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联络组老同志在党史正本编写工作中的重大作用
全省党史正本(省、市、县三级)编写工作开展14个年头了。目前全省各地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正本基本写出，社会主义时期的本子不少市县已出书，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编写也已开始启动和探索。我作为当年省委党史研究室曾经分管这一工作的责任人，曾有幸与全省党史部门的同志们一道，在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过，挥洒过汗水，收获过喜悦。目睹这项党史工作一派兴旺繁荣的景像，我深深地感谢全省党史联络组的老同志为党史正本编写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重要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全省党史联络组老同志的无私奉献和积极参与，就没有今天党史正本编写工作的繁荣。
大家都知道，全省党史部门自1981年上半年建立后，曾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90年代一度的艰难。在90年代一段时间里，由于人们认识的不足，更由于党史部门自身没有启动重大项目，因而难以取得党委的重视，经费方面也是捉襟见肘，有时我们到县里出差，有的连陪一次客都有困难。2001年，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统一布置，8月，省委常委会议决定编写《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省委副书记文选德同志在会上提出，党史部门要代表各级党委写好自己的历史。接着当年又发出省委办公厅43号文件，向全省布置这项工作。
根据省委的指示，全省党史部门闻风而动，纷纷启动党史正本编写工作。但是万事开头难。写党史，要有人，特别是要有熟悉历史，有一定写作能力的人；要有一定的经费支撑；要有一定的办公条件，等等。那时，有的党委对这项工作认识上还有距离，人手不够，经费难以到位；有的党史办人员年轻，结构不尽合理；办公条件紧张，多数地方连电脑都没有，怎么办?广大党史联络组的老领导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当过市县的主要领导，有一定的影响，熟悉情况熟悉人，有的还是当地的“笔杆子”，等等。他们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争取党委重视，为党史正本的编写创造条件。省党史联络组老领导刘夫生、赵培义等同志，为省委党史委的领导班子配备、人员选调安排、工作经费、车辆配置、项目申请等事项，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经常过问帮助，写信找人，排忧解难，保证了工作的顺利开展。邵阳市党史联络组组长、原地委副书记屈家海同志帮助党史部门找领导解决人员的安排问题，协调县市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彭仲文同志兼任了市委副秘书长，全市市县党史办的主任都兼任了县委办副主任，此举有力地促进了党史队伍的稳定和建设，留住了一些学有专长的人才，也促进了党史正本的编写工作，全市绝大多数县市党史正本第一、二卷已经出版。郴州市党史联络组组长、原郴州市市长龙定鼎同志就党史联络组机构的设置和人员定级进行了积极的争取，取得圆满的结果，有力地调动了党史部门同志的积极性，全市党史正本的编写工作发展整齐，质量较高，进度也较快。在党史联络组老同志积极促进下，全省各级党委对党史正本编写工作十分重视，要人有人，要钱给钱，有力地扭转了党史工作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促进了新世纪初以来党史工作的繁荣。比如长沙县党史联络组组长周庆炎同志直接找县委书记汇报，宣传党史正本编写工作的重大意义，提出调人和拨钱的要求。县委立即决定分年拨出75万元用于写党史，调配曾经任过县委办主任和中学校长、县直属工委书记的6个同志，组成编写组，还配给参与写作的老同志一辆专车。经过宁乡县党史联络组组长彭水梅等十几位县级老同志的工作，宁乡县委从党费中拿出40万元，财政拿出40万元共计80万元支持写党史。湘潭市岳塘区委每天派车接送写史的老同志，还在机关免费安排早中餐……自此，党史工作真正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人们常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党史正本的编写工作真正应验了这句话。编写工作启动伊始，大家还真有点摸头不摸脑的感觉。那时党史部门的干部大多是从行政部门调来的，专门人才如凤毛麟角。怎么搞提纲和构建史书的结构，党史与地方志的区别，是以编年体为主还是纪事本末体为主抑或二者结合，成绩与失误的的关系如何把握，浩如烟海的史料如何取舍，详略如何得当，历史的真实性与可读性如何融于一体，特别是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没有具体评价或还没有作出决议的问题，如农业学大寨问题，学毛著运动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问题，等等之类的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经验和体会。带着这些问题，广大参与党史正本编写工作的老同志，在做好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和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和体会，为全省党史正本的编写提供了借鉴和帮助。浏阳的党史正本编写当时是我抓的试点单位，县党史联络组组长、原县委书记张绍春，县党史联络组副组长、原县委副书记周青云和县原政协主席罗克崇等同志在编写《中共浏阳地方史》的过程中，结合浏阳的实际情况，就如何处理上述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总结了很好的经验，给全省这项工作提供了指导和借鉴。他们编写的《中共浏阳地方史》人民日报还作了介绍，在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湘乡市的党史正本编写也是我们的试点单位之一，自2001年启动，到2004年8月完成，原县委书记、党史联络组组长张海根同志渗透了不少的心血。他们的《中共湘乡地方史》出版后，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熙同志带领所属市、区、县党史部门负责同志18人专程去湘乡学习经验，还买了50本书拿回去学习。贵州省万山特区党史办主任也带领所属县市党史部门负责人专程到湘乡学习。全省各地党史部门去湘乡学习的达30个。
