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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转兵对新形势下加强党 和军队建设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2022-08-17 10:10:39  来源:院第一研究部 

通道转兵对新形势下加强党

和军队建设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李殿仁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采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改变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到黔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建议。史称通道转兵。通道转兵,是党和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领导核心的转机、思想路线的转正,转出了红军的新道路,转出了中国革命的新境界。虽然通道转兵的这次会议是在行军中紧急情况下召开的,留下的史料不多,但从长征全局来看,特别是随着对长征研究的深入,通道转兵越来越显示出其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新形势下加强党和军队建设仍然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通道转兵彰显了我党我军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新形势下加强党和军队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在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探索和把握上,毛泽东是一代大师,他的探索最自觉、最深刻、最成功,并且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建设中得到了成功的实践。但是这些成功实践并没有引起中央“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的重视,反而被批判为“经验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不仅从思想上进行批判,而且在宁都会议和赣南会议上,从组织上剥夺了毛泽东对苏区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指挥权。通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广大官兵在对比反思中越来越感觉到毛泽东的主张的正确性,李德、博古等教条主义的那一套不行。特别是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在实践中相继接受了毛泽东根据变化的实际提出的意见。这是通道转兵成功的思想基础。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会议采纳,李德退出会议,会议做出了西进的决议,并于当天晚上中央军委以万万火急的电报发出。这样,党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战胜了教条主义,党和红军迎来转机。

实践证明,一切社会运动都有其特殊规律。实事求是才能做到认识规律、把握规律、尊重规律、运用规律。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结合得好,党的事业就顺利;什么时候教条机械地照抄照搬理论和外国经验,党的事业就受挫。红军长征出发前,中央提出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这个决策今天看也没有错,是符合实际的。但当敌我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就应该对原来的决策进行相应地调整,实事求是地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决策。但教条主义者认为这是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改动,仍然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批准的既定方案,视变化的情况于不顾,带着3万多名红军向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布好的“口袋”里钻。这就犯下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实践中必然失败。毛泽东主动放弃共产国际这个拐棍,从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力主改变原来的战略方向,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从而避免了中央红军被敌人“包饺子”,挽救了中央红军。通道转兵,转的不仅是中央红军被动挨打的局势、长征的战略方向,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事业的命运,标志着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开始用自己的脑袋独立自主地思考解决自己的事情。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坚持。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是在一次次碰壁、觉醒、实践、突破中走出的成功之路。当前,习主席站在历史、世界和人民利益大视野、大格局下提出系列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的大思路,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保持强大政治定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对军队来讲,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党制定的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二、通道转兵彰显了我党我军困境突围的不屈精神,新形势下加强党和军队建设必须坚定强国强军的必胜信念

长征前,中央红军经受了敌人连续五次“围剿”,特别是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反动派聚集了100万军队向我根据地进攻,其中5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进攻。由于敌人的强大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党和红军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守不住了,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至湘江一役,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骤减到3万多。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天上有飞机轰炸的形势下,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面临被敌人剿杀的危险。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没有被敌人暂时的强大所吓倒,果断做出通道转兵的决策,使3万多中央红军迅速脱离了五六倍于自己的敌人的包围圈,把敌人甩在后面,实现了战略突围,取得战略转移的主动。

历史启示我们,只要坚定党的事业必胜的信念,保持革命英雄主义的高昂斗志,就一定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我们说,对信念的考验,平时重要,关键时刻更重要。是不是信念坚定,顺境中不容易看出来,逆境中暴露无遗。当中央红军到达通道时,党和红军不仅面临革命受到挫折、个人生死选择的考验,也面临国民党高官厚禄诱惑、个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考验,可以说考验是全方面的。而且实际上也有个别人认为革命不行了,对革命失去信心,经受不住考验,脱离革命道路甚至变节的情况。但绝大多数红军官兵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坚定地留在革命队伍中继续革命。正是由于广大红军官兵在困难面前愈挫愈奋,不屈不挠,才实现了化危为机、浴火重生。今天,尽管时代条件与当时党和红军的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从面临的内外部挑战考验看,却有一个“逆境中逆袭”的相似之处。在实现强国强军的征程中,我们面临的外部挑战、内部考验非常严峻。外部,霸权国家和对我怀有敌意的国家不愿意看到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强大起来,从各个方面对我进行打压遏制。内部,消极腐败、思想僵化、利益藩篱固化、执政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存在,甚至有个别野心家阴谋家混进党内,威胁到党的团结统一。这种形势比起革命战争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严峻复杂,可以说这是新时代的“内忧外患”。这就需要全党全军全体人民坚定强国强军的必胜信念,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着力克服前进中遇到的内外挑战考验,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实现困境突围,弯道超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三、通道转兵彰显了我党我军为中国革命事业不惧牺牲的无畏勇气,新形势下加强党和军队建设必须强化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的担当精神

