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湖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华民族革命史上的一块丰碑，是人类历史上一部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湖南在整个长征中占有突出地位。红六军团先遣西征和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初期长征，以及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开始长征，都在湖南走过了艰难历程，写下了壮丽篇章。3支红军队伍长征经过湖南9个市州46个县、市、区，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斩关夺隘，浴血麈战，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冲破敌人设置的多道封锁线，实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通道转兵，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准备了条件。红军长征在湖南，广泛地宣传了革命思想，撒播了革命火种，创造了英雄业绩。长征是一曲军民同心奋战的凯歌。湖南人民不怕危险，克服困难，踊跃支援红军，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一、先遣建奇功――红六军团西征到湘西
在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之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两支部队离开根据地出征：一支是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东经福建到浙赣皖边，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向西 “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都是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前奏。对于这两支部队的使命，周恩来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过：一支是调敌，一支是探路。1934年8月，奉命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的红六军团，历尽千辛万苦，冲破敌人围追堵截，转战湘桂黔边，会合红二军团，发动湘西攻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不仅胜利完成了兵团性战略转移任务，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起到了侦察、开路的先遣队作用，而且调动和吸引大量敌军于湘西北，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初期长征的行动。
1、奉命先遣，誓师桂东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以10万兵力进攻湘赣苏区。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接连失利，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渺茫。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在此严峻形势下，为了使红军免遭覆灭的危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最后不得不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转移的方案，从1934年初就开始酝酿。5月，在中央政治局和军委会议上，绝大多数委员原则上都同意将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并把战略转移方向选定向西，即到湖南西部洪江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多次开会，研究制定了突围转移准备工作的5至7月作战计划，并提出由红六军团在湖南、红七军团在福建开辟新的战线，在敌人后方通过威胁敌人与后方的联络来钳制和引开敌人的方案。6月间，这一计划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于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开始作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准备。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苏区问题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训令》指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注释：《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苏区问题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95页。)。电令从政治、军事等方面明确讲了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湘赣苏区是我们的辅助方向之一，在钳制与吸引敌人方面，湘赣苏区相当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湘赣苏区本身是紧缩了，敌人正在加紧对于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特别加强其西边封锁，企图阻止我们力量向西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是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改变这种状况的可能有两个；或者是取得足以促使敌人变更战略计划的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现有计划，这在敌人堡垒主义及优势力量的条件下，依靠湘赣苏区自己的力量是难于达到的；或者是主力离开现有地区转移至更加广大与有自由机动可能的地区作战，并创造新的苏区，而以独立的与游击的部队在现在区域及其周围发展积极的游击活动，捍卫苏区。由于湖南中部敌人力量之极端薄弱及一般良好条件(湘南红军及游击队之活动证明了这点)，这种决定是更适当的。” (注释：《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苏区问题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95—96页。)《训令》说，中央与军委作出这种决定，有如下目的：“(甲)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广大的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乙)最大限度的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积极的游击活动中加倍的扩大它。(丙)尽量的组织与发展湖南的群众的革命斗争，反帝国主义的与土地革命的斗争，六军团应以自己英勇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的行动去改变湖南的环境，并鼓动与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发展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彻底的土地革命，直至由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大片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丁)为着保卫湘赣苏区及阻止湘敌组成沿赣江东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可能，一切军区的独立部队、游击队及地方武装都应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发展积极的游击战争。” (注释：《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苏区问题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96页。)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训令》中还对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的路线、行动步骤以及到达预定地域都作出了具体规定：从遂川的黄坳、上下七及其附近地域突围，第一步到达湘南桂东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之间的山地发展，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联络。同时要求“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注释：《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苏区问题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98页。)
当时，中央在电报中并没有直接阐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但实际上就是要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向西转移探路。这从陈云1936年春以施平笔名在《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发表的《英勇的西征》一文中得到证实，该文中提到：“从湘东派兵深入湖南境内，这便是萧克第六军团，该军已同贺龙的第二军团汇合。如此，在西北方面我们的兵力也抄到了敌人的后方”。萧克建国后撰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一文中也说：“在这个电报中，中革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有说明，后来我们从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 (注释：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399页。)
红六军团是由湘赣、湘鄂赣地区的红八军、红十六军、红十八军合编而成。其中红八军是由湘赣红军一、三两师及地方武装组成的，共2200余人，1933年6月改编为红六军团的第十七师；红十六军由湘鄂赣的红军加上平江、修水、铜鼓等县赤卫队合编而成，1933年夏编入红六军团为第十六师，1934年8月红六军团西征时，该师留在湘赣地区活动；红十八军是由湘鄂赣根据地的浏阳、宜丰、万载、平江、铜鼓、修水各县游击队发展起来的，共3000余人，1933年7月编入红六军团为第十八师。
湘赣省委和军区接到中央电令后，积极进行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主持下，召开了红十七师、红十八师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他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苏区与新的根据地》的报告，分析了当前形势，传达了西征的任务，指出了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号召全军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完成突围转移的战略任务。随后，对红六军团进行兵员补充和整顿。从湘赣地区抽调了一批干部，从地方动员了2000多人和5000多支枪，充实红六军团。红十八师增编了第五十四团。还从地方抽调250多名干部组成随军工作团，准备在西征途中协助政治机关宣传、组织群众，扩大红军，维护纪律，处理战俘，筹款筹粮等。经过调整机关、缩减与合并各直属部队、清理伤病员，使红六军团西征出发前由不到7000人扩充到9700多人，辖第十七、十八两个师，共6个团，健全和充实了各团政治处。根据转移的需要，对部队进行了必要的军事训练，准备了大量的草鞋和充足的干粮、弹药等军需物资；妥善安置医院和伤病员。对红六军团西征后湘赣区的地方工作也作出了安排，并提出了省委组成人员名单，决定在8月半召开湘赣省委扩大会议。以上准备情况，任弼时、王震在7月28日、30日、31日分三次用电报向中央作了报告。
关于西征突围的方向，红六军团领导也进行了周密、慎重的研究。鉴于敌人已基本完成了对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和封锁，仅马家洲、五斗江、息锣线尚未完成，红六军团领导认为，按照中央训令的指示从遂川的黄坳、上下七及其附近地域突围已不可能，加上该方向山高路险，不便运动，容易过早暴露红军行动的意图。而南面粤军和湘军的接合部五斗江到白牛岭一线，敌人防守力量薄弱，并且该方向上的地形也更有利于红军迅速运动，不至于过早地暴露红六军团西征的意图。因此，决定向南突围，然后西进。
经过以上充分准备后，1934年8月7日下午3时，红六军团全军9700余人在任弼时等率领指挥下，告别了休戚与共的湘赣革命根据地人民，在由桂东调回来的独立四团的引导下，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踏上了西征的征途。
红六军团西征，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红军不顾酷暑炎热，饥饿疲劳，昼夜兼程，很快突破了敌人在遂川至七岭一线布下的封锁线。8月9日又在桂东、上犹交界的猴子岭突破敌人从寒口至广东桥之间的封锁线，于11日上午进入桂东增口的摇蓝坑(今金兰)，沿途击败、烧毁数个由当地民团把守的碉堡。中午，军团主力经新坑铺抵达桂东县城以南的寨前圩。
红军到达寨前圩后，一面在各村张贴标语，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道理；一面分兵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运动，杀猪出谷，分发贫苦农民。鉴于“病员太多”、“部队疲劳”等情况，决定部队在此宿营，稍作休整和筹集粮食。此时，红六军团派往中央红军学校学习的部分干部学员，因西征的需要，尚未结业也赶了回来，他们一行10余人，由刘转连带队，从瑞金到寨前，加入西征队伍。
8月12日上午，在寨前圩的河滩上，红六军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西征誓师大会，庆祝突围成功。会上，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萧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原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十七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师政治委员。同时传达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与西征的任务，还宣布了行军纪律，对全军下一步行动作了战斗动员。
寨前誓师大会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这次突围远征，不单纯是到外线牵制敌人，而且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挽救革命，实现极为重要的战略大转移。
2、迂回湘南，抢渡湘江
红六军团的胜利突围，在敌人的战略西线打开缺口，湘赣两省敌军大震。蒋介石估计红六军团可能在湘、粤、桂边区活动，即电令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兵分别在湘粤、湘桂边境堵截，同时急令湖南军阀、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派出主力部队追击。为防堵红军深入湖南，何键急派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驰往衡阳指挥作战。刘建绪采取的紧急措施是，尽一切力量，首先巩固湖南省防，确保其后方安全，然后再组织“围剿”。他一面令第十五师和第十六师轻装前进，对红六军团实施侧击和堵击力图把红军堵在湘境之外；一面调动湘东南地区保安第十六、十七、十八团在桂东、汝城之间构筑防堵线，令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及两个保安团作为机动部队，在郴县和资兴之间地区活动，以阻止红军深入湘南。同时，还令各地大搞坚壁清野，强迫群众集中，控制粮食、船只，封锁桥梁，企图在北上粤军6个团的配合下，围歼红军于桂东汝城、资兴、郴县之间的地区。
由于敌情变化，红六军团决定放弃在湘东南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求得暂时立足的计划，乘敌人围堵部署尚未完成和湘江防御还较薄弱之际，迅速行动甩开敌人，直奔第二步目标。并以急电报告了中革军委。
红六军团从湘赣边突围西征时，由于并不十分了解这次西征的意图，加上中革军委曾指示他们将一切“坛坛罐罐”都要带走，于是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老虎钳子都带上了。有一部电台的发动机很重，也带着走，走5公里，就要掉队1公里，受其拖累，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军团领导人很快认识到“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被这些家当缠住了，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降低了领导者寻找机会打仗的雄心” (注释：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400页。)于是，当红六军团从寨前圩出发时，便下令甩掉了突围时携带的部分笨重物资与器材。特别是到了后来，由湘西南进入贵州后，红六军团将所携带的物品差不少都扔了，还把情况报告了中央，可是中央红军向西转移时，并没有吸取教训，所搬的东西更多，因此吃亏也就更大。
为了“侦察敌情，并沿途扫清障碍”，军团领导于8月11日下午就派出五十三团提前行动。该团经大塘、文溪等地，占领沙田。12日清晨由沙田出发，经大湖、石壁山等地，前往汝城方向侦察。同时，还派出独立四团经增口、侃大、流源到四都一带活动，再经八面山向资兴东江附近地区前进，以制牵国民党军，保障主力部队的右翼安全。
8月12日夜晚，红六军团主力从寨前圩出发后，连续急行军，到达桂东沙田。13日以后，红军分成两路离开沙田，一路经文昌、太湖、石壁山向汝城濠头前进；一路由径口、开山、暖水等地向资兴的滁口进发，两路部队顺利穿过敌人的防堵线，经资兴东江，进入郴县桥口(今属郴州市苏仙区)、锁石桥、槐树下、板桥、华塘(今属郴州市北湖区)等地，以迅雷之势越过郴宜公路，绕过桂阳县城，于20日占领新田县城，全歼城内守军。
在连日进军中，红六军团发现湘敌后方兵力极为空虚，在郴宜公路以西广大地区，除部分县城有保安团少数武装防守外，没有发现敌军正规部队的踪迹，红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判断敌人在湘江沿线也很少有重兵防守。为争取先机，“减少将来渡湘江的困难”，红六军团在新田的小源村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敌情，决心以强行军直奔湘江，在零陵附近地区乘虚抢渡湘江，然后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会上，任弼时特别强调了红军纪律，要求连队加强形势教育，要结合打土豪分财物，开展政治宣传工作。
红六军团于21日由新田出发，在道路崎岖难行的大山区疾驰。为了延滞追兵，红六军团离开新田县城时放火烧毁了西门桥。当晚，主力露宿在老虎坪、瓦槽岭一带山坡密林中，先头部队则经宁远鲤溪、侯坪，越过响鼓岭，进入零陵县境(今双牌县)。23日凌晨，主力从宿营地启程，沿先头部队的行军路线抵铲子坪，与先头部队会师，旋即兵分两路直插湘江东岸：右路8000余人跨分水岭，经接履桥(今属永州市零陵区)，深夜抵达蔡家铺、略江口(今属永州市冷水滩区)一带；左路1000余人，翻过鸭脊岭，经菱角塘，到达零陵城郊七里店一带，于当天深夜在窗子塘俘虏守城铲共义勇军80余人，处决了其头目郑正仁，其余敌军经教育后释放。与此同时，红军在虎子岭、五里牌一带烧起数处火堆，虚张攻城声势。然后向老埠头、略江口疾驰，与右路红军汇合，准备渡江。
此时，湘敌刘建绪已发现红军抢渡湘江意图，急忙调集9个团的兵力把守湘江西岸，占领有利地形，劫持所有船只，沿江构筑无数碉堡，浅水区安装了密密麻麻的铁丝网；敌第十五师、第十六师紧紧尾追；第三十二旅由邵阳向东安、零陵方向逼近。桂敌廖磊部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二十四师分别经龙虎关、全州向零陵方向扑来，企图配合湘军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加上江边一带地形平坦，不利作战，而湘江上游连降暴雨，江水陡涨，江宽流急，船只又都被敌人拉到对岸，红军要在零陵地区渡过湘江，极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领导人当机立断，决定放弃从零陵渡江的计划，迅速转移至零陵东南的阳明山地区(今属双牌县)，打算依托阳明山的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阳明山为中心的根据地。
