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学会:初心和使命的旅行
王文珍 高青
1918年4月的一天，钟灵毓秀的岳麓山下，小青瓦、竹织壁、木槽门的“沩痴寄庐”内，20多个青年集会于此。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中，一场关于初心和使命的旅行扬帆启程，一段注定改写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随之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1918年到1921年，从长沙到北京到上海，再到巴黎到蒙达尔纪到南洋，这群青年的足迹遍及千山万水，旅行从未曾稍事停歇。心中自有一团火，引领着他们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崛起，一步一个脚印地迈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征程。
新民学会，一段在徘徊迷茫中觉醒的信仰旅行。1921年，嘉兴南湖那艘革命航船启航，引领中华民族劈波斩浪、开天辟地，驶入了崭新的时代。
1919年，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
思想觉醒之旅
《诗经•大雅》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自宋代朱张会讲以来，湘江之畔的千年文脉，恰是招凰引凤、集贤聚能的天然福地。
鸦片战争失败后，《海国图志》应运而生，“睁眼看世界”，湖南人魏源在盲目自守、闭关锁国的晚清政坛激起一片涟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一曲“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湖南人谭嗣同义无反顾走上刑场，血荐轩辕，唤起民众的觉醒。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的掀起，面对“洋人的朝廷”，《猛回头》《警世钟》问世，又是湖南人陈天华，以蹈海自绝召唤爱国人士的民族危亡之思。辛亥革命前夕，还是湖南人杨度，那一句铿锵有力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道不尽的是湖湘儿女对前路无所畏惧的革命觉醒。
然而，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个人牺牲奉献所换取的这些觉醒远远不能彻底摧毁那虽已朽败不堪却仍然盘根错节的旧社会根基。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政治上的大变动、新旧思想的大冲突中，各种思想和主张如潮水般涌入，为求知若渴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审时度势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参考。中国这头昏睡百年的东方巨狮，即将迎来思想上彻底的觉醒。新民学会关于初心和使命的旅行，正是在这种思想环境下开始酝酿成形。
长沙城南妙高峰，有一位先生，他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他的一生，以感化青年为己任，“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他是杨昌济，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作为近代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同时也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学者。他大声疾呼“理想者，事实之母也”，庄严地向学生发出号召：“今日我等之急务，在树立一种统一全国之中心思想。”
在杨昌济关于“人不闻道，是谓虚生”思想的启发下，毛泽东提出“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终身无志”；他的好友陈昌也表示“志不忘世道民生，然知此志，须行此志”。随着思想和学术交流的扩大和深入，他们关于“效嘤鸣而求友”的愿望愈加迫切。自1915年到1918年，包括“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的蔡和森、“志高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的彭璜、“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的罗学瓒等在内的20多个青年逐渐因为怀着共同的理想和志向而亲近起来，形成一个团体。在这个团体中，他们共同奋斗，决心围绕宇宙的“大本大源”展开探讨和研究。于是，新民学会应运而生。
起初，这群青年怀揣着“己苟自觉，斯能觉世”的美好祈愿踏上寻梦的旅程，因此发下“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宏愿，立志要使学会“计划在三四年内，通过努力，‘必使我辈团体，为中国之重心点’”。此时的他们，或许还单纯地认为，通过不断增强自我修养、开化和影响民智，改良人心风俗，就可以改变旧中国的社会面貌，挽救已在风雨飘摇中岌岌可危的国运。然而，旧中国满目疮痍的社会现状残酷无情地冲击着他们曾经关于世界观人生观的认知，在历经无数次挫败之后，他们终究痛苦地认知到，帝国主义列强根本就没有给旧中国的青年一代留下徐徐图之的喘息和觉醒机会，在日益迫近的“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通过增强自我修养而完成民族救亡大业，仅仅只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试想，倘若一天，连祖国都没有了，何来修养和学术，何谈理想与人生?于是，他们不得不重新开始审视自己肩上的使命，到底应该是从改良人心风俗开始做起，还是一开始就需要彻底的改造社会本身?