中国共产党人最具有担当精神。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从不顾及个人和小家庭的利益得失,在困难和生死考验面前,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这种精神在通道转兵中体现得同样非常突出。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党和红军不仅要与敌人进行激烈的军事斗争,还要在党内和错误思想执行者进行残酷的政治斗争,不少党员和红军官兵因为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而坐牢杀头。但是,一大批优秀共产党人以党和人民事业大局为重,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毅然决然与凶恶的敌人和党内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毛泽东在长征前已经被排除在党和红军领导之外,但他无论处于多么艰难的处境中,心里想得总是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不在其位,仍谋其政”,不顾自己的建议多次被拒绝,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与“左”倾错误领导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苦口婆心地说服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改变战略方向。有学者统计,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通道会议前,毛泽东先后九次向中央提出自己的主张,但都被“左”倾错误领导者否定。我们常说,参谋有三次建议权。在那种极“左”的政治氛围下,毛泽东却不顾个人安危连续九次提出自己的建议。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共产党人,都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把党的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只要能够把红军带出敌人重围,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在生死面前表现出的无畏勇气,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崇高担当精神。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征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矛盾和困难。克服这些矛盾和困难,需要智慧,更需要担当。能否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置个人利益安危于不顾,毅然站出来、冲上去,这是对共产党人有没有担当精神的检验。特别是当前,党和国家建设事业处在爬坡过坎、攻坚转型的关键时期,习主席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总方略,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还是全面从严治党,都需要牢记自己的责任,强化担当精神。习主席指出:“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当前,人民群众对有的官员不作为、不能为、不敢为问题很不满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些官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担当精神不足。比如,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问题上,绝大多数同志理解是正确的,贯彻执行也是自觉坚定的、积极有效的。但是,也有的理解不深不透,甚至采取消极对待的方式,推一推就动一动,甚至推都推不动,缺乏积极主动的担当精神。对军委主席负责制,一定要积极正确的理解。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就是要坚持全国武装力量由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切重大问题由军委主席决策和决定,中央军委全面工作由军委主席主持和负责。而不是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大家都不说,等着主席一个人说。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要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工作机制、督促检查工作机制、信息服务工作机制;要在坚持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和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大前提下,正确把握集中统一领导和按级分工负责的关系,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自己负责的就要自己负责,既不超越权限,又不推诿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尽职尽责。大家都要积极主动地提出咨询建议,积极主动地为主席分忧,对主席负责,向主席讲真话、讲实话。当然,这种担当精神,来源于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和负责精神,也来源于过硬的能力素质和科学工作方法。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采纳,既体现毛泽东的担当精神,也体现毛泽东的高超能力和智慧。现在,有的人不敢向上级讲真话、提建议,有担当精神不够的原因,也有能力不强的原因,不敢向上级讲真话,怕露怯。在强国强军的历程中,每一名党员干部要自觉强化担当意识,学习革命前辈为了党和人民利益不惧牺牲的无畏勇气,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以大局为重,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站出来,勇于豁出去,以实际行动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重任,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的答卷

四、通道转兵彰显了我党我军形成和维护领导核心的自觉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党和军队建设必须强化核心意识