阳明山是零陵地区有名的大山，纵横3、40公里，重峦迭嶂，高插云霄。当地有首民谣说：“阳明山，阳明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丢鞍，翻过阳明山，时间三天三。”敌人料想红军不会铤而走险，翻过阳明山。因此只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凭险扼守山上的隘口。
24日凌晨，红军兵分两路：一路经画眉山、桐子坪，抵庙门口；一路经枫木树、老江桥，抵庙门口。这时，在分水岭阻击尾追之敌的红军，已撤离阵地，回到主力部队，于是全军在庙门口一带宿营。25日凌晨，全军整装出发，经黄溪河左侧支流，穿过崎岖的羊肠小道，翻越荆棘丛生的马鞍山，抵达阳明山，击溃敌军，占领祖爷庵。
红军进到阳明山后，发现阳明山活动区域狭小，土地贫瘠，物资匮乏，人口稀少，而且湘、桂军阀已经调集4倍于红军的兵力向阳明山包抄过来。鉴于地形、民情、敌情于己不利，红军决定放弃在这里暂时立足、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计划。26日清晨，红军捣毁了阳明山特别区公所、旭日乡公所，缴获敌人枪枝13支，活捉了刚刚上任3天的特别区区长奉明托，然后经歇马庵，直取祁阳白果市。在白果大坝头，应广大人民的强烈要求，红军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审了阳明山特别区区长奉明托，公布其罪状，处以极刑，同时还镇压了当地几个臭名昭著的地主豪强，并开展工农革命宣传，开仓济贫。敌军认为红军东进是重返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举动，于是调集重兵在高亭司布防。当日下午，红军绕过敌军防区，掉头南下，经大坝头，穿罐子洞，登大步岭，出野鸡岭，往宁远方向前进。在宁远土地塘击溃尾追之敌，跳出了敌人的重围。次日拂晓，红军后卫部队在上洞铺与尾追之敌交火，击溃敌军后，红军从石家洞一带出发，兵分两路再次进入新田境内，在马步岭汇合后，晚上宿营在双巴凉亭、山田一带崇山密林中。29日，天刚朦朦亮，红军进入嘉禾。在嘉禾，军团领导接见了湖南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周里，并决定把谭余保留下，给其一营兵力，要他以此为基础组建湘南独立团，重返湘赣革命根据地打游击。嘉禾是萧克的故乡，在他的率领下，红军绕道行进，避开敌人，经广发圩、楚江、大塘进入蓝山土桥墟、新村一带。30日凌晨，红军经洪观圩、兰屏圩等地，行程40多公里，第三次进入宁远境内，过下灌、水打铺，过江华，朝道县方向急进。
8月31日凌晨，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在道县后江桥打退铲共义勇队100多人的拦击，沿潇水而上，经永明(今江永)桐口、铜溪尾、道县桐溪尾、达村，直奔蒋家岭。是日，红军主力兵分两路进入道县：左路抵驷马桥一带；右路到邓家等地。9月1日，左路在茶源渡口搭起浮桥，顺利渡过潇水，宿营在杨柳塘；右路从洲背渡口架浮桥过潇水，与左路汇合，继续西进。9日2日，全军进至道县通往广西的要塞蒋家岭。
蒋家岭位于都庞岭北端，湘、桂两省交界处，是通往广西永安关的前沿地带，地势十分险要。蒋家岭分主峰、左峰和右峰。主峰是螺壳界，去广西最近，由于山高路险，易守难攻，由敌保安团把守，但兵力配备较弱；右峰是金山独岭，左峰叫神仙头，皆由号称“铁军师”的桂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把守；各山腰都挖了纵横的战壕，筑了坚固的工事，埋了锋利的竹签，从螺壳界山脚到神仙头山脚之间的田野上筑了一道约1000米的荆棘篱笆，中间只留一个狭窄的缺口通往蒋家岭村，山头各两座炮楼，严密地封锁着山口通道和村庄。敌人获悉红军要从这里进入广西，立即加强警戒，增设岗哨，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妄图凭借险要地势，配合尾追的湘敌，阻止红军的前进。
为了扫清前进道路的障碍，红六军团在分析了敌情后，决定强攻，给这股敌人以沉重打击。红军的部署是：以3个团的兵力分3路猛攻螺壳界；以两个团的兵力分别进攻左右两峰，使敌军不能互援；待占领主峰后，居高临下，扫荡两翼；同时以1个连的兵力，向神仙头迂回运动。9月2日下午1点左右，红六军团尖刀排攻击蒋家岭村，战斗打响，敌人纷纷向山上退却。这时，埋伏在村头和两侧山头的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优势装备，疯狂地进行反扑，红军从正面进攻不利，于是退守堡子岭村。
在此情况下，军团领导重新分析了敌我态势，决定改强攻为佯攻，以第五十团掩护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第五十二团，从沙田迂回上山，猛攻敌人右翼，支援第一营第一连拿下神仙头，然后合围螺壳界。遵照这一作战方案，红军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五十二团，在第五十团的掩护下，由当地农民引路，迅速向沙田方向运动，猛攻敌人右翼，敌军仓惶应战。这时早已接近敌人阵地的红军一跃而起，从背后猛攻敌人。顿时，枪声、炮声、手雷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敌军死伤颇多，红军乘胜冲上了神仙头。红军抓住战机，全线出击。螺壳界守敌见势不妙，丢盔弃甲，金山独岭守敌也无心恋战，弃阵而逃。战斗至傍晚，号称“铁军师”的桂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纷纷逃往永安关广西一侧。
在蒋家岭激战的同时，红六军团后卫部队在车田洞一带与敌援军第十五师、第十六师交战。龟宿在道县城内的部分桂军及道县保安团倾巢而出，向蒋家岭扑来。红六军团为了避免敌人夹击，停止追歼残敌，除部分兵力控制螺壳界等制高点外，全军绕过永安关，经下石塘、熊家等地，顺利越过清水关，于9月2日进入广西灌阳以北地区。
此时，何键判断，红军将在全县西北的黄沙河附近西渡湘江，急忙调集独立第三十二旅及补充第一总队和4个保安团，到黄沙河地区展开，同时命令第十六师并电请桂军第十九师继续尾追红军，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沙河地区。红六军团领导得知敌人企图和部署后，决心避开黄沙河地区，拟出其不意地在全县以南的界首地区抢渡湘江。9月3日，红六军团在灌阳县文市附近击溃尾追之敌，于4日在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5日进占广西西延(今资源)县城，随即按照中革军委电示，在该地区转入暂时休整，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红六军团在湘南地区大迂回20多天，拖住敌人甩了个“&”形圈，使敌人疲于奔命，叫苦不迭。当时湖南军阀何键无可奈何地哀叹：红军“专走偏僻小路”，“沿途藏匿符号旗帜，假称湘军回湘”，“完全避实就虚，决不与我接触，如水之倾泻，遇阻即回流”，“虽有目的而无方向，……每每不能均如我们所料”，“时东时西，时南时北”，“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我15、16师跟踪追逐千里，从未遇其主力”，“敌情不明，军队疲于奔命”。蒋介石对此大为不满，何键为推脱责任，撤了第16师师长彭位仁的职，以应付蒋介石。事后，何键说：“16师太糟糕，要‘送客’也得送出个样子来”。(注释：曹伯闻：《红军北上抗日与何键的“送客”》.《曙前之路——红军长征在湖南》，岳麓书社，1996年9月，第405页。)
红六军团转战湘南期间，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有力支援。工农群众积极主动地帮红军送信、带路、烧水、架桥、送弹药、接收伤病员；地下党组织派游击队炸碉堡、破路毁桥、割电线，积极配合红军行动，打击敌人。红军沿途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和开仓济贫等斗争，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斗争。
3、转战湘西南，会合红二军团
红六军团从广西全县的界首渡过湘江后，接到了中革军委9月8日发出的补充训令。训令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央7月23日训令中规定的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的行动方案“是不利的”。认为“依地理条件及敌人部署，目前六军团行动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六军团应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要于九月二十号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 (注释：《中央军委致六军团关于今后活动地区及任务的指示电》.《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27页。)。 在实现了上述作战目标后，便转移到湘西北地区，与活动于川、黔、湘边界地区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共同发展湘西及湘西北的苏维埃及游击运动；于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军委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吸引更多的敌人于湘西北方面，以直接配合中央红军即将突围长征的行动。
根据中革军委新的训令，红六军团于9月8日从西延县的车田出发，向西疾行，翻越湘桂交界的老山界，进入城步大南山区。湖南军阀为堵截红军，令第十九师师长李觉部保安第二十三团覃有晋率部在城步县城南19公里处的横水界设防。敌人在横水界修筑了4道防御工事，把关扼守。横水界，海拔1500多公尺，山势险峻，只有一条石坎陡坡路从中通过，是城步通往广西的要道，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石坎路险处筑有一“高界亭”，常是土匪行劫之处；路南侧是峰回路转的悬崖峭壁，跨出歧道就有人随石滚、跌落千丈之险；路北侧是地势陡峭的茂密的森林。敌人企图凭借这横水界天险，前堵后追将红军消灭。9月9日中午，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到达横水界脚的桥头寨，得知横水界有阻敌设防，立即派出侦察部队进行侦察。红军侦察员活捉了两名敌探，了解了敌情。红军指挥员根据侦察情况，迅速制定作战方案，派出精悍的战斗班，从石坎路右侧森林茂密的山脊飞速登上横水界头，另分数路以树木作隐蔽包抄而上。午后，敌人发现大批红军登上界顶，惊惶失措，慌忙开枪射击。红军指战员英勇应战，集中火力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打得敌人魂飞胆丧，丢下武器向县城方向逃窜。红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离县城9公里的贺家寨。这次战斗俘敌数十名，缴获敌人大量枪枝弹药。当晚，红军就在贺家寨、桥头寨一带宿营。这时，敌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段珩部、独立第三十二旅胡达部、补充第二总队何平部等8个团也开到城步、绥宁一线，准备阻击红军。9月10日早晨，红军从贺家寨、桥头寨出发，上天鹅界，经平林时，一架敌机飞来轰炸，红军战士用机枪对准射击，敌机被射中坠毁。当天，红军从天鹅界下至岩头寨、丹口、下团、观音阁等地宿营。11日上午，红六军团在观音阁召开动员大会，准备在绥宁以东的乌鸡山、上堡、赤板地区展开兵力，侧击由城步向绥宁方向前进的湘敌，并安排第四十九团为前卫，第五十一团为后卫，掩护军团主力西进。下午4时左右，红六军团第五十一团第三营营长周仁杰带领的一个侦察连和两个机枪连在莲花桥头与两个团的追击敌人发生遭遇战。这莲花桥横跨丹口扶城河上，是一座石墩木质有亭阁的苗族风雨桥，桥南是一片开阔的稻田，桥北是通向小坳子峡谷的山道和山丘。傍晚时分，周仁杰率领红军以密集的火力向敌人发起猛攻，将敌人一度打退到观音阁下首山边。深夜，敌人以密集战斗队形，从桥头南侧开阔地向红军疯狂地反扑过来。周仁杰率领红军埋伏在莲花桥头，乘夜色发挥重机枪、步枪优势，等敌人靠近后，发起突然袭击，不到10分钟，打得敌军尸横遍野，狼狈逃窜。12日早晨，军团首长命令红军撤出战斗。随后，红军登上围州界、孟公坳，翻越乌鸡山，向绥宁进发。这次战斗，共缴获敌人几十条枪。
14日，红六军团进至绥宁高工山地区，遭到桂敌第十九师一个团的堵击。此时，湘桂两省敌军主力已进到绥宁、靖县地区。在此情况下，红六军团首长当机立断，转兵南下。当天，红军从绥宁黄桑坪进入通道杉木桥地区。15日，红军后卫部队在杉木桥的小水与敌李觉部第五十五旅遭遇。战斗打响后，敌人凭借对地形的熟悉，派一部兵力抄近路从小水大坡界对红军发动突然袭击，将正从此处匆匆经过的红军大部队截为两段，另一部敌人则从大坡界两翼迂回包抄，企图从两面夹击，从而一举吃掉红军。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冲出包围，红军派出一个排的兵力杀出一条血路，抢占了大坡界的另一高地，然后以密集的火力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一下子搞懵了，以为是红军的增援部队到了，便集中火力对准红军掩护部队。英勇的红军战士，面对强敌凶猛的进攻，毫不畏惧，紧紧拖住敌人，为了掩护主力突围，决心与阵地共存亡。敌人倚仗人多势众，轮番向红军掩护部队发起攻击。激战中，许多红军战士英勇牺牲了，最后只剩下了18名勇士，而且子弹打光了，石头也砸光了。300多名敌军乘机从后面冲了上来，切断了红军战士的退路。此时，红军战士前面是50多米高的悬崖峭壁，后无退路，为了不当俘虏，18名红军勇士手挽手毅然跳下悬崖，全部壮烈牺牲，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页。在掩护部队的掩护下，红军主力一部分迅速摆脱堵截之敌，向菁芜州进发；另一部分突出重围后，则迅速迂回到离小水两三里路的架马，闪电般的抢占了架马的制高点，准备狠狠打击尾追之敌。敌人撤离小水之后，从四面八方象密集的蚂蚁一样杀向架马。红军利用有利地势，集中火力向来犯之敌进行狠狠打击。在山坡下面，敌人被红军打得尸横遍野，死伤惨重。无奈，敌人太多，硬拼下去，于红军不利，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军迅速撤离阵地，经大塘口向菁芜州进军。17日，红军乘虚袭占通道城(今县溪镇)，并将全部人马集结于县城附近。
蒋介石深恐红六军团北上与红三军会合，急令桂军廖磊部火速由南向北尾追，又令湘军李觉部立即由北向南堵击，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将红军全歼于通道境内。
红六军团侦察到敌人的上述行踪后，即于9月18日清晨，在湘、桂二敌尚未会合之前，全部撤离通道县境，沿晒口、杆子溪、杨家冲、营寨、花桥、谢家铺，向靖县新厂地区急进，并由后卫部队沿途砍倒不少大树造成路障，以减慢敌人的追击速度。红军的这一快速转移，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就在红军撤离通道不久，廖、李二敌便在通道县城附近的龙尾巴相遇，由于当天晨雾特别大，双方前锋部队都以为对方是红军，发生了—场互相撕杀的混战，双方死伤不少，尤以桂军最惨。于是，双方便在通道扯皮。红六军团乘隙从容进抵新厂。这时，湘敌何平的补充第二总队三、四两团，由靖县赶至通道扑空以后，看到廖、李正在扯皮，便一心想抢头功，径直向新厂方向扑来。红军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这股敌人远离其主力，孤军深入，尽管它装备优良，气势汹汹，但绝大多数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战斗力不强，容易歼灭；当时新厂交通十分闭塞，敌人要调运增援部队相当困难；此地东、南、西三面有高山为屏，中间含良田万亩，地面开阔，尤其是善里背后的岩崖山主峰及金线吊葫芦等高地，犹如万丈高楼，平地突起，地势十分险要，实为易守难攻之地。于是，红六军团首长决定抓住战机组织新厂战斗，歼灭这股敌人，以取得行动的主动权。
可是，由于两个月的行军作战，敌人围追堵截，敌机轰炸，加上酷暑炎热，蚊蝇叮咬，疾病、伤残、死亡一起袭向这支红军长征先遣队。特别是许多人得了疟疾、痢疾，在缺医少药、连续行军作战的情况下，更是痛苦不堪，部队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为了鼓舞部队士气，振奋指战员们的精神，争取同红三军早日会合，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军团领导人亲自向部队进行动员，并对兵力作了周密的布署：在距离新厂7.5公里左右的敌人必经之地谢家铺部署一个连的兵力担任前哨；以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控制岩崖山主峰及金线吊葫芦两个制高点，负责正面阻击，并掩护主力从两翼迂回侧击敌人，大部兵力分布于两个制高点附近的善里、皇甫、团头、江边、四乡所一线。红军为了阻击可能由靖县与通道方向前来增援之敌，又分别派出部队，在靖县至新厂之间的西里驿、岩山脚、通道与新厂之间的杨家冲以及哨团对面的江獭坳设防警戒。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严实的“口袋”阵地。
19日上午11时许，湘敌补充总队第四团首先由通道赶来，与谢家铺红军前哨接触，战斗打响。红军各路主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准备寻找有利战机，痛击来敌。与敌接触的红军前哨部队，按照既定的部署边打边撤，有意将敌人引入红军埋伏圈。敌人以为是少量红军后卫部队战败而逃，紧紧咬住不放，直入红军“口袋”中心，接着，集中全力向红军第五十二团阵地展开攻击，企图抢占制高点。但连续3次猛攻，都被五十二团击退。
正当红军正面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的时候，有一小股狡猾的敌人鬼头鬼脑地钻进红军侧面的一个夹沟，妄图从此偷袭上山。红军及时察觉了敌人的诡计，当即组织机枪连勇猛出击，首先切断并封锁敌人退路，造成“关门打狗”之势，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发动猛烈攻击。这股偷袭敌人，欲进不得，欲退不能，最后被红军全部歼灭。
此时，天气突变，下起了倾盆大雨。敌人见正面强攻不能凑效，便利用大雨迷蒙，绕道向红军第五十二团左侧后运动，企图袭击岩崖山主峰红军阵地。敌人的这一行动，早在红军意料之中。军团首长乘敌运动之机，立即组织全面反击，命令待命的第十七师，迅速沿岩崖山北麓向东迂回，切断敌人后路，并从侧翼进攻；命第十八师居高临下，从正面阻击拦截，使敌人完全置于红军包围之中。这时，因走错路的湘敌补充第二总队第三团虽已从通道赶到，但见到敌四团已被红军全部包围待毙，便不敢贸然参战，只好龟缩在距战场约5公里的何家坪一带，隔岸观火。
为了尽快歼灭包围之敌，红军乘势发起冲锋。顿时号角震天，杀声撼地，英勇的红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肉搏战。下午4时左右，被围之敌被歼几尽，大部分逃敌也被红军生擒活捉。之后，红军又乘胜向外围之敌发起攻击。敌军见红军锐不可挡，早吓得魂不附体，犹如丧家之犬，纷纷往靖县方向逃窜。红军追到老君屯附近方收兵回师新厂。至此，整个新厂战斗宣告胜利结束。
红六军团在靖县新厂地区组织的这一战斗，历时虽然仅一天，但战略意义却十分深远。它是红六军团撤离湘赣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以来所进行的重大战斗之一。红军以极小的代价，赢得了击溃湘敌一个纵队、毙敌营长以下200余人、俘敌300余众、缴获长短枪300余支的重大胜利。这是一次十分出色的阻击战和歼灭战。这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其再也不敢轻易尾追红军，从而使红六军团得以从容进入贵州。
新厂战斗后，红六军团于9月19日分兵两路，进入黔东南地区。10月2日，攻占黄平县城。次日，到达瓮安县属猴场(今草塘)和余庆县属的龙溪一带，进抵乌江南岸。
这时，湘、桂、黔敌军已重新制定“围剿”方案，企图利用乌江天险，再一次包围合击红军于乌江南岸的狭窄地区。中革军委不明实情，命令六军团迅向江口前进，继续执行向湘西、湘西北发展的任务，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于是红六军团掉头东向，按照军委电令精神，计划经石阡进至东口地区去同红三军会合。敌军发现红军改向东北前进，便迅速集结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石阡地区。
10月7日，红六军团前卫第十七师3个团，抵达石阡的甘溪时，桂敌两个团赶到，红军仓促应战，三面受敌，且与主力联系被敌截断。待军团主力进至甘溪附近时，全军陷于湘桂黔3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严重。军团领导决定立即撤出战斗，由第五十团掩护全军冲出重围。后卫第五十二团遭敌截击包围，全团官兵浴血奋战3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损失惨重，师长龙云被捕，被何键杀害于长沙。甘溪战斗中红六军团失利，部队损失达三分之二。
