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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2021-02-02 10:51:27  来源: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是湖南省湘潭韶山人,1893年12月26日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青年时代“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1923年6月,而立之年的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开始了他半个世纪的中共中央委员领导生涯。

建党建军,独立解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为建党建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树了丰功伟绩。1920年秋,毛泽东在长沙创建党的湖南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成为党的缔造者之一。1926年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被誉为中共党内著名的“农运王”。是中共最早认识革命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者之一。1927年当选为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长沙马日事变后任湖南省委书记,力主工农武装力量上山、下湖,保存革命武力以造成军事基础。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30年后,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同朱德领导红军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1935年1月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力挽狂澜,批评错误的领导,提出正确的主张,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以他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党和红军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挽救,胜利完成长征,努力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族共同抗日。其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为指导全党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延安领导全党和人民军队,创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力量。他在延安窑洞里写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大量著作,使毛泽东思想多方面展开并达到成熟。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为全党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3月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1945年8月,为了防止内战,争取和平,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蒋介石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后,他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雄才大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1949年3月他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重要报告,制定了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大政方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盛况空前,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亲自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这面国旗的旗面采用鲜红色,象征着革命,5颗五角星及其相互间关系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放了28响礼炮,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28年的光辉战斗历程。毛泽东说:“我们用了二十八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力气。”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早年投身革命,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成长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为党和国家最重要的领导人。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他以毕生奋斗,领导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开国创业,奠基开路

新中国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迅速由革命战争转入经济建设,去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共和国第一代领袖群,荟萃了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党政军领导骨干,形成了具备文韬武略、能够治国安邦的领导队伍。在他们的工作实践中,努力贯穿着一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线,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开辟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极富领导才能的毛泽东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确立了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的战略,并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医治战争创伤,为巩固新生政权、建设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在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西北地区胜利进军。全国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几个海岛外,全部国土获得解放。祖国大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多年来未有的统一。在政治上,十分重视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的参政议政作用。非中共人士出任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的3位,56位政府委员中有25位,4位副总理中有2位,22位部长中有10位。充分体现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精神。全国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实现了除台湾外的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新民主主义制度在全国基本确立,劳动人民翻身作了新中国的主人,为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经济上,没收2400多家官僚资本银行和2858个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宣布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行独立自主的海关政策,领导加强了对外贸、外汇的管理,使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奠定了人民民主政权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特别关注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党和人民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限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限制斗争的胜利,使物价趋于稳定。毛泽东高兴地说,此次斗争,其意义不在淮海战役之下。它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使人民深受其苦的恶性通货膨胀和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到1952年底,全国大陆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基本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摆脱了千百年来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缚,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

正当全国人民集中全力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将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且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越过三八线,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根本原则出发,慎重讨论,反复权衡,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作战,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保卫了国家的安全、亚洲和世界和平,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新中国实现了政通人和,经济复兴,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实现了三年争取国家财经状况基本好转的奋斗目标。这不但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使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基本完成,而且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五计划,制定宪法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中国真正获得独立和走向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来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夙愿。到1952年国民经济全面恢复之时,中国的工业生产虽然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占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占35.5%。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们现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在这样低劣的工业化起点上,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和战争威胁,毛泽东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加快建立重工业基础以增强国力。因此,在编制“一五”计划时,毛泽东主张以重工业为中心。

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根据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思想进行的,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主持制定的。其基本任务首先是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到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中国打下了一个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五”期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毛泽东指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以毛泽东为主任的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和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相继成立并投入紧张而有效的工作。毛泽东明确指出,宪法的起草要坚持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在具体条文上又要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力求简单、明了。毛泽东本人对宪法草案的修改稿从内容到文字进行了反复的推敲,使新宪法更具科学性、严密性,成为此后中国制宪立法的典范。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9月20日,出席会议的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由主席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正式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和途径,确立了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民主精神贯穿于整部宪法之中。它集中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也适当照顾到民族资产阶级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要求,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它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的总任务固定下来,给全国人民指明了一条明确和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大大激发了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同时它也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实行一化三改,迅速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奠定了新中国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毛泽东是一位特别重视农民和农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刻的了解,深感只有把农民引上集体化的道路,才能使农民逐步摆脱贫困的处境。他为中国农村设计了一幅集体化的宏伟蓝图。为了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党中央、毛泽东决定从中央到省委建立农村工作部。毛泽东对新任中央农村部部长的邓子恢交待:农村部的任务就是把四万万农民组织起来,在工业化的帮助下,逐步走上集体化。这是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工业化更困难一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奠定了中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坚实基础。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远为广大中华儿女所铭记。

