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湖南的几束永恒光芒
红军长征在湖南的几束永恒光芒
张志初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湖南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的重要途径地和伟大转折地，是红六军团的探路转战地，是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誓师出发地。红军长征在三湘大地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宣示战斗精神，撒播红色火种，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湖南人民不畏艰险，克服困难，踊跃支援红军，为长征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在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本文仅从“魂”“路”“转”“战”“纪”“情”等方面，采集红军长征在湖南的几束永恒光芒。
一、“魂”的坚定
《左传》有云：“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魂”，就是精神、理想和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信念，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长征之魂。“魂”的坚定，在长征中得到了最高体现。
理想之光不灭。习近平总书记说：“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绥宁瓦屋塘之战中，红五师师长贺炳炎的右臂被敌人炮弹炸成肉泥状，只有锯掉胳膊才能保住性命。当时，没有任何麻醉的条件，医生只能用木工锯子截去他的右臂。手术持续了2小时16分钟，贺炳炎把嘴里的毛巾都咬烂了。手术后，贺炳炎见到贺龙的第一句话是：“老总，我的胳臂没了一只，但心还在，我一定要继续坚持下去，继续跟敌人干！”凭借着这样的信念，贺炳炎仅在担架上休息了6天，便又重返战斗岗位。坚定崇高理想，这是长征之“魂”的真谛！
正义之旗不倒。1934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湖南汝城的山路上联名发布了《出路在哪里》，揭露国民党出卖中国、压迫工农的罪恶，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向工农兵及劳苦民众指出，出路就在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自己的苏维埃政府。红军高举抗日反蒋的旗帜，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剥削制度、开展土地革命，得到了劳苦大众的坚定支持。红二、六军团打下津市、石门、澧县等地时，“扩红”达6000余人。红军的正义行动，甚至还得到了与蒋介石矛盾重重的地方军阀的同情。“南天王”陈济棠没有进行真正阻击，默许红军通过其部队驻地，桂系军阀基本奉行“不堵头、不拦腰、只击尾”的策略。红军的正义行动，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最顽固的敌人，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坚持革命正义，这是长征之“魂”的魅力！
胜利之花不谢。鲜花是生命力与胜利的象征。映山红是一朵胜利之花。很多人都听过“泪眼盼来毛泽东，岭上开遍映山红”的歌，这是人们对毛主席和革命队伍的盼望。一曲“又见映山红”更是道出了湖湘人民对主席和红军的深切缅怀。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时，部队由广西进入湖南城步。敌人重兵向城步集结，妄图将红军消灭在城步以东地区。红军主力在前卫部队掩护下，沿着湘桂边界的深山峡谷向南山行进。当红军翻越老山界到达大南山时，当地百姓无不惊讶，都说红军是神兵天降。红军战士也惊奇地发现，眼前竟是一片绿浪起伏、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军团政委王震望着这亘古荒原，显得豪情满怀:“多好的草山啊!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办一个大牧场。”坚守必胜信念，这是长征之“魂”的芬芳！
二、“路”的艰辛
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充满了革命必胜的豪情和乐观主义精神。但真实的长征之路绝非“等闲”，而是充满艰辛。
探路之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然而，路在哪里？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作为中央军委派出的一支长征先遣队，出发西征。红六军团西征是悲壮的，牺牲是巨大的。军团出发时有9700余人，与红二军团会师时只剩3300余人。这次西征历时80多天，行程5000多里，其中在湖南征战33个昼夜，途经22个县市区，冲破敌人重重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重大代价，胜利完成了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为中央红军向湘西实施战略转移，起到了侦察、开路的先遣队作用。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进。
退路之险。中央红军的长征，实际上是被迫转移撤退，湖南成为生死存亡的转折地之一。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调集40余万兵力精心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企图利用湘江防线消灭红军。湘江战役，中央红军苦战5个昼夜，鲜血染红了湘江。牺牲的红军将士达3万名，其中师级干部18名，团级干部28名，在湘江转弯处密密麻麻摆满了红军烈士的尸体。当时湘南民间流传“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之说。但红军将士凭着不怕牺牲的精神，最终突破了敌人重兵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聚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狂妄计划。
赶路之难。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1.7万余人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日夜兼程赶路，以与先期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汇合。这支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就是出生仅18天的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出发前，贺龙叮嘱妻子蹇先任一定要照管好女儿，特别是过封锁线时，宁可让孩子憋死闷死，也不能让她哭出声，否则一旦暴露目标，便可能遭到敌人疯狂的围追以致全军覆没。贺龙交给妻子两枚手榴弹，告诉她：你们母女俩一旦被敌人包围无法脱身，就引爆它们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要因被俘而有辱红军的军威。妻子含泪默默答应。长征途中，为了防止小捷生过封锁线时哭闹暴露目标，先任就用布带把她紧紧捆在胸前，再用衣服包住头。有时包得太紧或捂得太久，孩子的脸都憋成紫茄子色了。一次，贺龙把女儿裹在怀里指挥战斗，孩子是何时从怀抱里掉出去了他也不知道。万幸的是孩子被落在后面的伤兵捡到了。襁褓中的小生命就这样顽强地跟随长征一步一步走下来。
