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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振荣:从中共金家堤支部的成立到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论湖南早期农村党组织发展的重要历史作用

2024-07-04 17:37:36  来源:湘潮 

1924年6月15日,益阳县兰溪乡(今益阳市赫山区)成立中共金家堤支部,这是中共湘区委领导成立的湖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也是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建立中共金家堤支部,为湖南早期农村党组织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在湖南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金家堤支部带动下,一批湖南早期农村党组织先后建立,有力推动了党在湖南领导的农村革命斗争进入崭新历史时期。随着农民协会迅速发展,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湖南逐步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金家堤支部点燃了湖南农村党建的星星之火,创造了党在农村地区领导建立基层党组织的成功经验,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共金家堤支部是中共湘区委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标志着湖南党组织发展工作从城区扩大到了乡村

围绕组成大的“群众党”任务目标,中共湘区委所辖最早基层党组织主要建立在学校、工厂、矿区、铁路集中的城区。重视支部工作,是无产阶级政党加强党的建设的一贯经验和做法。中国共产党强调“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自建党之初就致力于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严密的组织体系。中共二大要求全国各地党组织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要求,深入广大群众中建党,提出了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一大以前8个早期党组织,无一不是建立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大中城市。一大前后各地小组中,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原本就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三大以前,毛泽东领导湖南的党组织创建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中共湖南支部(湘区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的一系列指示和要求,积极、慎重地发展地方党组织。最早成立的基层党组织,大多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等本省院校之中,以学生和知识分子党员为主。按照共产国际“任何一个共产党,如果它在工厂、矿山、铁路等等中没有建立起巩固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算是一个力量强大的、组织严密的群众性的共产党”的指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组织党员深入工厂、矿区、铁路,在工人中办夜校、读书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建立党的组织。至1923年11月,中共湘区委下辖16个支部,3个小组,主要建立在长沙、安源、衡阳、水口山、岳阳等地。

认识到在农村中加强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中共湘区委领导建立金家堤支部,使湘区基层组织发展工作由城区扩大到乡村。1923年9月,岳北农工会竖起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一面旗帜,为湖南乃至全国的农民运动点燃了火种。从党领导岳北农工会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既看到农民组织起来的壮烈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也深刻认识到斗争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的同志在农村中尚无深的根基”。二七惨案后,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遭遇武力解散,湖南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被查封,湖南革命斗争形势由迅猛发展转入低潮。面对城市中工人运动力量相对薄弱,而军阀统治过于强大的现实,中共湘区委认识到广大农村也是革命的重要战场,必须在农村中加强党组织建设。1923年11月,共产党员欧阳笛渔受中共湘区委派遣,回家乡益阳县兰溪乡着手创建党组织工作。1924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益阳县兰溪乡金家堤特别支部成立。发展了8名党员后,6月,经报请中共湘区委同意,直属于中共湘区委领导的中共益阳县兰溪乡金家堤支部成立。这是湖南农村最早建立的党组织,标志着湖南党组织发展工作由城区扩展到农村。

中共湖南区委领导在农民中大力发展党员,以富有开拓性的组织工作,使“湘区党的组织工作为各地之冠”。1925年11月,中共湘区委改称中共湖南区委时,湖南区委下辖的党组织中,已建立起中共金家堤支部、中共八叠乡支部、中共韶山支部、中共银田支部、中共清泰支部等一批早期农村党支部。中共湘区委认定“我们党的基础,在乡村中是要建筑在贫农上面……我们必须介绍贫农加入,必是这样,才能在乡村中建筑我们党的广大基础”,作出《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呼吁全省从事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时刻不忘在农民中发展我们的组织”。为加强党在农村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中共湘区委按照制定的《发展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计划》,在广大农村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到1927年2月,全省党员已达6000人,其中农村党员1759人。马日事变前,湖南党的基层组织遍布全省,建立31个地方执委会或县委,党员人数2万余人,成为全国党员人数最多、党的组织分布最广的省。

