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军：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若干重要问题的认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肩负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的新中国时期。这一时期的党史波澜壮阔，逶迤曲折。学习了解这一时期党史，既需要把握基本脉络、线索，也需要知晓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学习、研究和宣传中共党史，必须以“两个决议”(即1945年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作《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这一原则在今天也必须坚持，否则就会偏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党史的研究不能深化与发展。近年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以及许多档案的解秘、史料的发掘、研究的深入，一些过去的禁区被突破，人们对党史上的许多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
以下是对这一时期若干重要问题的认识。
一、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中华7000年文明，自秦始皇统一后，称雄世界1500多年。——疆土面积异常广大(唐版图1000万平方公里；元最大1500；到清1300万)；对人类文明贡献大(16世纪前，有重大影响的300项发明中国占175项；10个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国占6个)。
1840年以后，经帝国主义10次侵略战争，大小约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寻救亡图存的复兴道路。但终归未能成功。
1、洋务派的洋务运动
“师夷之长技以自强”，1861年从创办军事工业开始，组建海军，办民用企业、新式学堂等，由于不愿触动封建制度，加之本身的局限性，只能学到一点皮毛；1894年的甲午战争宣告其失败。代表人物是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
2、维新派改良
1898年6月开始由光绪帝领导的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意在实现君主立宪，终为保守势力不容，演变成政变，以戊戌喋血失败而告终；维新派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主张变法而反对革命。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
3、农民起义
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可以说是农民起义的顶峰。领导集团仍然封建化，狭隘、局限，跳不出封建桎梏，缺乏战略眼光。虽历时14年纵横18省，打下半壁江山，定都天京，仍逃脱不了失败命运。代表人物是洪秀全等。
4、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到辛亥革命达到高潮,成功推翻清王朝，结束2000多年封建统治，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性软弱，政治上不成熟,没有真正发动群众，革命不彻底，导致胜利果实旁落。代表人物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
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落在中国共产党肩上。
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成长与思想的转变，五四运动的爆发，为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思想和干部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二、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党的创立时期(1921年7月—1923年6月)是党的初创时期，党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在积极发展组织的同时，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领导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对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的党的组织，过去一直称共产主义小组(大概从延安时期起)。一般认为来源于一份共产国际1921年的文件。之中这样说：“中国共产党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现在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可以说，“共产主义小组”是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组织表现出轻视的一种统称。
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各地成立时叫法不一，大多数就叫共产党。
最早是上海，由陈独秀主持，于1920年8月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与李大钊就名称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进行过讨论，李提出叫共产党，陈同意)
北京是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始名“共产党小组”，年底即改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
武汉的发起人为董必武、陈潭秋等人。是在上海的指导帮助下，成立于1920年8月，名称为“共产党武汉支部”。
长沙是毛泽东等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发展而成,成立于1920年冬，名称不详。(毛泽东在延安回忆叫“共产党湖南支部”)
广州是由陈独秀帮助，谭平山等人于1921年春成立，取名“广州共产党”。
济南由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于1921年春成立。名称不祥。
另外，在旅法、旅日的青年学生中也成立了早期组织。
根据实际情况，现在统一称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三、关于党的生日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现在已确定是在1921年7月23日召开，但为什么诞辰纪念日是7月1日?
党成立以后，由于斗争的残酷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纪念。
1936年，在党成立15周年时，陈潭秋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七卷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以示纪念，但只点明了月份。
将7月1日作为党成立纪念日，是毛泽东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纪念日”(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可能日期记不住也无法查。)
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最早见于1941年6月的中央文件：《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的指示》。之中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周年。”从此便固定下来了。
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党史工作者的考证，特别是通过陈公博的日记，将党的一大召开日期终于搞清楚。当时有人提出是否需要改变。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据说是邓小平)认为没有必要，理由是：1、纪念日与开幕日期不是一回事，可以不是同一天；2、七一已深深铭刻在了全党全国人民心中。
因此，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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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开始的标志，是1923年6月中共召开三大，确定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联合阵线，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从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掀起了工农运动的高潮，并成功地举行了北伐。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归于失败，有人为之可惜，有人归结于偶然，有人归结于个人原因。实际上，大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
除了外因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以外，主要还是内因。当时的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作好各种准备，便匆忙投入到了革命洪流之中。
1、党富有朝气，但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
2、党在群众运动中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但缺乏成熟的领导艺术，比如还不善于识别和对待同盟者与敌人；
3、党有了一批优秀的革命活动家，但还未能形成各个层次的骨干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结论：当时的党还没有能力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与实际问题。
五、关于陈独秀右倾问题
过去一直说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包括两个决议)。现在定位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两字之改，意义很大。为什么这样改?
