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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珍:湖南地方党史的基本脉络及特色内容

2014-10-21 14:06:50  来源: 

  学习了解湖南地方党史,既要把握基本脉络、主要线索,也要掌握重要事件、特色内容。湖南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毛泽东亲手创建的,至今走过了94年的旅程,党在湖南领导人民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开辟革命道路、探索建设途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进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谱写了壮丽篇章。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党员人数由一大时的20余名发展到今天的384万。特别是涌现了以一代伟人毛泽东为代表的大批三湘杰出人物,为建党、建军、建国、强国创立了重要功勋。90多年的湖南地方党史内容太丰富,只能按照党史的历史分期分三大段简要作些介绍。

  一、艰苦卓绝、辉煌灿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党史(1920-194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党史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特别重要地位。湖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发源地,也是人民军队的揺篮。从1920年11月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到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的近30年间,湖南党组织领导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民主革命时期,湖南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上百万,英名在册的烈士15万,已查明的烈士20万,新中国成立前共有19位省委书记,其中10位省委书记(夏曦、郭亮、林蔚、彭公达、王一飞、贺昌、杨福涛、蒋长卿、徐少保、任作民)为革命牺牲。

  按照中共党史的历史分期,这一时期湖南党史分为五个阶段:1920年11月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建立至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为建党时期;1923年6月中共三大至1927年7月宁汉合流国共合作破裂,为大革命时期;1927年8月南昌起义至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8月抗战胜利至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为解放战争时期。

  在各个历史阶段,湖南发生了一系列影响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

  1、党的创建时期

  1920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党的一大后,毛泽东主持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全力领导工人运动,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光辉一页。

  成立新民学会。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进步青年在长沙岳麓山下成立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成为湖南五四运动时期革命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新民学会实施“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重,由蔡和森带头“向外发展”,毛泽东领衔“国内研究”,孕育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为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78名会员中,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37人,18个留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中有共产党员11人。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称新民学会“对中国的事情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广泛传播。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湖南学生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于28日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联机关刊《湘江评论》创刊,立即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一面旗帜;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并取得胜利;1920年8月,毛泽东、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月,毛泽东、彭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11月21日,在毛泽东等人帮助下,黄爱、庞人铨组织湖南劳工会。同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通过书信向湖南介绍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列宁建党学说。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湖南工人运动相结合,毛泽东等深入工厂调查,开展工人教育、平民教育,从政治上发动组织工人、市民,酝酿组织湖南自治运动。经过严酷政治现实的教育和革命实践的锻炼,湖南大批先进分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条件。

  中共湖南早期组织的创建。1920年春,李大钊、陈独秀开始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夏,为发动驱张运动,毛泽东到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建立了密切联系。回湘后,应陈独秀之约开始筹划在湖南建党。1920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陈子博、彭平之、刘少奇等入团。11月,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名,秘密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这是国内和海外8个中共早期组织之一。1921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代表湖南早期党组织,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10月10日,又称双十节,毛泽东主持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并任书记。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党培训干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被誉为湖南“革命策源地”);深入工矿调查研究,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先后建立了湘区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中共安源支部,以及中共长沙、衡阳支部,至1922年5月,有党员30余人,人数居全国第3位,按照中央规定,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简称湘区委),毛泽东任书记。1923年4月,毛泽东调党中央工作,李维汉接任书记。1925年10月称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党的五大后称湖南省委,夏曦任书记。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成立,使湖南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有了坚强领导核心。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湖南党组织是全党领导得力、组织严密、工作出色的地方组织,党的二大、三大上均受到总书记陈独秀的肯定和表扬。

  领导湘区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从湖南实际出发,全力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11月组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作为公开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机构。1922年9月起,粤汉铁路、安源路矿、长沙泥木、人力、织造、泥木、理发、笔业及水口山矿等工人罢工相继爆发,掀起了湘区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9月14日,由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发动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全胜的工人斗争,产生了全国性影响。11月,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毛泽东任总干事,郭亮任副总干事,领导了24个工团,4万会员。1923年春全国工运转入低潮后,湖南工人运动仍在向前发展,并与反帝反军阀斗争以及农民运动结合,显示出工运发展的新趋势。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2、大革命时期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积极贯彻中央决定,帮助国民党在湖南建立各级组织,动员民众支援北伐,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高潮。湖南党组织在大革命洪流中获得大发展,到1927年5月,全省党员达2万多人,党的组织发展到60个县,建立了31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或县委,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省区。

  实现湖南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年夏曦、刘少奇赴上海经林伯渠介绍参加国民党后,又受国民党中央派遣回湘筹组国民党地方组织。9月,毛泽东以中国国民党总部派赴湖南的筹备员身份,与夏曦筹组国民党湖南总支部。1924年8月,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成立。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共产党员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湘区共产党员100%,青年团员80%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基层组织发展中起了决定作用。1925年5月,正式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省党部。到1927年5月马日事变前,全省国民党党员发展到16万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在湖南的形成,为湖南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大革命的高涨创造了条件。从此,中共湖南区委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积极配合,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群众运动高潮。

  发动民众支援北伐。湖南是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北伐后的第一个战场,也是北伐的重要战场。从1926年5月以叶挺独立团为主体的北伐先遣队提前入湘,到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进军湖南,不到两个月时间,北伐军连战皆捷,先后攻占醴陵、长沙、平江、岳阳等城镇,将军阀势力驱逐出湖南。中共湖南区委动员工农群众和各界力量,采取各种方式,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支援北伐战争,为北伐的胜利进军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了湖南工农运动的高涨。

  形成全国农村大革命中心。1923年9月,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雷晋乾建立的岳北农工会,会员发展到10万人,成为全省最早的农会。1924年9月,参加过株洲转运局工人补习学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易春庭、汪先宗等,在家乡湘潭县东一区八叠乡(今株洲县曲尺乡)建立了全省最早的农村党史支部之一。1925年上半年,毛泽东回韶山从主办农民夜校入手,组织农民协会,建立了最早农村党支部之一,取得了领导农民运动的宝贵经验。1926年6月,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湖南学员30人,第五期湖南43人。1926年9月后,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开始兴起。12月1日,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同时召开。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应邀回湘出席大会并指导工作。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非难农民运动的谬论,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策略。在毛泽东的指导和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到1927年5月,全省农会会员达到600万人,居全国第一位,农民运动进入到开展土地革命、筹建基层民主自治政权等斗争的新阶段。

