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湖南
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湖南
抗日战争中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设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是贯彻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前方指挥部。它直接领导了包括湖南在内的南方10多个省区党的工作。面对国统区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身处地下斗争的特殊战场，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不顾个人安危，不怕流血牺牲，领导国统区各省党组织，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党的各项工作，为抗战胜利和争取和平民主斗争建立了不朽功勋。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湖南党的工作十分关心，给予了大量指导和帮助，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南方局领导人不仅在重庆经常听取湖南党组织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及时对湖南工作作出指示，而且亲赴湖南实地指导统一战线、抗日救亡、游击战争和党的建设等工作的开展。正是在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正确领导和具体指导下，湖南党组织在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初期长达10年时间里，领导全省人民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工作、群众救亡工作、宣传文化工作和抗日武装斗争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创造了一些好经验。
要全面完整地反映中共南方局与湖南党的历史，必然涉及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共中央南京局，它们是密不可分的前后身的关系，而以南方局历史最长，影响最大。从1937年“七七”抗战兴起，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国民党迫令中共代表机关撤离国统区，国共两党彻底决裂，前后共10年。在这10年中，国内政治的焦点是国共两党的关系。为了处理好两党关系，贯彻执行这一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中央局，驻在国民党中枢机关所在地，统一领导国统区党组织，发展统一战线，先是1937年12月在武汉设立长江局，继尔1939年1月在重庆设立南方局，1946年5月南方局东迁南京，更名南京局。这3个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中心设立的公开代表机关，具有许多共同特点：一是都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同一时代背景下，承担着发展统一战线的同一任务，并且它们的工作前后相衔接；二是三个中央局的主要领导成员和工作班子基本上相同或前后衔接，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时间里，主要负责国统区工作、相与始终的是周恩来和董必武；三是所辖党组织所在地区大体相同，主要在国统区和当时的大后方；四是主要活动方式基本相同，几个中央局均依于八路军办事处或中共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均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活动，而各中央局和所属党的组织则是完全秘密的。
依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和党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形势任务，中共中央南方局(含长江局、南京局)与湖南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撤退、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结束、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入湘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湖南党组织在长江局领导下，大力恢复发展党的组织，推动了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掀起了以长沙为中心、文化宣传为亮点的全省性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高潮；从1938年11月日军侵湘、长沙大火发生到1939年6月平江惨案前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湖南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特别是在入湘开展统战活动的周恩来、叶剑英指导下，克服了湖南战局政局开始变化而出现的复杂局面，继续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以邵阳为中心的湘中、湘西、湘南等地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从1939年6月平江惨案发生到1944年8月长衡战役结束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湖南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事件、政治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国统区工作“十六字”方针和南方局从实际出发提出的“三勤”、“三化”政策，将党组织转入农村和地下，实现了斗争策略的根本转变，为保存和积蓄力量、准备抗日武装斗争和发动民众支援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付出了艰苦努力；从1944年秋湖南大部分地区沦陷后到1947年1月湖南省工委改由上海局领导为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湖南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后为南京局)领导下，继续执行隐蔽精干方针的同时，逐步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在沦陷区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着手恢复发展组织，投入到新的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以及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从这时起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祖国半壁江山相继沦陷，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生死关头。国难当头，中华民族表现出了团结奋战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全国人民的呼吁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社会开始形成新的政治格局。虽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军事上节节失利，但全国军民抗敌御侮的勇气始终不减，抗日救亡的斗争日趋高涨。
抗战初期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湖南党的工作是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下开展的，但是与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湖南的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抗战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央工作机构，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1937年8月洛川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以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会后，因周恩来到山西开展统战工作，重建长江中下游地区党组织工作，实际上由博古、董必武等负责。12月13日，南京失守，国民党政府机关大部分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为了加强对南方各省党和军队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2月9日-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武汉建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同时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合作事宜。周恩来、王明、博古等抵达武汉后，于12月23日召开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第一次联席会议，因这两个机构人员大致相同，为工作便利起见，决定将两个机构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中共中央长江局，由项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驻西安)7人组成，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中共中央长江局自1937年12月成立到1938年10月撤销、新组南方局，前后共10个月。根据中共中央决策，长江局开展了各项工作，初步打开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局面，不仅迅速恢复、重建和发展了十年内战后期被摧残殆尽的南方各地党组织，直接领导了新四军组建和东进对日作战，出版发行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而且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民党作了政治改良，成立了国民参议会，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领导，组织大批文化人参加政治部三厅工作，掌握了抗战文化的部分合法领导权，在国统区掀起了规模浩大、盛况空前的救亡运动新高潮。这些都为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进一步开展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长江局领导时期受王明右倾错误影响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方面出现过的失误，同样也为中共南方局继续领导国统区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教训。
湖南是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下的一个重要省份。长江局成立之前，湖南已建立了中共湖南特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抗战爆发时，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因为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军阀何键的残酷镇压和严密统治，除了湘鄂赣、湘赣等边界革命根据地和湘南地区外，在国民党统治区有组织的活动很少。当时在长沙及湘中地区，仅有中央特科长沙工作组和中共湘江特委在活动，这成了抗战初期恢复湖南地方组织的重要基础。另外还有三部分党员亦为恢复发展湖南地方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从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沦陷区转移到长沙的文化界人士，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二是一些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以及大革命失败后逃亡外地的党员干部陆续返回家乡；三是随着外地工厂企业、抗日团体内迁湖南，转来了一批共产党员。随着部分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和以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为核心的抗日救亡团体相继建立，迫切需要建立党的省级领导机构来实行统一的领导。于是，中共中央适时地充实和加强了湖南地方组织的领导力量。1937年11月，根据国共合作后国民政府同意八路军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桂林等地设立办事处的机会，中共中央派徐特立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的身份，王凌波以上校主任的身份，回湖南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一行11月26日从延安出发，经武汉，于12月9日到达长沙，随即在长沙公开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与此同时，经董必武交涉从国民党“武汉反省院”获释的任作民，受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湖北省临时工委委派，从汉口来到长沙，开展恢复、整顿党组织的工作。他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密切配合下，以中共湘江特委为基础，与正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些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很快在长沙、益阳、湘阴、衡山、衡阳、湘桂铁路、浏阳、湘潭、常德等地恢复重建了一批党的基层组织，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特委，下辖2个区委、24个支部，有党员200多人。湖南特委的建立，结束了过去几年湖南地方组织分散停顿的局面，为长江局领导下的湖南省(工)委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37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又从延安派高文华、郭光洲、欧阳奔程(欧阳方)、白云华(王铁铮)等到湖南工作。他们途经武汉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已成立。长江局于1938年1月7日专题讨论湖南工作，高文华和湖南特委书记任作民参加了会议。会上，听取了任作民关于湖南特委工作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中共湖南特委改为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由高文华任书记。规定省工委的任务是：加紧党的新政策宣传，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而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1月16日，由高文华、任作民、郭光洲组成的中共湖南省工委在长沙秘密建立。此时，省工委的工作范围为全省75县中的50个县，主要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在原湘鄂赣、湘赣革命根据地及湘南游击区的各县党组织，另有中共湘鄂赣特委、湘赣特委和湘南特委负责管辖，直接隶属中共长江局领导。为了进一步增强省工委的领导力量，1938年5月，长江局派聂洪钧来湘参加省工委工作，并调整了部分领导成员，增设军事部和宣传教育委员会，书记仍为高文华，组织兼军事部长聂洪钧，统战部长兼长沙市委书记任作民，民训部长郭光洲，宣传部长谭丕模，秘书帅孟奇。此时，省工委的工作区域为52个县。6月，湘南特委由中共东南分委划归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省工委的工作区域扩大到70个县市。7月上旬，中共长江局决定将湖南省工委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并增派蔡书彬参加省委工作。至此，中共湖南省级领导机关在全面抗战爆发一年后得到完全恢复。
在中共长江局领导下，湖南省(工)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一明一暗，紧密配合，为恢复发展全省党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大力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准备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核心力量
1938年1月省工委成立后，立即制定了3个月(2、3、4月)工作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省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一方面派干部加强对文抗会、妇工委、中苏文化协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的领导，在这些团体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另一方面抽调一批得力干部，以巡视员的名义，前往省内各地，帮助恢复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后，中共长江局向所辖党组织发出了“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搞关门主义”的指示，要求湖南党的组织发展10倍。根据中共中央决议和长江局的指示，湖南省(工)委进一步加快了发展党员和党的组织的步伐，同年7月，省委提出了“猛烈发展党组织，建立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口号，决定集中力量放手发展党员，使党的组织得到了较大发展。至1938年10月，全省建立了17个县委、10个县工委、5个特区委及特支或总支，党员猛增至3000余人，并且建立了几个跨县、市的区工委和中心县委。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为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准备了核心力量。
随着全省各地中共组织的逐渐恢复，吸收了大批新党员，其活动也呈现半公开的状态。在“几乎完全是和平发展起来”的情况下，“新党员没有经过任何大的斗争锻炼，加以混进有个别阶级异己分子”，于是，“百倍加强党的教育、严密党的组织、清除异己分子，以巩固党的组织”便成为湖南党“一刻也不能忽视的严重任务”。为了保证发展党员工作的健康进行，根据长江局关于要严防叛徒、汉奸、自首分子等混进党内等有关指示，湖南省委在大量发展党员的同时，开始注意对新党员和新提拔的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省工委设立了由帅孟奇等5人组成的宣传教育委员会，领导全省党的教育和训练工作。长沙、益阳、南县、澧县、溆浦等地的党组织举办了党员训练班，通过学习和训练，使干部党员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有所提高。
二是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推动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