在毛泽东等人的力倡之下，学会主旨“改造中国与世界”掷地有声，新民学会由一个进步的学术团体逐步向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革命团体演化转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在不懈的思考、探索、交流下，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早在1918年7月，蔡和森在北京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就率先提出要“仿效列宁”“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的观点，他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通过“猛看猛译”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快就掌握了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期间，就受到李大钊、陈独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回湖南后，他通过刻苦学习领悟和积极参与领导包括湖南五四学生运动、“驱张”“自治”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实践，在思想上逐步完成了由“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大杂烩”向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转变。
在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不断深入的交流之中，先进知识分子关于“建党”的思考，如雏凤清声破晓而出。1920年，在毛泽东、蔡和森远隔重洋的书信往来中，他们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理与自身领悟紧密结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党”。从长沙到蒙达尔纪，从中国到法国，跨越国界、相距万里。然而，毛泽东和蔡和森关于马克思主义思考的深度打破了地域的局限，一段贯穿亚欧大陆的思想共鸣在亚欧大陆的两端同时被引发。他们的探讨从中国建党的思考，延伸到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再到党的组织原则、建党的步骤……其理论水平之高、讨论之深刻，在当时堪称一流。而事实上，恰是这一次敢为人先的思想叩问，于20世纪初思想的混沌迷茫中，启迪和预示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在这群青年关于理想信仰的觉醒之旅中，“新民学会建党先声，毛蔡寄庐流芳千载”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道路探索之旅
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毛泽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中华民族一直在求索，湘天楚地的山川迤逦间，至始至终传唱是有关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砥砺前行、至死不渝的雄浑壮歌。
辛亥革命没能改变旧中国政衰国败、日薄西山的命运。探索和寻找中华民族发展出路的重任，终究落在了青年一代的肩上。新民学会关于救亡图存道路探索的旅行，就在这一片山河惨淡夜黯然中奋力起锚。此时，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同学少年”，怀着“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澜”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那一段满布荆棘的道路探索之旅，
学会定名“新民学会”，语出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最早的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探索，到王夫之革除旧风俗习惯和传统势力的尝试，到曾国藩“自新自强”的倡导，到梁启超关于“人民为国家主体”的宣传，到陈独秀就“改造国民性”，进行思想、道德革命的呼吁，新民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经历了与时代发展的多次融合。纵论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最耀眼的事件莫过于新文化运动了。而新民学会，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新民理念”与新文化运动结合的探索中孕育而生。因此，会员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欲民族复兴，当先复兴吾民”。
为了在闭塞蒙昧的旧中国逐步实现“新民”，青年们决意从教育开始做起。100多年前的长沙，有一个教育界人尽皆知的“流行词”——“磨血革命”。当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胡元倓毁家兴办私立明德中学，他曾对同是同盟会会员的黄兴说：“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为此事，乃磨血之人也。”在胡元倓看来，“流血革命危而易，磨血革命稳而难。”而当时的长沙教育界，包括徐特立、陈润霖、杨昌济等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都力倡教育革命“磨血育人”，希望通过兴教育，开民智，扭转社会风气，推动社会发展。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新民学会会员。
事实上，在大多数新民学会会员中，有很大一部分自求学之初起就有从教意愿或者后来确实从事了教育工作。因此教育革命，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群青年在道路探索旅途中的第一站。
然而，在“正义蒙塞”、军阀混战的时局下，国内教育饱受摧残和破坏。青年们的教育革命受挫，迫切需要“走出去”，睁眼看看外面的世界；他们渴望自由，因此愈发厌恶思想上的“禁锢”与“压迫”。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远行他乡，赴日、赴法、赴南洋、赴俄……求学的青年们渴望走遍世界的每一个可能有真理存在的地方，去寻找能够实现自我发展的成长之地。远行的他们，内心或许也在期盼着，期盼着终有一天能够回归祖国，实现抱负施展才华，为实现学会关于“新民”的夙愿贡献一份力量。
毛泽东主编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湘江评论》周刊
在大批骨干已经或者即将出国勤工俭学继续深造的同时，包括毛泽东、周世钊、何叔衡等在内的另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选择了在国内继续他们的艰难探索之旅。此时，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在长沙的会员们通过认真筹划，深入组织群众，投身于这一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中，并由此开启了另一条道路探索之路——广泛发动群众运动。
此时的新民学会内部，绝大多数会员还是倾向于采用相对和平的方式来拯救中国。他们期盼利用“平民”的呼声，形成社会合力，最终彻底打破强权的政治。正如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到的那样：“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在他看来，各种强权，包括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思想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从五四运动的潮起云涌中走来，他们在万众一心的同仇敌忾中看到了新生的希望。在新民学会的组织领导下，湖南省学联成立了；湖南的学生罢课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长沙城内“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吼声响彻天际；《湘江评论》打开了洞庭湖的闸门，“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澎湃于湘江两岸……”
