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党员”：任弼时是优秀文化结合的光辉典范
提要：任弼时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党内最没有争议的人之一。他的“三怕”“百步”“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等格言，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任弼时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近代教育家族，他身上有着鲜明的优秀传统文化、近代湖湘文化、开明家族文化和先进革命文化激荡交融的特征；他的家族深具家国情怀，从教育、科学、实业、革命等多途径探索救国强国之道，诞生了不少的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实干家，任弼时则是最杰出的一位。任弼时家族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写照之一。任弼时的骆驼精神，是传统的修身和党性修养的有机相融、是中华优秀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完美结合的典范。
“最好的党员”：任弼时是优秀文化结合的光辉典范
最好的党员这一崇高评价，在党史上出现两次，一是毛泽东评价徐海东是“最好的共产党员”，二是叶剑英赞扬任弼时同志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叶剑英的原话是：“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叶剑英的话广为流传，骆驼精神也成为共产党人党性品格写照之一。任弼时温和却有钢铁意志，谦逊却有伟大贡献，高位却有“纺线”功夫，传统却有传奇爱情……这看似矛盾的东西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统一，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特殊材料又是如何制成的？出生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职业革命家，任弼时身上究竟有哪些文化因子在澎湃交汇、粲然生光？下面，从优秀传统文化、近代湖湘文化、开明家族文化、先进革命文化四个维度进行浅析。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任弼时世界观形成的影响
在开国元勋群像中，任弼时同志的辨识度特别高，这种高不仅是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气息，拄着拐杖的鞠躬尽瘁形象，还在于他予人的第一感受，那就是优秀传统文化气息特别浓厚，“古之君子”特质非常明显。
任弼时具有淳朴的君子之风。韩愈在《原毁》中说：“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任弼时传承了这一文化基因，他少年老成，在《戒纷争》作文中谈及，“自古以来，博学君子多尚礼让，去纷争”“故人知礼让者，则能结大团体；不明礼让者，至于左右近舍，每相纷争。若中有气量者，以潜移之，自然皆感化矣。”任弼时崇尚礼让、待人谦逊，善于倾听别人意见，从不轻易打断人讲话。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他总是设身处地替人解决困难，即便一时解决不了，也能让人感受到满满的诚意。“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带着君子处世的文化烙印、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的任弼时，在他以后的30年革命工作中，很自然地把君子之风和优良作风结合起来，从而使个人品行上升为优秀的政治品格，进而使政治品格推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进程，留下了不少的党性品格佳话。如甘孜会师后，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任弼时分别找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诚恳谈话。据徐向前回忆，任弼时“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陈云后来评价：“他（任弼时）与许多四军领导同志谈几天几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诚恳和平的态度，这就使已经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立即同意他的意见。”正是任弼时的人格魅力和卓越能力，使三军大会师的胜利实现、革命力量的大团结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还如后来，任弼时被称为“青年最亲密的导师”“党内的老妈妈”，还被冠以罕见的组织家称号，并在中共七大成为44名中央委员里4名全票当选者之一，这些称呼的亲密度和广泛的公认度，不唯体现深厚的党性修养，与他青少年时代就主张的“结大团体”的君子之风也不无关系。
任弼时具有民本思想印记。《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民本一词最初来源，后世思想家对此多有阐述。至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至新高度，“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提及的“民”一般是指普天之下的民众（群体），具有宽泛的群体性意义。民本、“爱群”，自小就深植于任弼时心中。1916年，12岁的任弼时在他的《爱群说》文中写道：“人必有爱国之心，爱国必先合群，合群必先爱群”“吾国之弱者亦由无爱群心，每受外人之压制”“若能爱群，国安有不强哉？”爱为情感指向，合为行为实践，在另一篇《合群说》作文中，任弼时论说得更趋深入：“国者由人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如合群。士农工商皆能合群，则必能富……中国有四万万同胞，而不能胜少数人之小国者，咎在不能合群也。”
