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李达

　　李达，1920年8月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建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后代理书记，1921年7月参与筹备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第一届中央局委员、中央局宣传主任。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宣传家和教育家。

　　1919年7月，留学日本的李达在寄回国内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建党问题。他得知五四运动领袖陈独秀被捕，立即赶写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热情赞扬陈独秀“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强烈谴责段祺瑞政府，坚定地表示要用革命的“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同时，毛泽东也在刚创刊的《湘江评论》上撰写刊登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表示支持“人民有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凡思想是没有畛域的”，北洋当局“若说硬要兴一文字狱，与举世披靡的近代思潮拼一死战，吾恐政府也没有这么大胆子”。毛泽东还热烈地欢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的主张和遭遇，把两个湖南人联系在一起。

　　1920年8月，李达应陈独秀之邀，从日本回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组织，创办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与编辑《新青年》。他们建立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推举陈独秀为书记，拟定党纲主张“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并致函约请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创始人。半年后，李达代理陈独秀的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的地位日益趋重。

　　《共产党》月刊是上海共产党组织出版的秘密理论刊物，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际创刊，发行5000份，编辑出版7期。主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革命方向，批判无政府主义主张，重点宣传有关共产党的知识，大量介绍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材料，介绍俄国共产党经验和列宁建党学说，并译载过列宁的重要著作。《共产党》月刊在提高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方面，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一期《短言》明确指出：中国的“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这个《短言》第一次打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基本纲领。

　　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陈独秀、李达写信委托毛泽东在湖南组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寄来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毛泽东对《共产党》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十分喜爱，秘密散发，把它送给青年朋友阅读，在志同道合者中间推荐、传播。11月下旬，陈独秀给毛泽东写信，答应来长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毛泽东把这个消息告诉早期青年团团员、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叮嘱他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和《共产党》月刊准备好，以备开成立会时用。张文亮在1920年12月27日还写下日记：“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毛泽东并给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写信说，《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毛泽东还把《共产党》月刊刊载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荐给湖南《大公报》发表，在湖南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毛泽东来说，身在湖南之地，“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共产党》这份党刊是他们在湖南学习共产党的知识、开展共产党的创建的启蒙读物和工作指南。确实，在陈独秀、李达的函约和指导下，毛泽东、何叔衡随即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1920年11月，接受中共上海发起组陈独秀、李达的委托，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

　　李达在《一九二○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回忆中写道：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些工作的开展，都是通过党的组织。第三国际东方局要我们派一批青年到莫斯科学习，我们就是经过党的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四个地方，选派了一、二十个青年送去的。罗觉、任弼时都是这一次去的。他们这批学生，有留俄一年的，有两年的，有的在那里加入了党，这就使得我们的党添了一批蓬蓬勃勃有朝气的生力军”。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员在湖南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建党理论研讨的同时，开始实际从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工作。1920年10月，毛泽东开始发展陈子博、彭平之、刘少奇、柳直荀、张文亮等一批先进青年为团员。次年1月13日召开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毛泽东任书记。1974年在长沙九所，毛泽东回顾湖南建党历史时曾说：“我在湖南先建立青年团组织，接着建立党组织，1921年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从1921年2月到党的一大召开前夕，李达一直主持中共上海发起组工作，代理书记职务，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列宁建党学说、促进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做了大量工作。他集建党筹备工作中的宣传、组织、联络等重要事务于一身，负责同各地共产党组织联络，还要同陈独秀函商党的筹建事宜。到1921年6月，除上海以外，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都已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东京中国留学生和旅欧中国学生中也有党的发起活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还成立了工会组织，开展了初步的工人运动。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参与中国共产党筹建。马林同李达接触，了解中国共产党发起筹建情况，建议李达早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于是，根据共产国际代表建议，李达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达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党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来上海开会。李达给长沙共产党组织的信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正式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李达参加起草文件，负责处理会务。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作为党中央领导机构，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李达作为大会筹备人和组织者，为中共一大的胜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贡献了力量。他被选为第一届中共中央局委员、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求索播火，执着可钦。建党运筹，宏论言陈”。

　　毛泽东和长沙小组的建党活动，受到代表们的重视。毛泽东除担任会议记录工作以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毛泽东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同志们见了他这种神气，总说是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据李达回忆：一大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当时党的工作很注重马列主义的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长沙小组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从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看，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后来，李达曾说：“党的一大的最大功绩是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出席参加，这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光荣。”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等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并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有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共一大以后，李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主任，毛泽东则回湖南从事革命活动，创建了中共湖南支部。李达十分关注湖南党组织的工作，曾说：“我看湖南支部做得好!我初见润之就觉得他言出有理。他现在在湖南有言有为，好!”

　　1922年7月，李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辞去宣传主任职务。随后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到长沙一起筹办湖南自修大学，与毛泽东一起研讨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毛泽东的邀请下，盛情难却，李达出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和校刊《新时代》的主编。李达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同住在长沙清水塘，共同担负起培养党的干部、研讨马列主义的任务。毛泽东对李达来学校任教十分重视，亲自陪李达与学员们见面，介绍说：“李达曾任党中央宣传主任，马列主义水平高，特请他来帮助大家学习马列主义。”李达主持和执教湖南自修大学时，对于加强自修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教育和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宣传马列主义，研讨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和李达共同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李达负责主编，在刊物上他们发表了重要的理论研究文章。毛泽东、李达等人通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给学员讲课辅导，给《新时代》撰写理论、政治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革命、社会改革、阶级斗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培养了湖南一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工作能力的党团早期骨干和青年积极分子。《新时代》创刊号的首篇文章，是毛泽东的力作《外力、军阀与革命》。这是毛泽东在党的二大以后公开发表的重要政治论文，文中集中阐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的道理，使广大读者和学员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国民革命问题的教育。

　　1922年底以后，李达因为与陈独秀政见不合，不满意其家长制领导作风而脱党，但是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仍然接受党的任务，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从事理论宣传和高等教育工作。李达系统阐述唯物史观，更敏锐地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明确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重视中国国情。1923年，李达写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鲜明地指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可以利用政治权力把私有制资本主义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来决定自己的政策。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问题上，应当根据中国国情走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共产党的道路。1930年代有学者指出:“中国研究马克思及辩证唯物论,要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最早,最有贡献。至于今日,一死,一囚；所以只有李达了。在今日介绍成绩最佳,影响最大,当然是李氏。”当毛泽东在延安收到李达寄来的《社会学大纲》时,极为兴奋,在陕北窑洞的煤油灯光下看了十遍,写下上万字的批注，并赞曰：“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号召全党高级干部都来读这本书，甚至说,“谁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湖南零陵就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夏远生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