然而，群众高亢的热情引起了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恐慌，他对学生运动恨之入骨。1919年8月，他下令封闭《湘江评论》，同时强行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从此以后，新民学会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张敬尧对湖南的残暴统治，激发了湖南人民固有的奋斗精神，在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骨干的的组织下。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爆发了。
新民学会会员们奔走各地，组织“驱张”请愿团和“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常德、衡阳、郴州等地，进行“驱张”宣传、“驱张”请愿；重组湖南省学联，通过《湖南省城各校全体学生宣言》，举行全省总罢课，郑重宣布：“张敬尧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回校，时日曷丧，誓与偕之。”毛泽东率领“驱张”请愿团北上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主持“驱张”运动。他组织“平民通讯社”，社址设在北京北长街99号。毛泽东、罗宗翰等人，撰写了大量“驱张”文稿，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等各地报刊纷纷转载稿件，各地对“驱张”反响强烈。之后，毛泽东等人又在舆论支持下，在两个月内，7次到新华门总统府和国务院请愿，虽然每次都无功而返，但却获得了各界对于湖南“驱张”运动的支持声援。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利用直皖军阀的内部矛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然而，在领导和组织“驱张”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到另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才能改造湖南。于是，在驱张运动告一段落之后，另一场有关“自治”的运动又拉开了帷幕。张敬尧之后继任湖南督军的是谭延闿，他为了笼络人心，维护和巩固并不牢固的统治，做出开明的姿态，打出“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旗号。毛泽东闻讯后立即赶回长沙，投入到了湖南自治的讨论中。1920年9月，仅在一个月内，毛泽东就以个人名义或者联名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报纸上连续发表14篇文章。他号召湖南带头，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国”，并系统地提出了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在毛泽东看来，湖南问题“要根本的解决，不是枝节的解决，是积极的解决，不是消极的解决；是湖南人民自己解决，而不是请政府代为解决；是为湖南人民全体利益解决，不是为少数特殊人利益解决；是按照湖南现代潮流去解决，不是因循从来习惯去解决。”他希望能通过“根本改造”的“湖南自治运动”，打造出一个“旭日曈曈的湖南共和国”。然而，关于如何才算“根本改造”，在新民学会内部却始终没能形成一个清晰的思路。10月5日至6日，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彭璜等人起草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一文，提出承认由以谭延闿为首的湖南军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以直接的平等的选举产生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文件公开发表后，签名者达到377人，几天后增加到436人。10月10日，长沙近2万群众冒雨游行，抵达督军府门前，彭璜等人作为代表，向谭延闿递交了由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谭延闿当面接受了请愿书，却在事后对其中所提的各项要求断然拒绝。11月下旬，赵恒惕取代谭延闿成为湘军总司令，他干脆撕下开明伪装，制造谣言，污蔑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在政治高压之下，毛泽东不得不在《大公报》刊登《辩诬函》，郑重申明：“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无情的现实并没有打退新民学会会员们关于道路探索的执着意念，反而迫使他们冷静下来，重新探索新路。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一天之内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5位会友分别写了5封信。其中有三封的主要内容都与湖南自治运动有关。在给向警予的信里，他说：“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在给李思安的信中，他表示，必须“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而在给罗章龙的信中，他提出“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对“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认为“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此时的他，终于在不断进行自我剖析和扬弃中，抛弃了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一点幻想，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他认识到，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真同志”寻找之旅
孟子曰：“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古往今来，所有高尚的心之共同所系，从来都是关于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责任和使命。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很渺小，但许多心汇聚的力量却无比强大。列宁曾说过：“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十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到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从这个意义来说，新民学会，是一场寻找志同道合旅伴的旅行，是一场关于寻找“真同志”，携手走上迎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路的发现之旅。
毛泽东和蔡和森的友谊始于湖南一师求学时期。蔡和森与毛泽东有着共同求学目的，那就是“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到了极处”，要拯救国家和民族，就要读书长本领，为救国救民而读书。毛泽东16岁时，曾仿照日本西乡隆盛的诗，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无独有偶，蔡和森也是16岁在永丰蔡广样辣酱店学徒期满时，为改造社会，弃商求学，立志走上了读书救国之路。毛泽东和蔡和森在学校里就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切磋学问。蔡和森举家搬到岳麓山下的刘家台子后，这里就成了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