在湘区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引导下,农民被组织发动起来,农民协会迅速发展

充分利用国共合作联合战线,领导制定正确的农民运动斗争策略和方法。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湘区委认真研究中共中央《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文件精神,确保了中共湘区委在帮助建立国民党湖南省党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始终处于领导地位。1925年10月,党中央发布《告农民书》,同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通过纲领性文件《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明确全省农民运动奋斗目标和秘密时间的斗争策略,既为全省农民运动发展制定了正确阶级路线,也为《湖南农民运动实施纲要》和《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的制定、发表提供了遵循。《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和最迫切要求,是全省工农运动的政纲。1927年2月,中共湖南区委、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与工农商学等群众团体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制定了《湖南省行政大纲》,将农民利益切身相关问题列入其中,要求全省工、农、商、学、兵、政、党共同遵循。

迎接农民运动高潮,加大农运骨干的培养和选派力度。农运骨干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对全省农运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大革命时期,湖南各级党组织致力于造就农民运动人才,以便更好地开展农村运动,教育农民。为了养成农民运动人才,1924年6月,中共湘区委发起组织农民通讯社,出版《农民通讯》周刊,8月在湘江学校创立农村师范部,300多名师生后来几乎全部投身农民运动。为了壮大农运干部队伍,中共湘区委先后3次选派91名党、团员赴广州农运讲习所学习,学员回乡后,与城市工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党团员一道,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或其他合法身份被派往农村。据1927年1月的统计,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遣的203名农运特派员中,有共产党员182人。为了提高农运干部素质,中共湖南区委还以省农协、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的名义开办农运讲习班,并要求“各县农协设法开办农民培训班”。仅宁乡一县,就培训农运骨干2000人。据相关统计,当时中共湖南区委通过各级组织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农运干部。

加强党对农民协会的领导,积极发动组织农民踊跃参加农会。岳北农工会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先声。以中共金家堤支部、中共韶山支部为代表的湖南早期农村党组织建立后,迅速投入发动农民参加农会的工作。毛泽东领导创建中共韶山支部、中共银田支部,在韶山、银田寺成立了20余个乡秘密农民协会。中共金家堤支部成立后,领导组建益阳境内最早的乡农会——兰溪金家堤农民协会,拥有会员100余人。中共八叠乡支部不仅领导建立了八叠乡农民协会,还成立其他乡农会,很快发展会员5000余人。然而,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1926年4月以前,全省27个县仅建立秘密农民协会。北洋军阀被赶出湖南后,农民协会开始具备公开活动的条件,中共湖南区委利用有利政治形势,加快发展秘密农协的进程,农民运动由秘密走向半公开或公开。1926年11月,全省已有56个县建立县农协或农协筹备处,会员136.77万人;1927年1月,会员激增到200多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多万人,占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多。湖南农民协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为掀起暴风骤雨般的农村大革命提供了强大保障。

在党的领导下,湖南农民协会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领导积极开展支援北伐、打倒土豪劣绅斗争,要求一切权力归农会,动摇了封建政治基础。20世纪20年代,湖南人民长期生活在军阀政府横征暴敛、地主豪绅凶残剥削、帝国主义无耻压迫之下。北伐战争的序幕揭开后,湖南党组织迅速发动工农群众投身支援北伐战斗。叶挺独立团出征以来,攸县党组织发动农民武装参加战斗,安排农民向导队带独立团夜间行军,给独立团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北伐军向长沙进军,中共湖南区委不仅发动工农群众参与带路、侦察、运输、救护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在中共湘区委领导下,湖南农民为北伐军势如破竹地顺利进军奠定稳固基础,为推翻赵恒惕政府在湖南的封建统治作出突出贡献,受到了“农民协会组织尤为完善,将来革命成功,湖南当推第一”的盛赞。北伐军过境湖南后,湖南农民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农民协会开始具有公开活动的条件,出现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各地党组织领导建立各级农协,第一个行动就是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从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下去,树立农协的权威,农村中地主政权逐渐瓦解。在许多地方,农会成为唯一的权力机关,浏阳等少数县,甚至开始建立由人民选举的民主政权。中共湖南区委发出“如何实现乡村民主政权”的通告,将湖南省政府和各团体代表联席会议上通过的《湖南区乡自治条例》等文件寄发各地党组织,要求各地接到后立即照此草案建立乡村自治机关。全省各地党组织积极投入领导筹建区、乡自治政权工作,乡村中无政府状态逐步改变,贫农专政的农民协会开始向联合战线的区、乡自治政权过渡。