  毛泽东提出“上山”思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21日,长沙发生镇压革命的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前后,湖南各地先后发生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会、农协干部的惨案。两个月内,全省牺牲者2万余人,被捕者5000余人,被迫逃亡者1万余人。在大革命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了保存工农武装、坚持武装斗争的“上山”思想。6月下旬,奉命担任湖南省委书记,主持制定省委工作计划,对各地工农武装作出“上山”安排。7月底,受中央委托,起草了《湘南运动大纲》。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革命道路的萌芽,为中共中央及湖南省委制定秋收暴动计划作了积极准备,也为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作了理论铺垫。

  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建立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艰辛探索,作出了杰出贡献。留在白区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不畏险恶,坚持斗争,一批党的优秀干部英勇牺牲。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之一, 三支红军在湖南走过了艰难历程,写下了壮丽篇章。红军长征后,留在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为党保存了一批重要武装力量。

  秋收起义、文家市转兵和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1927年8月1日,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和彭公达奉命回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失利后,毛泽东果断决定停止执行攻打长沙计划,9月19日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将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在毛泽东率领下,起义部队沿湘赣边界山区向湘南进军,最后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共产党的旗号,首创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文家市转兵,率先从实践上突破了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模式,为党找到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途径。毛泽东在领导创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创造了许多第一:在酃县(炎陵县)水口第一次把支部建在连上;在茶陵第一次建立县级工农兵政府;在桂东沙田第一次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军规。

  湘南起义、桑植起义、平江起义和湖南边区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继秋收起义之后,湖南党组织又组织了三次大起义,对推动全国武装斗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产生了重大影响。1928年1月,朱德、陈毅和湘南特委领导湘南起义,波及湘南地区20余个县,参加群众上百万,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组建3个农军师和2个独立团,建立8个县苏维埃政府,后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建立工农红军第四军,开创了井冈山斗争的新局面。1928年4月,贺龙、周逸群和湘西北特委领导桑植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来改称红二军,开辟了湘鄂边根据地,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1928年7月,湘鄂赣特委书记滕代远和湘军独立第五师共产党员彭德怀、黄公略等领导发动了平江起义,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五军,逐步开辟了以平江、浏阳为中心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坚持斗争,湘东地区建立湘东特委、湘东苏维埃政府湘东独立师,逐步恢复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局面。1931年7月,在湘东、赣西地区革命斗争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创建了湘赣革命根据地。

  组建四个主力军团、红军攻打长沙和红一方面军成立。1930年6月,在赣西南、闽西地区活动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后称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组成红一军团,共2万余人,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在湘鄂赣地区活动的红五军、红八军组成红三军团,共1万余人,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总政委。7月27日,红三军团乘虚攻占省会长沙,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取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攻占唯一省城的胜利,对全国革命运动影响巨大。8月20日,红一军团为支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由赣西向湖南进军,在浏阳文家市全歼敌人一个整旅。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兼前委书记,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委。当时红一方面军辖2个军团8个军,近4万人。随即向长沙进军,执行中央关于再打长沙的命令。久攻不克之下,红军从长沙撤围, 9月13日,毛泽东在株洲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作出放弃攻打长沙,进击湘东、赣西广大地区的决策。株洲转兵,体现了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在军事行动上摆脱了冒险进攻大城市的“左”倾错误,为党和红军进一步发展革命形势、创建中央苏区开辟了道路。1930年7月,贺龙领导的红二军与洪湖地区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合,组建红二军团,正式形成了统一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10月以湘东红军独立师为基础组建的红八军,成为湘赣苏区的主力红军,为发展巩固苏区、支援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1933年6月改编为红十七师,与湘鄂赣地区红十六军改编的红十六师组成红六军团。1934年10月,任弼时等率领红六军团与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军团在湘西会合,发动武装攻势,成功开辟了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牵制敌人10多个师的兵力,红二、六军团发展到 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在长征途中组成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

  三支红军长征在湖南和通道转兵。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奉命西征,执行长征先遣任务,桂东寨前誓师,会合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军团,落脚湘西,开辟新区,策应和支援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长征入湘,8万大军从江西经广东进至湘南,连续突破敌人封锁线,血战湘江,保存了3万多红军,面对国民党军队布下的罗网,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12月12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实施通道转兵,从湘西南进入黔东南,有效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命运,为党和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1935年11月,任弼时、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从桑植誓师长征,挺进湘中,宣传抗日,由湘入黔,奔赴西北,最终实现全国红军大会师。工农红军三支部队长征经过湖南46个县、市的广大地区,宣传了革命思想,创造了英雄业绩。湖南人民不怕危险支援红军长征,付出了重大牺牲。

  4、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南的建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湘鄂赣、湘赣和湘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大批文化界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云集长沙,建立抗日团体、创办救亡刊物,推进湖南在抗战初期形成了抗日救亡的高潮。自1938年11月日军占领岳阳之后,在长达7年的中日军队拉锯战期间,湖南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抗敌御侮。中共湖南地方组织一方面在沦陷区领导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石公华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在国民党统治区同反共逆流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适时精简、整顿组织,撤退党员干部,保存了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迅处,恢复发展党的组织。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基础相当薄弱。1937年11月,任作民受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湖北省工委委派,回湘开展党的工作,于年底建立湖南特委,并任书记。12月下旬,中央派高文华等人到湖南工作。1938年1月16日,由高文华、任作民、郭光洲组成的省工委在长沙秘密建立。1938年7月,省工委改为省委。到10月,建立了长沙市委、南(县)华(容)安(乡)石(首)公(安)工委、常德中心县委、湘西工委等,全省共有17个县委、10个县工委、5个特区委、特支或总支,党员达3000多人。1937年12月9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徐特立,上校主任王凌波,抵达长沙,正式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通讯处对外是八路军的驻湘机构,重点做统一战线工作;对内则是共产党的工作机关,为恢复和发展湖南的党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从全面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这一段时间,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态度开明的国民党省主席张治中建立了比较融洽的合作关系,在湖南营造了团结抗战的政治环境,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特点是报刊杂志多、救亡团体多、参军参战踊跃和文化界抗日声势浩大。当时,仅在长沙市内,党组织直接掌握或影响的有《观察日报》、《抗战日报》等30多种报刊。抗日救亡团体以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影响最大,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直接领导的抗日团体仅长沙一地就有35个。一批著名文化人如吕振羽、田汉、茅盾、翦伯赞、黎澍、张天翼、蒋牧良等荟集长沙,著书立说,宣传抗日救亡。1938年9月湖南省委通过统战关系在武冈县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为抗战输送了大批急需的人才,被誉为“南方的抗大”。

