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

任弼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他46岁英年早逝，在春秋30载的革命生涯中，担任中央委员会领导成员有23年之久。他在1927年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5月至8月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连任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党的建设奋斗不息，谱写了壮丽的人生篇章。作为1945年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伟大名字一道享誉中外。

光辉的人生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湖南省汨罗人，1904年4月30日生。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任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国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5月至8月担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1935年11月与贺龙率红二、六军团长征，长征中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地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1940年3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3年3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从1942年春天开始，任弼时全力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运动，为中共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奋力拼搏。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期间，任弼时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全会讨论通过，为统一全党在思想问题、历史问题和领导问题上的认识，打下坚实基础。1945年4月23日，任弼时作为大会秘书长参加党的七大的组织工作。在6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为五大书记之一，成为中共有史以来成熟的核心领导集体中的一员。

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部署了30多个旅和上百架飞机，纠集20余万大军，大举围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只有两万人的边区保卫部队。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领导全国解放战争。1950年，毛泽东回忆起解放战争时说：“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在中国革命顺利发展胜利在望的时刻，由于常年艰苦斗争生活的损害，任弼时的身体健康日趋恶化，很快病倒了，血压（低压）高达150毫米水银柱，心脏每分钟跳动110次以上。党中央开会决定：弼时必须立即全休静养。任弼时不得不服从党的决定，去苏联治疗。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期间，多次看望任弼时，希望他早日康愈，重返中央领导岗位。任弼时向毛泽东建议，应尽快选派一批政治觉悟高，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学习，以培养我们自己的建设人才。毛泽东很赞赏任弼时的远见卓识。回国后，任弼时急切地向毛泽东要求恢复部分工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任弼时的病情，征询了医生和书记处的意见后，同意他每天工作4个小时。他深知时日无多，自己把工作时间延长到8小时以上，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做人生的最后冲刺。不幸于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任弼时去世后，党中央对他的这种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号召全党向他学习。

光大湖湘文化

任弼时生长在汨罗江边一个贫苦的乡村教师家庭。汨罗所在的湘北重镇岳阳，是洞庭湖南岸的鱼米之乡，长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称，以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探索精神，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情怀，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舍生取义、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人文传统，闻名于世。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洞庭湖畔的乡情风物，湘江两岸的时代大潮，构成了青年任弼时生活成长的精神家园，赋予他求学、求知、求真理，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对他的人生追求、思想转变、道德修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任弼时从小生活在屈原投江的地方，深受民族文化中凭吊屈原遗风流韵的影响。他的父亲给他起名培国，寓意爱国、卫国、强国，并给他讲述屈原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崇拜屈原的种子。读书之余，他经常瞻仰屈子祠和屈原墓，参加民间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的活动，激励自己和同学的爱国思想，努力探求国家、民族的兴盛之道。《岳阳楼记》所抒发的忧乐天下、关怀黎民的博大情怀，也使一腔热血的少年任弼时十分崇尚和景仰。他在小学作文中发出呼吁说：“人人若有卫国之心，即有御侮之策”，全国同胞应“本爱身之心以爱国”，从小培养和张扬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任弼时的学习兴趣非常广泛，国文成绩优秀，擅长作文，还喜欢绘画、雕刻，养成了读报、写日记的良好习惯。他耳濡目染，触类旁通，接受到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传播的新文化新思想，开始树立勤劳自强、爱国御侮等人生观念。他在《试述诸生入学之志》、《民生在勤》、《自立》等小学作文中，尝试着抒写了这样一些人生道理：人生必各有志，必宜发愤，然后达其目的；民生在勤也；世界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