三、“转”的英明
毛泽东说，共产党人走路，走不通时要学会转弯。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时以“转”，挽救红军于危局，解决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
“转”——破了危局，稳了军心。长征初期，红军经过英勇战斗，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牺牲。红军到达湘黔边界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意图，在红军去往湘西的道路上集结了几十万军队张网以待。面对危局，一着不慎，中国革命便有万劫不复的危险。危难时刻，毛泽东站了出来，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大多数红军领导人的赞同。红军得以转兵贵州。通道转兵，使红军避免了钻进蒋介石早已精心布置的“口袋阵”，逐步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红军战士依稀看到了前三次反“围剿”时的灵活战略战术，重新树立了革命必胜的信念。
“转”——破了迷雾，正了方向。自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来，红军几乎处处被动、受制于人。先是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后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中国革命该往何处去？广大红军指战员处于迷茫中。1934年12月12日，红军占领通道城。在毛泽东的极力主张下，中央主要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博古、李德仍坚持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据理力争，建议部队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12月13日，红军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西进贵州。通道转兵，对于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来说都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转折。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转”——破了教条，立了真理。长期以来，“左”倾领导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总是奉为圭臬，一个字不敢不遵，一句话不敢不听。他们把经典作家的理论，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当成万古不变的教条，用以指导瞬息万变的中国革命斗争。他们不顾中国反动力量集中于城市的实际，嘲笑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理论是“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军事上，他们片面夸大苏军经验，顽固坚持所谓“正规战”“阵地战”“大兵团会战”“短促突击”等教条，强令红军同优势敌军拼消耗，几乎把中国革命的家底拼光了。通道转兵，是党和红军独立自主研究问题、实事求是改变计划的伟大开端，是“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第一次被违反、被纠正。红军逐渐认识到，打仗不能照搬苏联和欧战经验，革命不能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永远不会给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答案。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必须靠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这一“转”的理论和实践，让人们见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缕曙光。
四、“战”的英勇
长征路上，仅湖南境内发生的大小战斗就有百余次，红军与数十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战”的英勇。
血战湘江。长征途中，决定红军命运的一战莫过于湘江战役。蒋介石调兵30万扎了一个“口袋阵”，妄图将硬闯湘江这道“血网”的红军全部歼灭。脚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最惨烈的战斗之一，也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血战。红一军团第一、二师与湘军激战三天三夜，筑起了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的生命通道。第五师参谋长胡震、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相继牺牲。担负红军长征总后卫的红五军团红三十四师，在完成掩护主力部队强渡湘江的任务后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师长陈树湘在突围时不幸腹部中弹，伤重被俘。当敌兵押送他至道县石马桥时，他乘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抠出肠子绞断，将鲜血洒在长征路上，牺牲时年仅29岁。
激战小水。在执行长征先遣任务的西征途中，红六军团与敌人在通道县的小水大坡界发生激烈战斗。为了使红军主力顺利转移，负责掩护任务的红军某排30多人苦战3个多小时，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激战中，多位红军战士英勇献身，最后只剩下8名红军战士。这8名红军战士在最后时刻把枪砸烂跳下50多米高的悬崖，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实践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转战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后，为了钳制湖南的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向湘鄂边区的敌人展开了强大攻势。这次攻势作战，共击溃国民党军15个团，初步建成了湘鄂川黔苏区。这一胜利，迫使国民党军从“追剿”中央红军的湘军中抽调3个师、从江西抽调1个师驰援湘西，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浯溪河战斗是湘西攻势中的一次较大的战斗。短短一天，红二、六军团连续歼灭敌军两个团，击溃一个团，占领浯溪河、陬市、河洑和桃源县城，取得了浯溪河大捷，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