  周恩来、叶剑英在湘指导团结抗战和湖南党组织转变斗争策略。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湖南成了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的重要地区。薛岳取代张治中主政湖南,加紧对湖南中共各级组织打压破坏,湖南团结抗战局面发生了逆转。从武汉撤退到长沙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中共长江局军事部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领导人,为坚持团结抗战做了大量工作,组织长沙大火救灾,举办同共合作的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1939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江惨案”,形势日趋恶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指示,贯彻执行“十六字”方针,分批撤退暴露了的党员干部去延安或新四军;对没有暴露的党员干部进行调整,以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党的工作由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状态。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撤往桂林。党的组织进行了精简,到1942年12月,省委改为省工委,由周里、张春林、刘鼎3人负责,全省只有党员600余人。

  八路军南下支队转战湖南。1944年6-8月日军大举进攻湖南,全省大部分地区沦陷后,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战略部署,王震、王首道率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南下支队挺进湖南,自1945年3月23日进军平江沙铺里至8月17日到达桂东,突破国民党军的重围,直入江西崇义、广东南雄。日本投降后,南下支队奉命北返,留下周里、张春林、刘亚球、谷子元等人开展地下斗争。南下支队在平江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湘阴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日伪顽军进行了数十次激烈战斗,有力地鼓舞了湖南人民抗日斗争,也为日后湖南党组织的恢复发展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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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解放战争时期

  抗战胜利后,中共湖南省工委积极开展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开辟第二条战线,大力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在解放战争顺利向前发展的形势下,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省工委积极开展争取国民党爱国将领程潜、陈明仁的统战工作,促成了湖南的和平解放。

  开辟第二条战线,开展农村武装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总方针和抗战胜利后湖南的政治经济形势,省工委确定的工作方针是:重新进入城市,到工人、学生中去建立工作基础,发动和领导城市民主运动;同时继续抓好农村工作,并在全省范围内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至1949年6月,全省建立了5个地工委,在26个县、71个区有党的组织,共有党员7000余名。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和各阶层群众,掀起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浪潮。在城市,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农村则开展了“反对征兵、征粮、征税”的“三抗”斗争。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出领导骨干分赴各地农村,酝酿和发动武装斗争。1949年5月初,省工委在长沙召开有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武装工作会议,决定加强武装斗争,成立“湖南人民解放总队”,对全省武装力量实行统一建制,统一领导。到8月,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武装发展到3万多人,省外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武装约4000多人。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在湖南的进军,解放了一些县城,为湖南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和湖南和平解放。1949年8月4日,在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和“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方针指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战略决战胜利的形势下,中共华中局、第四野战军和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湖南省工委多方积极争取,国民党爱国将领程潜、陈明仁审时度势,深明大义,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八项和平主张,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决裂,在长沙通电起义。8月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省会长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8月25日,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对程潜、陈明仁起义和湖南和平解放给予高度评价。湖南和平解放,创造了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的“长沙方式”,使湖南人民免遭一场战争浩劫,给予国民党反动政权以沉重打击,对于大西南的和平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新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衡宝战役和全省解放。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后,湖南省尚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地区尚未解放。1949年9月13日至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四、五兵团共54万人,在湖南的衡阳、宝庆(今邵阳)地区发起历时33天的衡宝战役,在湖南各级中共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游击武装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了湘南、湘西大片土地,控制了粤汉、湘桂铁路的湖南段,为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解放华南、西南诸省,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军事形势。至1950年10月绥宁县解放,湖南77个县市全部获得解放。

  二、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湖南党史(1949-1978)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这段历史怎么看,按照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说法:成绩伟大,问题不少,经验丰富,教训深刻,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从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29年间,召开了4次省党代会(1956年6月、1960年3月、1970年11月、1977年10月),历届省委及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建设新湖南,不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恢复发展了国民经济,开展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为湖南的长远发展和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艰辛的探索,曲折中进步,也留下了需要记取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将1949-1978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10月至1956年9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1956年9月至1966年5月,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为“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覆灭;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为在绯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我们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二卷先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分5个阶段设编,主要是将第一阶段分成“前三后四”两个阶段;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则采用三个阶段划分,没有把“文革”结束后两年单独分一个阶段,而是作为实现历史伟大转折的一部分内容。

  1、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七年

  1949—1956年的历史,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主要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评价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湖南省委和各级党组织致力于接管建政,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加强执政党建设,实施“一五”计划,完成三大改造,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社会主义的新湖南显现出勃勃生机。

  开展接管建政和民主政治建设。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53000名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的南方各省开展接管建政工作。随军南下到湖南的干部,主要来自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东北等老解放区和新近解放的北京、天津两市,约14500人。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简称南下省委)。4、5月间,在河南开封正式组建领导机关。8月11日,南下省委进入长沙市。8月20日,南下省委与坚持地下斗争的湖南省工委合并,成立新的中共湖南省委,黄克诚任书记(1952年9月,黄克诚调中央工作,由金明任书记。1953年11月,金明调中央工作,周小舟任省委书记)。针对湖南和平解放的特点,湖南省委对地方政权机构采取了逐步改组的和平接管方针,即与原军政当局认真协商与有步骤地接管。8月29日,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程潜任主任。9月1日,湖南省政府改称湖南临时省政府,陈明仁任主席。在萧劲光为主任的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对旧省政府的厅、处及高等法院、警察局、银行、邮电局、公路局等机构部门和官僚资本企业及湖南大学等单位进行了接管。1950年4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王首道任主席。由于采取了和平接管方针,避免了社会大动荡,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员伤亡以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8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成立,萧劲光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为推动民主政治建设,1950年10月15日,湖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代行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954年3月,具有历史意义的湖南第一次普选工作在全省9市86县15624个基层单位全面铺开。8月10日至14日,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长沙召开,开启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新历程。

