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弦歌】抗战文学：以笔为枪的铁血抵抗
作者：夏昕 罗付金 陈文娟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烽火岁月，文化抗战是抗日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抗战文化及其蕴含的抗战精神，《新湘评论》与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联合策划推出“烽火弦歌：文化抗战的湖南贡献”专栏报道。
80多年前，当山河破碎的硝烟漫过华夏大地，全国人民发出救亡图存的怒吼时，文学从未沉默。从湘江之畔到延安窑洞，从战壕前线到后方书斋，作家们以笔为枪，以纸为盾，将民族的屈辱与抗争、人民的苦难与觉醒，书写为不屈的时代呐喊，镌刻成永恒的精神丰碑。那些饱含血泪的文字，化作刺破黑暗的耀眼锋芒，激荡起汹涌澎湃的抗战怒潮，奏响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战歌。
现场探寻：两位“女将”的文学抗战足迹
一段13.8米长的山墙残垣，浸染着200余年的斑驳时光，静默地伫立在湖南省临澧县佘家桥镇黑胡子冲一个小山坡下。它是昔日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蒋家大屋恢宏气派的岁月见证，也是著名作家丁玲童年的一段温馨记忆。
从出生到离开，丁玲在这里生活了短短5年。虽出生于旧式官宦之家，但幸运的是丁玲有一位开明睿智的母亲。母亲带着她勇敢地冲破封建樊篱，并培养了她敢于反叛和追求革命的不屈精神。
1927年年底，23岁的丁玲发表处女作《梦珂》。一年后，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问世，丁玲一举成名。随后，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久，身为共产党员的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3年。1936年10月，被营救出狱的丁玲坚决奔赴陕北保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个到苏区的知名作家，受到隆重欢迎。毛泽东特地填了一阕《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并破例用军事电报发给跟随彭德怀到前线作战的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纤笔女将军”不负众望，她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先后写了9篇抗战题材的作品，用手中的笔向日本侵略军和腐败的国民政府射出了一串串子弹。《县长家庭》以纯真女孩阿铃对抗日救亡的恳切期盼，揭露了专横县长父亲的自私和残酷。《新的信念》和《我在霞村的时候》描写的都是受到日本军人蹂躏的女子故事，在对日本侵略者兽行进行有力控诉的同时，也对国民落后思想进行了坚定批判。在短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中，丁玲借被东北军抓获的小红军之口直接发出了抗日的呐喊：“还是留着一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我死后，也要你们记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裹挟着滚烫血性的稚嫩童声，惊雷般震醒了麻木的灵魂，激起了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的怒火与决心。
从丁玲故居出发，驱车沿二广高速向南行驶约260公里，便来到了位于冷水江市铎山镇龙潭村的谢冰莹故居。
出生于诗书之家的谢冰莹小丁玲2岁，同样极具反叛精神的她为拒绝包办婚姻4次逃婚。21岁时，谢冰莹参加叶挺的“铁军”进行北伐。行军途中她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这些散文体的《从军日记》发表后轰动全国文坛，并被译为英、日、德等多国文字出版。谢冰莹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女兵作家”，柳亚子赠诗称赞她“绝技擅红妆，短笔长枪，文儒武侠一身当”。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也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赞美她是“伟大的中国女性，让世界感动”。
七七事变后，满腔怒火的谢冰莹立即组建“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自任团长带领一群热血女青年奔赴前线。她秉持“救一伤兵就是杀一敌人”的信念，在火线上救护了大批伤员。其间，谢冰莹随身带着小日记本，走到哪写到哪，先后写下了《战士的血，染红了我们的手》《我们是死不完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等100多篇文章。这部《新从军日记》（后改名为《抗战日记》）或详细记录行军途中的所见所感，或无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兽性暴行，或热情讴歌军民的英勇奋战，无不激起全国人民抗战的血性与果敢。
站在谢冰莹故居前，凝望大门门框上“守园”两个大字，恍惚间似有金戈铁马之声隐隐传来。蓦然明了，那定是众多如同丁玲、谢冰莹一般的作家，以笔为枪、以字为弹，在纸上驰骋杀敌、保卫家园的热血呐喊。
历史回响：文学抗战的湖南怒潮
湘江滔滔，衡岳巍峨。三湘四水绵绵滋养的湖湘文化，始终流淌着抗争的热血。从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舍命维新，到杨度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气干云，从黄兴“大丈夫当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手杀国仇以死”的舍生取义，到蔡锷“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的铿锵护国，每到历史紧要关头，湖南人从未缺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仅5天，湖南就组织了文化抗战。一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200多人宣传队，四处宣传九一八事变真相，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长沙爱国青年彭楚珩、胡安悌等发起成立铁血团，出版《铁血青年》，刊发团歌：“我有铁，我有血，我有铁血，可救中国。还我河山，誓把倭奴灭；醒我国魂，誓把奇耻雪……”歌词字字带血，句句含泪，满腔义愤几欲从纸上喷涌而出，读之无不动容。《火线下》《中苏》等刊物以报告文学、诗歌等形式揭露日军暴行，成为全国早期抗战文学的发声标杆。随后《抗日专刊》等40多种抗日刊物先后问世，陆续刊登了众多抗日文学作品，极大地唤醒了民众抗日救亡意识。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许多文艺家被迫迁往中、小城市和乡村。当时茅盾、田汉、艾青等文化名人先后转徙到湖南，他们对湖南文化抗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激励作用。1937年10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吕振羽、翦伯赞等湘籍文人在长沙发起成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带领湖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运动。一年内，全省各界先后成立中国诗艺社、醒狮文艺社、南国文艺社等多种文艺团体，湖南因此成为全国抗战的“文化堡垒”。
抗战文学是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耀眼的标志。文学抗战的湖南力量，既体现在湖南本省，也随着湘籍作家奔向抗战前线和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延伸到全国。抗战文学以小说、散文、戏剧和诗歌四种主要体裁为载体，弹响了一曲高亢激昂的抗战四重奏。