1915年夏，任弼时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从汨罗江畔来到湘江岸边，揭开了求学生活和人生道路的新的一幕。任弼时充分利用第一师范这所名校的良好条件，如饥似渴地拼命读书。无论是讲堂上老师的耳提面命，还是课外的图书报章杂志，他都乐在其中，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增长学识，锻炼体魄，培养心智，开阔眼界。他不是闭门读书，而是关心国家大事，社会上反映出的国势衰微、列强掠夺、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更激发了他忧国忧民的意识和自强自振的追求。任弼时进入第一师范附小时，毛泽东等一批先进青年正在第一师范本科读书。以毛泽东为首组织的一师校友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生自治和社会活动。任弼时是一个活跃分子，在学生活动中结识了比他年长11岁的毛泽东，使他在长沙的学生生活中多了一位良师益友。1916年11月8日，爱国名将蔡锷逝世。任弼时参加了湖南各界举行的追悼会，并写了一篇《追悼蔡公松坡感言》的作文，盛赞蔡锷“铲除帝制恢复共和”，感叹救国人才缺乏，激励自己和同学们：“今公已矣，吾人可不急起直追赶，继公之志乎！”本着这种为国为民的人生奋斗目标，任弼时不论是在一师附小还是在明德中学、长郡中学，在刻苦读书的同时，他时刻不忘中国青年的历史责任，铭记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国耻国仇，痛恨军阀混战带来的国家危亡、民不聊生，立志彻底改变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努力为国家、民族和人民争取光明的未来。1919年5月，任弼时积极参加了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五四运动，组织同乡同学回老家宣传民众，抵制日货，在反帝爱国斗争得到了锻炼。

1920年8月，毛泽东等湖南进步人士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发动有志青年远行到列宁的故乡学习，目的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任弼时闻讯后欣喜异常，立即和同学萧劲光报名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决心到俄国留学。任弼时和刘少奇、萧劲光、罗亦农、任作民等14位湖南青年先后赶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并首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然后转赴苏俄，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走上革命道路。任弼时在给父母的信中表示：“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与责任，达此便算成功。”1922年冬，任弼时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东方大学的三年，任弼时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扩大了政治视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观察和思考。同时，也经受国外艰苦而又紧张的生活磨练。这些都为任弼时后来回国投身中国革命、担当领导责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弘扬“骆驼精神”

任弼时创造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辞重负奋力前行的“骆驼精神”。任弼时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为人民超负荷工作，倒在了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工作岗位上，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以身殉职的第一人。任弼时曾把自己比作一峰骆驼，驮负着民族和阶级的希望，负重远行。骆驼同牛一样，是一种特别能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动物，载负重物在沙漠里跋涉远行，从不拈轻怕重，而是拼命艰难前行。任弼时是典型的具有骆驼品质的奉献者。他从16岁起就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和民族的希望，忘我工作，积劳成疾。他从团中央总书记到党中央书记，走过了漫长的革命道路，经历了白区、苏区和游击区的斗争，经历了国内、国外的环境。他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他曾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和拷打，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钢铁意志，同敌人顽强斗争。他生活上一直艰苦朴素，自奉菲薄。他用了多年的一条毯子，是红六军团缴获的战利品。他穿了十多年的一件毛背心，是妻子陈琮英拆掉自己的一条围巾改织的。了解他的同志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忘我的人，工作起来好像病都被赶走了。”同志们劝他安心养病，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的“三怕”传为佳话，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他的无私奉献和彻底革命，被党和人民称誉的勇于负重、忘我工作的“骆驼精神”，构成了他具体而实在的党性形象。他逝世时，战友毛泽东题词评价：“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1991年3月，江泽民参观任弼时故居时题词号召：“发扬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辞重负奋力前行的骆驼精神！”2003年10月，胡锦涛同志到湖南考察，瞻仰了任弼时故居，称颂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卓著丰功伟绩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史册上，书写着任弼时的光荣和骄傲。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时刻，他审时度势，提出明确的主张和建议，克服危机、力挽狂澜，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显示了他作为党和人民军队卓越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建树了丰功伟绩。正因为如此，他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他同战友们一道，为发展工农武装，推进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国民党统治区把党的秘密工作同合法半合法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使革命运动逐步走向复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红军长征途中，当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他和朱德等同志一起，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朱德、彭德怀一起，率领八路军深入山西敌后，扩大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敌后抗日的新局面。在延安，他协助毛泽东领导大生产运动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明确提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是边区建设的最中心的任务，建设的中心在发展经济。在解放战争中，他和周恩来协助毛泽东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还分管土地制度改革和根据地建设等工作。

任弼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历来注意调查研究，严格尊重事实，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他注意总结党的建设和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并加以理论概括，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为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对加强党的领导、促进党的建设、凝聚全党智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是最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党的领导人之一。1943年6月，他撰文指出：“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取得中共建设史上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任弼时为此作出了杰出贡献。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组织家，对党的建设很有建树。1940年开始，他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成为毛泽东的亲密助手之一，长时间地分管组织工作，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他的许多著作是深刻阐述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文献。他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强调政治工作是八路军的生命线，建议加强政治工作制度，经中央批准，八路军恢复了政委制。为了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和在革命胜利以后进行经济建设，他强调要加强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和注意搞好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建设工作。