保国安邦,捍卫主权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苏边界自卫反击战,敢于同超级大国较量;毛泽东对虎视眈眈的国际敌对势力的侵犯,从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始终以维护世界和平和保卫中国国家安全和各项权益为出发点,在加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坚决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开展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主权。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原则。如: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外永远不称霸,决不侵犯别人,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犯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以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和平,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安全保障。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重视加强国防建设,在不断增加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上,走中国自己的国防现代化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动员和依靠广大军民共建国防。国防斗争要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种方式,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对付外敌入侵,仍要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坚持立足现有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优良传统。

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国内各方面工作的展开,1955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这三大制度的实行,是人民军队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有效地调动了全军指战员奋发进取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全军的高度集中统一。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6年,毛泽东作出向科学进军的战略决策,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向现代化科学技术进军的热潮。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国防的现代化建设。

十大关系,探索新路

1956年2月中旬至4月下旬,毛泽东分别听取了34个部门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汇报中提出的带全局性的问题有几个:一是产业结构问题,二是工业布局问题,三是重工业内部结构,即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四是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听取各部门汇报时,就开始在思考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在1956年4月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时指出:对苏共二十大,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4月25日,毛泽东根据汇报的情况,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十大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论十大关系》确立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着眼点。《论十大关系》在初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充满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为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避免犯东欧国家同样的错误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提出的这个科学命题,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起着积极的作用,它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理论和指导方针上的一次巨大转变。《论十大关系》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思想力量和生命力,就在于它正确地总结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个完整而科学的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思想,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报告中提出的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原则更直接地成为八大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的重大政治贡献、理论建树、科学决策和历史意义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党的八大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党内精英济济一堂,共商国是,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全党的智慧得到空前的集中和展示。八大响亮地宣告:“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会议深刻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变化,不仅明确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稳步前进的方针,同时也对中国式发展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党中央在这次盛会上,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八大会议精神指引中国人民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340多个合同和协议,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废除了257个科学合作项目,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失。1959年至1961年,中国连续三年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大跃进”、“反右倾”的严重错误和持续的自然灾害,再加上苏联在政治、经济上的强大压力,中国的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积极探索与制定克服困难的方针政策。

1960年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毛泽东作《十年总结》的讲话,坦率承认犯了错误,要求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公开改正,这为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提供了理论指导。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所采取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纠正1958年以来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起了重大作用。从此,中国进入了国民经济的调整阶段。

在困难的日子里,毛泽东说,“睡不着啊,全国人民都遭了殃,我哪里睡得着啊!”他指出,1959年虽然开了几次会,但反映的问题不那么集中,情况不那么明了,决心不那么大,方法也不大对头。搞社会主义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吞吞,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要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必须从实际出发。要调查研究。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不摸典型,工作就做不好。

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以身作则地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解除了与会者的顾虑。毛泽东在会上还着重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要求全党在加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四化蓝图,民族复兴

毛泽东、周恩来精心绘制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努力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尖端科学技术成果令世人瞩目,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中国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整个国家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指引着新中国的教科文体卫事业全面发展。1951年春,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1953年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要“百家争鸣”,1956年更明确提出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从而为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党中央、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期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经常同科学家一起商讨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著名的大庆油田,是在1960年至1962年初步建成的,1964年相继建成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1965年,中国的石油已实现自给;1965年中国首先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表明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的正确决策和伟大创举。它凝聚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代共产党人的心血和智慧。“四个现代化”作为中国在20世纪的奋斗目标,在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和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明确规定下来,并向国内外公布。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科学技术基础。

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毛泽东充满信心地预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苏联于1960年8月撤走了全部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建设中的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许多外国人甚至断言“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毅然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毛泽东会心地笑了。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较之美、苏、英所用的时间都要短得多,技术水平也超过了美、苏首次氢弹试验,从而提前实现了毛泽东的预言。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喷射出巨大的火柱,载着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进入太空,“东方红”乐曲响彻全球!当“东方红”乐曲通过卫星传播到地面时,毛泽东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上天,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航天时代,成为中国航天发展史上的里程碑。5年后,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正如邓小平1988年10月指出的那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和平共处,独立自主

毛泽东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领导中国同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发展经济、贸易、文化往来;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推动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领导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开辟了中国新时期开放和发展的初步航线,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一贯主张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共处,平等互助,相互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提出并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说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灵魂。在毛泽东看来,突出独立自主是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而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不仅是中国实行的社会制度的要求,也是保护新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进步的需要。

1949年,当新中国刚刚建立之时,马上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屈指可数,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牢牢站稳了脚跟,成为一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同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这些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为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政府施行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战略,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1971年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从此,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联合国这个国际大家庭的讲坛上有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出的声音。

中美、中日和中国与欧洲工业发达国家关系的正常化是毛泽东晚年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由此而大大提高。尼克松说:他“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毛泽东则幽默而意味深长地说:“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中国人民始终认为,是毛泽东、周恩来把握了历史的时机,改变了中美、中日、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的关系,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魄力、远见卓识和所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将永远为人民所怀念。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

2003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而且也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敬佩。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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