在全省党史正本编写工作中，许多老同志认真学习新的知识和业务，为写好党史正本打下了基础。望城县(现为区)原县(区)委副书记、党史联络组负责人冯正其对编写党史正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组织作者从搞专题开始，先一个一个地弄清望城历史上的大问题，这样写起来就有深度和高度。比如望城合作化运动中的刘礼贵问题、20世纪60年代推广农垦五八良种问题、望城养猪的经验、雷锋的成长和学雷锋问题，还有长沙和平解放中中央社会部在望城设置秘密电台的问题，等等。由于搞清了一些大的问题，写正本时就得心应手，认识也深刻一些，评论也准确一些。对于党史正本写作中遇到的一些业务上的具体问题，长沙市委党史联络组陈香成和唐得之等同志与市委党史研究室商量决定，先后举办了三次培训班，请我与王文珍同志作了辅导讲课，介绍了对湖南社会主义时期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评价，如农业合作化问题、“大跃进”问题、学毛著运动问题、农业学大寨问题，党员干部群众对“文革”的抵制问题、十年建成工业省问题、新的个人崇拜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等；还讲了怎么搞编写提纲，写党史时对若干重大关系的处理，编写体例和文风等。通过这些业务辅导和交流，党史部门和联络组的老同志了解了一些党史研究和写作方面的最新成果，学习了党史写作中的一些基本业务知识，扩大了知识视野，厚实了自己的知识积累，促进了党史正本的编写工作。湘潭市岳塘区的老唐82岁了，仍然每天带着放大镜刻苦工作和学习，钻研问题，在党史正本编写中还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新观点。比如说南北军阀混战的问题，他认为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政府以后，参加革命阵营的一些军人如程潜、谭延凯、唐生智就不能再称之为军阀，因为他们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的北伐和统一中国的事业已代表进步的势力和方向，这对于我们写这一段的历史时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就很有参考意义。
全省党史联络组老同志在编写党史正本中，表现出尤其可贵的是实事求是和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真实是历史著作的可信性的基础，也是历史科学的灵魂。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实事求是、客观真实是党性在历史著作中的反映。编写党史正本最首要的就是实事求是，不可似是而非，更不可以真真假假，以假乱真。在这方面，我们许多党史联络组的老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比如原娄底地委书记李顺同志，他担任过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集体——安乡县委书记，那时宣传安乡粮食早已亩产过了千斤。在写党史正本时，他坚持实事求是，认为那时安乡粮食亩产并没有过千斤，真正亩产过千斤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推广了杂交水稻以后。在常德党史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常德历史》第二卷审稿会上，原任过桃源县委书记、后任过常德市副专员的市党史联络组成员毅然坦承：他所在县原来宣传的某劳模粮食亩产并没有过3000斤。隆回县党史联络组在编写党史正本时遇到这么一个问题：该县历史上曾有一个地下党的“五为支部”(五人支部)，个人都平反、落实了政策，但是支部因种种原因没有被承认，成为一个悬案。原因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地下党实行“三勤三化”方针，要求党员深入群众和社会中，打入各种团体和党派，取得一个合法职业和身份，以掩护党的工作和自己的身份。因此一些地下党员如韶山清溪区的庞柱中等利用乡保长改选的机会，当上了乡长、保长。邵阳大革命时期的著名烈士、县农会委员长欧阳秋曝的儿子欧阳宝堂是地下党员，他打进了民社党，以掩护自己的身份和工作。因此国民党的报纸说他是“挂民社党的招牌，干共产党的事情”。但是由于后来的人们不了解当时特殊的斗争环境和这种条件下地下党的特殊政策，参加民社党曾作为政治历史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编写党史正本时，市、县党史联络组的老同志一致认为必须实事求地承认欧阳宝堂的革命历史和以他为首的“五为支部”。他们和党史部门一道，向县委反映了这一问题。县委经过慎重研究和请示上级同意，并与当年的老县委书记进行了勾通，得到同意和支持，终于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实事求是地在党史正本中写进了“五为支部”的历史。这些不一而足的事例，生动地体现了我们联络组的老同志胸怀多么坦荡，品格多么高尚，党性多么坚强!这样写出来的党史是多么可信!
在全省各地党史正本的编写中，绝大多数的作者是联络组的老同志。他们呕心沥血，忘我工作，有些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冷水滩区党史联络组组长黄邦文同志，原是副县长，中风后身体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经常用手掐着腰走路。但是为了写好党史，他每天坚持到办公室上班，坚持写作，直到2013年去世。浏阳市党史联络组成员唐伯藩同志积极参与写作《中共浏阳地方史》，最后倒在书桌上，为党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还有长沙市党史联络组的程梅村同志，隆回县党史联络组的肖时珍同志等，都为党史正本的编写作出了贡献而离去。每当想起他们，我深感惋惜，对他们充满敬意，同时又为他们献身党史事业的精神而钦佩不已。
经过十来年的努力，现在全省各地的党史正本不断出版问世，硕果累累。《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一、二卷先后于2007年、2008年出版，二卷还是全国领先的少数几个省之一。全省市州县出版的本子有近百个之多。为了总结编写经验，推动工作，树立典型，省党史联络组和省委党史研究室于2008年6月在长沙市雨花区召开了全省党史正本编写经验交流会，推广宣传了雨花区等几个先进单位的经验。现在来看，雨花区的党史正本是一个比较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能够作为一本工具书、教科书的好本子。另外省党史联络组与省委党史研究室还总结推广了株洲市编写部门史的经验，还就编写口述史在浏阳进行了试点。这些可贵的经验，先进典型的成长，都渗透着许多联络组老同志辛勤的汗水和艰辛的劳动。全省一部部党史正本问世的同时，也书写着党史联络组老同志的一页页贡献史。
(作者系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陈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