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转兵——实现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通道转兵——实现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蒋建农

遵义会议作为长征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而载入史册。和历史上任何伟大事件的发生一样，遵义会议也有一个酝酿和渐进的发展过程。而中央红军长征中发生在湖南通道的“通道转兵”，就是实现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开端。

促成“通道转兵”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的惨重牺牲，不仅是中央红军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而且把持红军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等也遭受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所指出：“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二是中革军委二局破译国民党军之间的电报，得知他们已确悉红军将“循萧匪故道，向西急窜”，并紧急在湘西构筑了四道碉堡封锁线，张网已待，企图围歼中央红军。

三是毛泽东不顾个人得失，向中央提出改变进军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踏上长征路的毛泽东，一直在思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和红军的出路何在。他和一同行军宿营的张闻天、王稼祥等倾心交谈，向他们分析红军军事失利的原因和李德、博古等的指挥错误，并提出要讨论军事上的得失问题。毛泽东的意见首先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的赞同和支持，进而又得到朱德、周恩来，以及聂荣臻等红军将领的支持。在经历湘江之战的惨痛损失之后，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党内高层和众多红军将领的普遍共鸣。从翻越老山界起，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就开始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主要是军事路线的错误所致。这引发了中央领导层的激烈争论。鉴于红军已经失去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先机，为免投罗网，毛泽东就向中央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但遭到李德、博古等的拒绝，他们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上，坚持既定的行军路线。毛泽东的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但还是引起中革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朱德的重视，他在进入通道的当天（1934年12月11日）18时就致电红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要他们派出侦察部队带电台去“侦察入黔的道路。”正是在毛泽东的力主下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

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亲历者的回忆也很少，据李德回忆这是一次“飞行会议”。但是从会后的电报中可以确认：虽然李德、博古仍固执己见，虽然这次会议仍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和的计划，但是毛泽东关于改变进军路线的主张得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致电各军团、纵队下达《关于我军明十三日西进的部署》，命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当时通道县城的县溪进入靖州县的新厂、平茶，然后由新厂、平茶分两路进入贵州。一路由通道的播阳进入贵州的洪州向黎平进军。14日，朱德致电红二、六军团首长：“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红二、六军团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游行动，以策应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15日，红一军团攻占黎平。这就是长征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通道转兵”的意义，似乎有些估计不足。因此，有必要将其与遵义会议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学术界对于遵义会议的重要历史意义认识得比较充分。但是为期仅三天的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实现长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实际上有一个酝酿和准备的过程。亲历这一过程的陈云，当年就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可见，以“通道转兵”为开端，经过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最后到遵义会议的召开，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构成了长征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综合分析这一伟大转折的重要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自中共二大确立了与共产国际的组织隶属关系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更迭和重大决定的决策都要听取，甚至是完全秉承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但是在长征出发前夕，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以外中断，客观上使得遵义会议能够由我们党自主召开并决定各项事宜。这看似偶然，但是在偶然中蕴涵着必然。长期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实践中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早在1930年5月，他就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遵义会议正是毛泽东等同志长期与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必然结果。遵义会议后，独立自主这一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出发点。既使是在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重新恢复，直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期间，虽然中共仍然听取共产国际的意见和指示，但是，所有重大的决策基本上都是由中共最终独立自主做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而“通道转兵”恰恰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事关中央红军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中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做出决策，否定了一贯秉承共产国际旨意的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改变既定的进军路线，迈出实现长征和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第一步。

第二，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能否一切从实际出发、能否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长征时虽然还没有“实事求是”这一提法，但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全党、全军从血的教训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极端重要性。“通道转兵”就是党中央根据战场的实际，毅然改变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既定行军路线，转兵贵州，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遵义会议能够继续秉承实事求是原则的精神，罢免“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权，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使红军转危为安的前提。可以说，假如没有全党和全军上下对实事求是原则本质的深刻认识，就没有“通道转兵”，也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召开。换一个角度看，在“通道转兵”和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既不乏因符合中国的实际而取得辉煌成就的情况，又有因为偏离实事求是原则的本质而一再遭受重大挫折的现象；但是在此之后，实事求是实际成为全党自觉遵循的指导原则，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遵义会议后，各路红军的对敌斗争形势均发生重大转机：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之战，取得战场的主动权，转危为安；红四方面军取得陕南战役和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红二、六军团和红二十五军分别成功开辟了湘鄂川黔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些成果和胜利，进一步坚定了全军上下战胜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和取得长征彻底胜利的信心。

第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强化党的领导。长征前设立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其权威性不容挑战。所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的许多合理建议，都被他们否定了。只是到进入通道前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周恩来后来回忆：“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通道转兵”是在党的领导层经过充分地酝酿之后，在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决策；在其之后召开的黎平会议，针对是否转兵贵州的激烈争执，也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明确：“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在1935年1月1日举行的猴场会议上，为了削弱“左”倾教条主义者对红军的指挥权，中共中央再次以政治局决定的形式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党中央不仅直接罢免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失利的教训，其中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同志身上。”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共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克服左倾教条主义，挽狂澜于即倒，实现长征和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关键。自酝酿“通道转兵”开始，中共用党内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斗争，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党内严重争端。从通道会议到遵义会议，无不是在会前，党和军队的领导骨干进行了充分的民主酝酿；会上，虽然交锋激烈，但并没有撤消任何人的党内职务，也没有对任何人进行组织处分，这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持不同意见者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干部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遵义会议后，根据实际需要，虽然推举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担任总书记），但很快就又任命博古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为集中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同时也是为避免更多的争论和分歧，毛泽东等在遵义会议上还非常策略地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上述做法极大地维护了党中央的紧密团结和高度统一。在后来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博古、凯丰等一些自通道会议以来饱受批评但仍然坚持自己错误观点的同志，包括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李德，全部都坚定站在党中央一边，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做斗争。

第四，自“通道转兵”始，毛泽东再次进入党中央决策的领导层，并逐步成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自宁都会议被剥夺对红军的领导权之后，虽然多次就军事问题提出建议，但大多未被采纳。特别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他先是建议乘福建事变之机，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继而建议红军主力到湖南中部，调动江西之敌到湖南消灭之。但均被拒绝。这种状况到酝酿“通道转兵”时发生了根本改变。通道会议的参加者李德回忆：“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指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引者注）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从通道会议开始，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出现了毛泽东的身影，遵义会议更是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载：“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总之，从“通道转兵”开始，毛泽东在党的核心领导层重新获得发言权，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直至在遵义会议上被实际确立了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逐渐形成中共中央新的稳定的领导集体，这不仅是夺取长征胜利和掀起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根本组织保证，而且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