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弦歌】抗战戏曲：烽火映照的舞台春秋

作者：刘林翔 肖燕婷 朱习文

1931年9月18日，枪炮声打破了华夏大地的宁静，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在不屈抗争的血色山河中，戏曲舞台成为另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湖南，作为文化抗战的重镇，以其激昂的戏曲创作与演出，在历史的长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梨园烽火照肝胆：田汉与欧阳予倩的戏剧抗战之路

盛夏的长沙，骄阳似火。笔者来到位于长沙县果园镇田汉村的田汉故居。这座始建于清代的砖木老宅，沐浴岁月的风雨，几经修缮，却始终保留着那份文人宅邸的清雅风骨。

穿过陈列室，玻璃展柜里的手稿、剧照、信件静默诉说着主人的传奇人生。生于1898年的田汉，早在青年时期就表现出对戏剧的浓厚兴趣。那时的田汉，先后与欧阳予倩、洪深等创办了南国剧社、南国艺术学校、南国电影剧社，主编了《南国周刊》《南国月刊》，创作了《咖啡店之一夜》《名优之死》等一批进步话剧，在全国掀起了“南国”艺术新潮，影响久远。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田汉认识到仅靠文艺活动无法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他主动向中国共产党靠拢，积极投身政治运动。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七七事变爆发时，田汉正在南京从事进步文艺活动。硝烟弥漫中，他将满腔悲愤化作戏剧的火种。南京的8月酷暑难当，田汉夜以继日地赶写《卢沟桥》剧本，常在灯下挥汗如雨。剧中，他生动描绘了七七事变的壮烈场景，展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敌、誓死卫国的英勇精神。

1937年8月9日，话剧《卢沟桥》在南京公演。所演之时台上台下，同仇敌忾。台上喊“保卫华北，收复失地，把敌人赶出去！”台下观众也跟着喊；台上唱《义勇军进行曲》，台下也跟着高唱。据史料记载，《卢沟桥》在南京连演15天，日夜两场，场场爆满。与此同时，上海演出了左翼戏剧界集体创作的话剧《保卫卢沟桥》。宁沪呼应，拉开了“抗战戏剧”的大幕。

此后，田汉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编写了《新雁门关》《岳飞》等剧本，主编了《抗战戏剧》《戏剧春秋》等多种报刊，组织了十几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其他剧团在各战区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演出活动，为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离开田汉故居，驱车60公里便来到了位于浏阳市区营盘巷的欧阳予倩故居。这座白墙青瓦的院落，掩映在一片翠绿的竹林中，显得格外宁静。

“欧阳予倩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欧阳中鹄是位开明学者。谭嗣同、唐才常都拜在他的门下，而唐才常又是欧阳予倩的启蒙老师。”讲解员向我们介绍道。

欧阳予倩曾留学日本，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在戏剧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就，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和戏曲改革的先驱者之一，与梅兰芳并称“南欧北梅”。他的代表作品《桃花扇》《回家以后》等，深受观众喜爱，对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七七事变后，他在“孤岛”上海领导戏剧界的抗日救亡工作，组织了“中华京剧团”，演出了由他编导的《梁红玉》等剧。在香港，他为“中国旅行剧团”导演了来自延安的抗战剧《流寇队长》和《一心堂》；编写电影剧本《木兰从军》，通过歌颂历史上抗击异族侵犯的英雄人物，宣扬爱国主义精神……欧阳予倩的戏剧作品，为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贡献了独特的文化力量。

在两位戏剧大师的故居里，触摸着那些充满历史温度的物件，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戏剧不是象牙塔里的艺术，而是燃烧在抗战前沿的火炬。中国戏剧人用戏剧开辟着民族救亡的道路，让每一个舞台都成为抗击日寇的战场。

三湘大地起狂飙：抗战戏剧的全民总动员

烽烟漫卷的三湘大地，始终上演着抗日救亡的“活报剧”。自九一八事变起，湖南戏剧界便以舞台为阵地，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省的抗日宣传浪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湘剧艺人廖升翥、苏迎祥等人便联合发起成立戏剧编撰组织。10月13日，湖南人民反日救国会正式成立反日戏剧编纂委员会，年逾五旬的湘剧编剧罗裕庭挥笔写下大型抗日戏剧《倭奴毒》。这部凝聚着民族义愤的剧作，第一本《血溅沈阳城》于1932年1月29日在长沙新舞台震撼首演。据《湖南国民日报》记载，“倭寇种种罪行，尽情描写”的剧情，让台下观者皆义愤填膺，抗日救亡的火种在戏曲舞台上熊熊燃起。