  剿匪反霸镇反,支援抗美援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和湖南军区动员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野战部队,从1949年冬至1952年夏,用两年多时间,共消灭土匪武装20余万人,其中湘西土匪10余万人,彻底剿灭了危害湖南的匪患。省委在反霸、减租、退押、清查地方武装和对待地主富农、工商业等问题上,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有步骤地进行消灭封建势力与经济剥削的斗争,巩固了人民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保障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正常开展。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湖南省委联合湖南各民主党派及抗美援朝湖南分会,向全省人民和军队发出号召,要求用积极的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全省共有动员26万余人参军,筹措了大批军需物资支援前线作战。

  进行土地改革和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其他改革。1950年6月,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湖南省委和省政府制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湖南省实施细则》,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在全省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经过土地改革,地主阶级作为封建剥削阶级被消灭了,广大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恢复发展经济,实施“一五”计划。湖南和平解放后,湖南省委从实际出发,执行党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措施。采取“自上而下移交”的和平接管方式,接管了工矿、农林、水利、交通、贸易、金融、邮政等官僚资本企业200多家。同时,对官僚资本企业进行必要改造,把官僚资本所有制的经济变为人民民主国家的国营经济,为全省统一财政、平衡物价、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基础。随后,省委以解决湖南人民吃饭问题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调整工商业,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工业、交通运输业。经过三年艰苦奋斗,湖南国民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为新湖南的初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条件。1953年,按照党中央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湖南党组织和人民努力贯彻国家“一五”计划,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确定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安排了7个项目在湖南,全国694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建设项目中安排了38个在湖南。到1957年,湖南“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全省工业总产值达18.19亿元;株洲等新型工业城市崛起,湖南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完成三大改造,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至1956年,湖南省委领导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点、中心。1953年,湖南试办25个初级农业社,衡山县康菊英农业社成为全省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2月24日,湖南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湘阴县“洞庭围高级社”创办。至1956年10月实现全省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作法是:典型试办,以点带面,逐步推广,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对民族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政策,利用其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一面,为全省经济的恢复发挥作用,限制其消极的一面,打击投机资本;对私营工商业,主要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措施,对小商小贩,实行经销代销等办法,逐步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三大改造任务完成后,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成为经济主体,湖南省同全国一样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开展整党整风,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新中国建立后,历届湖南省委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大力加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通过整党整风、“三反”、“五反”运动等,为建设新湖南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解放初期,省委书记黄克诚要求各级干部“要成为全心全意为湖南人民服务的干部”。在省委大力倡导和模范带动下,广大干部走出办公室,下到农村,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赤脚光头、手拿锄头、生产带头,被群众称之为“三头干部”。1956年6月26日至7月6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湖南省第一届委员会,周小舟任省委第一书记。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夺取全省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初步的重要成果。湖南各级党组织积极贯彻党的八大精神,率领全省人民开始长达10年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湖南的探索与实践。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先后发动组织了反右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贯彻八字方针,进行大规模经济调整,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尽管在探索中发生了一些严重失误,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反右倾”斗争,使湖南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迟缓了建设步伐。但省委能够勇于承认并不断纠正自己的失误,在探索中前进,在调整中发展,取得了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大基础性成就。

  开展农田建设,大规模兴修水利。195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后,在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简称省人委)领导下,克服严重自然灾害和“左”倾错误影响,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57年至1960年,全省共兴建各种水利设施18万余处,平均每年4.5万余处。湖南现有大中型水库,三分之二是3年“大跃进”期间开工兴建的,包括9座大型水库、69座中型水库。其中1958年兴建了蓄水量在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7座,即黄材、官庄、王家厂、水府庙、黄石、酒埠江和双牌水库。兴建这些水库,占了20世纪全省所建大型水库的60%强,为水利的综合利用创造了条件,成为全省水利工程的骨干,为农业的稳步增长创造了重要条件,对湖南工农业生产发展具有长期的重要意义。进入60年代以后,湖南省委部署打好洞庭湖区商品粮重点县的电力排灌网歼灭战,重点是常德、益阳、岳阳三地区,涉及农田3000万亩。电力排灌网基本建成,对湖区的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周小舟湘西之行和初步纠“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及危害暴露后,从中央到地方逐步从“左”倾错误中清醒过来,开始认真进行调查研究。1959年4月29日至5月27日,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到湖南西部地区的15个县市进行将近一月的调查研究,了解了大量真实情况。5月12日,在慈利县给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并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应当进一步缩小生产单位,允许私人养猪和整顿食堂。5月28日,在长沙主持召开湖南省委常委会议,就供给制、公共食堂、人心思定、算账、住房等12个问题,向省委作了系统汇报。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村出现的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提出许多批评。周小舟湘西之行一“信”与一“汇报”,是湖南省委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形成的重要文献,对于推动省委纠“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周小舟等负责人的领导下,对农业、工业、交通、财贸、基建诸方面进一步采取调整措施,使日趋尖锐的紧张状态迅速得到缓解。