任弼时有大同世界的追求。大同概念出自《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思想源远流长，类似西方的乌托邦，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理想社会思想，因其在理想、道德等精神层面上占据高位，历来就对精英知识分子、仁人志士和底层阶级深具吸引力，往往是社会变革的思想源头之一。1921年，17岁的任弼时已具有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在赴苏俄留学前夕，为了让父亲理解和放心，在家书中写道：“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
还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这源于儒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对出生在近代知识分子家庭的任弼时而言感悟尤深。
二、近代湖湘文化对任弼时走上革命道路的影响
“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国不可一日无湖南”，在屡挽危局的各阶段，湖南人才集体崛起。首先是清末的中兴名臣，“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湘军”，在晚清军事、政治、文化和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他们“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器物，掀起洋务运动。其次是著名的维新人士，他们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还有唐才常、熊希龄等人为代表，湖南成为维新运动大本营。再者是辛亥革命期间，湖南人黄兴、宋教仁、蔡锷等革命党人，铲帝制、造共和，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至于新民主主义阶段，湖南人才更为鼎盛，中共一大代表13人湘籍有4人，中共早期党员53名湘籍达20余名，开国五大书记中湘籍3位，开国元帅和大将中湘籍近半（3帅6大将共9名）。
近代以来，湖南成为最富朝气的省份，人才之盛灿若星河，个中原因是经世致用的近代湖湘文化背景和千年未有之变的深刻时代背景两者共振所致。湖湘文化自是离不开周敦颐、胡安国和胡宏父子，但真正引发近代湖湘思潮的第一个里程碑式人物却是王夫之。正是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湖湘学派由修心性的理学向经世致用的务实之学彻底转变。第二个里程碑式人物是嘉道经世派的陶澍、魏源、贺长龄等，其中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影响巨大，甚至对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有深入影响。得力于嘉道经世派影响，数年之后湘军走上历史舞台，并且随着求变趋新，湖南人才开启井喷不断状态。一般而言，近代以来的湖湘文化包括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着力践行的道德修养、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以及知行合一的文人问政等等，这些都能从任弼时等湘籍精英身上找到印记。这些印记，可从两点最直观的盛观说起。
盛观之一，是读书人“指点江山”和秀才统兵扫千军，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军事统帅往往是精神领袖。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当然具有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但湘军很重视思想治军，能做到儒学新用，尤其是罗泽南部，往往白天作战，晚上读书。时人记载：“每营门夜扃，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辛亥时期，秀才出身的蔡锷求学新知，后督军云南，发动护法战争，再造民国，被誉为护国军神。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更是大放异彩，如红军时期的三大主力中，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毕业于湖南一师，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任弼时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都没有在军事院校学习过，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在长征路上创造“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并且，毛、任二人都很重视政治建军和文化建军，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将支部建在连上，在古田会议时明确要求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将工农红军完全打造成新型的人民军队。任弼时则大力建立健全的、系统的政治工作，并注重用真理和人格提高政治工作的感召力，还注重军队文化建设特别是无线电人才训练。