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从国共两党军事合作开始的，即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并在后方公开设立新四军留守处或通讯处。全面抗战爆发后，长期在湖南及其边界地区坚持斗争的湘鄂赣、湘赣、湘粤赣和湘南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关于积极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协商，迅速地切实实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游击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紧密配合，积极而慎重地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改编部队，开赴前线抗日。先是中共湘鄂赣省委提出4项合作条件和5项停战条件，与国民党军队第五十师代表及平江县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谈判，后又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 1937年8月29日谈判获得成功。湘鄂赣省委机关和红军游击队官兵陆续下山，在平江县的长寿、嘉义一带集中整训。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组建后，湘鄂赣红军游击队奉命组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下辖3个营，共1100余人，于2月初从嘉义出发，开赴抗日前线，并在嘉义设立了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后改为通讯处)。湘赣边界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在陈毅劝说下，向分散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发出停止同国民党的敌对行动并下山参加整编的通知，经过集中整训后，湘赣边区红军游击队奉命组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大队，共300余人，于1938年2月从江西省莲花县龙上村出发，开赴抗日前线，行至浙江开化时，又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在湘南地区坚持斗争的中共湘南特委，在中共中央派去的王涛帮助下，于1938年2月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和在郴州设立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等协议，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和湘南赤色游击第三大队，分别在宜章县赤石和耒阳县江头集中整训，组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共300余人，于4月从耒阳县灶市出发，开赴抗日前线，行至安徽太平时，正式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活动于湖南桂东、汝城及江西崇义之间的东边山和桂东、汝城、资兴之间的西边山的湘粤赣游击支队，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后，集中在桂东沙田整训，改名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编为两个支队，共300多人，于1938年1月开赴江西省大余县池江，与赣粤边游击队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一部，部队离开桂东时，在沙田设立了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湘境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对促成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和支援前线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开创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黄金时期，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建立后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的团结合作。1937年12月在长沙建立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是国共合作后在湖南最早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机关，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国民党上层人士、国民党内民主派、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和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在湖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建立后，根据长江局关于要利用一切机会去扩大统一战线的指示，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广泛结交团结各界、各阶层爱国人士，有力推动了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湖南因十年内战而形成的工农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局面逐步趋向缓和。然而以反共祸首何键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在政治上一意孤行，坚持反共政策，因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愤慨，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于1937年11月20日下令将何键调离湖南，由张治中继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在政治上较为开明。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团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将军。他取代何键出任省政府主席后，顺应时代潮流，对共产党采取友好态度，提出国民党“应该和共产党在工作中竞赛，不应该压制共产党”。他极力主张改革政治，开放民运，联共抗日。围绕抗日问题，他采取了一些开明措施，如对于抗日民众团体和抗日言论自由，态度宽容开放；对于发动和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救亡，予以鼓励和支持，颁发了《湖南省政府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成立了亲自兼任团长的湖南民众抗日自卫团，以及亲自兼任处长的湖南民众训练指导处。并要求各市、县、区、镇、乡、村也建立相应的民众训练机构，分期训练当地的民众。1937年12月20日，湖南省民训干部训练班开学，调集了来自全省各地中学以上教职员，大、中(高中)学生3358人入学，受训半月以后，分赴各地进行训练民众的工作。这些民训干部中，有许多是进步的青年，其中还有一些共产党员，他们抱着救国的热情投身民训，为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基础性的工作。张治中还非常重视基层的政权建设，强调乡、保长要由乡村知识分子、校长、教员等担任。为此，他一方面撤换或改选了大部分的乡、保长，另一方面在全省分区训练乡、保长，并于1938年3月开办了湖南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力图以经过训练的学员为干部来源，实现从县到乡镇人事的更换。
根据张治中主湘后的表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和湖南省(工)委紧密配合，积极派出党员多渠道地做他的工作，徐特立多次与张治中商谈抗日救亡工作问题，推动他赞成和允许建立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出版《观察日报》，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组织民众抗日等。1938年10月，湖南省政府成立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负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张治中任主任，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兼长沙市委书记任作民等被聘为委员，徐特立还担任了常委。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中共湖南省委及其各级组织深入基层发动民众，推动全省的抗日救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共湖南省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利用张治中主湘期间采取的开明政策，不断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收到了显著效果，创造了“抗战与统一战线在湖南之黄金的发展和上涨时期”。
三是广泛发动群众，掀起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高潮
国难当头，抗日救亡不仅成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各阶层爱国民众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动力。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运用张治中主湘形成的宽松政治环境，在全省人民中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调动各个阶级、阶层、爱国人士的抗日爱国热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于是，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全省各界、各阶层民众同仇敌忾，纷纷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以省会长沙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救亡高潮。特别是以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骨干的文化、教育界开展的文化救亡活动，成为抗战初期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一大亮点。
建立抗日团体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织工作。中共湖南省(工)委十分重视并加强了这方面工作。利用张治中所组织的湖南抗日统一动员委员会的形式，或派人参加湖南人民抗敌后援总会，或直接通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领导和影响爱国进步人士成立救亡团体。于是，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全省多达数百个。它们以统战形式积极开展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抗日活动的开展。在众多抗日救亡团体中，以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最为活跃，影响也最大。1937年10月成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会员发展到1000余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通过这一团体，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南的形成和抗日救亡运动在湖南的高涨。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则荟萃了一大批著名文化人，分会中的中共支部充分发挥这些文化名人的优势，不仅创办出版了《中苏》半月刊，还编辑发行了《抗战前途》、《战时民众任务》、《战时农村问题》、《战时宣传技术》、《抗战壁报》等抗战小丛书，并组织时事研究会，举办俄文补习学校，对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起了重要作用。
报刊是抗日救亡运动的舆论工具和号角。自1938年2月起，党的各级组织和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所创办的报纸、期刊，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三湘大地。仅在长沙市就有30多份报刊。影响最大的是省(工)委直接掌握的《观察日报》和《抗战日报》。另外，《新华日报》、《解放》、《群众》、《抗战三日刊》等大量救亡报刊和书籍如潮水般涌进三湘大地，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主张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图书出版发行业也因此兴盛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抗战爆发后，全省新增书局书店316家，出版图书700多种，尤其是党组织领导的战时书报供应所湖南分所，在宣传和销售抗日救亡的进步书刊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中共湖南各级组织创办的进步报刊和组织销售进步书报，对于在全省广大民众中深入进行抗日救亡的思想发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创办抗日学校，培养民众运动骨干是开展抗日救亡的保证。中共湖南各级组织领导创办或影响支持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创办了各类战时学校、训练班和救亡图书室。其中由文抗会所办战时常识训练班，前后共举办了6期，每期4周，培训了学员800余人。特别是通过统一战线创办的武冈县塘田战时讲学院、华容东山战时中学、郴县抗日骨干培训班、桂阳战时中学、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战时步兵干部培训班等影响最大，培训了一大批人才。
经过深入广泛的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湖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8年11月长沙大火之前，湖南作为战略后方，在筹措物资、支援前线，救护伤兵、接济难民， 动员民众参军参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1938年2月起，湖南各界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募捐献金活动，筹集抗战物资，广大人民群众节衣缩食，慷慨解囊，为支援前线作出了重大贡献。5月17日，湖南工人抗日后援会发动工人征募衬衣10万件，捐增前方抗日将士和伤病员；7月7日，湖南抗敌总会等抗日团体举行纪念抗战一周年大会，会后在全省开展抗战周年纪念献金活动，全省共献金29.7万余元。9、10月间，全省民众响应全国征募寒衣委员会号召，共为前线将士征募寒衣60万套。“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湖南源源不断接受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难民，中共湖南省委发动组织各抗日团体组成伤兵难民服务团，开展“服务军人难胞活动”，为伤兵洗衣、写信、读报、教救亡歌曲等。八年抗战期间，湖南征募兵员达210万人，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2。
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和抗战后期沦陷区抗日游击武装斗争的开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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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经过16个月的战争，日军已侵占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地主要中心城市和周围大片富饶地区，以及铁路、水路主要交通线，国民党军政首脑机关西迁四川重庆，国民政府军退守大西南和大西北地区。从战役上看，日军胜利了，但从战略上看，它并没有胜利。日军的全面进攻，没有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更没有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计划完全遭到失败。随着日军在中国占领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本的财力、物力、兵力不足的弱点逐渐暴露，它已无力在中国大陆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八路军、新四军控制着广大农村，并不断袭击敌人，在敌后形成了敌我互相包围、犬牙交错的局面，这种状况的出现，是日本侵略军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就中国方面来说，经过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损伤过重，节节后退；人民抗日力量虽有发展，但远远没有达到进行战略反攻的程度。为了准备战略反攻的条件，中国人民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
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策略进行了重新调整。在军事上，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注意力转向打击和消灭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政治上，对国民政府由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与此同时，英、美为了应付德、意在欧洲挑起的战争，在东方力求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使日本不至于和希特勒站在一起来反对英、美。因此，也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过劝降活动。在此背景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于1938年12月公开投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虽然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一方面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另一方面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这次会议表明，国民党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日益加强。其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了一系列反共文件，转发各地“切实执行”。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的活动。
全国战局的变化、政局的逆转，使湖南的战局和政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日军沿粤汉铁路继续南犯，进逼湘北。11月9日攻陷临湘，10日占领城陵矶，12日攻占岳阳，国民党军队向南败退，湖南的北大门洞开。省会长沙顿时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前线战略要地。10月29日和11月2日，蒋介石两次在长沙召集部分高级将领商讨战局。根据以“向国内退军”的焦土政策打击敌人“以战养战”的战争思想，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确定了长沙不守时，予以彻底破坏的方针。