1、肯定陈独秀从建党直到大革命前期的巨大功劳(陈是中共一至五大的总书记，是这一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说过：到了适当时候，写党史要讲他的功绩。
2、陈独秀的错误，与当时共产国际的指导的不正确有密切关系，错误不能归罪于陈独秀一个人。
共产国际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有正确的方面(如主张国共合作等)，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如鲍罗廷不主张倒蒋；鲍和维经斯基都对汪精卫抱有幻想；共产国际不赞成同蒋介石决裂等)。中共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同时又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
当然，陈独秀本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提出二次革命论，发表汪陈联合宣言等。
3、追溯历史，包括共产国际、八七会议、十一月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六大等，都是批评陈的“机会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讲“右倾投降主义”是抗战时期开始的。当时主要是为教育全党在新的国共合作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独立自主，接受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所以说得比较重，以后就一直沿袭下来。
实际上，无论是理论上(妥协退让)还是实践上(陈坐过国民党的牢)，陈都不存在“投降”的问题，所以，戴那顶帽子是不合适的。
六、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次“左”倾问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以八一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为标志，开始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一时期又称十年内战时期，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异常艰辛曲折的时期。在这时期，党开始了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发动了武装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粉碎了多次武装“围剿”，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领导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对三次“左”倾错误，从第一个“历史决议”起，都提得比较高。都有代表人物，都称冒险主义、路线错误，“文革”中都上升为“路线斗争”。
现在对这三次是采取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掌握分寸。第一次称：“左”倾盲动错误(既不提瞿秋白名，也不称主义)；
第二次称：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不称主义)；
第三次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或“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这是基于以下考虑：
1、这都是党在探索过程中的一些失误。
2、对党的早期革命家所犯错误不能讲得太重，他们中的有的人曾有过很大的功劳。比如瞿秋白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他对党的白区文化工作有重大贡献，他牺牲得十分英勇；李立三长期是工人运动的重要领袖，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3、具体情况要作具体的分析：第一次瞿秋白是在八七会议前后临危授命，当时党内的复仇心理、急躁情绪十分强烈，普遍认为“左”比右好。共产国际也认为革命形势仍然处于高潮。因此便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武装暴动，且以城市为中心，并制定了一些“左”的政策，如没收、烧杀等。但贯彻的时间并不长，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12月就开始纠正了。第二次是由于形势的一些变化使得头脑发热，以至形成“左”倾冒险。如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同盟总罢工等。由于当时实际工作是由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也由他系统提出，所以史称“立三路线”。第三次的危害最大。主要考虑：①王明六届四中全会后就到莫斯科去了，后来负总责的是博古、洛甫，盲动、冒险基本与他无关，但六届四中全会的夺权是他打头，王可以说是精神领袖；②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理论形态比较完备；③王明拒不承认错误。
七、关于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它表现在：解决了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极端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而且这些成果都是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的取得的。
1、遵义会议的转折是一个过程
从遵义开始，到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的村子—扎西，于2月5日到9日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即“扎西会议”，才完成了这一转折。
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只是取消了原来的“三人团”，决定由周恩来负总责，下最后的决心；决定了毛泽东进常委。
2月5日下午，周恩来与博古就遵义会议、毛泽东等话题，有过一次推诚置腹的长谈，说服了博古。
扎西会议上，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全党总责，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等。后于3月又成立了由毛、周、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实现了新的战略转移和战术改变，整编了部队等，由此开始从被动到主动。
2、任何看待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过去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或是说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实际上，确立是有一个过程的，遵义会议上并没有完成。遵义会议只是确定毛泽东重新进入军事领导岗位。之后又有过一些反复和斗争。比如张国焘另立中央；王明“钦差大臣”的不尊重等。
1937年8月洛川会议确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书记(后改为主席)。直到193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才真正形成了共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才真正确立。
再经过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机构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才最后完成组织上的确立。
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或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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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于根据地的肃反