湘籍作家创作的抗战小说，最为出名的，当属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小说用夸张的手法，刻画了一个浮夸、傲慢、虚伪、权欲熏心的“包办抗日”国民党官僚形象，辛辣地揭露了那些“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国民党政客。“七月派小说”作家彭柏山抗战期间曾在新四军和苏北联合抗日军任职，他在繁忙的军务中创作的《一个义勇队员的前史》《某看护的遭遇》等小说，满纸洋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了无数中国军民英勇抗战。抗战散文尤其是报告文学创作，随抗日救亡运动而兴起，到全民族抗战爆发达到顶点。周立波写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斗日记》两篇报告文学，详细记载了边区军民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况，洋溢着血与火的壮烈气氛。他回沅陵，写下了《湘西行》《雾里的湘西》等系列散文，真实记录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抗战形势。抗战戏剧因深受群众喜爱得以蓬勃发展，田汉写了一个又一个抗敌剧本，其中四幕话剧《卢沟桥》鲜活表现了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寇的情景。向培良的《最后一计》强烈控诉了日寇的侵略罪行，对发动全民抗战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作用，成为抗战时期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3个小型独幕戏之一。
诗歌因为直抒胸臆的特点，在抗战时期发展最快且广为使用。湘籍诗人们创作的一首首抗战诗不断传向各个抗日战场，成为催征的战鼓、冲锋的号角。深受现代派诗歌影响的吕亮耕从上海回到长沙，主编《抗战日报》副刊《诗歌战线》，后又创办《中国诗艺》月刊，对湖南抗战诗歌发展起了极大推动作用。“和平歌手”朱子奇，在家乡汝城的一个石印刊物《抗战烽火》上发表《怒吼吧，醒狮》，借以歌颂中华民族的觉醒，在诗里仿佛能听到雷霆炸裂般的呼啸，可以看到中华儿女狂飙突进的身影。青年诗人陈辉一手拿枪，一手写诗。他把那些对敌人饱含仇恨的诗篇油印成“诗传单”，四处传发。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被日伪军包围，24岁的陈辉毫不犹豫地拉响腰间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80多年前三湘四水的文化抗战怒潮，如今已化作文学史册里的拍岸惊涛，但那一阵阵在文字里滚动的雷霆，必将在数千年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永远奔涌激荡。
连线专家：欧阳淞
放眼全国，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抗战文学，为中华民族14年抗战史留下了史诗般的画卷。当时全国抗战文学大体情况如何？文学抗战又有怎样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我们连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研究员，邀请他引领大家穿越文学烽烟，共览那段血火淬炼的民族记忆，一同探寻铁血岁月的精神密码。
抗战文学筑起奋勇抗日的精神长城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为英勇悲壮、最为可歌可泣的一章。它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中国文学抗战是抗日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抗战文学是进步的文学、战斗的文学、反抗的文学。它在民族危亡、我们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的时代背景下，担负起了进一步唤醒民众、实现民族救亡的使命，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族的命运深刻影响文学的命运，抗战文学因抗战而生，因抗战而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伪满洲国”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大批青年学生和作家被迫流亡关内，形成了引人瞩目的“东北作家群”。萧红、萧军、舒群、端木蕻良等代表作家创作的《生死场》《八月的乡村》《没有祖国的孩子》《科尔沁旗草原》等作品，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奏响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序曲。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爱国作家们积极投身抗战文学运动，涌现出了巴金的《火》三部曲、老舍的《四世同堂》、刘白羽的《游击中间》、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卞之琳的《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艾青的长诗《向太阳》《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田间的《给战斗者》等一批优秀抗战文学作品。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因全民动员的深入，造就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主题相同、特点各异的文学样态，长篇小说、诗歌、杂文等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
如果说整个抗战文学是一部由多乐章、多声部、多旋律组成的交响乐，那么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就是其中的主旋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家们克服了物质条件上的重重困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创作成绩，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结出了硕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鲁艺”的建立，更是对抗战文学的发展繁荣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孙犁、丁玲、周立波、马烽、西戎、柯蓝、邵子南等作家创作出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佳作。
说到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关于“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相关情况。鲁迅虽然因1936年10月19日逝世而未能参与全民族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但鲁迅的文学遗产和精神遗产深刻影响了抗战文学的发展，其作品中的民族批判、抗争意识以及对“国民性”的反思，成为抗战文学的重要思想源泉。
抗战文学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文学创作，它是历史的记录与见证，更是民族的号角与旗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今天，我们重提抗战文学和文学抗战，就是要提醒自己，鉴往事，知来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
（来源：《新湘评论》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