四是与王明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右倾错误作斗争。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常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对中央工作横加指责，并提出了一系列右倾错误观点和主张。主要表现为：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由于王明说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使得一些同志难以分辨清楚，产生了盲目的信赖。为消除这种负面影响，193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遣任弼时作为中共特使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清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国际所形成的错误影响。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工作与任务》，阐明了四点意见：第一，中国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当局对持久战的方针是动摇的；第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第三，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地位；第四，共产党如何在抗战中发挥领导作用。任弼时的意见极具说服力，帮助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认真讨论后，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决议》，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7月初，季米特洛夫会见了即将回国的王稼祥和接替其工作的任弼时，明确指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王稼祥回到延安后，于9月中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从而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4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王明又指责党的抗日政策是错误的，应该听共产国际的建议。任弼时发言正告王明：“我与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后和毛主席说过……今天书记处会议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对我说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同志来了解问题。曼努意尔斯基问我：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围？季米特洛夫同时说，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任弼时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使王明彻底失去依仗，停止了他的右倾错误言行。

五是与党的干部中无组织性无纪律性现象作斗争。1940年，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并从1941年9月开始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工作中，他深切地体会到党内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松散重叠的组织机构、散漫的个人行为，对党的事业和抗战大局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比如，有的党员干部在政治上“随便发表意见同党的主张对立”，甚至“成为政治上一种反党的派别活动”；有的在组织上闹独立主义倾向，对中央不尊重，方针政策贯彻不力，“八百诸侯，你肯了他不肯，他愿意你不愿意”；有的重大的全国性问题事先不经过中央批准;有的“表现为小团体主义”，甚至是“由同乡、同学、同族的关系而形成的”“少数人的小集团的活动”等等。任弼时对此作了坚决斗争，特别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他告诫每个党员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和提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他认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仅表现在同级党政军民各组织要以党委为核心，还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要严格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也正是在他的推动与牵头组织下，1945年4月，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在开幕典礼的讲话中，任弼时激动地说：“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起来，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加强战略谋划，把握大势大局，在反对党内分裂的斗争中展现了责任和担当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胜利会师，当任弼时得知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后，认为党和红军应该统一，重新会合。为促进全党全军的团结，避免分裂，任弼时和朱德、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关向应等并肩作战，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坚决抵制张国焘反对中央的恶意宣传。张国焘利用种种不正当手段进行分裂活动。比如，给红二、红六军团送包括《干部必读》等小册子在内的宣传品，污蔑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北上是“逃跑”，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明目张胆地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对此，任弼时要求将张国涛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除保留一份，其余全部烧掉，使这些反中央的宣传未能在红二、六军团流传。再比如，张国焘派人到红二、红六军团活动，面对面的拉拢和分化。对此，任弼时和贺龙进了坚决斗争，要求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告诫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能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能进行反中央的宣传，不准攻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一方面军。二是开展广泛的思想工作与张国涛作斗争。从甘孜出发北上途中，任弼时深入细致地认真做四方面军干部的思想工作，澄清事实，纠正认识，加强团结。他分别和陈昌浩、徐向前、傅钟等四方面军领导人交谈，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态度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傅钟回忆说：任弼时同志的思想政治干工作“对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党内制造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有了深刻认识，一些问题也得到了澄清”。任弼时和蔼诚挚的态度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使已经处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同志都感到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领导是迫切重要的问题。总之，任弼时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既坚持原则，又顾全大局，为促进全党全军的团结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对此，朱德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任弼时“坚决参加了反对叛徒张国涛的斗争，使红军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胜利地到达陕北，与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

正视失误错误，经一事长一智，在进行自我革命的斗争中得以成长和提高

任弼时不是完人，是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成长的马克思主义者。1931年，他进入中央苏区，因缺乏经验犯过左的错误，也产生过很大的缺失，但后来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不断自我革命，多次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在工作实践中大力纠左，不仅得以自我升华，也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1年3月中旬，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进入闽西根据地，4月上旬抵达瑞金。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批评“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这实际上是不点名批评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在1930年写了《调查工作》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反对凭借“本本”发号施令的错误。而任弼时认为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因而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对此，后来任弼时不止一次地作了自我批评。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临时中央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意见发生严重分歧。任弼时批评毛泽东，说他的根据地思想是“向偏僻区域发展”的“上山主义”，再次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撤销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把他召回了后方。后来，他多次自我批评说：“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在中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中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的思想政策对立，以至于反对。在扫清道路的斗争中为积极的协助者。”

然而，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所展现出来的卓越领导才能、军事才能和理论修养，逐渐让任弼时折服。在延安整风期间，他真诚地检讨自己对当时清理湘赣省委旧案“没有尽到责任”，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在调查研究问题上，他坦言包括自己在内的党内一直存在“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不太讲究“精细”和“科学”。而毛泽东在这个方面却显得与众不同，他“能注意调查研究，并且能够充分运用调查结果”，因此，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是能够“锐敏地抓住问题的中心，找出规律，决定方向”。而对毛泽东著作的潜心研读，使任弼时对毛泽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1938年，任弼时到达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得以集中精力系统阅读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从而对毛泽东的理论与经验有了新的认识。他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坦承：“对毛主席的认识是在抗战以后，尤其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回延安后，任弼时又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再加上“季米特洛夫的嘱咐”和毛泽东“皖南事变后对政策的掌握”以及“整风后的思想领导”，任弼时对毛泽东产生了完全的“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他说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论著，认识到毛泽东在理论上“提问题敏锐、明确，掌握统一战线有功绩”。进而义无反顾地支持、帮助、宣传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毛泽东思想和团结统一的中央集体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

总之，任弼时毕生追求真理、克服倾向，在党的许多重要历史关头不计个人得失，挺身而出，与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成效显著，功勋卓著，赢得了党组织和党内同志的认可和尊重。正如周恩来在纪念任弼时同志时所说：“我们要学习他三十年奋斗不止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学习他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什维克精神。”

作者简介：周艳光，男，湖南岳阳人，中共岳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主要参考文献：

[1]何梓林，试论任弼时的领导风范［M］，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2004年版，第460页；

[2]叶介甫，任弼时:既反对右倾,也反对“左”倾[J]，百年潮， 2014年第4期第5页；

[3]宋毅军，任弼时在江西的峥嵘岁月[J]，党史文苑， 2014年第3期第6页；

[4]朱薇，任弼时对毛泽东党内核心地位确立的历史贡献[J]，党的文献，2018年第4期第68页。

来源：岳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单位：中共岳阳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