肃反问题过去是禁区，许多人对此讳莫如深，但的确它又影响很大。随着思想的解放，禁区的突破，资料的解密，调查的深入，有关肃反的真相渐渐清楚。
肃反的一个主要的借口是反“AB团”。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仅成立了3个月就被摧垮了。
肃反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富田事变”(这是由毛泽东经手处理的)。富田是江西吉安境内的一个大村庄，是当时江西省委和省苏的所在地。1930年12月，总前委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带人到此，以抓AB团名义抓了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好几个负责人，第二天又带人到东固的红二十军抓人。遭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等人的反抗。因他们认定李是受毛泽东指使，故喊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富田事变”。
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总前委都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暴动”。红二十军自军长政委到副排长数百人在宁都的平头寨几乎全部被杀(仅2人幸免)。肃反高潮中，许多忠诚的党员干部惨死在自己人手中。
在中央苏区，著名的有季振同、黄仲岳等;
在鄂豫皖，著名的有曾中生、许继慎等；
在湘鄂西，著名的有段德昌、柳直荀等；
在湘赣，著名的有袁德生等。
据有人统计，各根据地肃反中被杀的近10万人。后都在权威著作中进行了非正式的平反。
对肃反问题的评价：
1、在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肃反是必要的。同时，这也受到苏联共产党内部肃反的影响。但由于政策的不完善，领导人严重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混淆了敌我，造成了极其痛心的损失。必须坚决平反。
2、在革命的进程中，这不是主流，不是全局性的问题，只是局部问题、枝节问题，不宜多讲，更不要渲染夸大。
九、关于西路军问题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一度准备向北发展，以打通往苏联的路线，并以红四方面军主力九、三十军为主，加上红五军共2.2万余人，渡过黄河向甘肃、宁夏一带发展进军。但在河西走廊遭到军阀二马(马步芳、马步青)部队的“追剿”，几乎全军覆灭。仅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带400余人经星星峡到了新疆。
过去对西路军问题几乎不谈，被说成是执行了张国焘的命令，是张国焘错误的恶果，因此也引起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的不满。
现在已认定是执行了中央的命令，是中央所决定的方针(有许多当时中央的电报为证)。
西路军指战员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值得纪念。
十、关于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问题
以七七事变为标志，进入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民族矛盾的上升，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时期也是我们党理论发展的时期，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经过延安整风，全党达到空前团结，并且空前壮大。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形成完整体系并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关于抗战时期的王明右倾错误，过去一直说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它的主要表现是抹煞统一战线中不同派别和政治集团的阶级差别，否认阶级矛盾，放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立场和领导权，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等。
现在的定位是“王明右倾错误”。其原因：
这不仅是对王明个人，还涉及到对长江局的评价。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在长江局中所做的工作，充分肯定。就是王明，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对王明的错误，过去讲得重了一些。
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回来后即与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国统区的工作。
王明在延安和武汉提出了许多右的、错误的观点和主张。主要是：⑴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了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他强调统一，强调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提出一切服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认为不应该强调谁领导谁，是共同领导等)⑵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强调正规军的作用；⑶组织上不尊重乃至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领导地位。但他毕竟地位有限，影响有限，危害有限。说“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是出于当时的政治考虑，“王明右倾错误”更符合实际。
十一、关于延安整风
1942年2月开始的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运动，在党的历史上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现在还有人攻击延安整风是“整人”，是给干部“洗脑”，是“歪曲和伪造历史”，是“权力斗争”等。
1942年5月,共产国际派遣彼·巴·弗拉基米洛夫来延安,作为共产国际驻延安的联络员兼苏联塔斯社记者,他工作直到1945年11月奉调回国。弗拉基米洛夫来延安后,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我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国共两党的有关情况和他本人在延安的主要活动。在日记中,弗拉基米洛夫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对中共中央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进行歪曲和否定。
开展延安整风的原因：
教条主义远未肃清，“左”倾和右倾的根源没有清算，需要从思想上加以解决；
党内仍然普遍存在迷信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情绪(共产国际的许多指示并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而苏联的政策主要只是考虑本国的利益)；
党员人数大量增加(从抗战爆发时的4万到1940达到80万)，大多数出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很容易受错误思想和作风影响，急需整顿与提高；
另外宗派主义比较严重；党八股盛行。
方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意义：是一次打破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彻底清算了“左”倾错误，分清了是非，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方向，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为“七大”召开作了重要准备，为夺取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