抗战前的长沙，约有人口30万，抗战以来，从苏、皖、武汉等地逃来难民数，从前线撤来伤兵数，总人口达40万。自1938年10月下旬开始疏散以来，全城即陷入战前的混乱和紧张状况。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官员从武汉撤来长沙后，稍作停留，又匆匆撤往西南地区。当战火烧至湘北时，长沙形势更为紧张。湖南省政府一方面加紧疏散长沙的党政机关及市民，一方面则在严加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焚城计划的制定及各项准备工作。11月12日上午，张治中先后接到蒋介石两道要求“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的电报和电话指示后，当即授权省保安处长兼省政府行署参谋长徐权、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负责执行。当日下午，长沙主要街道上便置有大桶汽油、煤油，有些墙壁上用石灰写着“焦”字，或用日文写着对敌宣传标语，气氛紧张。13日凌晨2点，执行放火任务的警备二团某部误听电话后，擅自点火。一见火起，各个放火队争相纵火。顿时，长沙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大火延烧两昼夜，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化为焦土。五、六万栋房屋毁于大火，几占全城房屋的百分之八、九十。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统计，曾为全国最大米市之一的长沙，190余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存12家半，仓储200余万石粮食有190余石化为灰烬。绸布业损失折合约300多万元，几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的绣品和画稿，几乎与铺屋同毁于火，仅药王街锦华丽一家就烧掉三大房间的优秀画稿和版本；文物古籍损失无数，佘太华金号所藏极为珍贵的440颗汉印，竟熔于大火，成为废金属。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长沙大火。
长沙大火又称“文夕大火”，是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的罪恶结果，它不仅使长沙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而且成为湖南政局开始变化的重要标志。
首先，日军侵占湘北，湖南由后方转变为正面战场的前沿阵地。日军方面，在鄂南、湘北集结重兵，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南犯，深入湖南腹地，但出于政治上诱降和军事上兵力不足的考虑，在一段时间内，日军一直陈兵湘北，并未急于南下；而国民党政府方面，为了巩固它在西南地区的后方基地，建立以湖南为前沿阵地的西南屏障，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在湖南地区配备重兵，加强防御力量。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根据已经变化的战场形势，将全国正面战场重新划分为10个战区，其中以湖南为主要辖区的第九战区，拥有53个步兵师，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12月3日，又成立了以白崇禧为主任的军委会桂林行营，统筹南方抗日军事行动。于是，湖南成了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双方时战时停、反复拉锯的重要战区。
其次，亲日派劝降活动加剧，湖南出现了不利抗战的暗流。汪精卫叛变投敌后，日本间谍和亲日势力加紧在湖南进行劝降离间活动。1939年初，以《红旗报》、《大公报》、《救国日报》、《和平报》、《东方》等名称出现的日本报刊，被函寄到省内国共两党领导人及各抗日团体负责人手中，散布和平空气，进行投降劝诱。汪派汉奸分子也气焰嚣张，到处散布投降言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对此听之任之，甚至压制各地民众的反汪讨逆斗争，禁止长沙各报纸登载反汪言论；沅陵、衡阳、祁阳、零陵、湘潭等地的党部明令禁止本地的反汪活动；《民意》等汉奸刊物，竟可以在许多书店公开出售。
第三，顽固反共的薛岳取代张治中主持湘政，团结抗战的宽松环境受到破坏。长沙大火发生后，张治中奉命革职留任，办理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至1938年12月下旬基本结束。国民政府于1939年1月17日下令改组湖南省政府，免去张治中省主席职务，调离湖南，任命薛岳为省主席。同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任命薛岳为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2月1日，薛岳在长沙举行就职仪式。他一上台，即背弃前任张治中比较开明的各项政策，实行独裁统治，不断强化反共政策，制造反共磨擦事件，打击抗日民主力量，如调换县长，撤销张治中时期干训班培训的乡、保长，代之以他自己系统下的爪牙；取消青年干部训练班和民众抗日自卫军独立的系统组织，颁发《湖南省防制奸党实施办法》，大力发展三青团和中统、军统两个特务组织，使之成为国民党打击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和压迫湖南人民的有力工具。这一系列倒行逆施，使湖南的政治局势迅速向着专制和反共的方面逆转。
1938年10月至1939年6月平江惨案发生前的这段时间，是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向相持阶段转变的过渡时期。由于战局和政局的变化，湖南抗日斗争呈现出特殊复杂的局面：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同时在发展，国共两党间的合作与斗争交织在一起。在此新形势下，中共湖南各级组织及时得到了刚组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有力领导，特别是得到了从武汉撤退来湘开展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的直接指导。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和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出席了会议。会上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正确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重申了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期间，中共中央考虑到原来建立的一些党的领导机构已失去作用，或不能适应战局变化的需要，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中原局和东南局。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等组成，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鉴于武汉形势紧急，国民党政府机关大部分迁往重庆，9月25日，中共中央急电在武汉的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对党在武汉的行动方针作出明确指示：关于组织方面，“即依长江局原定之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重庆党报委员会及中央代表团五个方向布置”；关于机构设置，“南方局暂与中共代表团及办事处一起，准备入湘”；10月1日，周恩来奉中央指示从延安返回武汉，主持长江局后期工作。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指示，在武汉沦陷之前的20多天里，着力纠正长江局前段工作中的失误，抓紧各项工作部署，组织干部撤退。10月25日，汉口沦陷前数小时，他和叶剑英率领长江局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武汉，10月27日抵达长沙，在湖南活动一段时间后，经广西桂林，于12月中旬到达重庆。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组成名单，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和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均参加南方局工作。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由周恩来、博古(原长江局组织部长)、凯丰(原长江局宣传部长)、吴克坚(《新华日报》总编辑)、叶剑英(原长江局委员)、董必武(原长江局委员)等6人组成常委，南方局机关设重庆，桂林设办事处。湖南省委和湘鄂赣特委均由南方局领导。
中共南方局成立后，大力加强了对湖南党组织的领导，特别是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由武汉撤退到湖南，前后在湘活动半年时间，实地指导了湖南的抗日救亡斗争，给湖南党的各项工作以巨大推动。
第一，传达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部署了湖南党的工作任务。还在武汉沦陷前的1938年10月中旬，叶剑英就从武汉来过长沙，向湖南省委通报了正在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同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负责人一起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和湘鄂赣边区的政治环境，指示湘鄂赣特委要加强边区抗日游击战争。11月上旬，从武汉撤退到长沙的周恩来、叶剑英，参加了中共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负责人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召开的会议，着重研究了撤离长沙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根据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新形势，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方针；要到农村去，把重点放在发动群众、抓武装斗争上。周恩来的讲话，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工作指明了基本方向。鉴于武汉、广州失守后长沙日趋紧张的局势，会议还研究讨论了省委机关及进步抗日团体撤离转移问题，周恩来就此发表了重要意见：沅陵和湘南的工作都要加强，但省委以设在邵阳为好，这样既便于支援湘北前线，又能统一领导湘南、湘西的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1月9日，省委机关、《观察日报》社、文抗会、战时工作服务团部分人员迁往邵阳；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长沙大火后先撤沅陵，12月由沅陵迁到邵阳。从此，中共湖南省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克服长沙大火后严重局势造成的困难，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指示精神，在邵阳继续领导全省党组织进行抗日救亡斗争。1939年2月初，湖南省委在邵阳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南方局派组织部长博古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应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工作既要软，又要硬。软呢，不能软到丧失立场，硬呢，不能硬得破坏统一战线”。同时还强调了在新局面下，更要严格把握干部标准，“没有德，不能当干部，没有才，也不能当干部”。正是在博古指导下，会议总结检查了省委前段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部署了新形势下湖南党组织的工作任务，决定继续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壮大党的队伍，巩固地发展党的组织；继续举办党训班，加强党员纪律教育与保密教育；组织党员学习军事，掌握游击战争知识，准备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派党员军事干部到地方抗日武装队伍中工作，使其成为抗日同盟军。此后，湖南党组织按照这次会议精神，努力开展各项工作。1939年4月底，周恩来从江西返回重庆途经衡阳时，得知国民党湖南省主席薛岳正加紧策划反共阴谋，4月18日《观察日报》被查封，4月20日塘田战时讲学院又被强行解散，湖南形势将发生不利团结抗战的情况时，立即召集省委负责人高文华、徐特立、任作民等开会，批评了省委前段在组织方面的错误，如作出决议，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等，作出了“转变党的组织形式与群众工作方式”的重要指示。他要求省委整顿、巩固党的组织，向全体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在组织发展上，要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这些指示，为湖南省委做好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准备指明了方向。周恩来、叶剑英在湘期间，还直接领导从武汉撤退来湘的原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于1938年11月在衡阳建立八路军办事处，1939年初改为交通站。至1939年7月撤销之前，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帮助国民党筹备了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同时举办了共产党员培训班，积极培训地方党员干部。
第二，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推动促进了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1938年10月27日周恩来、叶剑英到长沙后，针对战争失利带来的人心不稳的社会局面，积极开展了持久抗战的宣传活动。他们多次发表演讲，鼓舞各界民众团结御侮的勇气和信心。10月29日，叶剑英在长沙向《观察日报》记者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的工作人员讲目前抗战的新形势，强调对形势要全面去看，才不会因武汉、广州失守感到失望和动摇。11月6日，周恩来在湖南各抗日救亡团体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作了《抗战第二阶段我们的任务》的讲演，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号召所有的优秀青年勇敢地到基层去，到敌后去。11月7日晚，周恩来又在省电台对全省人民发表了激动人心的广播讲话，在更大的范围进行宣传发动。周恩来、叶剑英的这些演讲宣传，帮助湖南人民增强了抗战的信心和勇气。在南岳期间，周恩来、叶剑英广泛接触各界爱国人士，引导和支持他们采取各自的方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4月，南岳福严寺的巨赞法师、祝圣寺的暮笳法师等组织了“佛教僧青年救国团”，周恩来予以积极支持，欣然为暮笳法师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给宗教界人士以极大鼓舞。5月7日，在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叶剑英应邀作了题为《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号召广大爱国僧侣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走出禅房参加抗日救亡，投身到抗日救亡烽火的实际斗争中去。之后，由南岳僧人组成的青年服务团和流动工作团，在湘潭、衡山、衡阳等地救护被日机炸伤的难民，创办《狮子吼》期刊，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为了唤起民众、发动民众支持长期抗战，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直接领导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组织起来的文艺大军，在湖南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文艺宣传活动，有力推动了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其中以抗敌演剧队在湘活动最有影响。抗敌演剧队是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时，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的，它是中国共产党起领导作用的抗日文艺团体。成立后不久，因武汉局势紧张，其中的二、八队便来到湖南，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和战地演出。抗敌演剧二、八队在长沙、衡阳等地公演了一大批救亡剧目，引起很大轰动。长沙大火之后，湘北成为正面战场的前线，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列兵布阵，拉锯交战。周恩来决定将抗敌演剧一、二、八、九队继续留在这一地区，进行抗日宣传。离湘赴重庆之前，他特意召集抗敌演剧一、二、八、九队和湘剧抗敌宣传队一队的队员讲话，谆谆告诫文艺工作者：抗战是长期的，你们要长期留在大后方工作，任务很艰巨，环境很复杂，你们要坚持工作，就会遇到困难。因此，要坚持学习，坚持独立自主，要准备长期吃苦，要学会多交朋友，才能保存自己。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抗敌演剧二、八队坚持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方针，在湖南继续进行宣传演出。他们直接从火热的抗日救亡斗争中，汲取源泉，创作剧目，先后在衡山、衡阳、南岳、湘潭、长沙等许多地方演出，并多次赴湘北前线和江西前线为抗日军民巡回演出。他们的演出激发了军民的抗日热情，许多剧目如《军民合作》、《三江好》、《壮丁》、《英勇不屈》等，感人至深，受到广大军民热烈欢迎。