  克服严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及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湖南省委和省人委从1960年冬起,在组织全省人民进行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同时,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重点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主要包括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充实和加强农业战线;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工业内部关系;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调整商业和手工业体制,安排活跃市场;逐步进行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调整。经过连续5年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农业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工业及其它行业有所收缩和提高,整个工业的总体规模和结构趋于合理,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趋好,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毛泽东、刘少奇回湘调查研究。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1961年应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之后,和刘少奇带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先后在湖南开展调查研究,指导农村工作。1961年3月,毛泽东派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率中央调查组到韶山蹲点调查,并亲自到长沙,听取调查工作汇报,指导调查组向农民征询对“农业六十条”的意见,帮助湖南省委解决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刘少奇于1961年4月至5月在宁乡、长沙农村进行了44天蹲点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解决当时农村政策调整中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两位领导人在湖南的调查研究活动,以及他们就农村、工业、手工业、商业、山林及家庭小自由等问题所作的重要指示,对于纠正“左”的错误、推动湖南各项工作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湖南省委领导迅速端正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纷纷下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有力促进了中央“八字方针”、“农业六十条”的贯彻落实和湖南形势的逐步好转。

  试行农业生产责任制。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战胜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湖南省委在调查研究、汲取教训的基础上,重视各地农民创造的新经验,尝试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包工、包成本、奖励超产)等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发展农业生产。1961年8月,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推广、改进、提高和逐步完善“三包一奖”责任制度,把推广产量责任制作为农村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使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全省各地试行起来。浏阳和黔阳等地干部群众创造了被称为“霞光道路”、“先锋经验”和“秀建道路”的典型经验,深受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并得到中央农村部部长邓子恢的肯定。省委在产量责任制问题上进行的可贵探索,开创了农村工作新局面,并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积累了经验。

  这一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全省掀起学习雷锋等英模人物和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进行了文艺工作的改革尝试,取得一些成果。但是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中出现了严重失误。

  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两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历时10年。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期间,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育等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各条战线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各级领导干部普遍遭受冲击和斗争,湖南省委及各级党政群机关陷于瘫痪状态。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后,省内造反派夺取了各级党政大权。通过“三支两军”,各级革委会在1968年普遍建立,替代党的组织和行政机构,领导开展 “斗、批、改”。在整党建党基础上,湖南省委及各级党组织逐步得到恢复。1971年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后,湖南省委按照中央部署,相继领导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整风和批极“左”,采取部分纠“左”措施,推动全省国民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发展。特别是1975年的全面整顿,努力促进国民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恢复及发展。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党内外许多干部群众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至1976年10月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反面经验。

  研制推广杂交水稻。湖南是全国主要商品粮产区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袁隆平为代表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育成和推广的籼型杂交水稻,成为当代重大科学技术成果之一。1964年,袁隆平在国内首次提出通过培育三系(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的设想,并着手进行研究。经过3年艰苦努力,培育出一批“野败”型不育系和保持系,使杂交水稻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为加快杂交水稻研究,省革委会成立研究领导小组和由省农科院、安江农校、湖南师范学院生物系、贺家山原种场等单位组成的协作组,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展科学实验。1973年成功实现三系配套,水稻生产实现了最重大一次变革。1975年起,在党中央支持下,省委、省政府成立了以毛致用为组长的杂交水稻推广领导小组,确定“一年试种,两年大面积推广”的部署。全省组织1万多人到海南、广西借田繁殖制种。1976年全省杂交稻种植126万亩,平均产量613斤,比常规稻增产近30%。此后,杂交水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并且走向世界。杂交水稻的研制推广,为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难题、保障国家乃至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开展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中期至70年代中期国家集中力量在西南、西北地区开展的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重心的一次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国民经济建设布局进行的重大调整。湖南西部包括湘西自治州、怀化市、邵阳市、娄底市、张家界市、常德市、益阳市在内的43个县市区被列为西南大三线建设的范围,约占全省总面积的50%。同时,省里还确定了小三线建设10个重点县。从1965年起10余年间,中央和地方调集大批力量,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基本建设,建起了航空、航天、电子、兵器、核工业等40多个军工和电力、煤炭、钢铁、机械、化纤等近30个民用大中型骨干企业,修通了贯穿全省的交通大动脉——湘黔铁路和枝柳铁路,使湖南成为国防工业生产能力较强、品种门类较多的一个省份和国防军工基地之一,增强了湖南工业的整体实力,改变了湖南工业布局,对发展湖南基础骨干企业和地方小型企业,开发山区资源,振兴西部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片面强调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许多作法违背了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深刻的教训。

  “农业学大寨”。“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南农业生产连续13年获得丰收,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个重要因素。1964年2月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湖南广泛持久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1966年5月,全国农业战线大寨式典型展览到长沙展出,湖南宣传自己的先进典型——岳阳县毛田区。1968年冬到1969年初,全省组织4万多干部到昔阳和大寨学习,先后树立了一批批先进典型,县一级有新田、安乡等,公社一级有常德县蔡家岗公社。1969年11月,毛泽东视察湖南时,高兴地对黎原、华国锋等省革委会负责人说: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路子走对了,各地搞自己的大寨!1974年9月,湖南省委正式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对运动作了进一步推动。1976年1月,省委在长沙举行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表彰1046个先进集体和李光庆、唐纯银、毕承松等390名先进个人,以及茶陵、桃源、安乡、新田、华容、攸县、邵东、衡东、溆浦等22个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和君山、钱粮湖两个国营农场。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实行科学种田、改变干部作风和促进粮食增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政治上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劳动管理和分配上搞平均主义,生产关系上搞“穷过渡”的大队核算、人民公社核算,工作指导上违背客观规律,生产指挥上搞形式主义、一刀切,扼制农村商品经济,对农业生产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阻碍。