盛观之二，湖南人的血性刚强、敢为天下先是刻在骨子里的。在地理环境上，湖南为“四塞之国”，北临洞庭长江，其余三面围以崇山峻岭，古为荆蛮之地，在艰苦的地理条件和汉蛮杂居环境下，湘人的刚猛坚毅已镌刻在基因里代代相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湖湘文化的源头是楚文化，在任弼时的家乡汨罗江，战国时期的屈原曾在此投江殉国，他的《九歌·国殇》写道：“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北洋政府时期，湘籍教育总长杨度曾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湘人之“刚”，在左宗棠抬棺出征复新疆、谭嗣同流血变法醒国人、陈天华蹈海明志助革命、夏明翰“砍头不要紧”等方面更是展露无遗。任弼时的温和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刚强则让人惊叹。他当团中央总书记时，曾向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三三意见书，直陈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党内同志高度认同他的胆识。在后来的白区工作中，他曾两次被捕入狱，受尽酷刑，非人的电刑在他背上留下两个拳头般大小的窟窿，他却坚定地对狱友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长征路上，他面对张国焘的百般拉拢和分裂图谋，予以坚决斗争，在力促三军大会师上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并且，在过草地的时候，面对断粮危机，作为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他，带头吃皮带充饥。任弼时吃剩的皮带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长征精神的见证，也成为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精神见证。湖南人除了“吃得苦，霸得蛮”，还有“耐得烦”。有一段“耐得烦”传奇：长征时期任弼时率老部队红六军团行程两万余里，抗日时期红六军团改编为三五九旅，后三五九旅改为南下支队，再度进行“第二次长征”，又转战两万余里。
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盛观还有诸如书院学堂多湖湘、留学救国多湖湘等，如任弼时走上革命道路，前往苏俄留学的同一批湖南人就有后来大放异彩的刘少奇、罗亦农、萧劲光、任作民、彭述之等人。
三、毛塘任氏家族文化对任弼时一生的影响
任弼时出生于湘阴县塾塘（今汨罗市弼时镇）的毛塘任氏知识分子家庭。毛塘任氏为湘阴望族，祖上曾任过广西太平府知府，后因仕途不顺归隐田园，告诫后人以做人做事做学问为重，不专以做官为目的。自此，毛塘任氏读书明理、求变趋新、勤勉务实之风日盛，至上世纪初人才步入鼎盛阶段。探究毛塘任氏家族文化特征，它既与近代湖湘文化一脉相承，又具有典型的家族特色，下面择要略举。
毛塘任氏重视学识教育。一是重视举办新式教育，开一时风气之先。从戊戌变法之年至民国初年，毛塘任氏家族办学掀起热潮，先是任企虞在毛塘创办新式教育求志学堂，后改名为序贤学校并扩大规模（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曾在此执教），再是毛塘任氏在范浦山创办半工半读的女子职业学校，还有任凯南在长沙创办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和大麓中学。二是趋新求变，留学海外蔚然成风。任弼时的父辈，有的毕业于晚清高等学堂，有的毕业于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明德中学、湘阴师范学校等，在当时学历较高，但毛塘任氏不局限于此，自身或后代积极留学海外。上个世纪早期，就有任绍霖、任凯南、任裕敬、任邦哲、任弼时、任作民、任理等分别赴日英美苏（俄）法等国留学。三是专长立身，高端人才涌现。《毛塘任氏四修支谱》中家训写道：“近代科学昌明，农工商学及其他技术无一不有精微之学理。凡操业不专者，即无专长。无有专长，不能谋生。”正因为如此，毛塘任氏入选湖湘百年科教类杰出人物的，有与马寅初并称“南任北马”的任凯南（任弼时叔叔，曾任湖南大学校长）、著名生化学家任邦哲（任弼时堂兄弟）、“中国地热之父”任湘（任弼时堂侄）。
毛塘任氏重视素质修养。一是重视全面素质教育。以任弼时家庭为例，任弼时在父亲的指引下，音乐、绘画、劳动、演文明戏以及生活技能等，均得到全面发展，不少方面很有造诣，这对以后的革命生涯不无裨益。如任弼时在武汉白区工作时就曾以画师身份作掩护，他还在延安的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极大地激发了边区军民的大生产热情。二是重视家国情怀教育。传统知识分子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情怀，毛塘任氏儒学新用，非常重视家国情怀的教育。毛塘任氏参加革命的杰出人物，除任弼时外，还有任作民（中共河南省委原书记、西北局原秘书长）、任炳煌（红四方面军原宣传部长，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等。此外，毛塘任氏还从多方进行救国探索，如任凯南探索教育救国、任理卿探索实业救国、任邦哲探索科技救国等。三是重视品格教育。如任弼时小小年纪就写下了关于礼让合群的文章，深埋下谦逊的种子。如任裕道父子的人间深情——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为纪念自己深爱却又早逝的原配陈氏，与陈家约定两家再续情缘，两岁的陈琮英被许配给刚出生的任弼时，任裕道的人间真情直接催生了任弼时的完美爱情。再如毛塘任氏革命者有着非比寻常的献身精神。任弼时鞠躬尽瘁，逝世时年仅46岁；任作民病逝当日，还表示要为党再工作二十年，逝时仅43岁；任炳煌战斗到最后一刻，牺牲时才24岁。他们倒下时，要么在奋斗，要么在战斗。
因属同一家族文化，毛塘任氏人才有不少惊人共同点，仍以任弼时、任作民、任炳煌为例：一是都曾留学苏俄，回国后担任过秘书长的职务。任弼时和任作民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任炳煌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任弼时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任作民则担任过中共首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和中共西北局秘书长，任炳煌曾任川陕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二是都从事过办报和宣传等文宣工作。任弼时曾任《中国青年》编辑员；任作民曾主编《工人之路》，并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任炳煌担任过前进剧团导演。三是都在磨难关头显忠诚。任弼时两度被捕气节凛然；任作民革命二十年，七年身系监狱，病逝入殓时全身烙刑伤痕宛然，布尔什维克气节与世长存；任炳煌历尽考验，为苏维埃事业洒尽最后一滴血。