第三，维护发展国共两党军事合作，参与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很重视相互的军事关系。南方局根据中央精神，联络沟通，积极维护抗战初期已经形成的这种合作，支持和推动国民党对敌作战。武汉沦陷后，湖南成为抗战力量集中地之一，国民党的许多领导人、高级将领均撤退到湖南，还有大批精锐部队云集长沙、衡阳一线，南岳衡山更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险要山势，被国民党选定为临时大本营，蒋介石曾长时间驻节于此。周恩来、叶剑英到湖南后，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联络友党友军上层人士和各界名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他们多次赴南岳面见蒋介石，磋商国共合作事宜，特别是利用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在长沙、南岳召开的几次军事会议，宣传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思想，就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之事进行协商。11月6、8、14日，周恩来3次赴南岳面见蒋介石，商谈今后抗战军事问题。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检讨前一个时期和展望第二期抗战形势”。国民党三、四、七、九战区和军委会机关高级将领250人到会，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会议，在会上重申了中共的持久战游击战方针和合作抗日的政策主张。正是在这次会上，国民党当局接受了中共建议，决定举办以训练军官能带兵深入敌后作战为主旨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中央随即确定，由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率一批中共教官及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共30余人，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工作组，叶剑英任团长。中共参加游干班的教官除叶剑英外，还有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吴奚如、李崇等人，他们都是南方局军事组成员。南岳游干班先属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军训部，后直属军委会，由蒋介石亲自任班主任，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部长陈诚任副主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游干班第一期于1939年2月15日开学，有学员1039名，编为8个队，其中第7队大部分是中共衡山县委领导的原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成员。游干班以游击战术、游击政工为主要课程，结合讲授和训练军事基本知识以及特种技术。叶剑英等中共教官承担了“游击概论”、“游击政工”、“游击战略战术”等课程，他们利用课堂，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为办好游干班付出了巨大心血。叶剑英组织中共教官制定了工作的“六大注意”，让工作人员张贴在八路军教育研究室的墙壁上，作为工作准则，将共产党八路军的优良作风体现在工作、教学和生活上，向国民党教官和学员展示出崭新的风貌。周恩来对南岳游干班也十分关心。1939年4月，他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游干班视察，并担任该班国际问题讲师，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演讲，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在学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5月15日，游干班第一期学员举行毕业典礼。这时，汤恩伯调回部队，由李默庵接任教育长；叶剑英回南方局，由李涛接任中共代表团团长。6月20日至9月20日，举办了第二期。随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到来，游干班情况越来越差。办至第三期时，因日机轰炸，先后迁零陵、祁阳。第三期后，中共人员完全撤回南方局。在湖南境内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在维护国共合作、促进抗战大业、推动国民党部分军官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四，组织指挥长沙大火的善后救灾，对国民党政府不顾民众利益的片面抗战路线进行了揭露斗争。长沙大火发生时，周恩来和叶剑英正在长沙，当大火烧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驻地时，他们率领工作人员冲出火海，撤往湘潭。在湘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发事变和应急对策。随后赶赴南岳，就大火的责任和善后问题，与国民党当局及蒋介石进行交涉，提出善后解决办法。周恩来和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人郭沫若商量，调集抗敌演剧队一、二、八、九队和湘剧抗敌宣传队一队共120多人，组成善后突击工作队，最先赶到长沙组织救灾。11月22日，湖南省政府组成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进行救灾工作，决定发放50万元救济费。周恩来、叶剑英组织突击工作队发放赈款，并亲临现场指挥，使50万元救济款顺利地发放到数万灾民手中。与此同时，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告长沙同胞书》，严厉指责放火者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说明要稳定后方，支援前线，继续合作，坚持抗战的道理，得到了各方面的拥护，对稳定大火后长沙军民的抗战情绪起了积极作用。中共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也于11月21日发表了《论坚壁清野》的社论，对国民党所谓“焦土抗战”是“战略需要，是坚壁清野”的论调进行了有力批驳。
正是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正确领导下，在长沙大火至平江惨案发生前的这段时间里，湖南党组织坚决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努力克服因长沙大火和薛岳反共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努力巩固并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在党的建设、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准备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获得了新的发展。
发展党的组织方面，坚持在巩固中发展，全面培训党员。一方面，鉴于战争已经进入省内部分地区的情况，为了使党在整个湖南进入战场的时候，能领导群众进行抗敌自卫的斗争，以及在战争状态下，加强省委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省委根据地势、组织基础、便利指导等几项原则，新建立了湘(潭)宁(乡)、常(德)益(阳)、邵阳、衡阳、南县5个中心县委，湘西工委和湘南特委仍归省委领导。另一方面，鉴于全省党的组织大多数是在和平的环境中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各级领导机关对秘密工作不够重视，对可能发生的白色恐怖警惕性不够，大批新党员不仅缺乏秘密工作的体验，而且一些人还容易冲动、好出风头，从而造成了全省党的组织基本处于半公开的状态，而且随着薛岳推行反共政策、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重事件相继发生，于是在1939年4月上旬召开的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确定了“大力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注意巩固提高”的工作方针。根据周恩来4月底所作的“转变党的组织形式与群众工作方式”的指示精神，省委一般地停止了组织发展，着重进行党内思想教育。从1939年2月起，省委先后举办了6期县区干部训练班，训练党员干部200多人，主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进行革命气节与形势教育；同时，派省委干部到各中心县委加强领导，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不再兼任群众团体的职务。通过采取上述措施，使全省党的组织形式开始实行转变。此时，省委领导1个特委、1个地区工委、5个中心县委、37个县委或县工委、14个以县为单位的特支，约有党员5000余人，湖南党组织在抗战初期大发展的基础上又获得新的发展。
领导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方面，深入基层进行发动，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因长沙大火，大批进步文化人转移，一时失去了长沙这个抗战初期的抗日救亡中心，加上薛岳主湘后对群众运动多方压制打击，使得这一时期党领导的群众工作遇到不少困难。但湖南省委根据南方局有关指示和省委第一、二次扩大会议确定的群众工作方针，逐步扭转过去大轰大擂的方式，深入基层，利用合法的民众运动，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新组建了一些进步抗日团体，创办了一批新的救亡报刊，出版发行了大量进步书刊，以邵阳为中心，形成了遍及湘中、湘西、湘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新局面。1938年11月由共产党员王礼中、毛特夫等组织的以进步的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为主的湘乡抗敌后援会战时工作团，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和救亡活动。同年12月由省委直接领导建立的长沙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从1939年1月起，奔赴湘潭、湘乡、邵阳、衡阳、衡山等地巡回宣传，深受各界爱国人士和民众欢迎。1939年1月成立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站邵阳分站和文化服务处，实际上成为省委主持的宣传机构，并在株洲、衡阳等地成立文化服务分处，在湘中各县设立60多所宣传基站。这些由共产党员掌握的宣传基站在全省各地分发抗日宣传品，组织壁报工作团、话剧团、歌咏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此外，还向延安输送了大批革命青年。
巩固统一战线方面，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和国内投降派的分裂活动，省内各级中共组织和一些抗日救亡团体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斗争。1938年12月汪精卫出逃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提出要坚决打击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的指示，省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于1939年1月8日在邵阳组织14个群众团体，召开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与肃清汉奸的群众大会。同时，《观察日报》、《抗战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汉奸投降反共的阴谋活动。全省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救亡团体也组织群众声讨汪精卫的叛国罪行，并对当地出现的投敌卖国现象予以迎头痛击。在坚决打击公开投敌卖国的汪精卫汉奸集团同时，中共湖南各级党组织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反共行为，也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一方面继续争取与薛岳集团维持合作抗日，一方面进行了有节制的揭露和反击，力争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4月，当国民党邵阳县党部决定查封《观察日报》时，报社党组织先是派人前往省党部、省政府、第九战区政治部等国民党机关进行说理斗争，并通过周恩来转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请求登记，在一切努力失败、报社被查封后，党组织又组织力量发出停刊特刊，对国民党当局进行声讨。
准备抗日武装斗争方面，开始转变认识，积极培训游击骨干。由于抗战初期湖南尚处后方，全省各级党组织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领导群众抗日救亡上，而对武装斗争的认识和准备不足。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湖南省委根据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多次指示，逐步重视并加强了军事武装工作。在1939年4月召开的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强调要全副精力进行紧急战争动员，把武装工作提到第一位。在此前后，湖南省委和各地党组织开始组织党员学习军事，掌握游击战争知识，同时通过国共合作举办的南岳游干班、塘田战时讲学院、国民党第七十军战时步兵干训班、桂阳战时中学以及各地开办的民训班等，培养了一大批抗日游击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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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39年6月12日，在薛岳一手操纵下，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血洗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原名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是1938年2月设立的，对内实际上又是中共湘鄂赣特委机关，特委负责人均以公开身份参加留守处工作。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一样，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把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紧动员与组织群众参军参战作为中心工作来做，为团结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平江民众赞誉。但是也因此成为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心腹之患。1939年1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杨森率二十军驻防平江，随即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取缔留守处的阴谋活动：派人突然袭击了中共平江县委开办的“大众书店”，非法抄走和封存了一部分抗日救亡的进步书刊；由二十七集团军发起，召集湘鄂赣边区各军、师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组织“地区防范异党委员会”，在各区、乡普遍建立特务班、巡逻队，增加特务经费，积极发展国民党组织，公开宣称要借汉奸名义处置共党分子；4月15日，颁布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通告》、《战区服务团队管理办法》，公然规定：凡非本战区所属部队一律不得擅自设立后方机关，否则，一经查获或举发，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动。杨森还授意以国民党平江县党部、县政府、县三青团的名义，联名呈文要求取缔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并指使嘉义乡队副杨楚新秘密绘制了留守处周围地形图和军事进攻路线图。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留守处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日起见，经请示新四军军部同意，留守处决定改为通讯处，并搬迁县城办公。可就在通讯处派人进城察看房子准备搬迁时，国民党顽固派迫不及待地对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下了毒手。1939年6月12日下午，杨森根据由薛岳转来的蒋介石密令，以搜捕逃兵为名，派兵包围了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相继杀害了通讯处主任、新四军上校参议、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罗梓铭，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少校秘书、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曾金声，以及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军需员吴贺泉、干事赵绿吟等6人。
平江惨案标志着薛岳为首的国民党湖南当局全面公开反共的开始。1939年6月以前的几个月里，接替张治中主政湖南的薛岳，虽然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湖南坚决执行国民党中央的反共方针，采取了许多倒行逆施的政策，但毕竟刚到湖南，由于抗战初期湖南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比较深入、普遍，而以中共各级组织为核心的进步力量比较强大，加之张治中时期实行的一些开明政策的影响，使他不敢贸然发动全面公开的反共，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反共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上。在宣传教育方面，先是以“未予登记”为借口，查封了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接着又以“未经主办机关立案，擅自招生讲学，所授课程多系不利于抗战之反动思想”等莫须有罪名，勒令解散了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在大肆排斥打击各种抗日救亡宣传教育阵地的同时，加紧向青年灌输蒋介石的那套思想，公开宣称要学生“信仰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在组织方面，大力强化特务组织，使得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两大系统“中统局”和“军统局”获得了大发展，各地各部门各机关普遍设立机构，发展了大量成员，在全省形成了星罗棋布的特务网，开展了无孔不入的特务活动。正是在进行了全面反共的思想、组织准备后，薛岳开始着手进行反共的大动作，于是便有了武装袭击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的“平江惨案”。
从平江惨案到1944年长衡战役结束，湖南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方面，由于薛岳坚持反动立场，大搞白色恐怖，使湖南的政治形势日益恶化。平江惨案之后，以薛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继续肆无忌惮地反共，在全省各地制造了一系列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恶劣事件。在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薛岳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先后破坏了中共湘南特委、资(兴)汝(城)桂(东)中心县委、南县中心县委、攸(县)醴(陵)萍(乡)中心县委、岳阳中心县委、湘西工委以及20余县的基层组织，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数千名，捣毁新四军驻郴州通讯处，迫使新四军驻桂东沙田留守处撤销，通令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停止办公。特别是薛岳兼任国民党湖南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后，进一步加强党务系统的反共活动，会同省政府、军管区、三青团等举行特种会报，先后印发多种“奸党分子脱党宣言”，并指使各级党部严厉取缔“异党宣传品”。1940年下半年间，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制造了“上富惨案”和“湘潭惨案”，逮捕在国民党第七十军“云干班”工作的7名共产党员，将其中6人杀害于江西上富镇。10月上、中旬，在湘潭杀害彭荣华、彭金华等8名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制造了继平江惨案后又一起震惊全省的反共惨案。12月，国民党会同县当局活埋了26岁的女共产党员贺琼。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湖南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行动更加疯狂。在全省各地普遍开展了清查异党活动，数月间，在湘潭、衡阳、邵阳、常德、益阳等地逮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及其家属3000余人，破坏了邵阳、益阳、湘阴、溆浦、沅陵、郴县、沅江、凤凰、桃源、蓝田、新化、郴县、耒阳等地的中共组织，仅被杀害的县委主要负责人就有10余人。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白色恐怖下，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被迫离湘，各种救亡团体或被迫解散，或成为官方御用工具；一些进步报刊不得不停刊，各地进步书店也多被封闭，抗战初期形成的湖南抗日救亡高涨局面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湖南省委机关不得不频繁搬迁，自1938年年底迁邵阳后，1939年12月迁衡阳，1940年2月迁湘潭，同年12月底再移至湘乡县的永丰镇。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则从1938年11月开始，辗转沅陵、邵阳、衡阳、湘潭、长沙等地，到1940年2月，通讯处工作人员撤往广西桂林；8月，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撤离湖南；9月，通讯处主任王凌波被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强押出境。这一系列情况表明，湖南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严重危机，湖南党组织处境日益困难。
