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荣：共产党人求是之光——学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湘考察在长沙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时谈到，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指出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的方法“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第二是开调查会”。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又强调，共产党人要站稳人民立场，“1927年初，毛主席深入调研，撰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前，在切实把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之际，重温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于深学深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在大革命暗潮涌动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领命调研

1926年下半年，随着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革命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旧恶势力等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统治制度，由此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革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恐慌。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破坏了社会秩序”“扰乱了北伐后方”，是“痞子运动”。他们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农民运动，与农民运动对抗。在此背景下，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队伍内的中间派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也遭到党内一些人的怀疑和责难。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这次会议错误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据此，会议规定当时党在农运上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会上作出的《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也错误地对湖南农运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否定和限制。

此时已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和中共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一样，对限制工农运动的策略不满，并提醒中共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会后，陈独秀连忙找李维汉谈话，命令湖南区委对农民“过火”行为加以纠正，并当面交待在场的毛泽东回湖南协助中共湖南区委纠正农民运动“过火”行动。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斥责诬蔑和党内政策的右倾，毛泽东深感震惊和不安，但他没有与陈独秀争论。为了取得对农运的第一手资料，以事实击退党内外攻击农运的反革命逆流，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下手中的各种重要工作，从调查研究入手，领命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

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是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调研必须有充分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1926年11月初，毛泽东赴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订《目前农运计划》，对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了通盘部署，并赴长江沿线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当时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所作的决议已使农民运动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对农民运动尤其注重的毛泽东，深感问题的重要性，这绝不是一个局部、暂时的问题，而是一个左右革命全局、决定中国命运的大问题。毛泽东急于回到湖南，绝不是因为湖南是毛泽东的家乡，这时的湖南已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到1927年1月，湖南农协会员有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超过1000万人，差不多一半的湖南农民都已组织起来，涌入革命洪流。考察中国农民运动，湖南是最有代表性的地方。

在湖南如何考察？1926年12月28日长沙《大公报》是这样报道的：中央党部执行委员毛泽东，拟于日内分赴湖南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十余县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党部委托毛泽东：考察各种纠纷之原因，指导解决方法；宣传农工运动之重要；解释开米禁问题；指示民食问题具体方法；注重全国的革命问题，现尚是军政时期；宣传中央联席会议的议决案。从上述报道看，毛泽东此行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实际上，毛泽东是双重身份。毛泽东于12月17日从汉口到长沙，后参加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大会上作《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演说，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12月底，经与中共湖南区委商定，为参加湖南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开办一短期训练班，毛泽东先后三次作了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为即将开始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作了充分的准备。