  毛泽东、周恩来长沙决策。1974年1月开始的“批林批孔”再次引起全国大动乱。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攻击周恩来等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权力,引起毛泽东的警觉。1974年12月23日,主持第四届全国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抱病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及国务院人事安排情况。12月24日、25日和27日,毛泽东连续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严厉地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四人帮”的概念,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帮派组织的定性和批评。12月2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促膝长谈至凌晨。谈话内容,一方面是关于理论问题、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则是关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关于领导体制、人事安排等问题。两人就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及组成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班子等,达成一致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在长沙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后来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关键,对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推广株洲“田心经验”。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申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提出要全面整顿经济工作。5月初,铁道部部长万里来到株洲田心机车厂领导整顿,使该厂派性和“软、懒、散”问题严重的状况得到扭转,生产形势和职工面貌大为改观,被称为“田心经验”。7月21日,《人民日报》作了“学理论、抓路线、顾大局、讲团结——株洲田心机车厂面貌一新”的报道。省委以此为契机,对厂矿企业、各地市领导班子、省级领导机关全面进行整顿。通过几个月的整顿,全省形势逐步好转,生产建设有了较大幅度回升,出现了全面复苏的局面。1975年11月,中央部署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面整顿虽然被迫停止,但通过全面整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辨别能力得到提高,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危害有了深刻体会,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日益强烈,从而在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为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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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1976年10月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创造了前提。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是一个过渡性阶段,一方面没有完全摆脱“左”的影响,政治思想方面没有实现根本的转变;另一方面通过揭批“四人帮”、进行初步的拔乱反正,开展经济社会事业建设,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为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积蓄了能量,奠定了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湖南省委领导全省人民对“四人帮”的路线及其罪行进行了深入揭露批判。1977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湖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中共湖南省第四届委员会,毛致用为省委第一书记。11月起,结合开展“一批两打三整顿”斗争,省委领导全省各级党组织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并在实践中贯彻落实。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唯生产力论”,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发展经济;推翻“两个估计”,匡正教育指导思想,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12月17日至19日,湖南省举行高等院校新生入学考试,当年湖南报考人数63万,录取新生23750名);开展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拨乱反正,恢复演出得到毛泽东肯定的湘剧《园丁之歌》和陶铸等中央领导人肯定的花鼓戏《补锅》、《打铜锣》等优秀戏剧电影,出版作家莫应丰的《将军吟》和古华的《芙蓉镇》,这两部小说后来同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调整经济政策,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工农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废止了一些“左”的和过时的政策,率先开展为农民减负工作,创造了典型经验。1978年6月23日,中央转发湘乡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湘乡经验一定要落实》、《落实湘乡经验要上下一齐动》3篇社论,充分肯定湘乡的经验,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湖南省委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各地积极响应,湘潭、岳阳、常德等地区取消一批收费项目,受到农民欢迎。同时,鼓励各地逐步放开集市贸易。邵东县在上面还没有公开为集贸市场正名的情况下,根据当地的传统和群众的愿望,部分开放县城和几个地方的市场,对搞活经济起到明显的作用。1978年5月,人民日报记者到邵东调查,写出《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邵东集市贸易调查》,肯定集市贸易的积极作用。

  也应看到,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的纠正,从中央到省委继续沿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加上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是华国锋工作多年的地方,受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影响更大,湖南政治思想方面徘徊的时间也相对长一些。结束徘徊局面,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成为湖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的急切期盼。

  三、开拓创新、富民强省――改革开放新时期湖南党史(1978――现在)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是一段正在进行着的历史,也是精彩纷呈、成就辉煌的历史。随着党史工作的不断推进,这一时期党史已成为党史研究的重中之重。

  关于新时期党史的分期,一直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以什么为原则标准来划分,由于这一时期的党史多头并进,具有明显的连续性,进行分期的难度较大。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专家意见,将新时期党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8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前,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至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前,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之前,为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到现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加上一个过渡阶段,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作为改革开放的序幕。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时期历史阶段的划分可能还会有变化,就是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单独划分一个阶段。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省共召开了第五至十次省党代会(1985年6月、1990年10月、1995年10月、2001年11月、2006年11月、2011年11月),历届湖南省委高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围绕富民强省和全面小康建设,一步步确立、实施阶段性发展战略,团结带领湖湘儿女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不断推进全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奋力谱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湖南篇章。

  1、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湖南省委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省各族人民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清理“左”的思想,全面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整国民经济,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从僵化半僵化到开始改革。

  解放思想,全面清“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省委联系湖南实际,于1979年1月决定在全省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全省上下迅速掀起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热潮。通过补课,推动了干部群众的思想大解放。1980年12月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到湖南视察工作,1981年1月底2月初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湖南工作座谈会,推动湖南省委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开始全面清理多年来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1981年3月,湖南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检查了“左”的错误在湖南的表现和危害,特别是检查了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和前两年湖南经济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强调今后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经过全面清理“左”的错误,湖南工作逐渐走向积极主动,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

  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始从根本上清理和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全面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湖南根据中央的部署,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从1979年3月起逐步展开,投入这项工作的干部2万余人。经过各级党委和落实政策人员的努力,至1982年初,全省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1964年以后的“四清”,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的绝大部分得到了平反纠正。与此同时,省委还按照中央的部署,认真抓了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包括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起义、投诚、地方武装人员政策,地下党、原工商业者、民族、宗教等政策。到1989年,全省落实政策的工作基本完成,共为60多万人落实政策。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广大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湖南各地农村自发地突破限制,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1981年10月,湖南省委在华容、沅江两县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全省农村工作重点是完善、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使全省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发展起来。至年底,全省有95%的生产队实行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1月,党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了包干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82年底,湖南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趋向稳定和完善。与此同时,林业、牧业、渔业、副业等多种经营的责任制也相继建立健全起来,废除了1958年建立起来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合一,建立乡政府。从1985年起,开始了以发展商品生产为中心的农村第二步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广大农民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称这是“自土地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生产大解放”。

  恢复人大政协,建设民主政治。“文化大革命”中,湖南民主政治遭受严重破坏,人大、政协虚置13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湖南省委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齐心协力进行经济建设,恢复并逐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1977年11月,经中央批准,湖南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作为特例召开。1979年7 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地方组织法规定:省人大每届任期 5 年,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湖南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此恢复并不断完善,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作用得到不断发挥。1977年11月,政协湖南省四届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中断了13 年之久的人民政协恢复了工作。1980年2月至1985年6月,全省范围内7个民主党派、工商联都召开了代表大会,有了省级组织,并恢复活动。

  2、从党的十二大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前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纲领。在十二大精神指引下,湖南省委认真贯彻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进全面改革开放,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全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均取得历史性的巨大成就。