另一方面，由于湖南一直处在正面战场的前沿阵地，作为中国军队正面抗击日军的一个主要战场，战事十分紧张。从1939年9月至1944年春夏的数年间，中日两国军队打打停停，反复拉据，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长沙会战”和常德战役、长衡战役，三湘大地硝烟弥漫，人民饱受战火之苦。1939年9月中旬，为配合欧战爆发，驻湖北咸宁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10万之众，从赣北、鄂南、湘北三路南侵，以求“一个星期内占领长沙”，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而中国军队先后出动37个师，约30万兵力迎敌。经过50天的激烈战斗，日军的进攻被挫败，不得不退回到战役发起前的阵地。1941年9月到10月，日军第十一军趁日美谈判陷于僵局和苏德战争爆发之机，再次调集10万余众兵力和大批飞机、舰船，发动了二犯长沙的战争，企图以更大的军事压力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投降。国民党第九战区出动了14个军、40个师，共30万人与来犯之敌交战。中国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日军还是一度占领长沙。后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日军最后不得不退回湘北。1941年12月初，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背景下，驻武汉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南下援助香港英军，由第十一军司令阿南率10万兵力，分两路第三次进犯长沙。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集结14个军、约40个师、30余万兵力迎战。中国守军先是在长沙以北的地区节节抵抗，尔后又在长沙城内与日军肉搏厮杀。血战数日，在中国军队的包围打击下，侵入长沙城的日军被迫突围后撤。这次长沙会战历时一个多月，最终以日军的惨败而结束。1943年秋，日军为了挽救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开始在中国实行以策应太平洋战争为主要目的作战方针。在湖南地区，日军于1943年10月底发动了以破坏中、美、英联军反攻缅甸作战计划为主要目的的常德战役，即“よ”号作战。日军第十一军司令横山勇指挥10万兵力，从华容、石首、弥陀市、荆州、监利等地出动，向以常德为中心的洞庭湖西部地区大举进犯。中国军队以第六、第九战区的16个军、约26万兵力迎战。开始日军攻势十分猛烈，在连陷石门、慈利、桃源、南县、安乡、澧县、临澧等地之后，于11月21日将湘西北重镇常德完全包围。驻守常德的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官兵，在常德市民众的支持下，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双方鏖战十余日，在守城部队大部伤亡的情况下，常德于12月3日一度陷落，但由于中国军队在常德外围对日军形成了反包围，最后迫使日军退出常德。至12月24日，中国守军收复长江以南的失地，又一次粉碎了日军的南犯企图。1944年春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日军为了打通中国东北到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摧毁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发动了豫湘桂战役。5月27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横山勇指挥7个师团10余万兵力，分“三路两线”大举侵湘。国民党第九战区16个军、48个师共30万人，以长沙为重心布阵迎战，由此开始了长衡战役。在日军猛烈攻击下，国民党一败再败，6月17日长沙失陷，接着日军占领了株洲、湘潭。6月20日，日军进抵衡阳，28日完成了对衡阳的四面包围。在日军兵临城下之际，奉命“死守衡阳”的国民党第十军，依托城市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战斗从6月20日打响，日军先后出动了4个半师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等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地向守军的阵地攻击。守城的爱国官兵，以高昂的斗志和顽强的精神，在留城百姓的支援下，与来犯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在外援不力、内力不足的情况下，第十军官兵坚持苦战47个昼夜，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8月7日，在日军攻陷城内大部阵地，而增援的部队受阻不前的情况下，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等于8日拂晓率余部投降，衡阳陷落。之后，日军继续向零陵、邵阳等地区进犯。全省大部分地区沦入日军铁蹄之下。
湖南抗战形势的这种重大变化，反映了国统区整个形势的变化。在1939年至1943年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强化反共政策，使得党在国统区斗争的处境十分艰难：一方面要抗击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又要对付国民党不断制造的种种刁难和磨擦事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策略，率领国统区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守阵地，与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在合作中进行斗争，努力维系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
面对湖南不断恶化的政治形势和作为正面战场紧张的战事，出于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和保存党的骨干力量的考虑，一直高度关注和重视湖南革命斗争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国统区尤其是湖南工作的有关重要指示和部署，精心地指导了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进行斗争策略的转变和地下斗争的开展。
首先，就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平江惨案，依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三大政治方针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领导湖南党组织采取了有理、有利、有据的斗争，即彻底揭露、明辨是非、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适可而止、主动团结的斗争原则，力争政治上的主动。
平江惨案发生后，南方局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一方面，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一系列交涉与抗议。1939年7月1日至28日，周恩来、叶剑英分别致电陈诚、何应钦、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参谋长白崇禧、军委会军令部长徐永昌等，提出严正抗议，要求迅速予以彻查。7月31日，周恩来答《新中华报》记者问，再次表示抗议，要求抚恤死者，惩办凶手，保证以后再不发生此类事件。另一方面，抓住平江惨案这个题目开展政治斗争，介绍真实情况，争取中间势力和公众的了解和同情。8月1日，延安各界人民举行平江惨案诸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的行经，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为了坚持抗战，“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大会还通电国民党中央政府，强烈要求严查主使，惩办凶犯，明令取缔《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保证不再有此类惨案发生。8月13日，南方局在重庆组织了盛大的追悼会，到会的有各中间党派、社会团体代表和新闻界人士1000余人。与此同时，《新华日报》发表了由叶剑英组织南方局军事组撰写的《追悼平江遇害烈士启事》和《追悼遇害烈士专刊》，尖锐激烈地谴责反共投降派的阴谋。南方局领导下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均举行了追悼大会。徐特立、王凌波以“第十八集团军驻湘通讯处同人”名义著文《悼涂正坤、罗梓铭等死难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行径进行了义正辞严的声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和斗争，虽然并没能够阻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但毕竟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严正立场，使人民充分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真实面目，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
其次，针对湖南党组织内部存在组织形式、工作方式不适应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加剧形势的问题，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国统区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研究制定了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整顿巩固组织的一系列措施，迅速指导湖南党组织实现了斗争策略的转变。
面对反共逆流，从1939年5、6月起，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就国统区工作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部署国统区的中共各级组织，转变斗争策略，改变工作方法，整顿巩固组织。到1940年 4月22日，在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中，完整提出了党在国统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二字方针和“短小精干”的原则。5月4日，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进攻》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把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作方针概括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从此，这一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斗争中的正确方针。
平江惨案前后发生的一系列反共事件，反映出湖南各级党组织内部存在着种种不适应新形势问题：一是组织形式方面，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公开机关与秘密组织严重混淆，如新四军驻平江留守处与湘鄂赣特委、新四军驻郴州通讯处与湘南特委、新四军驻桂东沙田留守处与资汝桂中心县委等都是两套班子、一套人马，公开的群众工作和秘密的党员活动，都是同一些人，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缺乏警惕性，致使许多领导同志暴露了身份；二是在党员干部队伍方面，抗战初期大规模发展党员，存在一定程度的重数量轻质量现象，使得一些基层干部和党员素质不高，加上缺乏党性、党纪教育，遇到白色恐怖，便惊慌失措，或退党、或自首、或变节，给党的组织造成损失；三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习惯于组织领导轰轰烈烈的公开的群众救亡斗争，忽视扎扎实实的秘密工作，特别是对抗日武装斗争的认识准备不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不够。
针对湖南党组织存在的这些问题，按照党中央制定的“十六字”工作方针，自平江惨案发生起，南方局对国统区地下党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布置。1939年6月中旬，南方局专门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在力争局势好转的同时应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特别强调党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须作必要的改变。6月29日，南方局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指示各地党组织必须立即转变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下决心调离已暴露的干部，并作出了党组织应从半公开转到基本上是地下党等10条规定。这个《紧急通知》，为湖南党组织全面转入地下状态作了初步的准备。从1939年7月至1942年年底，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南方局领导中共湖南省委有计划有步骤地将省委机关和各地组织转入地下。
1939年7月下旬，南方局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根据这一精神，湖南省委决定将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分批撤往延安或新四军；对尚未暴露的党员干部进行调整，以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疏散党所领导的战时书报供应所及各地宣传基站，各中心县委也迁入农村，党的工作由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状态。统战工作的重点也由上层转向县、区、乡镇的地方实力派，学校工作由校外宣传转为校内宣传。与此同时，为了适应由公开工作向秘密工作的转变，根据南方局指示，省委在全省党组织中普遍开展了组织整顿和保密教育。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下发后，湖南省委根据南方局指示，立即组织学习贯彻，并于10月明确指示各级党组织，以整顿、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要求各地停止发展党员，集中力量整顿各级组织，清洗叛徒、奸细、投机自首分子和异己分子；同时，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正确处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公开党员与秘密党员等关系。经过3个月整顿，32个县级干部调动了工作，党员人数由原来的5000余人减为2300人。在整顿组织过程中，各地党组织的思想、作风、纪律建设均得到明显加强。194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鉴于湖南的政治形势，专门发出《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指出：湖南党所处的政治环境必然向更坏的方向逆转，湖南党的工作总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湖南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要按照这一方针来一个彻底转变。根据中央这一明确的指示，湖南省委于5月在湘潭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精简组织，进一步撤退、转移、隐蔽干部，建立精干支部等工作。会后，各中心县委、特委按照省委的部署，积极进行组织精简与干部职业化工作。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精简党委组织机关的指示，从1940年2月起，从省委到县委，一律减为3人。到1940年11月，聂洪钧等调离，湖南省委仅由高文华、袁德胜(袁学之)、文士祯3人负责，省委机关迁至湘乡永丰镇，直接领导的基层组织只有湘宁、常益、邵阳3个中心县委和湘西工委(湘南特委此时已划归中共南方工委领导)，共有党员900余名。至1942年6月，根据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关于取消大后方的省委、特委一级机构的指示精神，撤销了中心县委等机构，并进一步撤退和隐蔽了200多名干部党员。同年12月，高文华、文士祯奉命调往延安，工作移交周里(原名周礼)、张春林、刘鼎3人，并将中共湖南省委改为中共湖南省工委，周里任书记。至此，湖南党组织从组织形式、工作方式等完全转入了秘密状态，省工委领导的党员600余人，与组织保持联系的党员仅180余人。
第三，从国统区复杂的斗争形式和特点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三化”任务，并用以指导了转入隐蔽斗争的湖南共产党员和干部，使湖南地下党的工作更加深入社会，扎根群众。
抗战初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没有社会职业和社会身份尚可生存，但自从1939年平江惨案发生后就困难了，特别到了1940年皖南事变之后更不行了。周恩来在领导国统区党组织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的过程中，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针对国统区复杂险恶的政治社会环境，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或合法化)的具体政策和工作方法。早在1940年6月，南方局通知湖南、湘鄂西、广西等省(特)委负责人到重庆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曾指出：要把工作转到地下去，要到工厂、学校、农村等基层单位去；要研究使党的工作生根于工人、农民、学生、教员中间。9月10日，南方局开会讨论研究湖南工作时，周恩来又强调干部要真正的职业化。12月3日，周恩来在重庆听取聂洪钧、宋濂关于湖南工作的汇报后，再次指示湖南省委：目前的中心任务仍然是巩固党的组织，要由最可信任的干部担当领导工作。他提出的4条具体措施中，其中一条就是可靠的干部都要安排社会职业。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统区的政治环境更加险恶，党的活动更为困难，南方局在指导各地党组织进一步撤退疏散党员干部、改变组织联系方式以及加强党员教育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三勤”、“三化”要求。周恩来强调：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员应该“职业化”和“社会化”，“每个党员及领导干部都要有职业”。“除了必要的少数人，一般的党员不能依靠党生活，要让党员在社会上为生活而斗争”，“要使党员社会化，不仅不脱离社会，而且要深入社会”。党员要“研究学问，学习主义”，“多交朋友”。在1941年4月15至5月22日南方局召开的多次会议上，针对湖南等地党组织“在清洗内奸、巩固组织、审查干部等方面取得了成绩，干部已职业化，但还未社会化”的实际情况，要求各级党从组织领导形式到工作方法，实行完全的转变，真正走向地下。周恩来发言说：国民党政策日益走向法西斯化，即特务化，中共中央确定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很正确。但政治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完成，我们要撤退已暴露的干部，提拔新干部，这是保存力量的重要措施。但光是这样还是不够的。如果不及时改变人们的组织路线和工作方法，干部和党员还会继续暴露，党的组织还不够巩固，甚至还不能立足。要研究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彻底抛弃不好的现在不适应的方式。党员要在社会上生根，每个党员及领导干部都要有职业，在职业中巩固，多交朋友，认识社会，鉴别各种人，研究学问，学习主义，巧妙地实现党的政策来为党工作。正是根据周恩来这一系列讲话精神，经中共中央批准，被总结概括为“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和“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或合法化)”的“三化”。所谓“勤学”，就是学生党员要努力学好功课，争取优异成绩，只有功课好，在同学中才有威信，才能站稳脚跟；“勤业”，就是要依靠家庭社会关系找到合法社会职业，广泛进入地方保甲、教育、军事、经济等单位和团体，努力搞好本职业务，反对急性和暴露。“勤交友”，就是所有党员都要广泛联系群众，广交朋友。实质上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彻底转变作风，搞好本职工作，在群众中扎根。“三勤”、“三化”是对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的具体化，是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总结历史经验对秘密党组织建设的创造性发展。它成为党在国统区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而必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和政策。