甘溪战斗后，红六军团被敌截成三段：由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冲出包围的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各一部，根据国民党报纸上披露贺龙在沿河一带活动的消息，向沿河急进，于15日在沿河的水田坝与红三军一部会合。由郭鹏率领的第五十团，冲出重围后，在梵净山麓木板坡与红三军南下接应部队会合。军团主力在石阡、施秉、余庆之间地区，与敌周旋10余天，最后得到当地一老猎人引导，从石阡小鸡公(今五德)附近的一条人迹罕至的夹沟脱离险境，通过石阡、江口大道，兼程向黔东印江方向进军，10月24日终与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木黄会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80多天，跨越敌占区5000多里，其中途经湖南22个县、市，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重大代价，冲破敌人追击、堵截、围攻，胜利完成兵团性的战略转移任务，不仅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而且探明了沿途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起到了侦察、开路的先遣队作用。
{Ky:PAGE}
4、落脚湘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后，于10月27日在川黔交界的酉阳县南腰界召开了庆祝会师大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宣布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接着，部队进行了整编。贺龙任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二军团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四、第六两个师，共4个团，约4400余人。红六军团编为3个团，约3300余人，萧克、王震分别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两军团联合行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从此，来自两个战略区的两支红军，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完成新的更重大的政治、军事任务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这时，中央红军刚刚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敌人调集40万大军，前堵后追。在此严重形势下，任弼时和两军团领导人对整个战争形势和自己的任务，以及今后的行动方针，立即进行了审慎研究，认为：刚刚退出中央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作战，夺路向西转移，红二、六军团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于是果断地向中革军委提出：“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注释：《红二、六军团去南腰界途中任弼时、萧克、王震给中央军委周恩来、王稼祥的电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59页。)
随后，两军团领导人进一步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针，熟悉湘西情况的贺龙认为：乾城、凤凰是湘西军阀陈渠珍的老窝，那里的反动势力比较强大，党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红军到那里后活动会非常困难，很难立足。他建议红军去湘西北的桑植、大庸(今张家界市永定区)、永顺、石门、慈利一带，那里不是陈渠珍的老地盘，反动势力比较弱，经济虽然落后，但是地理位置比较好，而且是革命老区，党和红军在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人民群众觉悟比较高。再说，红军出兵湘西北，可以牵制住湖南、湖北一大批敌人，从而起到支援中央红军的作用。贺龙的建议得到了两军团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两军团决定先到酉阳、龙山、永顺、保靖、永绥之间的地区，再向乾城、凤凰一带发展。
红二、六军团经过短暂的休整与准备，并对黔东根据地的工作做出妥善安排后，于1934年10月28日，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发动了攻势。
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关于集中两个军团向湘西北行动的建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对湘鄂川黔边的地理、社会情况和敌我形势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之后决定的。可是当红二、六军团将这一决定电告中革军委时，对红二、六军团的现状和湘西的情况都缺乏了解的中革军委，并没有同意。中革军委在给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的电报中，认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指示“二、六军团应仍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六军团应速以军委屡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迟” (注释：《中央军委关于红二、六军团不应合并为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的指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60页。)。
接到中革军委来电后，正在向湘西进军途中的红二、六军团领导人面临严峻考验：是盲目执行中革军委的电令精神，还是从实际出发，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任弼时、贺龙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同两军团的其他领导人慎重研究后，立即回电中革军委，陈述了两个军团应统一行动及发动湘西攻势的理由，说两个军团暂时集中行动，可以“消灭敌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的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胜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注释：《红二、六军团东进湘西途中给中央军委的电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64页。)。
10月30日，任弼时、贺龙等率领部队到达川东的酉阳，守城之敌弃城逃走，红军得以顺利通过酉阳。这时，湘西军阀陈渠珍害怕红军返回湘西，急令周燮卿、龚仁杰、杨其昌等3个旅共1万余人，从永绥、保靖向北行动，企图阻截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此举正中任弼时、贺龙等人下怀，红二、六军团于是虚晃一枪，避开敌人，先经湖北省来凤县境，渡过酉水，突破湘西军阀陈渠珍部在湘鄂川黔边的防堵线，抵达龙山招头寨。当陈渠珍部逼近时，红军突然挥师南下，向湘西北永顺挺进。时至深秋，秋雨霏霏，红军一路冒雨急行军，出敌不意于11月7日一举占领湘西北重镇永顺县城，取得了湘西攻势的初步胜利。
红二、六军团向湘西进军途中，所经之地多为少数民族地区，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贺龙命令各部队：一是帮助少数民族剿匪；二是未经房东许可不得进屋；三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得干涉。红军沿途刷标语、写布告，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支持。
占领永顺后，红二、六军团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休整。在此期间，部队加强了战斗动员，抓紧了各项战备工作，准备随时迎击陈渠珍部进攻。任弼时还主持召开了两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对夏曦过去执行“左”倾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初步进行了批评和纠正，并陆续起用红二军团过去因遭到错误处理而被撤职的干部，恢复他们的党籍。经过永顺休整，红军面貌焕然一新。
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使湘鄂两省敌军极为震惊。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兼湖北省主席徐源泉急忙调集驻藕池的第三十四师开赴津市、澧县，与常德警备司令刘运乾联络，企图堵截红二、六军团东进；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也严令陈渠珍派兵“堵剿”。陈渠珍受命后，立即在凤凰召开“剿匪”会议，成立“剿匪指挥部”，委派龚仁杰、周燮卿为正副指挥官，把驻守湘西的10个团共1万余人，分为4个纵队，由龚仁杰、周燮卿、杨其昌、皮德沛分别兼任第一、二、三、四纵队司令，气势汹汹地一齐向永顺地区扑来，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围歼消灭之。
如何对付当前之敌，打好进军湘西北后的第一仗，是关系到红军能否立足湘西的关键。红二、六军团领导对敌情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何键的主要兵力此时正在湘南堵截中央红军，徐源泉的兵力大部分在鄂西和洞庭湖一带，当面敌人只有陈渠珍部。该敌虽然数量多于红军，装备也好于红军，但其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统一，多数官兵吸食鸦片，而且纪律差，部队战斗力并不强。而红二、六军团会师后，虽然兵力只有8000多人，但是两军指挥统一，士气高涨，而且熟悉地形，又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具有消灭敌军的有利条件。如果能消灭这部分敌人，就能在湘西站住脚，这样，不但可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而且还可以开辟新的根据地。因此，任弼时、贺龙等人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在运动中利用有利地形，寻找机会歼灭该敌或敌人大部分，打好两军会师后的首仗。
11月13日，红二、六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电示：“现我西方军(即中央红军)已进入宜、郴之线，湘敌全部被调来抗击我西方军，二、六军团应乘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区域。”(注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380—381页)就在当天上午，陈渠珍部逼近永顺。红二、六军团决定主动撤离永顺县城，并将猛洞河上的木桥烧毁，还把灶具、杂物等扔得满街都是，给敌人造成红军不敢作战、仓皇撤退的假象，以诱敌尾追，寻机歼灭之。敌人果然中计，认为红军怯战，便加紧跟追。红二、六军团一面以一小部分兵力和敌人接触，且战且退，牵住敌人的鼻子，和敌人周旋；一面边走边看地形，选择有利伏击、侧击敌人的地点和时机。最后，选定了永顺城北45公里处的十万坪地区。
以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坪地区，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狭长谷地，杉木河纵贯中间，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最宽约2公里。谷底平坦广阔，没有坚固的建筑物，不利于防守，敌人进村后，便于消灭；谷地两旁，山势比较低缓，树木茂密，杂草丛生，有利于隐蔽大部队，也利于展开出击，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理想地方。
11月15日下午，红二、六军团在十万坪地区设伏，布成一个口袋阵，等待敌人往口袋里钻。
11月16日下午，敌龚仁杰、周燮卿两个旅进入红军伏击圈，红二、六军团立即从侧翼和正面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顿时，整个十万坪谷地变成了一片火海，红军战士的喊杀声、枪声、爆炸声交织在一起，震荡山谷。敌人在运动中突然遭红军猛烈冲击，一下子打懵了，到处乱窜，很多敌人还来不及举枪就被红军打死或俘虏了。只用不到两个小时，龚仁杰、周燮卿两部就被红军打垮了。接着红军即向其余敌人追击，追了10多里后发现杨其昌旅正在把总河构筑工事，企图顽抗。红军立即展开猛烈攻击，不到一个小时，就把大部分敌人消灭。第二天追到永顺城，敌人狼狈弃城南窜。11月18日，红军重占永顺城。
这一仗是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击溃敌一个旅又一个团，俘敌旅参谋长以下2000余人，缴枪2200余支和大量弹药、马匹、军用物资，给长期盘踞湘西的地方军阀陈渠珍部以歼灭性打击。
十万坪大捷，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第一个胜仗，是两军团广大指战员团结一致、密切配合的结果，是扭转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及红六军团西征以来困难局面的重要转折点，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十万坪战斗结束后，红二、六军团为了执行中革军委关于去乾城、凤凰地区的指示，留下红四十九团的3个连在永顺、保靖开展游击活动，钳制敌人，主力乘胜南下，准备渡过酉水，给陈渠珍部以更大打击，争取在永绥、乾城、松桃和凤凰建立新的根据地。部队进到酉水北岸王村时，因敌人已有防备，遂放弃渡过酉水的计划，转而折向东北，于11月24日攻占大庸县城，接着又占领了桑植县城。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北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证明两军团集中挺进湘西北是正确的，这使中革军委逐渐转变了原先的态度。11月中旬，中革军委和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致电红二、六军团，同意其向湘西北发展的战略方向，并说：“中央决定建立湘鄂川黔边省委，以弼时为书记，贺、夏、关、萧、王等为委员。……二军团长由贺龙同志任之，政委由弼时兼，六军团(首长)为萧、王。两军团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贺、任统一指挥之。为加强现有苏区之地方武装及游击战争之领导，组织黔川湘[鄂]边军区，司令员及政委由贺、任兼任。” (注释：贺彪：《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47页。)
11月25日，朱德代表中革军委又致电红二、六军团：“我西方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军。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湘西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队，积极活动……为巩固新的苏区，应留下二军团一部分及随六军团行动的党的干部来完成这一任务。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以便突击遭遇的(敌人)正规部队。”(注释：《贺龙年谱》编写组：《贺龙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第172页。)至此，红二、六军团在两军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向和两军统一行动问题上和中革军委的争论宣告结束。
红二、六军团根据这个指示，决定由任弼时、王震等率领红六军团的第四十九、五十三团和红二军团的第十六团及随六军团行动的地方工作干部，留在新区内恢复和建设根据地；由贺龙、关向应、萧克等率领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的第五十一团，继续发动湘西攻势。
11月26日，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大庸宣告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萧克及张子意、刘士杰(后叛变)等人及少共省委一人为省委委员。同时成立湘鄂川黔边军区，贺龙任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任军区政治委员。还成立了湘鄂川黔边革命委员会，贺龙为主席，夏曦、朱长清为副主席。从此，原中共湘鄂西分局、军委分会和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均自行结束。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等领导机关先设在大庸，后迁到永顺县塔卧。
12月初，贺龙、关向应、萧克等率红二、六军团主力由大庸南下，进袭沅陵。沅陵是湘西门户，历为兵家必争之地，红军如能占领沅陵，进则可直取湘中，直接威协在湘南阻击中央红军的湘军的侧背，退则可固守湘西。湖南军阀何键害怕沅陵失守，急令陈渠珍死守沅陵。陈渠珍不敢怠慢，急忙调兵遣将，命廖怀中第八师防守沅陵，又调戴季韬旅赴凉水井等地设防。12月7日，红军抵达沅陵城外东北鸳鸯山、丁公庙一带，与守敌激战，敌人战败退入县城。红军随即分3路攻城。守敌紧闭城门，不敢出战，并连连向何键告急求救。陈渠珍害怕沅陵失守，急忙率部从凤凰赶来救援，国民党政府也赶紧派飞机前来助战。红军一连3日组织强攻，都没能攻下沅陵县城。由于敌人援兵快到，形势不利，红军于是改变计划，于10日沿沅江东下，决定乘虚向常德、桃源地区进攻。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展开的凌厉攻势，使蒋介石非常震惊，急调罗启疆旅从湖北赶到常德、桃源一带设防。罗启疆自恃兵多，装备优良，决定和红军在常德外围决战，以此达到防御的目的。于是，罗启疆将第七○一团部署在桃源北面的浯溪河，第七○二团放在桃源和常德之间的陬市、河洑地区，第七○○团则布置在桃源县城居中策应，旅直属部队和地方保安团则防守常德。他妄图以此来消耗和阻止红军的进攻，达到防守桃源、常德两城的目的。
针对敌人布防分散、战时难以有效相互支援的弱点，贺龙、关向应、萧克等决定首先集中兵力突袭浯溪河，然后再击破其他敌人。
浯溪河，是个农村小镇，三面环山，一面依水，是通往桃源、常德的交通要道。12月15日夜，红军急行50多公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赶到浯溪河附近。16日清晨，红军先头部队首先向浯溪河西山敌军阵地发起猛攻，并很快控制了制高点，形成对浯溪河的包围态势。敌人一开始被红军的突然袭击搞慌了阵脚，待发现只是红军的先头部队后，便重新调整部署，利用红军主力尚未到达的机会，向红军阵地发起猛烈的反扑。红军坚守阵地，在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终因伤亡过大，开始后撤。敌人于是纷纷离开阵地，向红军紧追不放。就在这危急时刻，红军主力部队赶到，抓住敌人离开阵地的有利时机，红军向敌人展开猛烈反击。敌人开始还挣扎了一下，很快便丧失了抵抗能力，被红军打得四处溃逃。
得知浯溪河遭到红军攻击后，驻防桃源的敌人急忙派遣两个营的兵力前来增援。敌人刚到浯溪河，就被溃退下来的自家兵马冲乱。贺龙一面令部队对敌人乘势展开穷追猛打，一面派兵力乘机占领陬市，直取河洑。在攻打河洑时，河洑守敌与从常德赶来的援军向红军展开反击，战斗一时出现拉锯战。入夜，红军以一部分兵力从敌人右翼攻击，主力则从正面展开猛攻，河洑守敌很快便顶不住了，逃往常德。驻守桃源的敌军被红军猛烈的攻势吓怕了，纷纷逃离县城，从沅水南岸逃往常德。12月17日，红二、六军团占领桃源县城。这一战，歼敌一个整团又两个营，击溃敌人一个团，取得湘西攻势的第二个大胜利。
红军占领桃源后，12月18日又围攻常德。常德是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地位非常重要。城内守军只有一个保安团和罗启疆旅的残部。何键害怕红军攻下常德后，南渡沅江，直取湘中，威胁长沙，急令在湘南同中央红军作战的李觉第十九师、章亮基第十六师、陶广第六十二师日夜兼程北上，回援常德、桃源；令陈渠珍迅速出兵大庸，切断红军退路；令罗启疆旅和常德警备司令刘运乾死守待援。与此同时，何键一方面多次致电向蒋介石求援，说“共军围攻常城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注释： 贺彪：《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55页。)，另一方面还急电国民党湖北省主席、湘鄂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进行求援。蒋介石接到何键急电后，急忙调集在江西的第二十六师火速驰援常德，又令追堵中央红军的李云杰、李韫珩两个纵队马上开到湘黔边境，防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徐源泉接到何键急电后害怕红二、六军团进入湖北，于是自行改变蒋介石要他率部入川“追剿”中央红军的计划，将其第三十四、四十八、五十八师和新三、新四旅等部，分别部署于湘鄂边和鄂西地区，防止红二、六军团进入湖北境内。在中央红军进到贵州省的时候，国民党军李云杰和李韫珩两个纵队共4个师也转到了湘黔边境，防堵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这样，红二、六军团的湘西攻势就有效地调动了敌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突围作战和战略转移。特别是乘虚进击常德、桃源之敌，更是有力地达到了中革军委指定的“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之目的”。