坚强党性楷模

在党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由于共产国际指导上的错误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了多次重大损失。任弼时努力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实事求是地对待具体问题，多次抵制和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1927年4月，国民党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大屠杀，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顿时陷入血雨腥风之中，中共党内也弥漫着分歧和迷茫。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坚持真理，三次向陈独秀递交意见书，旗帜鲜明地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斗争，积极主张党要有自己的独立主张，要实行土地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他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包围下，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沉着奋战，积极参与纠正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1927年9月，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受挫折，毛泽东毅然率部转向湘赣边界农村。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受中央委派，赶赴长沙督促湖南省委继续组织城市暴动。任弼时根据长沙国民党守军有上万人枪，而湖南省委能动员的力量不足千人、多数武器是大刀长矛的敌我情况，作出决断：“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郑重提出：“此时长沙的暴动必大遭失败。”“长沙暂不举行暴动。”实际上支持了毛泽东把秋收起义军引向农村的正确决策。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给党和红军的斗争造成了重大的损害。任弼时在参与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努力支持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开展反“围剿”斗争，强调“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不得随意抓人，乱杀人。”因而保护了许多同志。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回忆说：当时如果没有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1933年任弼时调到湘赣省委工作后，在实践中深深感受到毛泽东正确思想和战略战术的群众基础，不断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抵制和纠正。

抗日战争初期，当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时，任弼时受中央委托，到共产国际去系统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延安时期，任弼时全力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为中共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他认为坚持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态度，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法，是搞好整风的关键。他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中，阐明了党中央要求全党加紧锻炼党性，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把党性的锻炼和修养当作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他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是党性不纯或者说是党性很坏”的具体表现。“如果党的领导机构被这样一种东西所统治，革命就一定要走向失败。”他认为能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能不能使阶级意识、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三者高度统一，是革命者是否成熟的标志，也是党员党性的最高表现。

1947年，毛泽东让任弼时负责土改工作，以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任弼时经过调查研究，及时指出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要求各地立即加以纠正。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经党中央批准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对保证土地改革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直到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仍然高度评价任弼时在土改问题上的功绩说：“土地法上讲，禁止乱打乱杀。这个问题好像是从1947年12月会议和任弼时那个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以后才明确了。弼时同志那个文件起了相当的作用。”任弼时的党性修养和政策水平，在党内是首屈一指、众所公认的。

丰富党建实践

任弼时在3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192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参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为党的建设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的心血、才干和精力，丰富的党建实践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经验。

在苏区党的建设工作中，任弼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调查研究，注意总结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规律，检查党的方针是否正确。在领导肃反工作上，努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正确估价干部队伍，加强了党对肃反工作的领导，保护了许多同志。在湘赣苏区他就保护了王首道、张启龙等苏区的领导人。任弼时亲身经历了党内发生的几次大的左倾错误，所以对左倾路线的本质及其危害认识比较深刻。他在《对晋绥土改整党工作的意见》等文章中，全面分析了一些地方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正确指导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和整党工作，得到毛泽东的赞扬。

任弼时担任团中央总书记期间，就坚决维护和自觉接受党对团组织的领导，既使团的工作得到大发展，也为党领导的斗争和党组织的扩大准备了力量。参与党中央领导工作以后，任弼时更加注意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同种种削弱或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进行坚决斗争。1934年底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之后，任弼时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保证党掌握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强调“要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必须“建立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保障党在革命战争中的指挥权，强调“加强对武装的领导和组织，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得到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部队的政治工作明显削弱，为了纠正这种倾向，任弼时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红军改变名称，不能改变红军的宗旨，不能丢掉红军的光荣传统。我们要打破国民党的限制，重新恢复红军的政治制度，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根据任弼时的这一报告，中央军委立即作出了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的决定，恢复军队中的各级党组织，部队政治工作重新得到了加强。这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切实执行党的路线，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并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为一支英勇抗战模范部队的重要保证。