湖南省委按照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提出的“三勤”、“三化”要求，在精简组织、转移撤退干部的同时，加紧了党员干部职业化、社会化的进程，并取得明显的成绩。从1940年5月起，省委多次开会强调党员干部职业化问题，特别是1942年3月，省委书记高文华从重庆回到湖南后，根据南方局指示，进一步抓了“三勤”、“三化”的落实，明确规定：没有暴露的党员，要切实做到职业化，隐蔽到中小学校和工业、商业等部门里去，勤学习、勤业务、勤交友，扎根基层，争取群众；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压迫人民的活动，要通过民主人士和地方实力派，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于是，从省委成员到基层组织负责人乃至一般党员，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合法的社会职业，并以此作掩护，秘密开展了党的工作。如省委机关转移到湘乡县永丰镇后，当时的3名省委成员高文华、袁德胜、文士祯就分别以小商贩、难民的身份作掩护，居住在附近的农户中，以此为基地，领导全省党组织的工作。至于各地隐蔽下来的基层干部和党员，更是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勤学习、勤工作、勤交友，默默无闻地为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如有的党员深入到国民党政府、军队、党务、财政经济部门，在广交朋友基础上，对国民党军政要员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有的党员深入教育界，掌握中小学领导权，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有的党员在文化科技界，利用各种合法的地位，宣传了党的团结、抗日、进步方针，开展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斗争；有的党员打入帮会组织，当上头目，广泛深入开展下层统一战线工作。正是由于湖南共产党人切实做到了“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因而使党的组织得到了更好的隐蔽，渡过了抗日战争时期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使党的群众工作更加深入扎实，并在各地培养和积聚了一批密切联系群众、有一定群众工作经验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为1944年下半年以后党的工作重新活跃起来作了思想、组织准备。
第四，在指导湖南党组织进行斗争策略的转变过程中，不时地将湖南党组织负责人召集到重庆，帮助他们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研究确定下一步的工作目标与措施，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领导班子，为保证湖南党组织顺利转入地下斗争和不断提高领导人政策水平、工作能力付出了大量心血。
转变斗争策略的任务提出之后，抓好领导班子的建设是关键。南方局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南方局成立后，便在重庆多次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亲自为学员们讲课，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建设知识，进行革命形势和气节教育，帮助党员干部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增强革命信念。特别是从1940年至1944年的数年间，每当时局出现新的变化或者中共中央对国统区工作有新的指示部署时，南方局总是及时地召集湖南党组织负责人到重庆，听取工作汇报，组织学习讨论，甚至重新安排其工作。1940年6月至9月，为了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发出的“五四”指示(即5月4日《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示，提出了国统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陆续通知所属各省委、省工委、特委负责人到重庆，听取工作汇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代表徐特立和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相继赴重庆，汇报了湖南的工作情况，南方局于6月16日、9月10日专门开会讨论他们的报告，并研究了湖南工作，给予了明确具体的指示。周恩来还专门单独与高文华进行交谈，指出 ：湖南局势很危急，应加紧转移已暴露的干部，隐蔽党的组织，以隐蔽求生存，秘密开展活动，适应群众斗争的需要，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斗争。高文华回湘后，按照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在着手转移大批下级干部、党员的同时，也先后安排了省委成员的转移，如将聂洪钧撤离湖南，将袁德胜(袁学之)、文士祯调省委工作。1941年7月，袁学之受省委委派，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了湖南党的干部的疏散情况；湘南特委书记周里也根据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通知，赴重庆汇报湘南特委工作，并根据周恩来等领导人指示，在重庆停留5个月，看文件，学习毛主席著作，写工作报告，多次聆听周恩来所作的形势报告和关于开展秘密工作的指示，深受教育和鼓舞。在此期间，因湘南特委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失去联系，南方局决定复归湖南省委领导。11月14日，南方局开会讨论湖南党组织问题，认为湖南党基本的工作作风有了较大改变，能埋伏下来，但还不能说是巩固的，于是决定派周里回去联系可靠干部建立交通关系。周里于12月中旬回湖南后，及时向省委书记高文华汇报了去重庆学习工作的情况和南方局对湖南工作的指示。1942年年初，高文华又一次奉令去重庆汇报工作，为了便于及时保持联系，高文华向南方局请求建立通讯联系网，南方局随后派报务员朱春枝和另一位同志来湘建立无线电台。1942年至1943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统一部署，南方局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学习委员会，领导国统区党组织开展整风运动，湖南省委及有关特委负责人被分批调回南方局参加了南方局机关的整风学习。1942年5月以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叛变，带着特务四处搜捕华南各省党组织负责人，周恩来考虑到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住址有人知道，为防不测，决定将高文华调回重庆；同年12月，根据南方局指示，高文华、文士祯正式撤离湖南，后经重庆赴延安。从此，由周里、张春林、刘鼎3人组成了新的湖南省工委。
从平江惨案发生到1944年湖南大部分地区沦陷前的这段时间里，湖南党组织由于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及时领导，顺利地实现了斗争策略的转变，成功地将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转入到秘密状态。那些冒着生命危险隐蔽下来的共产党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利用各种合法身份，一直坚持革命斗争，推动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支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和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一是深入农村基层，发动组织群众，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湖南党组织在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过程中，湖南省委将工作重心逐步由上层转到了基层、由城市转到了农村，并确定党在农村工作的方针策略是：力争保、甲长位置，展开保、甲长的活动，百倍的提高对小学教员地位的认识，并加紧其工作。握紧农民活动分子，重视农民切身要求，并为此积极地参加保、甲会议，通过保、甲形式将农民组织到我们手里，从注意中间阶层利益与各种活动将它争取到党的周围。正是按照这一方针策略，全省各级党组织在农村中隐蔽，在农民中工作，争取人心，积蓄力量，为抗战后期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积极作准备。通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一些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学校、合法团体、国民党部队的共产党员，把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转变为各单位内部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利用合法形式，隐蔽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群众工作方法，并在当时当地条件下，进行了一些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尤其是争取和掌握到一些合法的抗日武装。如湘潭县工委隐蔽在铁江坝、坳柴一带乡村，秘密地整顿各地党组织，进行党员训练，教育党员开展合法的斗争。1943年秋，反动分子潘佑安任清溪乡乡长后，缩小保甲规模，挤压进步人士。当地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联合进步人士，发动群众与其进行斗争，不仅将被抓的几十名壮丁从乡公所解救出来，而且将潘佑安赶走，使乡政权又掌握在进步人士手中。南县中心县委利用驻澧县新洲国民党五十三军在滨湖一带招募志愿兵团机会，派地下党员刘玉舫、李祖艺、韦来宽等招收500名青年组成志愿兵营，前往应招被录，编入国民党第五十三军第一三○师野战补充团第二营，随后又在南县、华容、石首、公安6县抽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民先队员140人余人，组成志愿兵连，由地下党员段中执任连长，编为该营第五连，并在连队中秘密建立了党支部，计划利用进行军事训练或集会的机会脱离五十三军，将队伍拉到滨湖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常益中心县委于1939年夏至1941年冬，选派30多人打入国民党乡、保两级政权。中心县委所属汉寿县委书记戴武孝，以农场董事长的身份作掩护，隐蔽地发展党员，要求党员勤工作、谨言行、观察敌情，积极作好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并组织党员学习《论持久战》和《游击战争中的战略与战术》等著作，向党员进行武装抗日的教育；澧县县工委在宜昌、沙市危急情况下，发动党员，掌握武装，准备打游击，通过争取掌握了100多支长短枪，分布在各乡枪兵班，只要下命令，随时可以拖出。常德县地下党员童冠群于1940年春，先后担任常德县周士乡、新德乡乡长，利用伪职作掩护，秘密发展党员，相继建立了周士支部、周(士)渡(口)区委，并任区委书记。他在附近组织30余人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团，并任团长。衡山乡村师范于1939年暑假般迁到新宁后，利用假期组织学校师生和社会青年，组织了两个宣传队，深入城乡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全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邵阳金称寺支部于1940年初，让一批党员聘进古峰乡中心小学教书，以此为阵地，培养了一批革命人才。这些青年后来都成了“湘中二支队三团”的骨干力量。
二是利用种合法形式，广泛进行抗日救亡，以实际行动多方支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
在湖南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过程中，湖南作为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的前线，战火一直未曾停息。从1939年9月至1943年12月，中日两国军队在湘北地区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每次都是鏖战数十天，据当时国民党方面发布的战报，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死伤人数分别为，第一次1万余人，第二次4万余人，第三次5万余人；历时50多天的常德保卫战，中国军队以伤亡6万余人代价，打退日军的进犯，消灭日军3万余人。这些战绩，虽然是国民党军队取得的。但是那些隐蔽下来的共产党人，积极做好争取国民党爱国人士的团结抗战工作，以各种合法身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通过多种途径动员群众，投入保家卫国的抗日斗争之中，为国民党军队取得三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的胜利起到了直接的支持配合作用。
正是在坚持地下隐蔽斗争的共产党员发动组织下，许多爱国民众积极参加战地服务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兵，慰劳将士，鼓舞士气，激励官兵英勇杀敌，在后方，广大民众涌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军队作战，涌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例如，衡阳县委委员李华楫领导的歌咏队，组织宣传队员上街募集慰劳前方将士的款物，歌唱、讲演刚刚完毕，听众纷纷涌向募捐箱，捐钱捐物，有的妇女摘下金戒指、金耳环，小学生们掏出了自己的零用钱，最感人的是一位人力车夫，当场揭开车座的木盖，从车斗里把所有的钞票、铜板一齐捧出投进募捐箱，队员们和不少在场群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根据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指示留在湖南坚持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抗敌演剧队，在这期间，为了完成周恩来交给的“巩固部队，发动群众，广交朋友，宣传党的政策，扩大统一战线”的任务，抗敌演剧二队(后改名剧宣九队)三上湘北前线举行慰问演出，抗敌演剧八队(后改名剧宣六队)亦二上湘北前线进行劳军演出，甚至还直接组织了战地服务队到前线工作。在后方，这两支队伍曾在长沙、衡阳等地多次到当地驻军举行公演，并到当地医院为伤兵举行慰问演出。通过这些演出，给了前方将士、后方官兵以极大的鼓舞，激励着他们去前线英勇杀敌。在前线，有个战士看完演剧队的演出后，带着对敌人的极大仇恨，于当天晚上只身越过封锁线前往敌营活捉了一日军。第四军军长欧震看过抗敌演剧队的战地演出后，认为这项工作对部队鼓舞士气来说很重要，于是邀请抗敌演剧队协助他们也建立了一支类似的演剧队伍，即铁血剧团。1941年3月，抗敌演剧一、九队以第四战区宣访团名义来湘慰问，与抗敌演剧二、八队在长沙会师。为了扩大抗战戏剧的影响，4个队在长沙举行联合公演，连续10天，演出了《保卫大湖南》、《国家至上》等一系列优秀剧目，特别是由5个团队联合组成了100多人的合唱队，演唱了《黄河大合唱》。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仅次于“西南剧展”的一次盛大的戏剧音乐演出，在长沙引起了震动，激发了广大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抗战热情，推动了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
此外，抗战初期由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建立的长沙育英儿童抗战工作团，在得到第九战区政治部备案后，奔赴湘北抗日前线进行慰问演出，从1939年9月起，一个月时间内，行程近千里，演出20多场，受到湘北国民党驻军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关征麟及各军师高级将领的接见和夸奖。
可以说，三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的胜利，是在湖南共产党人以大局为重、坚持团结抗日精神影响和鼓舞下，军民齐心协力共同奋战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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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进入到1944年下半年后，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渡过严重困难，重新进入再发展时期，各根据地军民普遍对日、伪军展开了局部反攻，抗日战争开始发展到第三阶段，即战略反攻阶段。这时，国民党仍然采取避战观战态度和限共反共政策，继1943年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后，国民党军队又在1944年春夏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8个月时间丢失146座城市、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和国统区内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激起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于是，国统区民主运动迅速高涨。