红二、六军团围困常德两昼夜，曾一度打到小西门下。20日，由于敌人援兵接踵而来，并有飞机助战，再攻下去对红军不利，于是贺龙等率领红军主动撤围常德，移兵于桃源、陬市、浯溪河、漆家河一带休整。
在红二、六军团进到常、桃地区时，中央红军已经进入贵州省东南部。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作出决定，改变了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计划，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根根据这一决定，朱德代表红军总部于12月20日给贺、任、关、肖、王发来了新的指示：“我西方军现由黔边前进，拟先消灭黔敌，钳制湘敌，然后配合你们行动并发展苏区；二、六军团目前应留在常德、桃源及西北地域积极活动，并派出两个别动队分向益阳、辰州两方向活动，以迟滞湘军向我前进。如郭敌先经常德或桃源向我出击，则我二、六军团应消灭其单个部队。当湘敌十九师主力及十六、六十二两师已到达常德、桃源附近进，我二、六军团应重向永顺西进，以后则向黔边境行动，以便钳制在芷江、铜仁之薛敌部及在印江、思南之黔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387—388页)
根据红军总部这一电令，12月24日红二、六军团退出常、桃地区，向慈利、黄市、二坊坪、龙潭河开进。26日，占领慈利县城。27日，朱德再次电示贺、任、王、肖，就红二、六军团行动作出指示：“二、六军团不应在慈利久停，应乘敌人分进合攻之先，转向永顺行动，在慈利只应留下游击部队以吸引敌人；对辰州方面仍应派出游击队以迟滞敌进，并以便 于二、六军团主力在永顺、大庸、沅陵地域寻求翼侧机动。”遵照这一指示，红二、六军团于12月30日主动退出慈利县城，于1935年1月初西返大庸、永顺地区休整。至此，红二、六军团发动的湘西攻势胜利结束。
红二、六军团在历时两个月的湘西攻势中，先后攻占了永顺、桑植、大庸、桃源、慈利等县城及其广大地区，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调动和牵制了敌人11个师又两个旅，部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战略转移行动，并为开辟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由于湘西攻势的胜利展开，红军除巩固地占领大庸、永顺、桑植3县外，还先后占领了龙山、保靖、慈利等县的一部分地区，扩大了新的割据区域。在任弼时等领导下，全面开展了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1934年12月1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作出了《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指出：“为着开展和掀起湘鄂川黔苏维埃革命的巨潮，使得这一地区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得到解放，为着我红二、六军团有着巩固的根据地来实行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省委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创造巩固的新根据地” (注释：《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73页。)。决议在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和在湘鄂川黔边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性后，着重提出了建党建政，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地方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壮大主力红军等各项任务。并号召“地方和红色部队中的党员为完成这些任务而斗争”。
根据省委这一决议，留在新区内的部队和地方工作干部，立即组成工作团，在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的领导下，迅速分布在省委所在地塔卧为中心的永顺、桑植、龙山、保靖、大庸、慈利等地，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到1934年12月底，除原有的黔东特区和鄂川边独立团活动地区的革命政权外，先后在永保县(永顺县大部和保靖县酉水以北部分地区)、郭亮县(永顺东北部)、桑植、大庸等县建立了县、区、乡党的委员会和政权组织，成立了龙山县临时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
随着各级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在根据地内开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在认真总结了老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过去分田与查田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于1934年12月1日颁布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条例分为5个部分，共34条，其主要内容包括没收土地的范围、分配土地的方法以及其他注意事项。12月16日，省委又制定了《分田大纲》，对分田的意义、分配土地的方法和分田工作的领导方式，作了进一步说明和规定。1935年1月28日，省委又作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对土地革命的政策进行补充和完善。在省委领导下，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大致分两个阶段进行，即首先在中心区域塔卧、刘家寨、龙家寨、颗砂等区进行。当1935年1月这些地区基本解决了土地分配问题并取得一些土改工作经验后，紧接着便在根据地内大面积地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其声势浩大，迅猛异常，只几个月，大庸、永保、郭亮、龙山、桑植等县的大部分地区都分配好了土地，慈利、石门、保靖、来凤、宣恩等县许多地区也进行了打土豪分财物的斗争，作好了秋收后分田的准备工作。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左”的错误，如沿用过去那种“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严厉打击政策，以及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做法当作错误的东西加以反对，但这次分田斗争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使许多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几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特别是在一些具体政策上进行了修正和创新，如只没收富农的土地，不没收其房屋、财产及兼营工商业的资产，特别注意不侵犯中农的利益；道士、和尚、尼姑、斋公、牧师、神甫等人，同样分配土地；对地主家属，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工商业者，采取保护政策等。这些对于活跃根据地经济，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和孤立敌人，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同时，为着壮大主力红军，省委在1934年12月16日提出了在3个月内扩大红军12000名新战士的任务。于是，在前后方、党政军民中，迅速掀起了一个扩大红军的高潮。红军的各个机关和连队都组织了扩红工作队或小组，利用战斗间隙，深入群众当中，采用口头、标语、戏剧等宣传方式，动员群众参军。各级政府在给红军战士分好田、做好红军家属优抚工作以及“保卫分粮分田胜利果实”等口号下，动员了大量群众参加红军。加上红军对战斗中的俘虏兵进行改造和争取工作，使自己得到了一批兵员补充。到1935年1月中旬，红军主力成倍扩大，并新组建了第十一、十七、五十等3个团。地方武装也得到了很快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根据地内有游击大队(支队)36个，游击分队、中队200多个，共计l0000余人。此外，还先后成立了慈利县独立团、大庸县独立团、永保县独立团、郭亮县独立营、龙山县独立营等武装队伍。为加强对地方赤色武装的领导，省军区下建立了两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指挥大庸、慈利、石门等县革命武装，第二军分区指挥永保、郭亮、龙山、桑植等县革命武装，在发展游击战争和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中，发挥了作用。
在湘鄂川黔省委领导下，根据地还进行了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建设，推动了湘鄂川黔苏区的巩固与发展。
经过艰苦创业，到1935年春，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形成。根据地区域，东起慈利县溪口，西至永顺洗车河，东西长约200余公里，北自桑植北，南到永顺石堤溪，南北宽约120余公里，人口约50万，共建立了9个县级政权，51个区级政权，230个乡政权。与此同时，共青团、工会、贫农团、反帝拥苏同盟、互济会、女工妇女代表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广泛建立，在团结群众、支援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红二、六军团也在不断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达到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其中六军团发展到1.1万人，二军团发展到9000多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湘鄂川黔根据地成为长江南岸苏维埃运动的重要战略区域。正如任弼时1935年1月6日在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第二次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的：“自从我红二、六军团汇合，在中央和军委指挥之下，进至湘西北一带地区之后，党即决定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不到二个月时间，的确我们在湘西北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势，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是有极大意义的。我们英勇善战的二、六军团，坚决地执行了党的进攻路线，在短短的两个月当中，给了陈渠珍以致命的打击，打败了朱疤子(朱际凯，慈利县国民党团防头子)和刚由江西调来进攻我们的罗启疆部，总共击溃了敌人十五个团，消灭了四五个团的有生力量，接连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城市。特别是我们进攻辰州，包围常德，给了湖南敌人和进攻我中央野战军的敌人的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野战军的行动。在红军胜利影响和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活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现在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的石堤溪以南的二百四五十里，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 (注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215—216页。)。
二、潇湘卷铁流——中央红军初期长征在湖南
中央红军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之一，湖南是中央红军长征途经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最初选定落脚的省份。最高“三人团”中拥有决定权的博古、李德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一味消极避战，丧失了许多扭转局势的机会。广大红军指战员在中共湖南地方组织、游击队和湖南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忍饥挨饿，顶风冒雨，在崇山峻岭、大江大河之间与敌人殊死搏斗，浴血奋战，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凯歌。在湖南通道县境内，毛泽东力主转兵贵州的主张第一次得到中央高层大多数领导同志的认可，中央红军放弃了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避免了一次可能全军覆没的重大失误，从此踏上了转危为安的万里征程。
1、进军湘南，连破敌人二、三两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突围长征。按照原定计划，红军准备转移到以洪江为中心的湖南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重新建立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进。
10月30日，红军突破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后，先头部队日夜兼程进抵湖南边境，主力部队则兵分3路，由江西崇义向湖南汝城推进。右路红三、八军团由崇义的文英圩、丰州圩、上堡向汝城的热水、集龙、濠头挺进；中路中革军委纵队和红一军团一部，由崇义的乐洞经汝城的鱼王向大坪、东岭方向前进；左路红一军团一部和红九、五军团，由崇义的聂都沿湘粤边境直取广东城口。中央红军的3路大军，浩浩荡荡，直插湘粤边境，向湖南挺进。
此时此刻，蒋介石仍然举棋不定。他一方面令“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主力集结待命，一方面拟定了一个初步的追堵计划：西路军何键部除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有力之一部在粤湘边境堵击，该路总部移驻衡阳；南路军陈济棠部除李杨敬纵队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截击，该路推进至韶关；第四集团军主力集中桂北，总部转至桂林；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6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然而，实现这一计划需要时间，而且蒋介石的指挥也不灵便。
这时，刚刚突出重围的中央红军如虎添翼，锐不可当，猛扑湘粤边境……
蒋介石顿时大梦初醒，马上调兵遣将，急电陈济棠、何键出兵，火速在汝城、仁化、乐昌间，利用湘粤军原在这一线的200余座碉堡阻击红军，设置第二道封锁线，并出动飞机协同作战。令何键部主力调湘南布防，在湘粤边境的汝城、仁化、乐昌之间构筑工事；令陈济棠部主力进至乐昌、仁化、汝城间截击。但此时，南路军陈济棠部已将其主力撤至大庾、南雄、安远等地，取守势，以防红军进入广东。西路军何键部队正处于分散“清剿”状态，湘中、湘南仅有一些地方武装防守。国民党中央军还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冈、石城等地，短期内难以赶到湘南和粤北地区。
由于事先与红军达成了某种默契，粤军陈济棠部只图自保，只顾扼守湘粤边境，防堵中央红军入粤；湘军何键部则害怕中央红军入湘，把重兵摆在汝城县以北不敢与中央红军正面接触。湘军在汝城只有第六十二师的陶柳团，布防在汝城县东南的土桥到大王山一带；粤军李汉魂、叶肇等部在仁化仅驻守1个旅，城口只有1个连；汝城县内各要地、关口，则由地方反动武装胡凤璋部二三百人把守。同时，湖南省反动政府还在湘南各地不分昼夜办理保甲，建筑碉堡，实行所谓“坚守碉堡、清查户口、集中粮食、处理食盐”的坚壁清野政策。因此，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比较薄弱。
中央红军挥师西向，连连克关夺隘。
10月30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前卫团——十一团，进抵热水附近的大山，俯瞰热水。热水，为江西到湖南的咽喉要道。这里没有正规军，只有民团百余人，连瞭望哨也没有设一个。红十一团抵达热水后，一举歼灭了这股民团，并派1个营向益将方向警戒，在狐狸集、穿峰坳等处与敌民团遭遇，以牵制益将之敌。敌见我大军压境，望风而逃。红三、八军团陆续进抵热水。红十一团继而攻打汝城县城。因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征服，地下作业又无时间，经激战两三日，红军伤亡甚重，未能拿下，遂放弃攻城，改为派一部兵力监视和钳制，转而抢战汝城县土桥、苏仙岭。31日，红十一团进抵土城，马上抢占了汝城县城以南的制高点——苏仙岭。敌陶柳团和胡凤璋部疯狂反扑。红十一团与敌人展开了苏仙岭的争夺战，多次打跨敌人的冲锋，歼敌一部，击退了敌人的3面围攻，迫使敌人退守县城。中央红军主力相继安全通过。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一军团一部从鱼王分别进入东岭和大坪；11月1日，红三军团一部抵集龙，经益将攻占腊岭之芭蕉岭、睦邻隘，进入土桥。11月2日，红三军团另一部进入汝城县濠头，湘军第六十二师陶柳团依仗险关、碉堡阻击红军。红军在正面攻击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改为围而不打，成功围困濠头，并牵制桂东、田庄之敌。红军主力分两路绕濠头前进。11月3日至4日，各路红军主力均推进到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红一军团又一部经广东南雄的长江圩抵汝城东岭，与从热水抵三江口的红军会合，攻打城口。敌人固守在沿线数十座碉堡之中。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协助下，红军沿途摧毁敌人碉堡30余座，并在汝城的城头寨、太来圩、大坪等地重创敌军，歼灭了湘军陶柳团和胡凤璋反动武装各一部。4日，左路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以奔袭、奇取的方式夺取了广东城口，俘守敌100余名，红军还缴获大批弹药和煤油。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相继入湘。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5日，红军主力越过封锁线后，乘势向湘南纵深挺进。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监视汝城之敌，主力分3路纵队，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右路红三、八军团绕过汝城县城，由汝城至大坪间通过，取道太来圩、山田坳、百丈岭、文明司直指宜章；中路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和红一军团第一师，由大坪、新桥等地经界头、九峰圩、文明司向宜章进发，红五军团殿后，在延寿、岭秀一带阻击尾追之敌；左路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九军团，为掩护中革军委纵队从九峰山以北进军，在广东乐昌九峰山一线防阻粤军，再跨过广东城口沿九峰山脉进入宜章。