中共中央对任弼时的评价，突出了任弼时作为党的组织家及其党的组织工作贡献的历史地位。任弼时在党中央工作期间，既是重大方针政策的参与制定者，又是各项方针政策的切实执行者。他深切地了解党的组织建设对于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重要意义，所以他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十分关注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他的《白色恐怖下的党组织整顿和秘密工作》、《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两篇文章，分别解决了白区斗争下党的组织形式如何适应形势的问题和苏区条件下党支部工作规程的问题。任弼时1940年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负责中组部、青委、妇委等部门。1941年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后，即着手整顿中央的办公机关，首先建立起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总务、警卫三个处，逐步建立了一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和供应制度。为了加强调查研究，将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任弼时还在中办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室。他为党的组织工作、秘书工作和群众工作逐渐走向正规化作出了贡献。延安整风后期，任弼时协助毛泽东领导中央机关的精兵简政。1943年3月16日，任弼时代表书记处提出初步方案，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确定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中央书记处“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次精简整编，在党的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上意义深远，它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为党的七大在组织方面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领导效能；同时为全党作出了精兵简政的样板。任弼时作为党的一个杰出组织家得到公认。

延安整风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造，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一次成功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深远意义。在延安整风中，任弼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协助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的主要领导人。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提出“党在思想领导上的重要性”的问题。任弼时认为这是在整风运动中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他说：“党如果不能在思想上领导全党，党中央如果不能正确的掌握党内思想问题，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要使党来正确的领导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提议以此作为中央政治局第一项原则。他用事实揭露和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要求大家从中吸取沉痛的教训。为了加强党的思想领导，他还多次提出，必须转变党的工作作风，加强党的思想教育，认为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他协助毛泽东代表中央就有关思想范围的问题，作出了很多重要决定，并发表了很多阐述性的报告、讲话。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抓住思想领导这个根本问题，提高全党的思想觉悟，使全体党员受到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促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任弼时在整风中，非常强调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首要的是把全党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我们必须认识，这些思想上的分歧，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与阶级立场的不坚定而产生出来的。”他要求各个党的组织，党的干部，要深入到思想领域中去解决问题，求得党内思想上的一致。为此，他要求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批评了那种不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去改进工作方式的“老一套”工作方法，说这是各级领导者感到工作“棘手”和“办法少”的主要原因。他提出：“要转变领导作风，要建立新的工作作风，就必须富于创造力，要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习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地创造事业。”

任弼时深刻的党建理论为毛泽东建党思想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任弼时是最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应当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党的领导人之一。1943年任弼时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中说：中国共产党“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止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

在党的思想路线上，任弼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斗争重要的“方法和工具”，必须运用这个武器“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反对不切实际地“仿效俄国党的经验”。在延安整风时指出：“这里所指的理论是说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既要“反对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公式来搬运的倾向，同时也反对那种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要创造性地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在党的七大开幕讲话中，任弼时更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中共建设史上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任弼时为此作了自己的贡献。

任弼时坚持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整风运动的审干，由于康生的错误领导，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任弼时知道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那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研究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错误。1943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政策，从而使整风运动恢复正轨。任弼时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特别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达到全党的思想统一。

在党的作风建设上，任弼时倡导勤于和善于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要求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精确地了解“本部门本地区上下左右的情况”，运用理论的力量，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了解内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来确定我们的方针”。在党的组织工作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要建立集体领导；第二，要建立巡视制度；第三，要建立各部工作；第四，要加强党内民主。他非常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明确指出“党内党外均应加强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任弼时是富有政治远见和科学预见的领导者，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十分注重已经在边区执政的共产党的建设。他强调一是建设好“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二是要用很大的注意力去进行经济建设，两者密切相关，缺一不可，但是边区的经济建设是“最中心的任务”。我们党必须提高对经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必须转变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这样，任弼时就把执政党的建设同边区的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加以论述。同时，任弼时提醒全党要反对贪污、腐化和堕落的严重倾向，否则，“任其发展下去，干部和党员就会起质的变化，党、政府与军队也会被它逐渐腐蚀，这是十分危险的”。为了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和在革命胜利后搞好经济建设，任弼时及时强调要加强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注意搞好党在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大会发言中，任弼时对中国共产党步入城市进行全面执政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和构想。他强调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党的建设也“要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他告诫说：如果“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赞同。毛泽东就在任弼时发言时作了多次补充和赞成，并在七届二中全会的结论中说：党的成份，组织教育等等，值得研究，好好研究。弼时同志讲了一篇，要有这样一篇，我基本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