湖南形势是全国形势的缩影。湖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战略相持阶段曾与日军几度大战，抵御了日军深入湖南腹地，但在不依靠民众的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最终在1944年6月至8月的长衡战役中丧师失地，数月之间，全省78个县市的55个县市沦为敌手。从此，湖南由中国正面抗击日军的一个主要战场变为主要是日军占领下的新沦陷区。日军侵占湖南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制造了一桩桩怵目惊心的大惨案，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早在1943年5月，日军合围以南县厂窖为中心的方圆百余里区域，展开大搜捕和大屠杀。3天杀害中国百姓和溃兵3万余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厂窖惨案”。湘北的岳阳、临湘、湘阴是日本法西斯铁蹄践踏时间最长的县份，人民遭受的苦难更是难以言状。据不完全统计，被日军烧毁的房屋，岳阳县98000余栋，临湘县40000余栋；被日军杀死的群众和遭日军轮奸致死的妇女，岳阳县达41000多人，临湘县有25906人。仅有4000多人的湘阴县城，被日军炸成废墟，惨死者达1700人以上，40余户人家被炸成了“绝户”。1939年9月，日军在湘阴营田街小镇横行10余天，惨杀和活埋800多名无辜百姓，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营田惨案”。1941年9月，日军在洞庭湖中的一个青山岛捕杀300多名老百姓和200余名国民党官兵，制造了又一桩血案。在湘西、湘东、湘中和湘南地区，日军也犯下了累累罪行。1943年11月日军攻陷常德后，被俘的群众遭杀戮、活埋和奸污致死者达2300多人；茶陵县的芫上村仅有200户、1200多人，一周内遭日军三次“清剿”，被害群众竟达897人，全家被杀绝断烟的有47户；1944年8月日军占领衡阳市，将掳获的千余百姓作为打扫战场的苦力使用后，竟集中关闭在一间银行内，然后投掷炸弹全部炸死。1944年9月，日军入侵邵阳，在新渡口惨杀国民党军队伤兵200余人，并在途中杀害散兵数十人；进入邵阳城后，在大同街、大坡岭、板桥、五峰铺等地，惨杀伤病员、无辜群众500余人。尤其令世人震惊的是日军竟不顾国际公法，在1941年11月，由专事细菌战研究的731部队在常德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武器实际运用的实验，给常德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3个月时间夺去了600余人的性命。日本侵略者对湖南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战后不完全统计，在日军侵占湖南期间，无辜百姓遭惨杀者92万多人，重伤者170万人，合计达262万人之多；被抢走的耕牛、粮食，以及被烧毁的房屋、被毁损的财物更是不计其数。面对日军的暴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南各族人民怀着极大的义愤，纷纷起来进行自卫反抗，特别是一些回乡的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士和一些热血的青壮年农民，自发地组织武装，与日军进行英勇的抗争。
在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新形势下，为了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一方面，鉴于国统区民主人士争取民主的斗争空前活跃起来，于是在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提出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各民主党派、广大民主人士的赞同和拥护，成为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另一方面，鉴于华中、华南大片国土在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中被日军占领，便在1944年秋制定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的战略方针，并作出了相应的战略部署。部署之一，就是组织八路军南下支队，深入敌后，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力争北与新四军五师的鄂豫皖边区，南与东江纵队联成一线，进而在华南创建一个新的解放区，以便在即将到来的大反攻中，或在以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以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战略根据地互相策应，配合作战。
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决贯彻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在倾力领导和推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开展的同时，及时领导包括湖南在内的新沦陷区党组织开始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即在继续执行隐蔽待机方针的同时，动员组织人民，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早在1944年5月下旬日军大举进攻湖南前夕，中共中央南方局便通知湖南省工委负责人周里等前往重庆汇报工作。长衡战役开始后，南方局负责人王若飞(此时周恩来已赴延安)、董必武等一直关注湖南战局的发展，王若飞与暂时留在重庆学习的周里多次交谈工作情况。7月8日，董必武根据湘南形势的发展，特地致电中共中央，认为日军将打通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线，敌后必甚空虚，建议即派干部赴湘南秘密组织游击队。10月25日，中共中央就湘、粤、赣三省工作指示南方局，同意派周里、张春林(白毛)、谢竹峰等3人从重庆秘密转回湖南，布置敌后各县游击战争，但要求在敌未到或只经过而无久占意图地区的党组织，切莫过早暴露，免为顽方所乘，至于国民党所在地区的中共党员，仍应坚守隐蔽待机方针。
遵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上述指示，湖南省工委负责人周里等很快回到湖南。临行前，南方局负责人王若飞找周里谈话，并特别交代：党中央将派一支部队南下，创建湘粤赣抗日革命根据地。你对湖南情况比较熟悉，准备回湖南，和南下部队取得联系，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正是根据南方局的这一叮嘱，当1945年3月王震等率八路军南下支队进入湖南时，周里设法与之取得了联系，配合南下支队在湖南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
周里等回湘后，在湘乡召开省工委会议，决定恢复、发展党组织，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共产党武装抗日主张，派地下党员赴湘中、湘南一带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时派一些党员进入基层政权组织，担任乡、保长，掌握乡保政权或建立两面政权，掩护党组织和地下工作，争取国民党乡、保甲长站到人民方面，共同抗日。会后，省工委即派何大群、王来苏、朱汉樵等赴湘南，组织抗日武装；派刘鼎、孔福生等到长沙河西，秘密联系和指导地下党组织；周里、张春林等省工委领导成员则转移到湘潭、湘乡、宁乡3县边界地区的韶山，以此为据点，在湘中地区领导抗日斗争。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便在湖南一些沦陷区开展起来。虽然斗争的规模并不大，却给了日伪军以一定程度的打击，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捍卫了民族尊严，为夺取抗日战争在湖南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湘北地区是湖南沦陷最早、人民受蹂躏时间最久的地区。临湘、岳阳等地早在1938年11月沦陷后就出现了受中国共产党影响而建立的抗日游击武装。特别是中共湘鄂赣特委根据南方局领导人叶剑英的指示，先后派共产党员在岳阳发动群众，争取抗日的合法武装，建立了两支游击队，人数达千人以上，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湘阴县1944年沦陷后，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抗日游击队，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何源渤领导的“湘阴人民抗敌自卫团”和谌茂点游击队。平江县1944年沦陷后，形成了10余支抗日游击队，广泛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其中张礼仁为队长的“平北抗日自卫队”在八路军南下支队1945年3月到达平江后，率领154人参加了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被任命为平江独立团团长，配合南下支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地下党员潘哲夫受党组织指派，在湘鄂边界农民中建立了“湘鄂西边区抗日游击纵队”，队伍发展到3000余人。当日军发动常德战役时，这支队伍在石门、澧县等地积极配合国民党军狙击日军，影响较大。
湘东地区的浏阳沦陷后，在中共党员的带动和影响下，全县人民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影响较大的有共产党员欧阳斌领导的洞阳游击队、周化驯领导的北乡炉烟洞游击队、南乡金刚游击队、彭汉云领导的永安游击队、彭志尧游击队。日军占领长沙后，共产党员杨海清奉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组建了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河西挺进队，伺机出击敌人。醴陵共产党员余志宏利用其伯父的30余支枪，组织了“醴陵抗日自卫队”；攸县洣南等地也建立了游击队，以伏击偷袭等方式，打击外出侵扰的日军。
湘中地区在省工委直接领导下，抗日游击斗争获得了较好较快发展。1944年冬成立了由省工委书记周里兼任书记的湘中工作委员会，省工委转移到韶山后，成立了直属省工委领导的韶山特别区委会，通过争取工作，掌握了韶山清溪乡乡政权和乡自卫队，在日军占领湘中地区的情况下，地下党领导乡自卫武装与日伪政权及武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护了当地群众利益，在湘潭、湘乡、宁乡等县造成较大的影响。湘潭县自1944年6月陷于敌手后，中共湘潭县工委即在农村建立抗日先锋队和解放小组，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自己，进行抗日保乡，尤其是争取和掌握了张鹏飞、马扬德两支抗日游击队，使之成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1945年8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路经湘潭期间，将这两支抗日武装组编成“湘粤赣人民抗日自卫军”，在抗击日、伪、顽的进攻和保护南下支队过境作战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湘乡、新化等地于1944年沦陷后，由国民党回乡军官组建的游击队和县抗日自卫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年多时间同日军进行了大小战斗400余次，歼灭日军1000余人。
湘南地区，衡阳沦陷前，中共衡阳地下党组织即利用创办的雪竹山“青年游击训练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抗日游击骨干，衡阳沦陷后，这批游击骨干团结四乡群众，树起抗日义旗，向日本占领军展开了游击战。衡阳各种抗日游击队大小30多支，其中牌楼冲和金兰游击队、衡南地区抗敌自卫团、洪市抗日游击队等几支在打击日军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冬受命赴湘南组织抗日武装的何大群、王来苏、朱汉樵等，与在湘南坚持斗争的原中共衡阳中心县委书记谢介眉等会合后，成立了湘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在耒阳、宜章、郴县、桂阳、资兴、永兴、安仁等地相继建立了抗日武装，发动依靠群众，狠狠打击日军。耒阳游击队遍布各地，神出鬼没打击敌人。宜章县城1945年1月沦陷后，组建了由宜(章)、乐(昌)工委书记罗良名任队长、拥有近千人的宜章抗日游击自卫队，以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广泛联系当地上层人士和乡公所、警察所武装，在宜章、坪石、乳源一带，用土枪土炮痛击下乡抢掠的日伪军，打死打伤一批日军。郴县沦陷后，共产党员曹志民在小溪一带组织成立了“杀日寇战斗团”，共产党员王奇在保和、华塘一带组织了抗日联军，还有以共产党员李达海为首的游击队，活跃在栖风渡、五里牌、油榨圩一带。安仁县华王共产党员何丁苟联合当地进步人士，组织成立的抗日游击队，在当地开展保境保乡的抗日游击斗争。永兴、资兴、桂阳、嘉禾等地沦陷后，均建立了游击队，开展了抗击日军活动。
湘西南地区，共产党员刘布谷奉命在湘桂边区和雪峰山一带建立抗日武装据点，开展游击战争。他发展原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政治教官兼副大队长谢锦涛加入中国共产党，筹集了一批枪械，聚集了一批抗日爱国青年，正式组建了湘桂边抗日游击纵队，下辖3个支队，共计1000余人，500多支枪，在新宁、武冈、东安等沦陷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对日作战10余次，这支抗日武装坚持到1945年春，因遭国民党顽固派“围剿”而被打散。1944年8月邵阳沦陷后，共产党员尹如圭在邵阳县太一乡(今属邵东县)建立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在衡阳、湘乡、邵阳边境一带袭击日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游击队发展到300多人。武冈平镇乡(今属洞口县)共产党员萧健阶领导的抗日自卫队，在1945年4月湘西会战中，多次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
当湖南人民在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或影响下积极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抗日游击斗争时，中共中央华中局和中共中央相继派出了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和八路军南下支队深入到湖南沦陷区，发动群众进行敌后游击战争，恢复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民主抗日政权，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极大地推动了湖南人民的抗敌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在湖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地处湘鄂边界的湖北石首、公安和湖南华容三县，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就明确指示过湘鄂边特委：在该地区未被日军占领时，一切工作按“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办事，尽可能保存党的力量，尽可能多地团结革命群众。在时局发生变化、有了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时，应迅速与华中局所辖的鄂豫边区党委取得联系，将石公华划归鄂豫边区，在其领导下迅速发动游击战争。于是，当1943年这一地区沦陷后，转入地下的湘鄂边特委即按照南方局既定方针开始活动起来，当年8月，派公安县委书记张泽生前往鄂豫边区取得联系，新四军第五师党委决定派遣由杨震东任支队长、张泽生任政委的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向石公华地区进军，于1943年12月抵达华容、石首边界的桃花山，以此为中心，开辟了石公华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中共石公华县委，在根据地内开展了政权、经济、地方武装、思想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建设，并打退了日伪军对根据地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江南挺进支队也由1个武装连发展为5个连队、800多人枪。1945年春后，为了进一步扩大鄂南根据地，进而创立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湘北鄂西根据地，鄂豫边区党委决定撤销石公华县委，新建立江南中心县委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江南中心县委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领导下，江南挺进支队紧紧依靠根据地群众的支持，向日伪薄弱据点不断发动进攻，取得了很大成绩，摧毁了根据地周围的一些日伪据点，使石公华根据地扩大到岳阳境内。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江南指挥部于10月初奉命北撤，石公华抗日根据地宣告结束。这是抗战期间出现在湖南境内的一块主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它的建立，直接威胁了日军控制的华容、岳阳、常德、南县、澧县等重要城市及大批重要集镇，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日军在这些地区的有生力量。
为了发展湘鄂赣等地的抗日武装斗争，1944年9月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南下发展湘、鄂、赣等地的工作。10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下辖6个大队共5000余人(进入湖南的是4个大队4000余人，另有两个随军南下赴新四军五师工作的干部大队，共900余人)，由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并组成了以王首道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11月9日，八路军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过黄河，越长江，经鄂南，于1945年3月23日抵达湖南平江境内。为了适应斗争发展的需要和扩大政治影响，南下支队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下属各大队改为支队，由4个大队扩编为6个支队。3月28日，在平江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在湘鄂边工作一个时期，建立联系南北间的、包括崇阳、通城、平江、浏阳、岳阳、湘阴、长沙、湘潭的根据地，然后再继续南进”的指示，南下支队于4月13日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建立湘鄂赣边区党委会、军区和行政公署，全面领导平江、浏阳、湘阴、岳阳、临湘、通城等14县的斗争。经中共中央批准，王震为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从此，南下支队艰苦转战在湘东北地区，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与企图置南下支队于死地的国民党顽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创建湘鄂赣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巨大努力。后因形势变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南进，直至湘粤边，与广东东江纵队会合，打开南方局面”的命令，南下支队主力于7月初离开湘东北地区向南进军。8月初，在湘潭与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和工委委员张春林、刘鼎等接上关系，并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由周里兼任书记的湘中地委，同时将徐国贤、廖明领导的第四支队300多人留在湘中一段时间，协助湖南地方党组织收编抗日武装，开展抗日工作。8月7日，南下支队主力离开湘潭，继续南进至湘粤边。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对各战略区的调整部署，到达广东南雄县百顺地区的八军路南下支队，放弃了与东江纵队会合的计划，于8月下旬开始由湘粤边北返中原，拟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扩建鄂豫皖根据地。从1945年3月下旬入湘到9月下旬离湘，南下支队在湖南艰苦转战了半年时间，战斗足迹遍及临湘、岳阳、平江、湘阴、长沙、浏阳、宁乡、湘潭、衡山、衡阳、耒阳、安仁、永兴、资兴、汝城、桂东、酃县、茶陵、攸县等19个县市，先后在平江、岳阳、临湘、湘阴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恢复了平江、岳阳、临湘、湘阴、浏阳等县党组织，建立了湘鄂赣边区党委和湘中地委，开辟了以白鹤洞为中心的湘阴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军展开了数十次英勇战斗，收复了一些失地，成功策反了左钦彝部等伪军，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侵略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的抗日斗志。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在中国战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发动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点线包围得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行动上取得主动地位，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在湖南，4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日军队进行了中国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战——湘西会战。经过两个月战斗，以日军狼狈溃逃告终。