汝城县南至粤边几十公里无敌人正规部队守护，为中央红军迅速西进提供了条件。然而，博古、李德等人一味避战，令红一、九、五军团从深山老林、羊肠小道的大王山、小王山、九峰山通过，致使部队拥挤不堪，行动十分迟缓。当时，九峰山为敌人所占据，红一军团要掩护中革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等后续部队从九峰山北安全通过，一方面要控制九峰山制高点，另一方面还要牵制住九峰圩的粤军，防止其占领广东乐昌，威胁中革军委纵队的行进。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经过一天的激战，付出了重大伤亡，才得以完成任务。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杨得志作为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之一，对此记忆犹新。他说：“我们攻一个山头，他们退一个山头。真是一步一个血印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注释：《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125页)。红一、九、五军团在九峰山的受阻，使全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的速度受到很大影响。同时，红军后卫部队也不得不多次被动地与国民党跟踪“追剿”部队恶战。湘军六十二师陶柳团协同胡凤璋匪部，从汝城“进剿”蟠溪铺，追击五里墩至文明司一带尾部红军，并在延寿与红九军团及第十五师接触。粤军余汉谋部第二师(欠教导团)及独立第二旅，经仁化的长江、城口向九峰山一带尾追红军。6日，红五军团在延寿、岭秀等地阻击粤敌李汉魂、余汉谋等部和湘军六十二师一部、胡凤璋匪部。激战数日后击退敌人，歼敌一部，其中毙敌团长、连长各1名。12日，粤军叶肇第二师在延寿附近追上红军，双方发生激战，伤亡不小。红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的率领下，顽强阻击敌人，攻占金狮寨，歼敌一部，完成了掩护中革军委纵队和主力部队通过的任务，13日撤离延寿，追上大部队，经文明司向宜章前进。这样，中央红军在通过敌人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时，不到两百公里的路程，走了十四五天。
11月8日，中央红军各纵队通过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区域。至此，中革军委鉴于红军主力转移已无秘可保，才正式向下通知说，中央红军这次进行转移，是为了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就在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后不久，11月6日，蒋介石颁布紧急“堵截”电令，在湘南郴县、宜章以及沿粤汉铁路两侧设置了第三道封锁线。令湘军刘建绪、李觉驻守郴县(今郴州市苏仙区)县城，王东原部移驻郴县城北栖凤渡，第八区保安司令欧冠率部驻防郴宜边境的良田，粤军李汉魂等部从仁化赶到坪石。为了驱使地方军阀与红军作战，坐收渔人之利，8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把自己的嫡系部队薛岳、周浑元纵队也归何键指挥。这些敌人在郴、宜之间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何键将总指挥部移往衡阳，督促“追剿”。
但是，敌人仓促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并不坚固。尽管敌人调兵方便，粤军有公路之便赶往红军前面堵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薛岳、周浑元的十几个师又从江西、福建赶来追击，然而，敌人内部派系矛盾很大，指挥不统一，协同作战困难，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愿正面与红军接战，部队集结缓慢；虽然仅在衡阳至坪石的湘军碉堡就有322座，但是无正规军守备，只有十九师李觉部段珩旅及补充四团、保安八团分守。当红三军团11月8日已逼进良田附近，准备突破章桥市、万会桥之封锁线及相机占领宜章城时，追敌还远在他方。王东原部十五师还在茶陵、安仁、耒阳途中，10日才到郴县；周浑元部还在左安，14日才到郴县；陈光中六十三师远在桂东；六十二师从汝城追击刚至文明司；粤军也还在从韶关开往坪石途中。
11月7日，红军前锋部队到达郴宜边界的赤石、平和，临近粤汉路时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了解到敌人的兵力还没有完全集结，除王东原师刚到郴县外，宜章、嘉禾、临武等地尚无大股敌人。上午11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以万万火急电，向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提出突破宜章、乐昌、郴县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行动方针的报告，认为红军进入湘南，湘军处于存亡关头，必与蒋介石协同动作对我；粤军疑蒋入粤，目前对我无与蒋介石南北夹击企图。因此，“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乐、郴间封锁”。(注释：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编委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25页)。下午16时，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等，决定中央红军在宜章以北的良田及宜章东南的坪石间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以红三军团为右路军，从宜章以北通过；军委两个纵队和红五、八军团随后跟进；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从宜章以南通过，红九军团随后跟进。
11月8日15时，中革军委发出突破敌人封锁线继续前进的指示，决定一面佯攻郴县，钳制湘军；一面占领宜章，阻拒粤军；主力则从中突破，向嘉禾、临武进军。红三军团第四、五师和红八军团沿郴宜边境，由平和北进，敌驻郴县良田的欧冠保安部队，闻风丧胆，不战而逃，红军顺利占驻良田。红三军团一部经万岁桥进至郴县县城西南的坳上乡伍家桥时，击溃湘军王东原部，并摆出攻郴县之势，在此牵制敌军达数日之久。中央红军主力趁此时机，分成两路，一路由保和经桂阳的太和、大塘，向嘉禾的石角塘、车头桥前进；另一路由黄茅、芙蓉、安源向临武的沙田、楚江圩前进。红三军团完成钳制任务后，急转南下，直驰保和随大部队西进。9日，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攻占樟桥市。10日，红五师迫近郴县，切断郴宜大道。红三军团第六师以第十六团为先锋，冒着大雨向宜章城前进，在距宜章城15公里的分水坳，打垮了民团100多人的拦阻，乘胜追至宜章城下。国民党守军县义勇总队队副程绍川，准备负隅顽抗。红军登上虹桥制高点，居高临下，以2发迫击炮弹，摧毁了北门后山敌人的中心碉堡。敌人半夜仓惶逃跑，宜章城“不攻自破”。11日拂晓，宜章城城门大开，群众结队欢迎红军进城。13日，左路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进至宜章白石渡(今红岩)时，遇敌阻拦，在中革军委副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和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等指挥下，红军消灭了湘军两个连，也顺利进入宜章。
宜章等湘南地区，是富有革命传统的老区。大革命时期，这里有过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1928年初，朱德、陈毅等在这里领导的湘南暴动，更是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红军又一次来到湘南的时候，湘南人民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箪食壶浆，竭力支援长征的红军。在红军到来之前，仅郴县县委就发动群众筹集粮食12万多斤，光洋4000元，编织麻草鞋2.8万双，搭起安置伤病员的草棚11个。文明司的群众，自动捕获敌区长，并带领红军搜缴团防长短枪20余支。在中共湘南特委和中共宜乐县委的组织领导下，宜章人民开展了摧毁敌人交通和粉碎国民党“乌龟壳”(指碉堡)的运动，使大多数的炮楼空空如也，敌人的交通部分断绝。红军迫近宜章城下时，群众纷纷前来，300多名筑路工人自动组织起来，帮助红军挖坑道、扎梯子，准备第二天攻城。红军所到之处，他们夹道欢迎，在沿村沿路的墙上树上，贴满“欢迎红军”“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人民群众还积极为红军烧茶送饭，主动给红军带路，护送红军伤病员，积极参加红军。有四五百名穷苦的筑路工人和农民青壮年自愿参加了红军。特别是郴县的黄茅、桃花垅，临武的芹塘，宜章的茶轩等地的地下党员和贫苦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精心照料红军留下的几百名伤病员。这些伤病员痊愈后，同当地的红军游击队一起，坚持了3年的游击战争。
红军经过湘南时，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爱护群众的利益，关心群众的疾苦。红军占领宜章后，打开敌人的监牢，解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15日，红军在宜章县城召开了工农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把没收来的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穷苦群众，把100多枝枪发给了新成立的工人赤卫队；在城里设立临时银行，按日兑现，收回钞票；执行党的工商政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红军还在平民工艺厂的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了党小组。红一师在白石渡发展了42名党员，帮助成立了60人的游击队，建立了3个秘密党支部。宜章县苏维埃政府，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建立的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它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在湘南大地留下了革命的火种。
攻取宜章后，中革军委要求红三军团在良田、两湾洞、宜章地域，掩护主力西进。14日，针对敌人第十五师、第八纵队由郴县南进，第六十二师经文明司向良田前进的态势，红三军团一方面派出得力部队抗击郴县南进及东面文明司之敌；另一方面分派红四、五师在万会桥、良田、两路司地域，向郴县加强侦察警戒，掩护中央红军右侧安全，等待红一军团主力；派红六师在宜章、罗家观地域，等待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到来。沿九峰山脉行进的红一军团主力，越过大王山，相继抵达宜章县的小镇白石渡。这样，红军占领了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两个重要支撑点宜章城和白石渡，使全军较顺利地通过了粤汉铁路线。到15日，中央红军从郴县、良田、宜昌、乐昌之间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全部进入湘南地区。
2、奔袭道县，抢占蓝山
中央红军进入湘南地区，粉碎了敌人企图“聚歼红军湘赣边”的阴谋，同时也暴露了红军西进的意图。蒋介石立即作出判断：中央红军“必沿五岭山脉，循肖(指肖克)匪故道，经兴、全间(西)窜”，便精心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制定了“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歼灭红军的计划：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区，消灭于宁远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第二步，如果第一步计划不成，就调集湘、桂军和“中央军”狙击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消灭在湘江之滨。为了实现这一作战意图， 11月12日，蒋介石赶到南昌行营，加紧调兵布防，围追堵截。一方面急忙委任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将所有北路入湘“追剿”红军的第六路总指挥薛岳及周浑元部共16个师77个团，统归何键指挥，与其直属在湘各部队及团队，专事“追剿”，“务希杀 [歼]灭该匪于湘水以东地区”(注释：转引自胡羽高编：《共匪西窜记》，文海出版社，影印1946年版，第126页)；一方面，电令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部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堵截。为确保桂军“剿共”得力，蒋介石还特别拨给一大笔款项。同时，令广东军阀陈济棠部以有力部队进至粤、湘、桂3省边界进行截击，令贵州省“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堵截。蒋介石企图利用宽阔汹涌的湘江作为一道天然屏障，沿江修筑500多个碉堡，在湘江以东消灭中央红军。他认为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流徙千里，四面受敌，下山猛虎，不难就擒”，因此在电令中引用了古代军事家尉缭子的4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严令部下依照计划行事，上下同心，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积极围歼红军。
11月13日，何键在衡阳设立“追剿”军总指挥部，颁发了他这个“追剿军总司令”的第一个“追剿计划书”及命令，将所属部队编为五路“追剿”军，并作了具体部署：第一路，刘建绪率4个师及4个补充团、3个保安团，集结主力于黄沙河附近，与桂军协同，堵击红军西进，并以一部兵力沿湘江碉堡线下衡阳之东阳渡止，严密布防；第二路，薛岳率4个师及惠济支队(相当于一个加强师)在零陵附近集结，与第一、第三路军联系，堵截红军北进和西进；第三路，周浑元率4个师，限11月21日前到达道州(今道县)，沿潇水布防，而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红军；第四路，李云杰率2个师与第三路军联络，经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尾追红军；第五路，李韫珩(李抱冰)率十六军(实为1个师)及空军第二队，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临武、江华、永明，尾追红军，并以航空兵实施侦察和轰炸。
敌人5路“追剿”军和粤、桂军23个师另1个旅、7个团及民团一部，共计40余万人，形成了一个前堵后追，左右夹攻，逼红军于湘江东岸决战的势态。广西军阀白崇禧趾高气扬地宣称：我们能在湘江以东地区把他们消灭(注释：转引自《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54页)。
前有堵敌，后有追兵，形势十分严峻。中央红军这支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队伍，何去何从，是退是进?在此关键时刻，红军领导层内部出现了重大分歧。
彭德怀认为，国民党大军密集，全面布防阻击，红军还簇拥庞大的中央机关和非战斗人员队伍做甬道式开进，要突破湘江，继续执行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不可能。如果强渡湘江，必然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后果不堪设想。只有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打乱敌人部署，避实就虚，甩掉笨重辎重，轻装前进，在运动战中调动敌人，予以歼灭，才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因此，彭德怀向中央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注释：《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
毛泽东认为，尽管敌人大军合围，但蒋介石与各省军阀间历来的猜忌及错综复杂的矛盾，造成其时湘南敌人力量不强，宜章至湘江地区又属于无堡垒地域，加上在湘南地区共产党的影响较大，群众基础较好，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因此，他也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薛、周两部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来一个回马枪，寻歼敌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在红军到达宁远地域时，他又提出：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黎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栗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占领道州后，毛泽东再次提出自己的主张：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镰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注释：转引自蒋天键《通道转兵前红军作战方向选择上的斗争》，载《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
然而，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一味向西退却，消极避战，以致丧失了在湘南歼敌的良机，为后来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增加了巨大的障碍。
中央红军继续向西挺进!
鉴于敌人向湘南地区开进“是在从两翼截击我军之进入部队，以后则向我主力两侧后行并行的追击”，因此，中革军委决定“迅速秘密的脱离尾追之敌，前出到临武、嘉禾、蓝山地域”，规定：“三军团应占领嘉禾城，红一军团应占领临武及蓝山城”，并作出如下具体部署：以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归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由郴县秀凤圩等地出发，经保和圩、桂阳的清和圩等，向嘉禾方向前进；红一、九军团为左纵队，归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统一指挥，由宜章、广东坪石地区出发，经宜章梅田，向临武、蓝山前进；军委第一、二纵队及第五军团为中革军委纵队，随后跟进。
11月15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占领临武县城。红一军团主力从白石渡经宜章城后分两路向临武进军，一部经泗溪进入临武水东、牛头汾；大部经梅田、浆水、鹧鸪坪到达临武附近骡溪，陆续进入临武城。进入临武后，中央红军调整了行军路线：红一军团由左前锋改为右前锋，红三军团则相应由右前锋改为左前锋，红八、九军团仍为中革军委纵队的左右翼，红五军团仍殿后，继续西进。16日下午，担任红一军团前卫的第二师第四团经临武抵蓝山，在雷家祠宿营。17日凌晨继续前进约30里，到达祠堂圩待命。不久接到师部命令：“薛敌(指薛岳)率五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即道州)、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圩、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潇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着你部立即由此地(即祠堂圩)出发，经天堂圩，限明日(即18日)相机占领道州县城，并拒止由零陵(今永州)向道县前进之湘敌……”(注释：《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5页)。红四团团长耿飙和政委杨成武向全团干部传达师部的命令后，下达了急行军100公里、奔袭道州的动员令。
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战士们踏着泥泞山道，从祠堂圩出发，途经东城、冷水、天堂，急速向道县开进，沿途不断地向群众了解道州县城和渡潇水的情况。行至白芒铺时，尖兵连抓获保安团1名由道州去天堂圩送信的团丁，得知道县城里无重兵把守，只有用1万元大洋请的1个连广西兵守城，县保安团除留40名团丁守城外，其余的都护着县长、保安司令及县政府要员逃到距城百里外的上梧江、双河一带山区。据此敌情，红四团立刻跑步前进，18日傍晚占领了道州城南潇水东岸的水南街。