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之深入、之细致、之翔实，开党内调查研究之先河

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先后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进行了农民运动考察。这次考察有如下鲜明特点：一是时间久、行程长、抓得紧。湖南农民运动五县的考察，为期32天，其中湘潭前后6天，湘乡前后6天，衡山前后9天，醴陵前后8天，毛泽东步行700余公里。调查正值湖南的寒冬腊月、春节前后，毛泽东日夜兼程，没有半天闲暇：腊月二十四，南方过小年，当天赶往醴陵，当晚召开各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大年三十，在东富村召开座谈会；正月头两天经龙凤庵调查，还访问了北三区农会负责人。32天有15个晚上在开座谈会或听取情况汇报。二是轻车简从，直奔主题。调查期间，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布鞋，手提布袋，装着毛笔、墨盒、纸张，在乡村小路上奔波，只许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省农协执委戴述人（中共党员）一人陪同，拒绝各地车马接送。吃住在县委负责人或县乡农协委员长家。每到一地，他都直奔主题，了解农民运动发动情况、打击土豪劣绅情况、共产党组织建设状况以及与国民党县区乡党部（分部）关系。三是召开多种类型调查会，广泛接触各界代表。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广泛接见县委、工会、商协、学联、妇联、青年社、农协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或单个交流，或集体座谈；既召集当地知名人士、开明绅士、社会贤达座谈，听取意见、建议，也到农协会员家走访慰问。调查期间，召开各类型调查会达30多场次，在衡山世上冲章堂召开600余人的群众大会，在醴陵文庙坪召开农协会员大会，发表长篇讲话。四是细细问、细细听、细细记、细细辨。毛泽东在考察的首站湘潭县塔公祠、银田寺召开座谈会时，就向群众发问：我请你们谈情况，如区乡农会的组织发展如何？农会干部成分怎样，办事公道不公道？农会办了些什么好事？你们的对头（指地主豪绅）现在情况怎么样？你们怎样对付？工作中还有什么困难？大家听了很高兴，都争先恐后地发言。毛泽东边说、边问、边记，中间不时插话解答一些问题。一位乡农协代表说他们乡实行“贫农一统天下”，毛泽东表示，把中农都关在门外不好。贫农是革命先锋，人数大约是70%吧，但只靠贫农还不够，把占20%多的中农联合起来，就是一大把筷子了，谁也折不断了。在衡山戴聘公祠座谈时，世上冲支部书记汇报说，世上冲农协管辖10多个乡农协，但仅有一个人数不多的中共支部，三个乡农协才有一个共产党员。党的领导薄弱，出了不少“乱子”……毛泽东听得很入神，边听边记录，忘记了手中的“喇叭筒”燃上手指了。尽管因时间关系，原计划考察宁乡、新化、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县未能成行，但这次考察深入、细致、翔实，坚持走群众路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开党内调查研究之先河，成为党内调查研究的典范。

调研既要有透过现象抓本质的能力，又要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

调查结束后，毛泽东就开始认真整理调查资料。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昌，仅用4天时间就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稿。考虑到还需要进行修改，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活动的基本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并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农村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还提出了十点意见。大约一个星期之后，2万余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才正式完成。考察报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回答了人们对农民运动不同看法的问题，旗帜鲜明地亮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第二部分则具体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并“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及时明确地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对策：毛泽东热情支持农民运动，称赞“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他在报告中指出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极力主张“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农民的各阶层，指出贫农是农村中最具革命精神的力量，是“革命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能够带来新发现的革命胆识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能力，它尤其需要一种独立精神和一种判断能力，前者使人足以摆脱流俗观念的影响，而后者则使人透过表面的现象，抓住潜藏的实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泽东以非凡革命胆识写就的经典著作，不仅充分体现出毛泽东非凡的理论独创精神和判断能力，还充分彰显了毛泽东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的勇气和毅力，正如《毛泽东选集》收录此文时按语所说：“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

成功的调研与决策，引领党的事业健康发展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完稿后，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从1927年3月5日至4月3日第35、36、38、39期率先连续刊登。与此同时，《湖南民报》也每天刊发。汉口《中央副刊》头版头条、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于1927年3月间刊发了报告的前两章。刚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慧眼识珠，向全党推荐此文，通过党创办的长江书店印制单行本广为发行，并满腔热情地为之作序，赞颂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文版5月27日转载《向导》刊发的部分。6月12日，《共产国际》英文版也进行了转载。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推荐了这篇《报告》，赞扬其“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又一篇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这篇报告发表后，很快就受到党内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它在历史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引领湖南农民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到1927年4月底，湖南全省农协会员增到518万人，马日事变时达到600万人；党员由1927年1月的6000余人，到马日事变前，发展到全省60余个县有党组织，党员人数在2万左右，新发展的党员中农民党员占90%。同时，全国各地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湖北省由1927年2月50万农民协会会员到6月发展到284.2万人；至1927年6月，农民协会组织已遍及全国17个省份，农会会员约940万人。这篇报告也加深了毛泽东对农村、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为秋收起义后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即将到来的土地革命做了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同时，也加速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和中国农民的了解，使共产国际开始认识到中国农民伟大的革命力量，这为后来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重新思索中国革命道路，逐渐对毛泽东提出的新的革命道路从注意到重视打下了坚实基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重温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于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系列论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扎实修好这一谋事之基、成事之道的基本功，着力推动在全党开展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常态化、长效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