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振荣：毛泽东怎样开展调查研究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沙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时谈到，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指出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的方法“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第二是开调查会”。当前，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大兴调查研究之际，重温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于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调研背景：

大革命暗潮涌动的紧要关头

1926年下半年起，随着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恐慌。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扰乱了北伐后方”。他们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农民运动，与农民运动对抗。在此背景下，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队伍内的中间派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

同时，农民运动的发展也遭到党内一些人的怀疑和责难。1926年12月13日—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说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会上作出的《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决议案》，错误地对湖南农运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否定和限制。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斥责诬蔑和党内的右倾政策，毛泽东深感震惊和不安。为此，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从调查研究入手，决心以事实击退党内外攻击农运的反革命逆流。

调研对象：

必须有充分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1926年11月初，毛泽东赴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对全国范围内发展农民运动作出了通盘部署。而后，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选择湖南作为调研地点。之所以选择湖南作为调研地点，绝不是因为湖南是毛泽东的家乡，而是这时的湖南已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毛泽东于12月17日从汉口到长沙，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12月底，毛泽东给参加湖南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作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为即将开始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作了充分准备。

调研特点：

深入细致详实

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先后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进行了农民运动考察。这次考察有四个鲜明特点：一是时间久、行程长、抓得紧。湖南农民运动5县的考察，为期32天，毛泽东步行700余公里。调查正值湖南的寒冬腊月、春节前后，毛泽东日夜兼程，没有半天闲暇。二是轻车简从，直奔主题。调查期间，毛泽东只许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省农协执委戴述人（中共党员）一人陪同，拒绝各地车马接送，吃住在县委负责人或县乡农协委员长家。每到一地，直奔主题，了解农民运动发动情况、打击土豪劣绅情况、共产党组织建设状况以及与国民党县区乡党部（分部）关系情况。三是广泛接触各界代表。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广泛接见县委、工会、商协、学联、妇联、青年社、农协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或单个交流，或集体座谈。调查期间，召开各类型调查会达30多场次。四是仔细记录、认真分析。毛泽东在考察的首站湘潭县塔公祠、银田寺召开座谈会时，就发问：我请你们谈情况，如区乡农会的组织发展如何？农会干部成分怎样，办事公道不公道？农会办了些什么好事？你们的对头（指地主豪绅）现在情况怎么样？你们怎样对付？工作中还有什么困难？大家听了很高兴，都争先恐后地发言。在衡山戴聘公祠座谈时，世上冲支部书记汇报说，世上冲区农协管辖10多个乡农协，但仅有一个人数不多的中共支部，三个乡农协才有一个共产党员。党的领导薄弱，出了不少“乱子”……毛泽东听得很入神，边听边记录，忘记了手中的“喇叭筒”燃上手指。这次考察深入细致详实，坚持走群众路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开创了党内调查研究之先河，成为了党内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

调研心得：

既要透过现象抓本质，又要坚持实事求是

调查结束后，毛泽东就开始认真整理调查资料。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昌，仅用4天时间就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稿。考虑到还需要进行修改，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活动的基本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在报告中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并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大约一个星期之后，2万余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式完成。

考察报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回答了人们对农民运动不同看法的问题，旗帜鲜明亮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第二部分则具体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仅充分体现出毛泽东非凡的理论独创精神和判断能力，还充分彰显毛泽东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的大无畏勇气，正如《毛泽东选集》收录此文时按语所说：“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

调研影响：

引领党的事业健康发展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完稿后，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从1927年3月5日至4月5日第35、36、38、39期率先连续刊登。3月28日，武汉《中央副刊》头版头条刊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1927年3月12日第191期刊发了《报告》的前半部分。刚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向全党推荐此文，并满腔热情地为之作序，赞颂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共产国际机关刊《共产国际》俄文版5月27日转载《向导》刊发的部分。6月12日，《共产国际》英文版全文转载。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扩大会上推荐道，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是一篇非常好的、很有意义的报告”。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又一篇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纲领性文献。它在历史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方向，推动农村大革命运动深入发展，引领湖南农民运动进入新阶段。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