领导积极开展平粜阻禁、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斗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冲击了封建经济基础。湖南是北洋政府时期全国佃农、半佃农最多的省份。失地农民多,农村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民不堪重负,是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根本动力和重要社会经济前提。湖南各地党组织早在组织秘密农协的过程中,就领导农民开展了一些平粜阻禁、抗租抗债和反对苛捐杂税的小规模经济斗争。斗争胜利后,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被激发起来,为开展大规模经济斗争作了一定准备。根据中共湖南区委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农民的最低限度之政治、经济要求》,各地农协一边领导农民开展经济文化建设,一边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减押,废除苛捐杂税、查处豪绅逆产浮财的斗争,取得了辉煌成果。随着革命浪潮的高涨,农民开始以各种方式提出并开始要求解决土地问题。1927年春耕,长沙近郊农民率先实行减租,并准备清丈田亩,秋后分田,其他地方农民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中共湖南区委认定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要完成国民革命,非使农民参加不可,也就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肯定和支持农民的自发实践。中共湖南区委通过指导当地农会,成立了部分区、乡土地委员会,领导农民自己动手,清丈田亩、平均佃权、插标分田,进行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尝试。

领导积极开展破除族权、神权、夫权的斗争,破除了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随着农村中地主政权的土崩瓦解,代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族权、神权、夫权也摇摇欲坠,许多农民认为信天信神不如信农会。在许多地方,庙产、祠堂公产成为农会经费,广大妇女提出“打倒三从四德”“实行男女平等”“实行放足剪发”“反对买卖婚姻”等口号,全省乡村开展了扫除封建恶习、改造社会风俗的斗争,农村中出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新风气。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民学习文化知识的愿望日益强烈。各地农协因势利导,一是利用庙宇、祠堂作校址,创办大量农民夜校,普及农村教育。按照湖南省农协教育部拟定的《农民教育计划大纲》要求,各地农民学校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使农民文化程度迅速提高,如浏阳县80%的乡村办了农民夜校,上夜校的农民达2000余人。二是积极推动教育改革,更新教材内容,加强教师培训,向农村学生灌输新文化、新思想,激发学生革命反抗意识,改变了旧学校教学内容“不太合农村的需要”和“教师态度亦多与农民隔绝”的状况。三是采取各种方式扩大对农民的宣传力度,各级农民协会均设宣传部,通过教唱革命歌曲等形式,在农民中普及文化教育,让“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口号深入人心。