五、“纪”的严明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军纪严明，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是战斗胜利的根本保证。早在1927年10月，毛主席率工农革命军到达桂东沙田时，就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又逐步完善成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长征过湖南时，红军军纪执行得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第一军规在路上。在湖南桂阳县，流传着一段“夜宿梨山、秋毫无犯”的佳话。1934年8月18日，正是稻熟梨黄的时节，一支红军部队进驻桂阳县城郊燕山村，露宿在一片梨树林里。第二天部队开走后，老百姓发现，黄灿灿的果子一个也没有少。这支部队就是红六军团的一个通讯连。
1976年，亲身经历当年红军过境一幕的宜章县农民李庆武回忆道：红军过宜章时，正好碰上收红薯的季节。红军过了七天七夜，群众见红军战士饥饿，请他们吃红薯，他们总是微笑着拒绝。后来见老乡们的态度实在诚恳，他们就吃了一些并照价付钱。
长征途中，红军的军费和物资非常贫乏，尽管如此，他们从不向老百姓“打白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二、六军团从永顺县城转移后，因战斗需要，烧毁了城南河上的一座木桥。为防止个别群众想不通，贺龙亲自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并给群众补偿了一笔用于重修的经费，老乡们愉快地答应了。
第一形象在路上。红军和白军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白军的“长官”常常对着士兵说“弟兄们，给我上”；而红军指挥员则总是向着战士们说“同志们，跟我上”。“给”与“跟”的一字之差，道出了两支军队胜败异变的诀窍。
长征途中，红军指挥员一马当先、冲锋在前的事例不胜枚举。仅湘江战役中，牺牲的就有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红三十四师政委程翠林、红四师参谋长杜宗美、红五师参谋长胡震、十团团长沈述清、五十团团长刘式楷、五团政委易荡平等数十名师团军官……为了夺取一条通向胜利之路，多少红军指挥员血洒湘江两岸，演绎了一曲曲“革命功成万骨枯”的悲壮故事。
第一形象还体现在红军指挥员和普通战士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上。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时，任弼时患上了疟疾，高烧不退。在一个狭窄的山崖口，尾随的敌人已经近在眼前。身体极度虚弱的任弼时站在崖口处指挥部队。警卫连长余秋里请求他立即随先头部队撤离，弼时火了，吼道：“一个人重要还是整个部队重要？”他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到最后一名红军战士通过崖口。
第一大局在路上。国民党将领在总结自己为什么失败时，很多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是国军离心离德、各怀鬼胎、见死不救，而“共军”却异常团结、顾全大局、拧成了一股绳。语言虽浅显，却不无道理。长征中，红二、六军团顾全大局，从起初的探路、接应，继而掩护、策应，到最后跟进、响应，完全体现了中央的意图。其中，为了给中央红军西征创造条件，就有两次为顾全大局而采取的战略行动。
第一次：1934年8月，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红六军团九千余人遵照中央命令撤出湘赣根据地，开始西征。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在黔东木黄会师，之后转战湘西，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第二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红二、六军团为牵制敌人力量，减轻中央红军压力，发动了大规模的“湘西攻势”。部队打酉阳、震来凤、袭龙山、取永顺、攻常德，大量调动了湘鄂川黔四省敌军，打乱了蒋介石的“追剿”部署。在十万坪伏击战中，红二、六军团俘敌数千，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粮食物资，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创造了条件。
六、“情”的延伸
一路硝烟一路苦，万里长征万里情。长征之情穿越时空，散发出日久弥香的魅力。
官兵平等情。长征途中，红军将领跟普通战士一样，穿草鞋、吃野菜、露天住宿。毛泽东的伙食费与普通战士一样，一角五分钱，没有任何特殊。骑马算是红军队伍中最“奢侈”的待遇了，红军首长给受伤战士、体弱战士让马骑的例子数不胜数，“马背上的小红军”不过是长征中红军官兵平等大量活生生事迹中之冰山一角。
官兵平等更来源于面对战斗考验时，干部总是冲锋在前。红二军团6师18团在长征中多次担负重要任务，每次都完成得相当出色。该团首任政委余秋里在章坝战斗中失去了左臂，第2任政委杨秀山在六甲战斗中负伤，第3任政委董瑞林在西康为部队筹粮时牺牲，第4任政委周盛宏在成县战斗中率领部队反冲击，中弹阵亡。
军民鱼水情。红军过宜章时，敌军在宜章境内修筑大小碉堡110余座。宜章人民为了红军顺利通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捣毁“乌龟壳”（即碉堡）斗争。在20多天的时间里，革命群众共烧毁、挖毁“乌龟壳”百余座，还编歌谣赞美红军：“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工农群众拥护多，红军打仗真不错，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有一首著名的民谣是这样唱的：“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他上战场。”群众把红军当成恩人、亲人，纷纷把藏起来的粮食拿出来主动献给红军，还自愿给红军当挑夫。很多还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为红军带路，站岗放哨，洗衣做饭，缝制军衣，安置伤病员，他们不怕牺牲，帮助红军渡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摆脱一次又一次的困境，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忠贞不渝情。红军长征在湖南期间，广大穷苦百姓纷纷自愿加入红军。不少地方出现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甚至全家参加红军的场面。在大庸县永定镇，“候清芝一家八口长征”传为佳话。为了革命的胜利，许多家庭失去了亲人。曾经跟随贺龙长征的桑植人，活着回来的寥寥无几。桑植儿郎从刘家坪出发，解放后，剩下不到100人。在贺龙元帅的家乡洪家关，就留下了70多个寡妇。当地一首送情郎参军、为红军送行的民歌依然广为流传。“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你两年不来我两年呆，钥匙不到锁不开。”这是一首体现忠贞不渝爱情的千古绝唱。
接力追梦情。毛泽东说，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进京赶考没有结束，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新的长征。革命先辈在长征中创造的不朽功绩，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之路是艰苦的、漫长的，新长征的路会更艰苦、更漫长。红军长征在湖南的永恒光芒，将照耀全省人民在接力追梦的新长征中，勇往直前、顽强拼搏，不断谱写湖南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