道州城(今道县县城)，位于潇水西岸，是这一带最大的渡口。要占领道州，就必须先过潇水。18日午夜，红二师师部到达离县城15里的龙江桥，师长陈光打电话给红四团指出：道州城内敌人只有一个连和几十民团，无扼守准备，估计他们拂晓前会向蒋家岭逃窜，现已命红五团在潇水上游架桥北渡，你们四团的任务就是立即行动，泅渡过去，夺取浮桥。耿飙将陈师长的电话转告杨成武，立即布置行动，命令第一营为攻城突击队，进入战斗位置；派工兵排长、一名副班长和两名水性好的战士，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由南门口游水过去。渡河中，1名战士在急流中中弹牺牲，其余3名战士成功登陆，迅速占领了河西渡口。同时，一营在对岸加强政治攻势，向城内敌人喊话。敌人慑于红军的威势，虚放几枪，于黎明时分向蒋家岭方向溃逃。3名红军战士在群众帮助下，迅速架设好了一座4米宽可以通过4路纵队的浮桥。一营作为突击部队首先过桥，迅速抢占东北两门，打开南城门，占领了道州县城。从上游五洲渡口涉水过河的红五团，同时占领了城西的各个据点。
在红四团奔袭道州的同时，为延缓敌人尾追，掩护主力红军顺利通过蓝山，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一军团先锋部队占领蓝山。11月17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经临武的下殿村，进入蓝山境内。为抢占蓝山县城，18日，周恩来、刘伯承亲自到红三团指挥战斗。19日，红八、九军团主力由蓝山县的兰屏进入宁远下灌的大屋地，大部分抵达包家、新坝、杨梅洞周家、田家一带宿营，一部经天鹅抱蛋、桂里源进入道县的四马桥。当天傍晚，红三团连夜急行军，直捣蓝山县城，激战1小时，消灭了守敌湘军1个营和县保安部队，占领了蓝山县城。这时，红一军团的另一部也在铁尖头与李云杰部发生战斗。20日，红一军团首长电令：蓝山城由九军团接防。红三团撤出蓝山进入宁远。从临武陆续进入蓝山的红八、九军团主力顺利通过蓝山。
红三、八军团一部在向蓝山行进的途中受阻嘉禾。11月16日，红三、八军团在嘉禾县行廓乡桐梁桥与国民党第四路军追剿司令李云杰的守桥部队激战，将敌击溃，通过了桐梁桥。18日，为攻占李云杰把守的车头桥，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在车头桥下游麻地河段派一支小部队泅水渡河，佯攻县城。傍晚时分，红军大部队集中火力向车头桥发起猛攻，摧毁桥头工事，消灭守桥敌军，占领车头桥，并在车头桥上游的浦口架起一座浮桥。红军从车头桥和浮桥上迅速通过钟水河。敌人在车头桥失守后，李云杰派嫡系王昌益、王玉成两个加强连占领锡畸岭，阻击红军。红军采用正面佯攻，从侧面发起猛攻插入敌腹部，经过激战，毙敌连长王玉成等百余人，占领锡畸岭。同日，红五军团在宜章县迎春乡鹧鸪坪的牌楼岭，击退尾追粤敌1个师。19日，红五军团在临武县南强乡下九江的仁兴岭和蛇天岭，与敌王东原师激战，将敌击退。20日，红三、五军团红军分别从嘉禾、临武进入蓝山县。
{Ky:PAGE}
11月19日，红三军团另一部在蓝山附近大元井的杉树岭遭敌李抱冰(即李韫珩)部的伏击，激战8小时，双方伤亡甚大。20日，红三军团行至蓝山土市、洪观时，敌军李云杰部尾随红军猛扑而来。为阻止敌人的前进，朱德、彭德怀亲自指挥这场战斗，红四师和红五师埋伏在大叶岭、打靶岭等9个山头上，布下包围圈，派出红六师在倒牛角、大井头、神下一带布防，打击宁远方向增援之敌。21日，敌军李云杰部进入伏击圈，严阵以待的红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向敌人猛烈开火，激战1天，全歼敌一三六团。当天，红五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大部到达宁远水打铺、包家、新坝等地，一部沿着红八、九军团的行军路线进入道县的四马桥。红一军团一部分两路进入宁远：大部抵达天堂圩，小部到达冷水铺、五马一带。红三军团兵分3路分别到达宁远的盘石圩一带。
红一军团长途奔袭道州，红三团、九军团连续占领蓝山城，为中央红军主力顺利进入零陵地区创造了条件，为抢渡湘江取得了战略上的机动地域。
3、宁远溃敌，抢渡潇水
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道州，控制了有利地形，令湘桂两省军阀大为震惊。11月19日，“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发布命令，敦促部下，按既定方针紧缩防线，企图在天堂圩、道州间寻机与红军主力决战，同时调集重兵封锁湘江。此时，湘军何键的15个师分5路对红军进行追击和拦堵，桂军5个师也已先期到广西全州、灌县、兴安一带设防。
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自然打着他的如意算盘：中央红军已经进入湖南境内，何键比薛岳也能更好地协调同桂军、粤军的关系。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湘军进入广西境内，彼此不会猜忌，两者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亦可使过境红军遭到一些困难。跟踪追击的李韫珩、李云杰都是湘南人，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对地势熟悉，可收地利人和之便。嫡系周浑元部乃精锐之师，可先行抢占道州，压迫红军西进；吴奇伟部沿永州西进，可阻遏红军北上。这样，敌人形成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中央红军之于湘江东岸的有利态势，企图逼使红军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如果中央红军不渡湘江，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而当时陈济棠部已有好几万人集中在粤湘边界，红军欲仓促建立苏区并不容易。
然而，敌人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尚未即刻对中央红军构成致命威胁。前敌总指挥薛岳对何键并不买账，何键限定薛岳部24日前集结零陵附近，薛部28日才到达指定位置；何键限周浑元部19日到达道州，周部23日才抵达宁远，距道州还有82里。桂军、粤军则与蒋介石疑忌甚深，深知蒋的“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不仅不追红军，而且给红军让道。粤军独三师进抵宜章后就止步不前，11月底虽也派遣12个团分路援桂，但也只是故作姿态给蒋介石看看而已，尚未到达目的地，中央红军即已渡过湘江。何键自己指挥的部队，则远水难解近渴：六十三师尚在湘东茶陵，六十二师在汝城宜章间文明司，主力开到全州已是11月27日；尾追的李云杰部一部还未到郴州，李韫珩部进湘南更迟，始终与中央红军无接触；刘膺古的两个师被蒋介石留在赣西，划归北路军指挥，他请求归建，蒋也不允。自己的部队指挥不了，别人的部队又指挥不动，何键这个“追剿总司令”自然有苦难言。
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道州县城后，立即派遣红四、五团向零陵方向警戒，阻击增援之敌，严密封锁通往县城的道路，两小时后，与从宁远方向赶到城东的敌人激战。同时，命令红六团在道州以南的洲背、九井渡、葫芦岩等渡口架设浮桥，掩护中央军委后续部队渡过潇水。11月19日拂晓，中革军委纵队顺利通过道州县城，其余部队也陆续跟进。红四团即撤出阻击阵地，继续担任前卫团，日夜兼程突破湘桂线，前往攻占广西界首。
红军主力进入蓝山后，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先头部队兵分两路：一路前出道州，继续抢占机动地域；一路前出江华(又名水口)，永明(今江永)，佯攻龙虎关。11月19日，左路红八、九军团主力在宁远桂里园附近的天鹅抱蛋和道州的后江桥等地击溃敌李云杰部与民团后，进入道州的四马桥一带，直趋江华，永明，并迂回于3县之间，牵制广西贺县、恭城之敌。几日内，红军先头部队在富川、大远、三峰山等地与广西敌人频频接火。
此时，何键为截击红三、五军团主力，令李云杰部向宁远尾追，李韫珩部向宁远以南堵截，周浑元部也由道州一侧的屋脊岗包抄而来，妄图再一次实施“在天堂圩，道县间消灭红军”的计划。
面对敌军的3面包围，11月21日，朱德给各军团发布了在宁远、道州间消灭周浑元部的命令：“红一军团一部在天堂圩、柑子园一带”扼守屋脊岗，并从柑子园调“铜步营”返回天堂圩增援。三军团“于23日晨以前应到达梅岗、欧家地域。”“五军团应到达百草坪、杨梅洞地域。” “八军团一部22日晚到达下灌地域，然后占领阵地。”“军委第二纵队22日晨进到南坪圩地域，23日晨则进至清水塘。”
11月20日，左路红九军团第三师第七团从道州四马桥、后江桥一带出发，过木垒洞后分两路向江华前进，一路从茶园渡过沱水，到达刘家塘，一路经桃花井至井塘，22日行至江华界牌。红八军团先头部队经天鹅抱蛋、四马桥渡过沱水至上渡。21日，右路红一军团主力抵达祠堂圩，随后兵分两路往宁远进发，一路至天堂圩，其前锋抵柑子园；一路至冷水铺宿营。同一天，红一师抢占宁远、道州之隘口屋脊岗，修筑了工事，执行中革军委关于消灭周浑元部的任务，并派1个团迅速赶往潇水河岸的九井、糖榨屋、洲背等几个渡口，架设浮桥，迎接中央机关和中革军委纵队过河，并在潇水西岸修筑工事，阻击敌人抢渡潇水。22日黎明，中革军委纵队、红五军团分两路经宁远的水打铺、桂里源进入道县的四马桥。红五军团后卫三十四师与主力在宁远的下灌分手，抵达虎形岭、白水冲集结，准备阻击追敌。当天清早，红一军团一部分两路从蓝山的祠堂圩进入宁远，沿着先头部队的行军路线向道县进发，行至唐家山时，获悉宁远县城守敌不敢出城，于是放弃攻城，从城郊东溪寺附近涉水渡过泠江，直奔天堂圩与先头部队汇合，准备在蒋家岭一带阻击敌人。“铜步营”则奉命折回宁远谢家，增援后卫拒敌。同一天，红三军团从蓝山兵分两路进入宁远，分别在盘石圩、大岭山、新屋地一带宿营。23日上午，在盘石圩宿营的红三军团打退了敌李云杰部的进犯，并与在大岭山一带宿营的红军汇合。中午，红军返回毛坪头，将尾追之敌打退，乘机撤至云潭，进入道县的小甲。在新屋地一带宿营的红三军团，则沿着先头部队的路线进入道县的柑子园。下午3时，红五军团后卫三十四师等从云潭撤退下来的红三军团进入大界后，立即抢占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李云杰、李抱冰部，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歼敌百余人，敌人狼狈退至庄屋一带。红三十四师乘机直奔大界、洪洞铺，晚上9时，从水打铺的新兴桥、永兴桥过河后，撤掉了两座桥，连夜进军道州的四马桥。当天，“铜步营”也在谢家与敌李云杰部遭遇，边打边向据守在屋脊岗的红一师会合，经近两小时的战斗，敌军溃退。红一军团主力离开宁远，进驻道州城。中革军委纵队离开岩口，从葫芦岩渡口过沱水到达审章塘。
11月22日，国民党军周浑元部之肖治平师尾追至天堂圩，被红军阻击在屋脊岗之宁远一侧。23日，敌李云杰部从宁远县城向天堂圩扑来，企图配合周浑元、李韫珩部包围红军于天堂圩。朱德、彭德怀深入阵前指挥，把敌人反包围在天堂圩一带。战斗打响，红一军团严密封锁住屋脊岗的各个山头，居高临下，向敌人发起进攻。同时，派出队伍向天堂圩增援。红三军团占据梅岗一带的有利地形，阻止敌人向道州方向溃退。红五军团也从黄金桥，百草坪方向合围而来。经过半天的激战，敌军死伤惨重退回宁远县城，红军急进道州。天堂圩一仗，打乱了敌人抢渡潇水阻止红军西进的计划，保证了红军主力顺利渡过潇水，夺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潇水，是湘江的一条重要支流，河面宽、河床深，且水流湍急，流经江华、道州的潇水东岸大部是较开阔的稻田，西岸则是起伏连绵的丘陵。红军利用这一天然屏障，布下兵力，阻敌尾追。何键也想占据这一有利地势，要他的部下迅速占领潇水，接二连三地发出电令，一限21日前到达，又限22日前到达。但在红军阻击下，敌人均未能如愿以偿。
11月23日，红一军团军团部及直属部队从宁远白水塘过屋脊岗，经柑子园、白芒铺，从白马渡、水南渡潇水进入道州城。中央机关和中革军委纵队经四马桥、蚣坝，从葫芦岩渡潇水到达下追塘、杨柳塘一带。红五军团紧跟中央机关和中革军委纵队行进。红三军团从宁远岭脚进入道州西园，24日经小甲、刘革神、兴桥，从洲背、九井渡潇水，到达午田，军团直属部队从水南渡过潇水，前锋到达蒋家岭。红八、九军团主力从天鹅抱蛋进入道县，过茶园渡口到达杨柳塘。红九军团大部进入江华。半夜，中央机关和中革军委纵队从杨柳塘出发，向午田方向前进。当天，红四团一部占领江华县境。
就这样，敌人眼睁睁地看着红军主力纷纷从道州和江华间的水南、洲背、九井渡、葫芦岩、茶园、白马等渡口渡过潇水。何键得到情报，极为恼火，大骂部下无能，同时又不甘心失败，紧催刘建绪、薛岳部在湘江防线加紧布防，命令周浑元、李云杰部急抵潇水，并调动8架飞机，在潇水沿岸的白马渡、水南、洲背、九井等渡口疯狂轰炸扫射，企图滞缓红军的行进速度。红一军团战士组织火力，对空射击。一架编号为“709”的战斗机在水南渡口俯冲扫射时，被1名红军战士的步枪击中油仓，坠落在黄泥石村头。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恰好从此经过，活捉了敌机上的两名飞行员，缴获机关枪两挺，子弹5000多发，并烧毁了敌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当时的《红星报》记载：我红军于廿四日在西元[园]击落敌人飞机一架，击落飞机师二，缴获花机关二，望远镜二(注释：原载《红星报》，1934年11月25日第5期)。
25日拂晓前，中央红军从道州与江华间全部渡过潇水，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利用潇水迟缓红军行动的阴谋，为红军西进提供了侧翼保证。
4、血战湘江，道县悲歌
中央红军成功抢渡潇水，主力集结于道州至永明西郊一线，锋芒直指湘江。
恰在此时，湘江防线的敌情发生了有利于红军的重大变化。
还在红军向道州长驱直进的时候，广西军阀已经看到红军过境势不可免，面临和红军决战的重要关头，他们本着事前的既定方针，认为让路时机已到。但同时他们也深知，这样做无异于将红军引向湘西，必然遭到何键的坚决反对，遂于11月20日以李宗仁名义直接致电蒋介石，请撤往恭城，同时做好了桂军南撤的一切准备。22日，蒋介石复电同意，并致电何键，要求何键部向江华贺县推进，“据德邻(李宗仁号)电，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拨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注释：转引自胡羽高编：《共匪西窜记》，文海出版社，影印1946年版，第161页)。然而，何键也只顾自己的地盘，电告蒋介石，湘军“实属再无余力，继续南移”(注释：转引自胡羽高编：《共匪西窜记》，文海出版社，影印1946年版，第163页)。当天下午，桂军立即将主力撤离湘江防线，十五军南移恭城、富川一线，驻扎在湘江防线的兵力，全州只留下七十二团的两个营干训队，灌阳只留下1个团，兴安也只有1个团。这样，全州至兴安长达60公里的湘江沿岸，处于防守薄弱状态，敌人整个湘江地域的包围圈撕开了一条大口子。
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了。中央红军若能利用桂军撤防的极其有利的时机，大举渡江，可保万无一失。然而，博古、李德等人对此并不知情。红军主力仍然采取甬道式的队形，按常规行军，带着笨重的“坛坛罐罐”，行动非常迟缓地向湘江边挪动，毫无“抢渡”湘江之意。就连“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都说：“匪的人数甚多，……行动甚缓，我们堵截的部队一定可以如期赶到”(注释：转引自胡羽高编：《共匪西窜记》，文海出版社，影印1946年版，第154页)。这一点，李德也不得不承认：“这期间又过去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出敌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而且由于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向我们的左翼发起进攻，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注释：[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21页)。
红军主力渡过潇水后，为迟滞尾追之敌抢渡潇水，掩护中央红军安全西进，抢渡湘江，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布防于道州城北的水南、下关、斜皮渡一带；红五军团扼守住道州城南的五洲、岑江渡、洲背、茶园一带；红三军团第四师在九井渡口西岸组织防御；红九军团在江华沱江以北各个渡口严密布防。要求红军指挥员在斜皮渡至江华沱江的潇水西岸，挖战壕，修工事，形成了一道长达100多里的坚固防线。24日，周恩来到城北一带阵地视察，看到红一军团第一师的指战员正在下关一带山头上挖战壕，他鼓励战士们说：“要拿出勇气来和各种艰苦困难作斗争”，“为苏维埃英勇战斗，不论到哪个地方，不管碰上什么强敌，都要勇气百倍，有条件就歼灭之。”
11月25日，敌人周浑元部之万耀煌师从白马渡偷渡潇水，遭到红一师的伏击。敌人组织10余次冲锋，均被红军击退。敌人受阻后，又企图从北面之斜皮渡偷渡，亦被红军打退。当天，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抵达蒋家岭以西的广西地域，发现全州至兴安一线敌人防御空虚，湘军刘建绪部正由黄沙河向全州及其以南地区急进，企图填补桂军南撤后湘江防线的安全缺口，封锁渡口，阻止红军西进。
这天傍晚，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纵队到达豪福村宿营，得悉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的情报，决定从全州、兴安间渡湘江。17时，朱德在豪福村发布抢渡湘江的命令：“进攻部队红一军团主力及三、八军团应迅速连续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迅速坚决消灭敌之第一、第二路及与我接触之桂系部队，于全州、兴安渡湘江；掩护部队红一军团一个师及五、九军团应连续于潇水及营山诸隘口阻止敌第三、第四、第五路军前进，当其急进时，则应坚决消灭其先锋部队。”命令还具体规定了各路纵队的组成及行军路线：“红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沿道州、蒋家岭，向文市前进；红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及五军团(缺一个师)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向文市以南前进；三军团、军委第二纵队及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追前进，相继占领该城，然后向兴安前进；八、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同时，党中央、总政治部发出了《为进行新的战役、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政治动员令》，与作战命令同时下达至团及梯队首长，指出“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任务是复杂和艰巨的”，强调“为着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发扬“忍苦耐劳”、“坚决顽强”的精神，“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注意自己翼侧之安全，如敌人向我翼侧进攻时，应机动专行的坚决击溃之，同时不应离开自己的前进道路”，为实现“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块苏区”而奋斗。
湘江战役正式打响!
11月26日，红一师主动撤出阵地，退守阳乐田一带，敌周浑元部占领道州县城。之后，敌李云杰、王东原部从葫芦岩、茶园抢渡潇水，与红五军团激战。但是，敌周浑元、李云杰部均被红一、三、五军团阻止在潇水以东一带。当天，红三军团全部从永安关进入广西，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纵队通过永安关。这时，广西军阀为防止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广西，遂令第十五军从恭城返回灌阳，在新圩以南展开，准备随时截击红军后卫部队。27日，湘军第一路军刘建绪部进占全州，力图封锁湘江渡口。这时候，蒋介石也从刘建绪的报告中，得知了湘江无兵防守的情报，对桂系的狡猾大为震怒，28日，他严斥桂军放弃职责，严令桂、湘两军按原定计划，对红军已过河之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河部队进行堵击，仍然妄图将红军主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蒋介石的电令下达后，何键即令刚进占全州的刘建绪部，以3师之众南下，妄图封锁从全州至咸水的沿江渡口，并要求桂军负责从咸水至灌阳(包括咸水以南经界首至兴安的湘江)的防务。然而，桂军并未按蒋介石和何键的意旨，以主力前出兴安封锁渡口，与刘建绪部衔接，只是以1个师驰援兴安，以防红军南下，而令已从恭城返回灌阳新圩的夏威所部，全力向红军后续部队发起攻击。显然，桂军执行的仍然是“只能追击，不能堵击”的方针。
面对越来越危险的局势，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李德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¼¼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¼¼”(注释：[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20-121页)。当红军爬过都庞岭进入广西的时候，毛泽东向中央郑重地提出：“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等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注释：转引自蒋天键《通道转兵前红军作战方向选择上的斗争》，载《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
然而，博古、李德又一次拒绝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广大红军指战员血染湘江不可避免了!