就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出席大会的湖南代表共11人，其中正式代表有帅孟奇、周恩来、徐特立、高文华、李涛、毛朗明(又名石生)、欧阳奔程(又名欧阳方)、谢竹峰等8人，候补代表有李振鹏、贾琏、曾恂等3人，全体代表分为8个代表团，代表团下又分成若干小组，湖南代表分在了大后方代表团的两湖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斗争方向和走向胜利的道路。大会以后，全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下，贯彻七大路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党的七大闭幕后，抗日战争已进入到最后关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随后，150万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给日本主要战略机动部队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4日，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向盟国签字投降。8月21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湖南芷江接受了日军代表的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至此，经过8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抗战胜利后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在8月25日发表的《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总方针；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9月19日，针对国民党的内战企图，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各战略区的力量部署，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即在集中力量争取东北的同时，同意让出南方8省区的根据地。10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国统区工作进行了专门研究部署，确定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治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总方针和关于国统区工作的新部署，中共中央南方局(一度改称重庆局)从抗战胜利至1946年5月的这一段时间里，积极采取措施，恢复、重建或加强了国统区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国统区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斗争，特别是在开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人民民主运动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因蒋管区政治中心转移，周恩来、董必武先后率领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工作人员由重庆迁往南京，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为了工作方便，中共代表团与南京局合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是中共南京局，驻梅园新村。中国共产党领导南部国统区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由此移至南京。开始时，南京局仍由周恩来负责总责，自1946年11月中旬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关闭谈判大门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南京局工作便由董必武主持。南京局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除了继续担负公开的谈判交涉与统战活动外，秘密领导了包括湖南、四川、云南、贵州、西康、上海、武汉、广东、广西及香港等地的地下党组织以及平津两市的党组织。从此，湖南地下党组织又在南京局领导下开展党的工作。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为了进一步加强蒋管区的工作，作出了调整蒋管区党组织的指示，决定新增设由刘晓、钱瑛等负责的中共中央上海分局，负责领导和发展蒋管区秘密党的工作。从此，湖南党组织进入了中共中央上海分局领导的新阶段。
从抗战胜利到1947年1月，湖南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总方针与抗战胜利后湖南的政治经济形势，先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南京局领导下，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和各阶层群众，揭露和反对国民党在湖南的反动统治，为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日后湖南革命斗争的顺利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首先，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
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恢复发展党组织的部署，1945年10月，省工委在长沙召开会议，主要讨论抗战胜利后的全国形势和湖南情况，着重研究在全省范围内恢复发展党组织和开展党的工作问题。会上确定近期省工委的工作方针是：重新进入城市，到工人、学生中建立城市工作的基础，发动和领导城市民主运动；继续抓好农村工作，并在全省范围内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城乡工作据点。根据这一方针，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省工委为恢复发展各地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湖南省工委自1942年底将党员干部完全转入地下隐蔽待机后，到1944年时，全省与省工委保持联系的党员只有15人，干部2人。经过1945年以后湖南党组织的积极工作，在发动群众开展反日、反顽固派斗争重新发展壮大了党员队伍，到抗战胜利时，全省党员有700多人，但全省县一级党组织只有湘潭县特区工委、湘乡县工委和新成立的潭湘宁边区县工委。9月下旬南下支队离湘北返时，为了坚持和发展湖南党的地下工作，不仅将曾随军南下的湖南省工委成员周里、张春林留下，还在撤销了湘鄂赣边区委和湘中地委后，留下刘亚球、谷子元、李林、方用、林煦春等一批领导骨干，充实了湖南省工委的领导力量。根据省工委10月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省工委将机关设在长沙，一批地下党员先后进入长沙工作，从事民主运动和合法斗争。同时还先后派出一批骨干到各地开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逐渐建立了一些基层组织和工作据点，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6年1月，省工委书记周里奉命到湖北大悟县宣化店向中共中央中原局汇报工作。中原局代理书记郑位三听取汇报后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要注重党员质量，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进步群众组织；党组织要隐蔽，不要暴露，进行合法斗争。2月，省工委在湘潭韶山召开会议，传达中原局指示，讨论当前的国内形势，研究在城市发动工人、学生开展民主运动，在农村，准备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时开展武装斗争等问题。此时，全省一些地方的党组织相继恢复，邵阳、长沙、醴陵、浏阳、岳阳、耒阳、永兴、郴县、宜章等县党组织，都在省工委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1946年6月，国民党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9月，省工委派刘亚球去南京局汇报工作。南京局负责人董必武听了汇报后指出：国共和平谈判已无希望，内战已经开始，湖南省工委要按照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做好党的工作。此后，省工委根据南方局指示，继续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同时，重点领导群众开展合法的民主运动。
其次，领导学生、城市工人和农民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湖南当局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方面强化巩固其一党专政，另一方面玩弄虚假民主，欺骗人民群众。1945年9月，省政府根据国民党中央规定，颁发了《湖南省政府限期成立县(市)各级民意机关实施办法》，演出了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选参议员的闹剧。1946年5月15日在“民主”名义下成立的省参议会，实际上只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一个装饰品和御用工具。成立后发出的第一个“通电”，即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戡乱”，下令“讨伐”共产党。1946年4月，王东原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反共气焰更加嚣张。他秉承蒋介石的反共方针，积极配合蒋介石打内战的需要和部署，在全省实行扩军备战，反共清乡。至于抗战胜利后的湖南经济，由于日军入侵遭受空前浩劫，战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横征暴敛，地主阶级超经济剥削，加上连年水、旱、虫灾，完全处于大崩溃、大萧条的境地。湖南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中共湖南地方组织根据党中央和中共南方局关于开展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集中力量发动和组织了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为后来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打下了重要基础。
湖南的爱国学生运动，是以湖南大学进步学生为先导，以长沙市为中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这个指示的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这个指示到达后，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立即执行了；项英却仍然不愿执行。他对于国民党的可能的反动进攻，仍然不作准备，以致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在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遭受覆灭性的损失，项英亦被反动分子所杀。一二·一“惨案，揭开了爱国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序幕，立即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20多个大中城市都以集会、游行、罢课、致电慰问、捐款等方式，声讨国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宣言铅印数千份，寄发长沙各学校和全省各地，影响很大。学术文化团体联谊会成立后，针对国民党煽动的反苏反共逆流，于2月下旬组织举行拥护和平与民主的游行，同国民党、三青团图谋策动反苏反共大游行相对抗，粉碎了反动势力的阴谋。同时创办刊物《天下文萃》，着重揭露国民党政府以和谈为烟幕、进行内战独裁的真面目。湖大世纪社在斗争中迅速成长为该校学生运动的领导核心，其主要骨干在斗争中先后加入共产党，并经湖南省工委批准，于1946年5月成立了湖南大学党支部。从此，湖南大学学生运动在党组织直接领导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6年冬，以反对美国扶蒋反共、助蒋内战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湖南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形成高潮。这年12月24日，发生了美国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空前愤怒，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从12月底到1947年夏，天津、上海、南京等几十个大、中城市50多万学生举行了反美罢课游行示威。湖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求各大城市地下党组织积极动员群众，发动游行示威，以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彻底揭露国民党的卖国和内战面目，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响应和支援北平学生的斗争的指示，积极领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开展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要求把斗争提高到促使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内战，以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的口号上去。湖大学生于1947年1月首先举行了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大会，开展了一系列反美爱国活动，要求“美军滚出中国去”。长沙、南岳、衡阳、湘潭、岳阳、常德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集会，召开控诉会，举办墙报，印发传单，抗议美军暴行，通电声援北大学生的正义要求，强烈要求美军撤出中国领土，要求美帝国主义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反对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1947年后，省工委因势利导，以长沙市为重点，长沙又以湖南大学为中心，组织进步学生开展了规模更为广泛的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
湖南工人的罢工斗争开始时主要是围绕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条件而展开的，但随着内战的扩大，在党的正确引导下，逐步转为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的斗争。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独裁、内战的政策，城市经济进一步凋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广大工人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城市各阶层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湖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指示精神，及时地把党的工作由农村转向城市，领导城市人民开展了民主运动与经济斗争。先是在长沙等城市恢复与发展了党的组织。1946年3月，省工委委员罗振坤等深入泥木、纺织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据点，从开展经济斗争入手，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工斗争，并与“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结合起来。1946年5月，在共产党员的发动和领导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长沙泥木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最后取得胜利，迫使资本家将工人原来每日的工资5角6分提高到每日8角。受泥木工人罢工的影响和鼓舞，园木、锯木、竹篾、造船、石工、缝纫、织染等其他行业工人在共产党员组织发动下，相继举行罢工。6月下旬，3000多长沙人力车工人举行大罢工，国民党政府公然出动军警镇压，死伤工人十几人。受长沙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影响，全省各地在党组织的发动下，罢工斗争也不断发生。如1946年6月，祁阳观音滩煤矿工人为提高工资举行罢工，迫使矿方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同年8月，交通部驻长沙第二运输处的工人要求提高行车费而罢工，使湘川线近400辆客、货车停使，迫使公路运输总处将每吨公里的行车费由60元提高到100元。
湖南农村的农民斗争，经历了由自发到有组织的“三抗”斗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在农村强行征兵、征粮，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加上灾害连年，广大农民生活十分艰难，他们为此纷纷自发起来进行反抗。1946年4、5月间，常德、桃源、临澧一带，饥民成群结队，背着米袋饭锅去“吃大户”，打开地主豪绅的粮仓，摊分谷米。华容县农民成立“打粮队”，先向地主豪绅借粮，如若不允，就自已动手分粮。邵阳、新化等县的饥民，拿着土枪梭标，冲进地主土豪家里，夺粮充饥。广大饥民提出“宁可坐牢不挨饿，宁可枪毙不饿死”、“米仓里不许饿死老鼠”等斗争口号。衡阳饥民还聚众夺取反动政府的军粮。湖南省工委和各地党组织十分关心农民的疾苦，采取多种方式，发动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地主豪绅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因势利导，及时提出了反对征兵、征粮、征税的口号，从1947年初起，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三抗”斗争，不仅直接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而且有效地发动了农民群众，为解放战争中后期在农村广泛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