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此时，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并不充分，有人毫无所知，有人半信半疑，还有人视之为“洪水猛兽”。然而，毛泽东却敏锐地认识到“俄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文明国”，从而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而蔡和森对于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较毛泽东来得更为鲜明。他曾对毛泽东说：“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虽然，此时他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并不充分，但“仿效列宁”的观点的提出，成为了他们共同走上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光辉起点。
为开展“大规模的自由研究”，1918年夏，在新民学会的发动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始了。毛泽东提议先派蔡和森去北京联系有关留学事宜。蔡和森抵京后，广泛接触了包括蔡元培在内的许多传播新文化的著名人士，进一步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信念。他致信毛泽东：“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认为，为“达到穷极目的计”，“驻京惟有润兄最宜”。于是，几次写信促毛泽东赴京。毛泽东收到蔡和森的信后，立即决定赴京。蔡和森得知毛泽东赴京的消息，心感大安，给毛泽东复信说：“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弟则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问题。”在国内之事告一段落之后，1919年底，蔡和森率领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及湖南青年启程赴法，毛泽东则与另一部分会员在国内研究国情。从此，新民学会以蔡和森与毛泽东为首分成了国内、国外两个部分。两部分间，又通过书信往来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在法国，蔡和森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1920年7月，他在蒙达尔纪会议上提出了“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与萧子昇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发生了严重分歧。会后，蔡和森、萧子昇分别就这次会议上自己的观点，致信在国内的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表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到底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我于子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由于毛泽东与蔡和森在建党问题上的意见不谋而合，蔡和森后来又致信毛泽东，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自己的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及组织原则。毛泽东回复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并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主义。
后来，蔡和森在党的二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央负责主编《向导》周报。这时，毛泽东在湖南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农运动。他们虽然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但始终患难与共，肝胆相照，保持着深厚的同志友谊。1931年春，蔡和森被党组织派往香港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引渡到广州，惨遭杀害。从此，毛泽东失去了一位“真同志”。后来，他在一次谈话中十分悲痛地怀念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同样是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毛泽东与萧子昇曾是最亲密与信赖的朋友。萧子昇比毛泽东还小几个月，但却高毛泽东几届，毕业后在楚怡学校任教。毛泽东与他经常书信往来，讨论有关读书求学自省等话题，二人曾经相互倚重、砥砺前行，坦诚相见、不分彼此。1917年暑期更是一同进行了游学“壮举”，历时一个月，步行漫游长沙、宁乡等五县，行程900余里。新民学会成立时，萧子昇作为重要发起人之一，因为学识渊博、能文善写、能说会道，被推举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任干事。在新民学会前期，萧子昇作为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之一，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蔡和森
在毛泽东、蔡和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曾经在少年时代作为激进分子的萧子昇却因为深受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脱离了革命。他坚持信仰无政府主义，主张中国应当走改良主义道路，因而与以蔡和森为首的大多数在法会员主张组织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发生分歧。1921年，萧子昇回到长沙后，毛泽东曾极力说服萧子昇信仰马克思主义，可萧子昇却非常固执，认定的信念不会轻易改变。为此，他们进行了无数次讨论和争执，经常探讨到深夜，也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但谁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观点，谁也说服不了谁。据萧子昇后来回忆：“每次极度难过之后，我们都互相鼓励并重新展开讨论，但这只能引向更深的痛苦和失望。如此循环，笑笑哭哭，哭哭笑笑，好像一个永不停止的螺旋。如此耐心和不厌其烦地努力说服对方，这完全出于我们之间的那份深厚友谊。”最后，毛泽东无奈地说：“你当你的绅士，我走我的独木桥，以后各不相干!”从此，毛泽东和萧子昇在政治上分道扬镳。
毛泽东、萧子昇政治选择的分裂，标志着新民学会的公开分裂。此后，毛泽东等人开始全力以赴地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筹备工作，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而萧子昇则先后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1952年去南美乌拉圭，此后终生从事教育事业。
新民学会的旅行，开始于一群青年积极奋进的人生态度和对祖国前途命运深切忧虑的拳拳之心，而后又中止于他们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对信仰和道路的不同选择。新民学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消亡了，但这次旅行的经历却为毛泽东等人后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指挥中国革命前进提供了宝贵经验。有人说，新民学会的旅行，锤炼和升华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新民学会的经历，使他们的信念于革命浪潮中愈发坚定；新民学会积累的经验，使他们的行动在革命旅途中更显无畏。而他们那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的百折不挠精神，最终融入共产党员的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之源，升华为中华民族的不断向前奋进的信仰之基、力量之源。而正是这种初心和使命，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引领着中华民族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