七七事变后，湖南戏剧界抗日热潮达到空前程度。三湘大地涌现出130余个抗日戏剧团体，其中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也有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敌剧团；有专业剧团，也有学校、单位成立的业余演出团体；有成人剧团，也有儿童剧团……各种剧团遍布城乡，以戏剧为武器，将抗日救亡的呐喊传遍每一个角落。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先锋力量中，以廖沫沙、董每戡等为代表的文化名人，纷纷投身到抗日戏剧的创作与演出中。他们不仅用戏剧编剧、导演，还登台演出，将抗日救亡的种子深深植根于民众心中。1937年10月，董每戡在长沙发起成立了一致剧社，用《打鬼子去》《天津黑影》《古城怒吼》等剧目点燃民众的抗战热情。更令人感慨和称赞的是，长沙儿童剧团与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的小演员们，也纷纷上台表演各种抗日戏剧，向广大民众传递出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民间戏曲的自发抗争也显示出蓬勃生机。7个湘剧抗敌宣传队足迹遍及湘潭、衡山等20余县。队员们白天在田间地头教唱抗日小调，夜晚在晒谷场搭台演出《土桥之战》《雁门关》等爱国剧目。与此同时，其他戏曲剧种如巴陵戏、平剧、祁剧、衡阳湘剧、常德班、楚剧等也先后自发组成抗敌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广场演出是最具震撼力的全民课堂。1939年4月，大同抗敌宣传队在沅陵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当剧中少女哭诉“日本鬼子烧了我的家”时，台下突然有老妇冲上台拥抱演员，哭喊道：“我的儿就是这样死的！”台上台下哭声震天，随即化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

除了舞台上的硝烟，湖南戏剧界还开辟了文字宣传的第二战场。如黄芝冈的《旧剧中的汉奸意识》，王铁民的《发动乡土戏剧的改革运动》等文章，成为戏剧舞台的延伸，推动着湖南抗战戏剧从自发走向自觉。

回望历史长河，三湘大地的抗战戏剧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它不是少数人的呐喊，而是千万民众用泪水与热血共同谱写的救亡华章。那些在田间地头搭建的草台，那些在硝烟中沙哑的唱腔，终将与岳麓山的苍松、洞庭湖的波涛一起，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抗战记忆里。

连线专家：杨胜群

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长河中，戏曲艺术从未缺席。抗日战争时期，传统戏曲与时代精神深度融合，催生出具有强烈战斗性和鼓动性的抗战戏曲，这些作品成为中国抗战文化史中不可磨灭的篇章。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邀请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杨胜群，为我们介绍抗战戏曲发挥的独特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抗战戏曲的历史回响与艺术价值

抗战戏曲的勃兴，本质上是戏曲艺术对民族危亡的即时性回应。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传统戏曲凸显其宣传教育功能。众多戏曲艺人主动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以艺术为武器，同侵略者进行斗争。他们或是通过改编，赋予《打渔杀家》《精忠报国》等传统剧目以新的抗战寓意；或是创作新编历史剧，用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事迹激发人民的爱国情怀；或是创作了大量直接反映抗战现实的现代戏，如京剧《松花江上》、秦腔《血泪仇》等，以血泪交织的故事激励人民群众投身抗日救亡斗争。戏曲艺术形态的这一转型，打破了戏曲固有的审美范式，使戏曲艺术成为全民抗战的精神号角。

从艺术创作角度看，抗战戏曲呈现出鲜明的“战时美学”特征。内容上，以抗日救亡为核心主题，聚焦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和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奋发精神，努力揭示时代的悲壮美、崇高美。表现方法上，突破了传统戏曲程式化的表演规范，融入新兴话剧的写实手法与现代音乐的元素，努力营造表现战争环境的艺术氛围。这种艺术创新既保留了戏曲艺术的本体特征，又融入了新的审美表达。

抗战戏曲的社会功能，在战时宣传动员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当时，中国文盲率高达80%以上，戏曲凭借其通俗易懂、感染力强的特点，成为最有效的大众传播媒介。各类剧团深入前线、乡村、工厂演出，“演戏即宣传”，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理念转化为百姓听得懂、看得懂的艺术语言，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延安平剧研究院排演的《三打祝家庄》引起轰动，不仅鼓舞了抗战军民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而且对抗战军民进行了一次解放敌占城市的策略教育。毛泽东观看后给予了“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的极高评价。在国统区，田汉编剧的《江汉渔歌》通过民间故事宣传全民抗战理念，先后在武汉和桂林等地演出，成为抗战期间演出最多、影响最大的戏曲作品之一。戏曲的这种流动性与感染力，使它成为凝聚民族精神、激发民众战斗意志的精神武器。

抗战戏曲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战时功能，更在于它对戏曲现代化进程的推动。这一时期的创作实践，促使戏曲艺术主动拥抱现实题材，探索传统形式与现代精神的结合，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曲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同时，抗战戏曲也培养了一批兼具传统功底与创新意识的艺术家，他们的探索为戏曲艺术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战戏曲既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也是戏曲艺术生命力的见证。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将个人命运、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熔铸于一体，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奏响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时代强音。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作品时，不仅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更能从中汲取戏曲艺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创作智慧，为新时代文艺创作提供镜鉴。

（来源：《新湘评论》2025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