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维俊故居：三件文物映照的廉洁丰碑

在湘南耒阳市淝田镇肥美村，一座青瓦砖木的湘南民居静立百年。这里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谢维俊的故居。走进这座院落，一封泛黄的家书、一枚斑驳的银元、一份泛旧的《木口村调查》手稿，静静告诉参观者共产党人谢维俊的信仰与坚守。这些展陈文物，如同三面镜子，映照出革命年代的纪律严明、鱼水情深与务实求真，更成为新时代廉洁文化的鲜活教材。

一封家书：铁律下的家国抉择

展厅中央的玻璃柜内，一封1926年的家书尤为醒目。那是谢维俊妻子蒋祥英的笔迹，字句间浸透无奈与焦灼。彼时，谢维俊担任湖南省农运特派员，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斗地主、分田地，忙得无暇归家。信中写道：“孟符病重，家中断粮，速归！”然而，这封家书连同后续的求助信，皆如石沉大海。

最危急时，蒋祥英徒步外出寻夫。淝田街头的谢维俊正主持农会分浮财，妻子含泪责怪他“孩子快饿死了，为何连两块银元都不肯给”，他沉默片刻，答道：“公家的钱，一分一厘都不能动！”原来，他将买米的钱接济了一位痨病老人，却严守纪律，未动分毫没收的浮财。面对乡邻“拿几块银元有何不可”的劝说，他正色道：“共产党人若贪私利，何以服众？”

这封家书背后，是革命者“舍小家顾大家”的决绝。谢维俊并非无情，他曾深夜抚摸儿子病弱的小脸，也曾对妻子心怀愧疚，但他深知：纪律一旦松动，信仰的大厦将顷刻崩塌。这份“铁石心肠”，恰是早期共产党人廉洁自律的缩影——公与私的界限，从未因亲情而模糊。

一块银元：滴水之恩的红色传承

展柜中的银元已锈迹斑斑，却承载着一段跨越生死的情义。1928年湘南起义期间，谢维俊因放鸭人冒死报信逃过一劫。放鸭人却因腿疾未及脱身，被敌人拷打致死，至死未吐露半字。一年后，谢维俊托同乡雷富秀带回两块银元，一块贴补家用，另一块嘱托务必交予放鸭人遗属。

乱世寻人何其艰难！妻子蒋祥英为此奔走多年无果，直至新中国成立，儿子谢孟符接力寻找，终于在长沙找到恩人后代。当银元与谢家珍藏的谢维俊照片一并交付时，放鸭人之孙泪流满面：“祖父当年只说‘共产党是为百姓的’，今日方知这银元的分量！”

另一块银元，蒋祥英始终未用。三年困难时期，谢家一度靠野菜充饥，有人劝她变卖银元换粮，她却摇头：“这是老谢的承诺，更是咱和百姓的连心锁。”这块银元，最终成为谢家清廉传家的信物。它见证的不仅是感恩，更是共产党人与群众生死与共的诺言——人民以命相护，我必以心相报。

一次调研：田埂上的实事求是

1930年深秋，江西吉水县木口村的彭家祠堂内，一场临时起意的调研悄然展开。毛泽东与谢维俊途经此地，谢维俊敏锐建议：“既路过，何不摸清农村实情？”两人谢绝村民的鸡鸭款待，就着一碗糙米饭，在祠堂召开调查会。

谢维俊的笔记本密密麻麻：某村中农因被错划为富农遭批斗，某乡为“彻底革命”滥杀地主家属……这些问题被他归纳为“左倾冒进危害”。毛泽东据此撰写《木口村调查》，疾呼“不可孤立中农，不可消灭富农经济”。这份报告，成为纠正土地革命错误的重要依据。

展厅复原了当年的场景：褪色的长凳、裂痕的方桌、煤油灯下泛黄的纸页。谢维俊的调研手稿旁，一行小字尤为醒目：“坐在机关里得不到的真理，群众的田埂上到处都是。”

廉洁丰碑，何以永铸？

谢维俊28岁便牺牲在陕北的窑洞旁，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却穿越时空。家书中的“铁律”、银元里的“信义”、调研中的“求真”，共同勾勒出共产党人的品格坐标。

（耒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李抒蔓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