  全面整党,加强党的建设。198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从1983年起用三年时间对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1983年12月,湖南省委成立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开始分期分批进行整党工作。全省第一期开展整党的包括6个省级领导班子和101个省直部委办厅局,共10500多名党员。1984年12月,湖南省委部署第二期整党工作,分两批进行。到1986年6月底,相继完成了地、县两级及企事业单位和区、乡(镇)及其所属企业、城市街道的整党工作,8月中旬,全省村级整党全面铺开。1987年1月,省委在全省党员中进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经过全面整党,全省党员在思想上更加统一。

  开展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按照中央的决定精神,省委根据湖南实际情况,开展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鼓励个体、集体经济发展;改革流通体制,活跃城乡市场;进行物价、计划体制、财税体制、金融管理体制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积极引进外资,扩大开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所有制到经济运行机制的全方位多领域纵深发展,真正触及了逐渐变得僵化的计划经济主体部分,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湖南的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

  大力发展个体、集体经济。“文化大革命”中,湖南个体经济几乎绝迹。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后,省委和省政府为解决就业问题和促进多种经济成分的增长,提出大力提倡发展个体经济,兴办集体企业,确定在全省适当发展个体工商业,重点发展服务性行业。1983年以后,个体工商业进入大发展时期,并与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城乡集体经济结合起来。至1988年,全省个体工商户80.4万户,从业人数达118万人。乡镇企业是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抓手,也是安置和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实体。1984年7月31日,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立足改革,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决定》。至1989年,全省乡镇企业总数发展到106.7万个,从业人员419.9万,总产值226.2亿元。发展最快最好的是长沙县、醴陵市和邵东县,涌现了临澧县太平村农工商业开发公司、长沙县果园农用汽车厂等一批著名乡镇企业。

  对外开放迈出重要步伐。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省委在郴州、零陵、衡阳3地市设立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作为全省的改革开放试验区。1988年10月,设立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1991年3月成为首批国家级开发区。在此前后,还相继设立了怀化山区开放开发试验区、株洲高新技术开发区等。1990年12月,省第六次党代会上,省委提出了湖南对外开放开发的第一个总方针,即“以引进促改造、以外经促外贸、以开放促开发”的“三促”方针。1991年,中国湖南汨罗江国际龙舟节、中国湖南国际烟花节和中国湖南国际森林保护节分别在岳阳、长沙、大庸市举办,长沙、深圳、荷兰阿姆斯特丹分别举行经贸洽谈会。“三节三会”获得巨大成功,活动期间,全省共接待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名客商和旅游者,洽谈成交进出口贸易总额2.37亿美元,签订利用外资合同金额2.4亿多美元,还与全国各地客商成交贸易额11.8亿元。

  3、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党的十六大召开前

  以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0月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湖南全省各级党组织紧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全面推进各项改革。抓住国有企业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努力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法制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向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断迈进。按照省委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株洲市关于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三项制度改革的经验;推广娄底地区关于国有商业实行经营范围、价格、用工、分配“四放开”的经验,以及工业企业实行生产经营、产品定价、内部分配、劳动人事、技术改造“五自主”的经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源建设。改革外经贸体制,扩大招商引资,积极推动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经过多年实践,基本上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大开放格局。2001年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大力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化,促进农业大省向经济强省转变。此后,湖南加大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力度,大力推进工业化。随着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到21世纪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湖南基本确立。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1994年5月,省委、省政府印发了《湖南省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按照政企职责分工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积极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根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和人民群众,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省委按照中央部署,研究制定了全省党员干部学习邓小平理论有关规划,组织领导全省党员干部深入持久地开展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系列活动。1993年至2000年,全省组织党员干部掀起7次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热潮。2000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当年12月起,省委根据中央指示,部署在全省县直机关和乡镇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活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后,按照中央部署,全省掀起了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全省党的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理论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4年湖南省委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抓两头,促中间”。基础好的大中型企业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础差的企业分别实行租赁、转让、出售、破产;其它企业则全面落实经营自主权,转换经营机制,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通过实施“抓大放小”方针,确立了“调高、调优、调大”和扶优扶强的发展思路,组建了一批企业集团,华菱钢铁集团、长沙卷烟厂、常德卷烟厂、株洲冶炼集团、曙光电子集团、长丰集团进入中国企业500强。采取股份制改造、联合兼并、资产重组、产权整体转让等形式,进一步搞好搞活国有企业。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全省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按照《公司法》要求,引导改制企业真正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大幅度提升企业效益。至2002年,全省241户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全部进行了公司制改革。

  加强能源、电力、交通建设,缓解瓶颈制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省委、省政府强调全省要突出“兴工、强农、治水、修路、办电”等经济建设重点,把发展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现代通信等基础设施作为重点建设项目,纳入“优先发展”战略,紧紧抓住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有利时机,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握紧拳头保重点”的方针,相继建成一批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点项目、重点工程,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缓解“瓶颈”制约,为全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夯实了基础。水利建设以洞庭湖综合治理为重点,实行山、河、湖、库通盘考虑,系统整治,投入资金240亿元,完成各类水利工程183项。洞庭湖通过一期、二期治理,面积扩大1/5。新建扩建石门、湘潭、益阳等大中型骨干火电厂和五强溪、江垭、凌津渡、湘江大源渡等水电站,电源建设实现了向大机组、大电厂转变,水力发电向大容量快速发展,火力发电向高参数、大机组迈进;电网建设实现向高电压、大电网的飞跃,到2002年,全省电力总装机容量达1109万千瓦,主电网220千伏以上线路总长达8000公里,变电站总容量达1.6万兆伏安。以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为重点,初步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航空及水运立体交通网络,实现了交通事业的新跨越。

  实施“科教兴湘”战略,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1990年10月,中共湖南省第六次党代会首次提出“科技兴湘”战略,强调“科技兴湘,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把发展科技和教育放在首位”。1991年10月,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科技兴湘的决定》,规划科技兴湘的基本构想和主要目标,并设置科技兴湘奖,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等获得首届科技兴湘奖。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把“科教兴国”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实施“科教兴湘”战略,出台了一系列科教兴湘新举措,设立了湖南省最高综合性科技奖——“周光召科技奖”。2001年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坚持科教兴湘、推进科技创新”的发展战略,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芙蓉学者计划”,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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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从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召开前

