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赵必振 研究赵必振

　　谢承新

　　2018年5月29日，赵必振学术研讨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在常德召开

　　今年5月下旬，应常德市鼎城区委之邀，我参加了他们举办的赵必振学术研讨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并实地参观学习了赵必振展览馆，进一步加深了对赵必振的了解。在逐步认识赵必振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与赵必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历史地位相比，我们对赵必振的研究和宣传甚少，很有必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宣传。

　　赵必振(1873年—1956年)是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镇狮子山人，著名的翻译家，字粤生，号星庵。因其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其父亲的官邸，故名“粤生”。他长大以后，根据《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改名为“曰生”。赵必振自幼爱好诗词，喜研历史，早年曾就读于常德德山书院。青少年时，赵必振前往长沙湘水校经书院求学。维新变法期间，赵必振深受康有为、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主张经世致用，加入了广西“圣学会”，四处奔走，支持变法。1900年，赵必振完成了从一介文人向革命者的转变，与常德同乡何来保、蔡锺浩、蔡锺沅等人成立“常德自立军”，策应湖南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赵必振遭清政府通缉，在好友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到日本后，他担任了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的编辑与校对。办报之余，他刻苦学习和阅读日文书籍，旁听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演讲，并与革命党人章炳麟、秦力山等交往，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1902年，赵必振回到上海。此时的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要救中国，必须倡导新思想。他躲在一间小屋里从事日文翻译工作。3年多的时间里，先后翻译出版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近世社会主义》《土耳其史》等11部著作，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日文翻译家之一。1905年，赵必振去香港任《商报》编辑。1907年，应澄迈知县龙赞侯之邀，赵必振赴海南岛创办澄江、迈江两所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赵必振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联络革命党人，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赵必振担任热河省财政厅厅长兼国税厅厅长。任职期间，他廉洁奉公，留下“身为五长，不名一钱”的清正美誉。袁世凯称帝时，赵必振著文声讨，再遭通缉。1928年后，心灰意冷的赵必振投身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赵必振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聘为省文物委员会委员，省文史馆研究员，撰写了《自立会纪事史料》《(自立会人物考)增补》等，为湖南文史研究做出了贡献。纵观其一生，赵必振身上所呈现的那种担当求索、开放包容、廉洁自律等精神风范，正是我们时代所倡导的，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扬。

　　回顾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历程，就会发现赵必振翻译日本进步作家的社会主义著作一事，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一笔。因为：1902年赵必振翻译出版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比列宁1916年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论”)在时间上来讲早了14年；赵必振1903年翻译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评》等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著述过程，比李大钊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仅从时间上讲也早16年。虽然不能仅仅以时间上的早晚来判断这一事件的影响和效果，但客观地说，这两本书的翻译介绍，对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奠定了赵必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先驱者的历史地位。

　　1902年8月，29岁的赵必振在广智书局出版了第一部译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是日本进步作家幸德秋水1901年写成的，4万多字，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主张用“世界的大革命运动”(即社会主义革命)来“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以“劳动者共有之社会”(即社会主义制度)来“亡其野蛮的帝国主义”，是我国第一部深刻分析和严厉批判帝国主义的译著。上海学者、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曹聚仁，1927年将此书重新标点出版，在前言中盛赞该书“这么伟大”，并说：“在二十五年前，中国学术界有人来译述这一类的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

　　如果说，《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敲门砖，那么1903年2月赵必振翻译并由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则变成了一发重磅炸弹。《近世社会主义》是晚清国人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部译作。该书由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家福井准造写于1902年，16万多字，共有四编，每编叙述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阶段。第一编：“第一期之社会主义——英法二国之社会主义”。文中依次介绍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普鲁东、路易·勃朗的生平、著作与学说，尖锐地批判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是“井蛙之见”，是“空中楼阁”，批评无政府主义是“粗暴过激之议论”。第二编：“第二期之社会主义——德意志之社会主义”。该编是全书的核心，重点介绍德意志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介绍第一国际的历史、洛贝尔图斯与拉萨尔的生平与学说，对德意志社会主义予以充分肯定，对马克思本人给予了高度的赞扬。第三编：“近时之社会主义”。介绍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等各个流派的沿革及其观点。明确地指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今则如仇”、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大异其趣”。第四编：“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主要介绍英、法、德、东欧各国及美国社会党的主要活动，指出各国社会党的历史与社会主义史并不完全相同。

　　书末，附录了《社会主义及其党与之重要诸件表》，为研究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提供了126份文献。同时，书中还介绍了15篇重要参考书目，这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译著目录之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还完整地译述了《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话：“同盟者望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社会之组织，而加以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党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这是《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一段中译文，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全书以较大的篇幅和赞美的语言，第一次向中国读者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剩余价值的理论和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评》《资本论》等重要著作的写作过程，以及第一国际的活动和巴黎公社的情况，热情地称赞马克思为“一代伟人”、《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强调指出：“社会主义之发达，为二十世纪人类进步必然之势”。书中预言：“二十世纪者，社会主义时代也。”

　　赵必振翻译出版的这两本书，深深地影响了苦苦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同时也奠定了赵必振传播社会主义理论到中国的先行者地位。这两本译著的问世，对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苦苦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的中国人，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当时的他们，虽然没有因为这两部译著的出版而立刻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付诸实践，但却打开了他们的眼界，启迪了他们的思想，激发了他们的热情，为当时纷繁复杂的、日趋多元化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清新空气。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早在十月革命以前，甚至在赵必振之前，虽然就有某些中国留学生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但那些介绍都是一星半点、支离破碎的，不成规模和系统。与《近世社会主义》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的思想学说不可同日而语。《近世社会主义》一书的翻译出版，奠定了赵必振作为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