“家是最小国”，作为湘北望族的毛塘任氏，不仅完全秉承君子文化等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充分彰显经世致用等湖湘文化要义，而且尤为重视文化素养提升、家国情怀培养、勤勉务实品格形成等，堪称近代开明家族教育的湖湘范本。
四、先进革命文化对任弼时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影响
任弼时出生的年代，中国社会正处剧烈变革，仅其出生前后数年就有戊戌变法、辛丑国变、慈禧新政、辛亥革命等千年未有之变，革新与守旧、昌明与愚昧、民主与专制、自强与落后、救国与沦亡等矛盾特别尖锐。革命，成为那一代人必然选择的第一使命。
任弼时第一次接触革命，应是源于堂叔任绍霖、任凯南。两位堂叔均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并与辛亥革命湘籍领袖黄兴甚有交往。当年任绍霖去辫回乡宣讲革命，在五里三乡轰动一时，这在任弼时心里埋下了要干大事的种子。同时，县域内的仇亮、仇鳌也曾留学日本，曾分任同盟会湖南正副支部长，二仇的革命活动，对域内知识分子家庭也有着相当影响。毛塘任氏一族，有的革命救国，有的教育救国，有的实业救国，但在任弼时的少年时代，留学海外、学习先进、实施革命救国的氛围更为浓厚。
任弼时在救国方向上选择革命一途，还是始于长沙。在湖南一师附属小学学习时，他在《言志》一文中写道：“……吾今思之，毕业之后，欲志于工业。”“今之世界，即战争之世界。战争非交绥之谓，举凡学术及物质文明之竞争皆是。而强国之道，莫贵工业。今中国之所以弱者，亦工业不发达之一端也……故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以强盛中国而已。”任弼时的实业救国思想曾在湖南一师进步师生中引发讨论，讨论的结果使任弼时进一步认识到，在当时的中国，革命救国比实业救国更迫切。因此，他参加在长沙举行的追悼蔡锷纪念大会，并作《追悼蔡公松坡感言》明志：“吾人可不急起直追，继公之志乎？”后任弼时考入长郡中学，在校期间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积极参与学生社团。当时长郡中学学生按原籍划分12个讲演团，湘阴学生团由任弼时当领队，任弼时以优秀的组织能力和讲演能力，获得了回县巡回讲演的极大成功。
1920年是奠定任弼时走上革命道路的一年，年仅16岁的任弼时和萧劲光决定放弃即将到手的中学毕业文凭，加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因为十月革命后，苏俄建立工农政府，并在不久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时期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引发了国内研究俄罗斯的兴趣。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是毛泽东和蔡和森负责的新民学会组织的，旨在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要求，在进步学生中招收赴俄人员，以培养中国革命骨干。因此任弼时加入俄罗斯研究会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这是他久蕴心中的留学梦、救国梦、革命梦交织驱动，且赴法勤工俭学已停情况下的必然选择。从湘江畔来到黄浦江畔，任弼时成为《共产党宣言》的首批中文译本读者。在上海外国语学社，他学习了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社会主义”，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最终树立了社会主义救中国的坚定信念，确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
1921年春，任弼时等人历经七千余里，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任弼时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著作、革命运动史等，并极大扩展了观察和思考的政治视野，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现状问题。旅莫期间，他还聆听过列宁亲自作报告，并在列宁逝世后代表东方民族荣誉守灵五分钟。在中共旅莫支部，任弼时则参加支部的无产阶级政党严厉批评制度、团体工作等职业革命家训练。经过三年的学习训练，虽然实际经验还有所不足，但他已经完全奠定职业革命家的基础。
此后，在任弼时回国后的革命实践中，他的钢铁意志、求是作风、忘我品格、负责精神、民本情怀、真诚本色以及他的杰出才华等等，使他成为中国青年的导师、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开国五大书记之一，使他在团建、党建、军队建设、人民政权建设等取得卓越成就，尤其是在力促三军大会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等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虽然任弼时鞠躬尽瘁、英年早逝，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正如人生经历与他多有类似的周恩来题词：“学习他三十年奋斗不已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学习他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塞维克精神。”他的骆驼精神中的“三怕精神”（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百步精神”（能坚持走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的铭言“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等等，无不闪烁着优秀传统文化、近代湖湘文化、开明家族文化和先进革命文化的光芒。他的“特殊材料”就是精神信念，其“分子构成”，正是中华优秀文化因子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子”结合而成。他的骆驼精神，正是传统的修身和党性修养的水乳交融，不仅底色厚重，而且力量磅礴。
作 者：刘国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