中革军委下达渡过湘江的命令后，红军主力迅速抵达蒋家岭一带。奉命扼守潇水以西阵地的红一军团第一师、红五军团，边打边撤，追赶主力。11月27日，红一军团一部继续在阳乐田、潘家岭一带阻击进入道县的周浑元部。敌人几次向城西红军阵地冲击，均被红军击退。敌人被封锁在县城内，不敢越雷池一步。同一天，红五军团大部到达蒋家岭，红十三师在杨家桥与敌周浑元部发生激战，红八军团向永明方向前进。11月28日，红一师奉命放弃阻击阵地，撤出阳乐田，赶赴全州作战，留下小部队在车田洞掩护。敌周浑元部、道州保安团紧紧尾随红军追击。负责接替红一师阻敌的红五军团十三师，在高明桥遭到敌军猛扑。红十三师利用桥西的有利地形，封锁桥头，经过一晚的激战，把敌人困死在桥东，掩护了因在三峰山受阻折回道县的红八、九军团及后续部队进入营乐源一带。11月29日午后，红八、九军团的后续部队及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撤离道县，经小坪抵达蒋家岭，先头部队通过雷口关。当天，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与敌周浑元部激战数小时，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保证了红八、九军团安全进入广西境内。第二天，红八、九军团后续部队昼夜行军赶上主力部队，从雷口关进入广西，红五军团第十三师这才经永安关进入广西。
红军主力在湘江渡口与敌人搏斗，抢渡湘江，一直担任红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则奉命在永安关、水车一带阻击“追剿”军第三路军的追击，掩护军委纵队及红军主力渡过湘江。面对敌人的3面进攻，英勇的红三十四师指战员拚死顶住，用自己的血和肉筑起一道又一道城墙，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鏖战了4天4夜，予敌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任蔡中和大部分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虽然遭到惨重的伤亡，但红三十四师仍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过湘江。
完成掩护任务后，红三十四师迅速追赶主力，抢渡湘江。但当他们到达界首渡河点时，湘江完全被敌人封锁，渡江之路已被敌截断。红三十四师余部翻过海拔1900多米高的宝盖山，正准备从凤凰嘴与敌死拚，涉渡湘江时，军团部来电命令他们返回湘南打游击。接到军团部首长的指示，红三十四师余部300多人，在师长陈树湘、师参谋长王光道率领下，向道州方向突围。
12月7日，红三十四师翻过都庞岭，进入道县空树岩村。此时，敌人广西地方民团大批从灌阳方向尾追而来。为保存力量，红军沿着都庞岭山麓自西而东，向道县与永明交界的山区退却，到达清塘小坪村附近时，遭到道县国民党地方武装、县保安大队200多人的拦截。红军与敌人激战半日，毙敌数名，击退敌人，补充了部分枪枝弹药。 9日，红军经营乐源进入永明八都，在上木岭、大宝腹又与永明之敌接火。红军一路且战且退，当晚进至上江圩。第二天，红军抵达桥头铺，在马山附近的潇水西岸抢渡牯子江。当木船渡至河中时，又遭到埋伏在两岸的江华保安团的突然袭击。师长陈树湘在船上指挥战斗时，不幸被子弹击中，腹部受了重伤，红军也伤亡惨重。红军战士用担架抬着师长，继续由江华界牌向道州四马桥前进。江华、永明两县保安团又紧紧尾追而来。由于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指战员又得不到休息，加上天气寒冷，冻饿交迫，队伍大量减员。红军到达四马桥时，只剩百余人。到达早禾田，又遭道县保安团第一营的阻击，红军边打边走，退至银坑寨占据有利地势，击退了敌人。陈树湘挣扎着走下担架，命令部队改变由长征原路退却的计划，各自为战，冲出重围，到牛栏洞汇合，向癞子山前进。这时，江华、道县、宁远3县的保安兵猛扑而来，省保安军成铁侠部又从宁远鲁广洞方向赶到。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形势十分危险。陈树湘不顾战士们的再三劝阻，又一次走下担架，当即立断，命令1个班抢占曼头岭对面山头打掩护，其余由参谋长率领，迅速冲过敌人的火力网。突围中，陈树湘由于伤势过重，不幸被捕。12月17日，敌人把他抬到四马桥的一间布铺里。敌保安司令何汉听说抓到红军师长，高兴得发了狂，命令他的部下，将他抬着去向上级邀功领赏。陈树湘为了不使敌人的企图得逞，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以身殉难，年仅29岁。他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送回他的原籍长沙县，挂在了小吴门的城墙上。突围出去的红军90余人，经道县牛栏洞、插花坪，16日到达宁远鲁广洞、道堂一带，又遭保安军袭击。17日，进入蓝山古城一带，遭到省保安军成铁侠部、道县唐季侯部和宁远、蓝山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围剿”。在敌人的合击下，红军终因弹尽粮绝，大部牺牲和被捕，个别遣散。
红三十四师返回湘南，继续与敌坚持斗争，英勇悲壮，其牺牲奉献，谱写了长征史上悲壮的一页。包括红一、三军团在内的其他部队，也在突破敌人的湘江封锁线中遭受重大损失。
湘江战役，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也是长征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中央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5昼夜，终于突破了敌人重兵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的狂妄计划，保存了红军的精英，为夺取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广大红军指战员虽浴血奋战，与敌人殊死搏斗，但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
湘江战役的惨痛损失，唤醒了红军指战员的觉悟，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刘伯承，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对当时的情景刻骨铬心。他说，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 ‘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注释：《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4页)。
在严重的挫折面前，博古往日那双总是熠熠生辉的眼睛变得灰暗沮丧。他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聂荣臻严肃地警告他：“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站在一旁的李德，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显得垂头丧气。最高“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坚持工作(注释：《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232页)。
湘江战役，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的破产。血的事实逐步使大家认识到，只有改变“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领导，红军才能取得主动，长征才能取得胜利。
5、通道转兵，化险为夷
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余部疲劳不堪，序列不整，中革军委决定在广西西延(今资源县)地域休整一两天，以便集结部队，继续前进。然后，预定按照原定计划沿着红六军团的前进路线，从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再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蒋介石也按照原来的计划，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西。
早在湘江战役进行之前，11月17日，蒋介石就发布了所谓《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其目的十分明确：如果不能在湘江以东全歼红军，下一步就在湘江以西“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 (注释：转引自胡羽高编：《共匪西窜记》.文海出版社，影印1946年版，第151页)，防止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会合。身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湖南军阀何键，对蒋介石“剿匪”计划作了最坚决的执行。在湘江战役之前，他就在湘西南一带广征民工，在绥宁、靖州、城步、会同一带修成碉堡200余座，构筑4道碉堡封锁线，企图迟滞红军的行动。在红军渡过湘江、集结于西延地区时，何键立即将其所属部队共15个师的兵力重新进行了编组，调整为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和预备兵团，以第一、第二兵团专事对红军追击，迅速向新宁、城步、武冈方面转移，以配合桂军，前堵后追，对红军进行合击。并以预备兵团对付在湘西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桂系也对其所属部队重新进行了编组，以2个师的兵力一路赶赴龙胜、西延一带，一路由界首向龙胜进击。同时，蒋介石又急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从咸水跟踪追击。在各路敌军中，只有奉令在黔东布防的黔军较为薄弱。
12月4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军“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准备按原定计划沿着红六军团的前进路线，从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再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红军很快进入湘、桂边境的越城岭，开始翻越长征以来最难走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
老山界，是越城岭山脉的中段分支，南北长约21公里，东西宽约6公里，主峰猫儿山，海拔2600多米，是越城岭的最高峰，也是五岭的最高峰。这里，群峰高耸，悬崖峭壁，瀑布飞溅，森林茂密，年平均气温只有9摄氏度，年降雨量高达2300毫米，雾浓风大，气候瞬息万变，令人望而生畏。
中革军委第一纵队从塘坊边出发，下午开始翻越老山界。这里靠近主峰猫儿山，山路险陡，到处是悬崖峭壁，而靠几根圆木架成的栈道，没有栏杆，长满青苔，走在上面又滑又晃，使人胆战心惊。除栈道外，还有很多险道。伤病员们都下了担架，由其他同志背着或搀着走。有几匹马踩空了脚，摔下了万丈深渊。但红军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经彻夜行军，终于带着骡马，抬着辎重，胜利通过了老山界。
12月5日，中央红军兵分3路继续西进：中革军委第一纵队向广西龙胜方向前进；右路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经大湾河挺进湖南城步，抵达蓬洞乡横路口一带；左路红三军团绕过老山界进至中洞。军委第二纵队脱离红三军团，随第一纵队之后向老山界进军。作为全军后卫的红五、八军团，尚在老山界以西的水埠塘、千家寺、雷霹州一带。此时，桂军第四十三师从司门前方向追来，在民团带领下，经山间小路，突然偷袭红五、八军团指挥机关所在地——千家寺。红军仓促应战，边打边往老山界方向撤退。红五军团第三十八、三十九团被敌截断，后改道突围，归回主力。12月6日，红三军团第十八团、红五军团第十四师等沿着先头部队的行军路线进入城步高梅、蓬洞等地。
12月9日，中央红军分3路进军通道。右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十五师和红九军团，从城步的长安营进入木脚、溪口、平水等地，经石岩、石壁、临口、下乡、菁芜州到达县溪、地阳坪、江口。10日，左路红三军团离开广西龙胜，分两路向湖南通道挺进，主力翻过龙坪山进入传素和长安堡；一路进入陇城，经马龙、坪坦、双江、黄土、牙屯堡、团头、独坡、地阳坪进抵播阳。同一天，中路红一军团第一师、军团部离开广西龙胜县的广南、平等，从寨江冲翻越广西壕，经平溪、雷团进入流源，再经双江、牙屯堡、地阳坪，向播阳进发。11日，中革军委一纵队离开龙坪，沿着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军团部的行军路线进入平溪、雷团，到流源宿营。同一天，中革军委二纵队离开广南城，经南斜走盘胖翻越凉伞界进入传素，经长安堡到达马龙的辰口宿营。中革军委纵队进抵芙蓉和金殿后，经牙屯堡、地阳坪进入播阳陈团、新团、上寨等地。后卫红五、八军团则沿着红三军团的路线行军。
在中央红军向通道进军的时候，敌人把防堵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作为兵力布置的重点。在这个方向上，敌人摆放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12月12日，何键命令：“薛总指挥(指薛岳)所部由东安一带向武冈前进”；第一路各师“经新宁、城步、绥宁，节节截剿”；第四路两个师“出洪江”，和“位置于梅溪口、长铺子附近”，第五路一个师“位置于开冈、花园、瓦屋塘”，以堵截经军北进，并与桂军协同，企图把红军歼灭于湘桂黔边区。13日，何键又命令其第一兵团“主力推进于会同靖县绥宁之线，构筑工事，肃清残匪”；令第二兵团薛岳部“主团推进于晃县玉屏天柱等处，构筑工事，堵匪北窜”(注释：转引自胡羽高编：《共匪西窜记》.文海出版社，影印1946年版，第230页)。这样，敌人以其主力15个师的兵力，部署于新宁、城步、绥宁、武冈、靖县、洪江、会同一带，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去湘西的路上。
这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分别进到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其中敌“追剿”军第一兵团之陶广部主力，向临口、通道方向寻觅红军主力截剿，李云杰、李抱冰师进驻绥宁策应；第二兵团薛岳部先头部队已抵洪江，周浑元部续向洪江前进；桂军到达马蹄街、石村、独境山一带；黔军已到锦屏、黎平一线。中央红军如果继续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
恰在此时，在敌军内部又发生了桂系军阀联合广东军阀同蒋介石争夺贵州的斗争。原来，桂系军阀看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集结于武冈至洪江一线，湘军又以重兵置于城步、绥宁、靖县之线，黔东南极为空虚，而蒋介石又限制桂军入黔，规定洪州以南为桂军的守备区域，这就使桂系军阀明显地感到湘军意在自保，而蒋则意在图黔。当时，桂、粤、黔3省，在鸦片种植和运销方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贵州如落入蒋介石之手，广西不仅失去了主要的财源，而且在军事上也对广西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两广军阀经过密商，联合向蒋介石发出了请缨入黔“追剿”的“真电”，提出由两省抽调劲旅，组编“追剿”部队，进入贵州“追剿”红军，并要求蒋介石“颁布明令，用专责成”。 蒋介石不愧为老奸巨滑，很快就识破了两广军阀的真实意图，立即命令其嫡系薛岳部兼程进入贵州。这样，蒋介石棋先一着，两广军阀无可奈何。
敌军内部对贵州的争夺，造成了黔东南的空虚状态，对红军进入贵州十分有利。可是，博古、李德无视敌情的变化，仍然坚持由通道北出湘西，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争取主动，到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挽救危局。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红军这时已空前减员和极度疲劳，如果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就势必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这对红军十分不利。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在各路敌军中，黔军最弱，武器装备差，部队组织纪律涣散。黔军内部派系多，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等部各据一方，矛盾重重，红军可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争取主动。再次，可以打乱敌军围歼红军于出湘西途中的计划，而且可以使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尔后的战略发展。
此前，毛泽东虽然多次提出建议，但都遭到了博古、李德的拒绝。出于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仍然不失时机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并且逐渐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同志的支持。长征初期，毛泽东由于长期患病，体力太弱，与被敌机炸伤的王稼祥一样，坐担架同行。王稼祥当时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抓住机会同他一路交谈，坦陈己见，取得了他的支持。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洛甫(张闻天)，长征前因为不满博古“左”的领导，与其已有过几次公开的冲突，矛盾日渐加深。长征开始后，也同毛泽东、王稼祥一同行军。据张闻天回忆：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毛泽东、洛甫、王稼祥，形成了反对博古、李德“左倾”错误领导的“中央队”3人集团(注释：节自张闻天1943年12月16日延安整风笔记)。长征途中，他们一直在会上尖锐批评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这时，博古、李德因湘江战役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12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城。第二天，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集结通道及其附近地域。红三军团主力进至长安堡地域，红五、八军团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之线西移；野战司令部、军委纵队到达芙蓉镇。此时，朱德电令红一、三军团分两路入黔，并对入黔路线作了明确的划分，要求红一军团注意集结兵力。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境内举行临时紧急会议，李德在《中国纪事》中称它为“飞行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注释：[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24页)。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他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迫于形势，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后来，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当我看到所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注释：[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25页)。
通道会议开得十分短促，但却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
当天下午7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前进至新厂、崖鹰坡，溶洞地域，向靖县派出警戒，向马路口及黎平方向继续派出侦察部队。其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如尚在牙屯堡则应进至洪洲司，向黎平侦察警戒，并须于12时前全部(离)开牙屯堡。其十五师应进至通道，向绥宁、靖县两方向派出游击部队加强侦察警戒，在十五师先头部队未到达接替任务前，九军团警戒部队不得先撤。三军团明日应以主力进至牙屯堡、团头、头所地域，向林溪、古宜方向游击警戒，其先头团或师应进至播阳所、黄垢地域，侦察部队则前出至贵州境界之江口屯。三军团在长安堡、黄土塘地域应留下后卫部队，向陇城、林溪警戒，以保证主力通过。军委一、二纵队拟进至播阳所以北地域。五、八军团应赶进至土溪、元线地域，并应由双江口不经牙屯堡另找路线西进。
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县溪进入靖县的新厂、平茶，然后分两路向贵州进军；一路由播阳进入贵州洪州，向黎平挺进。当天21时半，朱德电令各军团、纵队首长：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中革军委“火急”电令：红二、六军团主力不向沅江上游行动，调动和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并派一支队去桃源活动，钳制和迷惑湘中之敌，以策应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
通道转兵，使中央红军暂时摆脱了险境，为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召开与作出正确的决策创造了条件，为夺取长征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智勇破“重围”-―红二、六军团从湖南出发长征
以红二、六军团为基础组建的红二方面军, 是参加长征的三大主力之一。它的长征就是从湖南开始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指挥下，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与进攻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作战，粉碎了敌人的重兵围攻，牵制了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红二、六军团自身也在反“围剿”斗争中得到发展壮大。1935年11月，当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敌人再次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时，红二、六军团作出了突围转移的决策，从湘西出发，迂回湘中，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
1、打破“围剿”，决策远征
红二、六军团湘西攻势的胜利，在湘鄂川黔边建立的新的根据地，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1935年1月下旬，蒋介石以湘鄂两省敌人为主力，纠集正规军11个师又4个旅，另加1个保安旅又4个保安团，约11万人，编成6个纵队，在两队战斗机的配合下，采取堡垒主义和分进合击、攻堵结合的战术，气势汹汹地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疯狂进攻。敌人进攻的目的是，阻止红二、六军团从西线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同时防止其进入湘中攻打长沙地区，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迅速将其孤立、限制和围歼于湘、鄂两省西部边境地区，彻底摧毁刚刚建立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军事进攻相配合，敌人还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严禁药品、布匹、粮食和食盐等货物运入根据地。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早在1935年1月4日，湘鄂川黔省委就给各县委、区委、支部和部队各级政治机关发出了关于地方动员的指示信，印发了《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保卫新的苏维埃宣言》，提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和扩大红军，动员群众的一切力量，消灭敌人，粉碎敌人围攻，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口号。到1935年1月，红二、六军团已扩大到11700人，新组建地方武装达3000余人，军区机关、学校、医院、兵工厂等共有1150人，共计有16000人兵力，为开展反“围剿”斗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尽管如此，同敌人的兵力比较，二者相差仍然十分悬殊。因此，红军面临的反“围剿”的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敌人即将展开的攻击，省委和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研究制定了反“围剿”方针和作战计划。起初，贺龙根据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初期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提出应充分利用敌人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统一，以及敌人包围圈空隙大和后方空虚等弱点，把红军主力伸到慈利、桃源、沅陵之间地区，或前出石门以北，在敌人侧翼或突入敌人后方，吸引和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与我作运动战，争取打几个胜仗，消灭一两个师敌人，就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是，贺龙的主张并没有被采纳，因为多数人都担心敌军进入根据地要造成很大的损失，于是决定集中红二、六军团主力于大庸、永顺之间待机，先侧击由沅陵前进之湘敌主力陶广、章亮基部队，再转移地区，侧击西进敌人。这种将主力集结在大庸、永顺之间，等待敌人前进，从正面迎击强敌，而未考虑积极主动选择孤立之弱敌，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的方针，这对于粉碎敌人“围剿”是极为不利的，因而导致了反“围剿”初期作战的失利。