整风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伤害了一些同志，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但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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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关于两个战场问题
两个战场是指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过去主要是两种观点：一种是我们的传统观点认为，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是主战场，它牵制和杀伤了大量日伪军；而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节节败退、一溃千里”，“躲在峨眉山上，等待摘桃子”；另一种主要是国民党方面的观点，认为国民党战场是主战场，共产党在敌后是“游而不击，没打什么大仗”，“在宝塔山下，伺机夺权”。
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应该是：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抗日，两个战场在客观上互相配合，使抗战全面开展，长期坚持，最后胜利。
1、国共领导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客观存在，谁也否认不了。这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
2、这两个战场是两个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战略单位，构成抗战的统一体。两者在战斗、战役上的直接配合虽然不多，但在战略上的配合，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非常明显。缺了哪一个战场，都不能持久坚持。日军如果集中兵力，后果将不堪设想。
3、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在抗战的发展过程中有变化。
在抗战的第一阶段即防御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
正面战场上国民党是积极抗日的，抵御了大量日军，打了许多大仗，也打过一些胜仗，如上海保卫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和沂口战役、武汉保卫战等。由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路线，仗打得不好，节节败退，军队损失了80万，许多重要城市失守。不过，即使在退却的过程中也有抵抗，从而很大的消耗了日军的兵力、财力和物力。
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军队是乘隙进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同时，党积极推动全面抗战的路线(广泛发动群众，推动一些政治改革和民主措施的实现)。它牵制和分散了敌人兵力，袭击和扰乱了敌人后方(到1938年10月，敌后根据地歼灭了日伪军5.4万余人，牵制了40多万日伪军力量)。正是由于两个战场的配合，导致了相持阶段的早日到来。
在抗战的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1939年1月—1945年夏)：
正面战场上，在武汉周围，在广西、山西中条山地区和绥远等地，继续进行防御性作战，打了20多个大的战役，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战线，保卫了半壁江山。但这时蒋介石担心共产党力量增长，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掀起了3次反共高潮。军队的意志也衰退，战斗力削弱，政治经济危机也日趋严重。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标志着正面战场不再是主战场。
这一时期敌后战场则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华北、华中、华南等15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拥有党员120万，军队120多万；根据地面积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到1945年夏，共击毙日伪军124万人；1943年起开始局部反攻，1945年春夏开始大反攻，将日军逼迫居住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这一时期，敌后战场成为主战场，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中流砥柱。
这一时期日军对华战略和策略也作了一些调整，军事上以基本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保守战领区为主；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八路军、新四军；政治上对国民党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十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以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标志。这一时期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到1946年6月，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建国，实现国内的和平民主，作出了艰苦的努力。期间，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国共签定了“双十协定”；推动召开了政协会议等。
第二阶段从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开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只用一年时间便转入反攻；用3年多一点的时间便基本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新中国。
抗战胜利以后，是否存在“和平民主新阶段”?
可以说是“昙花未现”。
“和平民主新阶段”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客观形势需要而提出的一个策略口号，反映了战后初期党对形势的一种估计。当时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世界民主运动出现高潮，苏美英都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蒋介石马上发动内战有困难。
过去把这一提法作一罪名安在了刘少奇头上。实际上，“和平民主新阶段”是毛泽东提出的。
1960年9月10日，周恩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做毛选四卷出版报告时说：抗战胜利后，我们“分析有可能搞一个时期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估计是毛主席讲的，中央文件也讲得清清楚楚”；“中央估计是有可能也确有许多依据”。
1942年12月会议上，毛泽东说：那时我们确有拖他几个月的诚意，一是争取和平，和平能争取到更好，争取不到也争取了群众，这就是胜利。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回顾时说，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全国政权。
总而言之，中共中央也好，毛泽东、刘少奇等领袖也好，虽一度对时局和平发展的估计偏于乐观，但并未完全陷入对和平的幻想之中，更没有放弃人民手中的武器。是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对于如此复杂的社会历史活动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是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