能否形成一个成熟的高度权威的领导核心,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组织条件。通道转兵的实现,拉开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序幕。长征前,王明、博古等同志,虽然担任了党的最高负责人,但人格魅力不够,存在严重素质能力缺陷,不具备领袖的特质,威望不足以服众;班子成员中“书生”较多,缺乏实际斗争历练,在权力运行上党也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制度安排,领导核心不够成熟稳定。长征开始后,广大官兵特别是党和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失利中,开始反思党和红军的领导问题,部队中希望改变党和红军领导的情绪日益浓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排斥在党和红军领导岗位外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被中央采纳。之后的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决议的形式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猴场会议重申了毛泽东的意见,遵义会议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思想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思想在党和红军中的指导地位。到长征结束后,我们党最终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在全党牢固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党的领导集体最终形成。在这个过程中,通道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探索形成党的领导核心的序幕和成功开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实践证明,只有形成一个成熟的有高度权威的代表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核心并自觉信赖、服从、维护这个核心,党和军队才有主心骨,才能追随前进,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有坚强的领导保障和信心基础。通道转兵是对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者们的考验,在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占据神圣地位、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形成一套自觉的指导中国革命理论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实践中最终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在挽救中国革命命运的同时,也在开始选择和形成党自己的成熟的有权威的领导核心。从通道转兵开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大浪淘沙,意志不坚定者、素质能力不适合做党的领袖者被淘汰出局,一批经过实践考验成熟的有威望的领导人逐渐进入中央权力核心,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邓小平1989年说过:“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我们看,从1921年到1935年,党的总书记走马灯似的换,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不停地换,因为缺乏一个成熟有高度权威的领导核心,党中央难以充分发挥凝聚作用,中国革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只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形成后,全党才实现了高度的团结统一,革命才不断走向顺利。这个领导核心的形成,按照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说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审慎选择的结果,大家深知其来之不易,深知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因而在以后的革命建设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挑战,都能精心呵护、自觉维护。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应该说,历史对这个领导核心的正确选择,是从通道会议开始的。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严治党,强力正风反腐,打虎拍蝇,深得党心民心;提出中国梦强军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成就赫然,国际瞩目,人民认可;党中央领导集体信念坚定,素质全面,自身要求严格,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挑战和问题,体现出大国领导人的风格,是一个成熟的深受人民信任爱戴的领导核心,其中,习近平的核心作用体现尤其明显。他鲜明地提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人民为中心”已经体现在习近平的价值追求和一言一行当中。人民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个领导核心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纪念通道转兵,就要深刻体会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形成成熟的领导核心的曲折历程,珍惜在实践中形成了领导核心的宝贵财富,从而强化核心意识,自觉地珍惜、信赖、忠诚、维护、追随历史给予我们的这个核心,巩固和发展已经形成的“领袖一心想着人民,人民衷心热爱领袖”的政治生态,同心同德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五、通道转兵彰显了红军指战员铁心跟党的赤胆忠心,新形势下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要铸牢听党指挥的军魂

坚决听党指挥,这是我军建军之始就确立的根本原则,是我军的军魂,也是通道转兵胜利实现的政治保证。早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为红军确立了一套科学的制度安排,保证这支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对党忠诚。苏区时期,毛泽东虽然被“左”倾教条主义者剥夺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但毛泽东领导建立起来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却牢牢确立并坚持下来。红军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开始后一连串的失利,从形式上看,损兵折将,士气低落,好像是一支羸弱之师。但广大红军指战员即使在逆境中也相信党、依靠党、坚定地跟着党走,党让往哪走就往哪走,无怨无悔。这种对党的忠诚,确保了党和红军战略意图的坚决实现。在通道会议做出转兵的决心后,中革军委立刻向部队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部队立刻行动,迅速向西进入贵州,攻占黎平,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一下子丢在身后,实现了战略转移,突出了重围,化解了被剿杀的危险处境。而毛泽东等一批党的高级干部,无论个人受到多么大的委屈,无论自己在创党建军中如何劳苦功高,无论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影响力有多大,都把个人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证红军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毛泽东曾经是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在党和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力,但他的正确意见被中央否决后,坚决服从党中央做出的决定,在党的组织原则下行动,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听党指挥,保证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战略意图的坚决贯彻,保证了红军始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这是通道转兵实现的根本组织因素。几十年来,经过长期艰苦的淬炼,听党指挥已经在部队深深扎根,成为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由于我们始终坚持了听党指挥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人民军队始终保持了对党的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我们这支军队在战争年代个别叛徒是有的,但没有一个建制单位投敌叛变,连一个班排都没有,不像有的军队整师整团的改旗易帜。张国焘叛逃的时候却带不走一个警卫员。和平时期没有哪一个人敢于公开领着军队造反,林彪战功卓著在军队影响很大,而且形成一个庞大集团也不敢公开与党对着干。他的罪行一旦暴露,广大官兵马上同他划清界限。徐才厚、郭伯雄身居高位,搞腐败搞小圈子,对军队风气破坏很大,的确不能低估,但他们也改变不了我们军队的性质。一句话,听党指挥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保证了我们这支军队的性质宗旨,保证了在任何情况下部队乱不了、跑不了、反不了、变不了、误不了,真正做到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习主席深刻指出:“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听从党的绝对指挥,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实践证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命脉所在,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什么时候偏离了这一原则,党和军队的事业就受损;什么时候坚持好了这一原则,党和军队的事业就顺利。面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大考,面对复杂舆论和社会思潮的影响,面对险恶用心者充满欺骗性的政治蛊惑,我们必须扭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根本不放松,坚持政治建军、依法治军、改革强军,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不断强化对党指挥枪的科学真理性、历史必然性和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自觉和实际能力,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通道转兵虽然已经走进历史,革命战争年代的长征虽然已经远去,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长征正在进行。习主席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今天,在新的长征面前,我们又将是新一代的探路者、开拓者。我们纪念通道转兵这一历史事件,就要深刻认识其对新形势下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

作者系国防大学原副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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