领导积极开展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斗争,壮大了农会的声势,打击了封建势力的嚣张气焰。北伐军将北洋军阀逐出湖南,但并未消灭地主的团防局。农民协会初建之时,不少团防局长抗拒改组命令,向农协发动进攻,杀害农会干部。广大农民参与北伐战争后“得了许多武器和作战经验”,他们均需要武装团结,推翻从前压迫他们的团防局。中共湖南区委领导农民按照各地实际情况,分别采取竞选团防局长、控制团防武装、收编改编地主武装、建立梭镖队武装夺取等方式,铲除了地主武装。全省发动农民运动的地方,大多发展了梭镖队,有力壮大了农会声势。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建立农民自卫军成为当务之急。中共湖南区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乡村中的武装必须统一在农民手中”的要求,明确提出建立农民自卫军是“最紧要的工作”,对各县农协组织农民自卫军作出明确指示。各地农协按照中共湖南区委指示要求,接管或夺取团防局枪支。到1927年5月,全省有30余县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或工农义勇队。中共湖南区委领导发展农民武装,在打击封建势力嚣张气焰、打击各种破坏活动、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农民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认识到湖南农民运动的正义性,认定“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动摇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根基,给社会各阶层造成了巨大震动,也因此遭到国民党右派、封建地主豪绅和其他反动势力的诋毁和破坏,他们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土匪行为”“糟得很”,掀起了一股攻击和责难农民运动的反革命逆流。共产党内一些人也片面认为农民运动“过火了”。在暗潮涌动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为答复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非议,取得对农运的第一手资料,以事实击退党内外攻击农运的逆流,对湖南农民运动展开为期32天的考察。这次考察,是关系到解决中国革命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次重要考察。通过考察,毛泽东用调查得来的事实痛斥了各种怀疑指责,侧面揭露了党内右倾思想的错误,高度赞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功绩:“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通过调查,他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有了深刻把握,对广大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有了深刻洞察,更加坚信“农民要革命”“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更加坚信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抓住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青年时代多次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很早就关注中国农民问题。他领导创建发展中共湖南支部(湘区委)、领导湘区工人运动,从人口基数、革命性、经济比重等角度逐步认识农民也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他回韶山养病,潜心研究农民问题,领导建立中共韶山支部,领导韶山农民运动实践,直观感受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发现农民身上蕴藏的强烈的革命欲望和潜在的革命力量,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不断趋于理性、成熟。1925年12月1日,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他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农村各阶级再次进行细致分析,认定贫农才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农村中的革命先锋,作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的光辉论断,牢牢抓住了农民问题这一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至此之后,农民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核心力量得到确认。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提出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为即将到来的土地革命作了思想动员。毛泽东早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初步提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革命党的一个中心问题”的观点。随着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北伐军胜利进军、革命浪潮高涨、农协势力骤然大增,土地问题日趋迫切。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李维汉汇报中共湖南区委的意见,认为从湖南农民发展的趋势看,应该着手解决土地问题,这一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但因国民党右派压力,解决问题被搁置下来。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对农民自发武装起来建立农民政权,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新鲜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鲜明指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至此之后,毛泽东认定“土地问题必须解决,解决土地问题是于全般革命有利益的”。七一五政变后,他留在政治环境极其险恶的武汉,以中共中央、中央农民部名义发出《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文件,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阶段。”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要求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村革命武装,逐步认识“上山”可能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通过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定“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提出“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强调必须建立农会的绝对权力,加强农民武装,“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以暴力斗争打倒土豪劣绅等反动势力,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为推动中国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的深刻把握,对广大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的深刻洞察,对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重要意义的深刻认识,大革命失败前后两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先后6次勇敢而坚定地提出“上山”主张,在八七会议上多次发言,确切阐明了土地问题、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与党的领导四者间的关系,并在发言中对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提出批评意见,鲜明指出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为党积蓄革命力量、探索革命新路提供了有效途径和正确出路。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就和最广大的劳苦大众站在了一起,却经过重重血与火的淬炼、生与死的洗礼才最终领悟了“依靠农民”的真谛。从创立中共金家堤支部发端,湖南农村早期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掀起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革命大风暴,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打击了几千年来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与点化时代的真理力量相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凭借着对中国历史最深刻的洞察,对中国命运最精准的把握,勘破了真理,从广袤农村中找到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革命道路,引领出“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的时代强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要振兴,关键是把基层党组织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要成为群众致富的领路人,确保党的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真正成为战斗堡垒。”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善于运用和借鉴以中共金家堤支部为代表的湖南早期党组织建设形成的宝贵经验和做法,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抓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须臾不可放松,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努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

来源:《湘潮》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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