  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全党的奋斗目标。从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的10年间,全省各级党组织切实加强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带领全省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先后实施“三化”、“一化三基”、“四化两型”发展战略,开创了富民强省、科学发展新局面。

  党的十六大后,湖南省委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发展要素市场,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深化财税、金融、投资、价格体制改革,强化经济调控手段;加快推进以建立现代市场体系为目标的要素市场改革,进一步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构建和发展优势产业集群,大力引进战略投资者,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民营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集中财力物力举办开发区;积极融入“泛珠三角”及“长三角”经济圈;发展农业产业化,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推进就业和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到“十五”末期,全省综合实力大幅提升,经济总量显著增加,质量和效益上了新水平,积极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湖南实际的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路子,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整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2006年11月召开的省九次党代会,作出大力实施新型工业化带动战略的科学决策,提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努力构建和谐湖南、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要举措。在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带领下,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围绕加快富民强省、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坚持不懈地推进“一化三基”、加快“两个转变”、实施“三个强省”、坚守“四条底线”,建设“两型社会”。三湘大地呈现出科学跨越发展的大好势头。

  确立全面建设小康湖南战略目标。根据中共十六大提出的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打造“经济湖南”、“开放湖南”、“文明湖南”的战略举措。2002年12月,省委八届三次全会提出《湖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草案》,确定总体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前翻两番; 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经济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湖南即时进行了修正调整。经过数年努力,湖南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并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湖南“十二五”规划强调高举科学发展旗帜,坚持走“四化两型”的路子,全力推进创新型湖南、数字湖南、绿色湖南和法治湖南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的基础。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2006年,国务院作出《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中部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湖南充分利用这一战略机遇,加强与中部各省在产业发展、金融创新、市场开拓、基础设施对接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更好地发挥中部综合优势,形成整体合力,增强综合竞争力,并加强与粤港澳地区的交流合作,推动湖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2008年以来,湖南省委坚决落实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工作,争取在经济波动调整期实现“科学跨越、后发赶超”。2010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5890亿元,工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到56.1%。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努力实现共生发展、共生崛起。

  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湖南文化现象”。1989年,湖南作出“发展文化经济,建设文化大省”的决策。2001年围绕“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制定了《湖南文化产业2001—2010年发展规划》,形成“一区三带、四轮驱动、两翼齐飞”的文化产业布局。2006年省第九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将文化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支柱产业,把湖南建设成为文化强省的奋斗目标,推动文化强省战略全面实施。近年来,湖南以“发展文化经济,建设经济文化”的思路谋篇布局,以文化强省战略引领前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湖湘文化产业发展之路”。电视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演艺湘军蜚声业界,中南传媒等4家文化企业成功上市,湖南文化企业占GDP比重超过5%,形成了壮观的“湖南文化现象”。《2013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显示,湖南进入全国文化产业发展“新十强”,位列第八。

  推进依法治省,制定实施中国第一个地方性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于2008年4月出台、10月1日正式实施,宣示湖南省各级政府朝着有限、服务、高效、透明、责任的法治型政府迈开了实质性步伐。《规定》以公民享有更多程序权利、政府承当更多程序义务为立法思路,对各类政府行政行为的程序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规范,从而更好地做到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民主行政。《规定》颁布后,湖南大力推进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升,坚持“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公开、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基本形成,为实施“四化两型”战略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推进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决策加快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2006年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发挥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增长极作用,全面启动长株潭“3+5”城市群建设。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湖南获得了绿色崛起的“国家动力”。6年来,湖南按照国家批复的试验区改革总体方案和城市群区域规划,扎实推进试验区各项改革建设,第一阶段改革任务圆满完成,第二阶段改革任务顺利推进,率先在全国出台两型社会建设的标准、考评、监管、法规和示范创建体系,交通同网、能源同体、信息同享、生态同建、环境同治取得重大进展。湖南“先行先试”取得的经验,被国家发改委誉为两型社会建设的“湖南模式”。

  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2010年8月召开的湖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出《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四化两型”(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战略概念。2011年1月,省第十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现“十二五”时期发展目标,关键在于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全省上下以科学发展、富民强省为主题,朝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的新目标和创新型湖南、数字湖南、绿色湖南、法治湖南的新愿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走优化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人本发展之路,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

  5、党的十八大以来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科学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基本经验,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徐守盛为书记的第十届湖南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力量、攻坚克难,采取一系列有力举措,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好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努力促进“三量齐升”(经济总量、运行质量和人均均量),坚守“四条底线”,坚持“五个发展”,以长株潭城市群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大湘南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大湘西武陵山片区国家扶贫攻坚示范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等四大区域板块撬动发展全局,充分发挥“一带一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战略)区位优势,浓墨重彩书写着中国梦的湖南篇章。

  总之,改革开放36年,湖南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湖南特点的科学发展之路。长株潭、湘南、大湘西、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均进入国家“笼子”,湘鄂赣皖“长江中游城市群”呼之欲出,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和空间。“长株潭自主创新现象”引来全国乃至世界的瞩目,炭/炭复合材料、超级杂交水稻、“天河”超级计算机、中低速磁悬浮列车等一批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让“湖南制造”开始向“湖南创造”嬗变。湖南成为投资热土,在湘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125家,与71家央企对接项目294个。通过发展,催生出三一、中联、中国南车等一批优势本土企业成功实现跨国经营。湖南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大为增强,201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45万亿元,增长10.1%。人民生活得到历史性改善,至2013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23414元、8372元。

  学习湖南地方党史主要参考资料书:

  1、2008、2009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一卷(1920-1949)、第二卷(1949-1978);

  2、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湖南简史》(1920-2010);

  3、2013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大事记》(1919.5-2012.11) ;

  4、2008-2012年围绕改革开放30年、建国60周、建党90周年先后组织编写出版的《抉择与巨变――湖南改革开放30年》、《走向富民强省——新湖南60年画卷》、《主政湖南:1949――2009》、《中国共产党在湖南九十年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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