2月8日，东面之敌一个旅推进到慈利县溪口以南地区，对大庸造成威胁，于是，红二、六军团临时改变部署，将集结在大庸、永顺之间的主力，调到东面迎敌。溪口战斗是反“围剿”的第一次重大战斗，但没有打好。红军从正面仓促应战，以硬碰硬，结果不仅未能达到歼敌致胜的目的，反而且自身损失很大。溪口战役后，红二、六军团主力移至永顺、大庸交界地区。
这时，遵义会议已胜利召开，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针对红二、六军团面临的反“围剿”严峻形势，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于2月11日给红二、六军团发来一份极为重要的电报，就反“围剿”指导方针原则作出明确指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注释：《中央及军委致湘鄂川黔省委及二、六军团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电》.《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257页。)鉴于形势的严重，电报还指示二、六军团，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但如果情形不利，“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注释：《中央及军委致湘鄂川黔省委及二、六军团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电》.《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258页。)电报最后指示：“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肖、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的行动方针”。
{Ky:PAGE}
湘鄂川黔省委和红二、六军团领导接到中央与中革军委的指示后，立即进行了传达，并成立了以贺龙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夏曦等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在贺龙主持下，讨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党中央的指示体现了遵义会议后红军新的作战原则，但由于此时遵义会议的精神还没有传达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因而，红二、六军团领导对这个指示一时没能深入领会和理解，在作战中仍然采用了从正面迎堵敌人的作战方针。
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又给红二、六军团发来了一份体现遵义会议主要精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的电报。可惜恰好此时，红二、六军团得知敌人将于3月初进攻根据地，军情紧急，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没有顾得上及时学习、贯彻这份《决议大纲》精神，立即集结兵力于大庸、永顺地区，按原定作战方针打击从南面进犯根据地的敌人。
3月中旬，敌陶广、李觉、郭汝栋、陈耀汉、张振汉等部分路向根据地发动进攻，并于15日占领大庸，企图将红二、六军团主力压缩到永顺、桑植、龙山之间的狭小地区，然后集中兵力与红军决战，从而一举摧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为了狠狠打击敌人，扭转反“围剿”以来的不利局面，红二、六军团决定集结主力8个团，在后坪组织一次伏击战。
后坪位于大庸以西10公里，东面是鸡公垭，一侧是武陵山脉的崇山，一侧是澧水，中间只有一条沿山脚通过的狭长小道，地势十分险要。3月16日，红二、六军团以一个团扼守鸡公垭高地，主力则隐蔽于附近地区，计划趁敌李觉纵队的主力从此地经过时，以突然袭击的手段一举将其歼灭。但李觉纵队进到澧水岸边就停止了前进。红二、六军团误以为敌人已经发现红军有埋伏，加上天寒地冻，于是留下第十七师第五十团在后坪警戒，红军主力则后撤到一个离阵地数公里的安全地方进行休息，打算次日凌晨再去占领鸡公垭高地，阻击敌人。17日凌晨，由于红军第五十团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占领阵地，致使敌人两个团的先头部队渡过澧水后先于红军占领了鸡公垭高地，抢占了有利地形。为了夺回高地，红军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组织了多次强攻，均未能奏效。红军两翼攻击部队打得很英勇，曾一度突击到澧水河边，歼灭了一部分敌人，并炸毁了敌人在澧水上架设的浮桥，但终因敌人制高点猛烈火力的反冲击而受阻。这一仗打了整整一天，红军虽然毙伤敌人近500，但自身伤亡也很大，被迫撤出战斗，没有实现预期作战目标。
后坪战役后，敌李觉部与陶广部在石堤溪会合，威胁永顺县城；陈渠珍部推进至永顺、龙山之间；郭汝栋部逼近塔卧地区；西线张振汉部也从茨岩塘扑向塔卧；陈耀汉部攻陷桑植县城。此时，红二、六军团已减员至不足10000人，根据地面临的处境十分艰难。在此情况下，3月22日，任弼时代表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分会向党中央发出请示电报，询问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提出红二、六军团力争在原地区坚持斗争，打破敌人“围剿”，万一形势危急被迫转移，准备北渡长江，到鄂西南漳、兴山、远安一带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4月5日，党中央复电，指出红二、六军团反“围剿”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着的，仍应尽力在原有地区争取胜利。至于现在提出以后可能转移地区的前途问题，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如果渡江对于你们不成一个困难问题时，我们可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 (注释：《中央书记处对二、六军团是否应该北渡长江的问题给任弼时同志的指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275页。)
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后，湘鄂川黔省委经过认真分析，认为敌人自占领永顺县城后，从四面向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原地已经不利于红军作战，决定暂时放弃塔卧、龙家寨等根据地，立即将兵力转移到外线，从敌人侧翼后方发动攻击来打破其对红军的包围、封锁与合击计划，力争继续留在长江以南。为增强战斗力，还将大部分地方武装编入主力部队。接着，任弼时向红二、六军团团以上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和省委、军委分会的决定。
4月9日，红军主力撤离塔卧、龙家寨，向鄂西转移。10日晨，红二、六军团先遣队红四师在陈家河西岸的蒋家垭，与敌陈耀汉部第五十二师第一七二旅的先头部队两个连遭遇。红军立刻抓住战机将其一举歼灭，并占领了蒋家垭北侧的田家坡高地。
敌一七二旅于9日从桑植出发，沿澧水西进，打算与西线的张振汉部打通联系，截断红军向鄂西转移的通道。敌人刚到此地不久，工事没有修好，并且分散部署在陈家河、铜关槽、庙凸、张家湾和蔡家坪等地，远离其他部队。红二、六军团领导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这股敌人。
10日上午，红军主力刚刚展开兵力准备向敌人发动进攻时，驻守庙凸山上的一营兵力，竟提前向红军第五十一团阵地发起攻击，企图破坏红军的作战计划。于是，红五十一团趁此机会向敌人展开了猛烈反攻，打得敌人手忙脚乱，抱头鼠窜。红军乘胜追击，一股作气占领了庙凸、张家湾等几个山头。与此同时，红二军团主力渡过澧水，向蔡家坪等地的敌人发起进攻；红六军团主力向敌人主要阵地铜关槽突击，并以一个营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直插敌人的指挥中心——陈家河敌军旅指挥所。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红军夺取了敌人全部阵地，敌第一七二旅除少数逃脱外，大部分被红军歼灭，敌旅长李延龄也被红军战士击毙。
敌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接到第一七二旅的求救急电后，立即率领师直属部队和第一七四旅前往增援。12日上午赶到两河口时，发现一七二旅已被红军歼灭，吓得掉头南逃，准备到塔卧与郭汝栋部靠拢。
陈家河一战，使红二、六军团一扫反“围剿”以来失利的阴云，士气大增。战斗结束后，军委分会在研究敌情时，认为红军应抓住这个机会，再打一个歼灭战，鼓舞士气。于是，红二、六军团当即决定乘胜南下，歼灭敌第五十八师余部。
13日中午，红军先头部队发现正在桃子溪宿营的南逃之敌。红军立即发起攻击，敌人做梦都没想到红军来得这么快，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经过几小时的战斗，除敌师长陈耀汉和少部分敌人逃脱外，敌1个师部、1个旅部、1个团和1个山炮营，全部被红军歼灭，并缴获了两门日本造的山炮。
红二、六军团在4天之内打了两个胜仗。16日，红二、六军团乘胜收复桑植县城，并恢复了塔卧以北的大块根据地。此时，敌人惊于红军凌厉莫测的攻势，纷纷后撤，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由主动转为被动。红军则由退却转入反攻，由被动转为主动。根据这一有利形势，军委分会正式决定放弃北渡长江、另辟新区的计划，在原地区坚持斗争，进一步发展开始反攻的新局面。于是，以一部分兵力留在根据地内牵制敌人和掩护地方工作；主力从打开的东北面缺口，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侧后方，以期调动湘军撤退，相机消灭其有生力量，从而恢复全部根据地。
4月底，红二、六军团主力东进，攻占江垭，前出慈利城北，故作取慈利、石门，进攻津市、澧县，然后北渡长江的姿态。敌人中计，湘敌纷纷撤离根据地东援慈利；鄂敌则被徐源泉调去固守长江防务，驻塔卧的郭汝栋纵队亦被东调。这样，何键苦心经营的合围计划化为泡影。在此情况下，红军主力决定返回永顺、桑植、龙山地区，消灭根据地内部的敌军。
5月初，红二、六军团返回根据地。这时，红一方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成功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根据这一情况，军委分会对反“围剿”的形势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认为红二、六军团自进入湘西北以来，先后把10多万敌军吸引到自己周围，减轻了其对中央红军的压力，现在已成功地完成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当前的中心任务不再是吸引和钳制更多的敌人，而是保存壮大自己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围剿”，恢复和发展根据地。根据湘敌强、鄂敌弱的情况，红二、六军团决定对湘敌取守势，对鄂敌展开攻势，主动打到外线去，开创反“围剿”战争的新局面。
6月中旬，红二、六军团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在咸丰忠堡地区歼敌第四十一师师部和一个旅另一个营，活捉敌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忠保战斗后，为加强鄂军对红军的围剿，蒋介石从江西调第八十五师归徐源泉指挥。7月底8月初，徐源泉调遣军队向湘鄂边界推进，其中新到鄂西的第八十五师由宣恩小关向李家河推进。红军决定集中主力，再次楔入鄂西腹地，抓住时机，以伏击手段将不熟悉当地情况的第八十五师歼灭于运动途中。8月3日，红军设伏于板栗园地区，一举歼灭敌第八十五师师部、2个团及1个特务营，击毙敌师长谢彬。板栗园战斗后，红军即返回根据地。8月8日，红军在龙山芭蕉垞一举击溃陶广纵队10个团，迫使“围剿”红军的湘鄂各路敌军转入防御。至此，敌人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以失败告终。
在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后，鉴于龙山、桑植一带地区狭小、人口稀少、物产缺乏，红军的补给遇到了很大困难的情况，经贺龙提议，红二、六军团领导决定抓住这次“围剿”已被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再次东进，出击洞庭湖以西广大地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征集物资，补充兵员，巩固与发展根据地。8月20日，红二、六军团留下红十八师配合地方武装在根据地掩护地方工作和牵制敌人，主力开始东进。8天之内，相继打败敌孙连仲师、庄文枢旅和王育英团，占领了石门、澧县、津市、临澧等地。
8月底9月初，红二、六军团在石门、澧县、津市一带抓紧时间大力宣传抗日反蒋，发动群众没收、分配地主豪绅和恶霸的财产，扩大红军和赶制冬衣。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数天之内，红军扩红6000多人，基本解决了全军的冬衣问题，筹集军饷140000元，缴获大批军火和军用物资，还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直接威协着常德、岳阳等重地。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红二、六军团先后作战30余次，前后占领过7座县城，共歼敌2个整师、1个师部和1个旅，毙伤敌人l0000人以上，俘虏敌人8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枝8000余支、各种大炮20多门、弹药无数。
红二、六军团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和东进的成功，不仅牵制了大量敌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而且在战斗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红军扩大到21000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其中心区域和游击区，东至洞庭湖西岸，西至四川的酉阳县境，西北至湖北咸丰的忠堡、恩施的板栗园，南至沅陵边境，北至鹤峰的太平镇附近，人口上百万，湖南的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保靖、慈利、沅陵、桃源、常德、石门、临澧、澧县、津市等县(市)的大部分或一部分属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范围，成为长江南岸苏维埃运动的重要战略区域。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令蒋介石震惊不已。这时，中央红军已经北上，并在四川西北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便成了长江以南惟一一块规模较大的根据地，蒋介石把它视为心腹之患，欲除之而后快。从1935年10月起，调集22个师又5个旅共20余万正规军和10余万地方保安团队，从北起宜昌，南至黔阳(今洪江市)，东自南昌，西至毕节的广大地区，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企图阻止红二、六军团向东进入原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随红一方面军路线北上，向北渡江入川陕会合红四方面军，或回师洪湖恢复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从而把红二、六军团逐步压缩并聚歼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狭小地区。并且这一次，蒋介石吸取前次因为各部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而导致 “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于1935年10月8日下令在宜昌设立行辕，以陈诚为参谋长，代行蒋介石职权，统一指挥湘鄂川黔边区的军事行动。宜昌行辕的序列是：第一路军总司令何键，前敌总指挥刘建绪，下辖第十五师、十六师、十九师、六十二师、新三十四师；湘鄂川边区“剿匪”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下辖第四十一师、三十四师、五十八师和新三旅、独三十四旅、独三十八旅、暂四旅；第二路前敌总指挥薛岳，下辖第二十八师、七十九师、九十七师(以上为第一纵队，指挥官樊松甫)，第二十六师、九十二师、六十三师(以上为第二纵队，指挥官郭汝栋)；湘鄂边区“剿匪”总指挥陈继承，下辖第四师、八十九师、四十师；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下辖第三十师、三十一师、独四十四旅；还有总预备队第一0二师、一0三师。敌军除了调集大军发动进攻，缩小封锁线，“加筑工事碉楼，严密守备外”，还加强了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企图“断其经济来源”，使红军“生机绝灭”。
在敌人部署的新的“围剿”即将形成之际，红二、六军团停止了东进行动，并于9月初主动撤离澧县、津市，返回到石门西北的仙阳、大兴、磨岗隘、南岳等地进行休整，打算依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新开辟的东部游击区，选择有利时机击破从东面进攻的敌人，打破敌人向西压迫红军并企图将红军包围于龙山、桑指、永顺狭小地区的计划，再寻求机动，在运动中消灭其它方向的敌人。但是，由于敌人采用堡垒主义和持久战略，逐段筑碉堡交替前进，每天只向前推进二三公里，红军一直没找到有利的作战时机。加上红军活动区域狭小，地方工作基础不牢，物资缺乏，红军后勤工作得不到保障，反“围剿”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为了打破敌人新的“围剿”， 9月29日，红二、六军团在石门磨岗隘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任弼时在会上作了《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以遵义会议决议精神为指导，认真总结了反“围剿”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国民党新“围剿”的军事部署及特点，明确提出红二、六军团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技术和加强部队中的政治教育。这次会议为红二、六军团打破敌人新的军事进攻，胜利地进行战略转移，做了思想、政治上的准备，具有重要意义。
就在会议召开的同一天，红二、六军团突然收到周恩来拍来的明码电报，询问红二、六军团的情况。自6月下旬与党中央的联系中断以来，这是第一次接到党中央的来电，红二、六军团领导人非常高兴。任弼时于当天即代表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用密码致电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注释：《红二、六军团致周恩来电》.《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288页。)可惜，红二、六军团为争取恢复与中央联系的这份电报实际落入控制了红军总部电台的张国焘手中。此时，红一、四方面军已分成两路，周恩来与毛泽东等在一起，率领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的右路军单独北上，向陕北前进。正在进行分裂活动的张国焘在由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的左路军中，利用权势，把持了红军总部，攫取了红军总部与二、六军团通讯的专用密码。第二天，即9月30日，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名义回电给任弼时，电文称：“29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6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希你们以冲破敌人‘围剿’部署的英勇和经验来冲破新的‘围剿’。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注释：《朱德、张国涛给任弼时的电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289页。)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不知道张国焘已与党中央分裂，接到其以总政治委员名义发来的电报后，把它当作是中央军委来电，认为与中革军委的联络已经恢复。10月9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联名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斗争形势和红二、六军团反“围剿”斗争的计划电告红军总部，并请朱德、张国焘转中共中央。10月15日，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名义复电指示：你们“在现狭小地区内固守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碉堡，用进攻路线，集中兵力以击破之” (注释：《朱德、张国涛复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关于二、六军团行动的电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315页。)。10月19日，张国焘又以朱德、张国焘名义致电红二、六军团：“取守势是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 (注释：《朱德、张国涛关于二、六军团行动方针的复电》.《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315页。)再一次重复了15日的方针，但说明这只是一些建议，一切按实际情况由红二、六军团自行决定。
军情紧急，需要立即做出决断。湘鄂川黔省委与军委分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反“围剿”的战略方针进行了认真地研究。认为敌人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向根据地逼近，固守根据地已不可能。第一，红二、六军团只有4个师12个团，加上红军学校、独立团，不及敌军的1/10，而南方革命根据地仅剩湘鄂川黔一处，缺少战役配合。第二，根据地经济落后，红军给养筹措困难。第三，政策过“左”造成根据地不巩固，而到外线作战也不适宜，难以展开机动，长期脱离根据地作战是红军战略之大忌。基于以上认识和中革军委2月11日关于“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的指示，11月4日，湘鄂川黔省委与军委分会在桑植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会议认为，眼前强敌逼近，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供给也很困难，原地坚持已不可能。在敌人包围线外，北有长江、清江；西面敌堡密集，敌重兵置于乌江；东面敌兵力最大；南面敌力量较弱，但有沅江、澧水阻隔，不利主力活动。会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突破敌人的围攻线，转向湘黔边，争取在黔东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刘家坪会议后，红二、六军团从11月上旬起，各部队集中桑植进行休整，部署转移行动。这次战略转移，吸取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的经验教训，不是流寇式的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而是做了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工作。
首先，广泛地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思想动员工作。各部队纷纷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全军大会，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政治动员，说明形势，提出以运动战打破敌人“围剿”的战斗任务，并进行反“围剿”战争特点的教育，使广大指战员经常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和信心。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亲自到红军基层作报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出红二、六军团当前的任务。针对湘西北籍的战士可能存在不愿离开故土的想法，政治工作部门细致、耐心地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以保证红军突围时，他们能随部队转移。
其次，整编和充实主力红军，妥善安置伤病员。将地方武装的独立团、独立营及游击队等合编为第五师、第十六师，分别编入红二、六军团建制。为了加强部队的领导骨干力量，还从地方和领导机关抽调许多人员充实部队。经过整编，红二军团下辖3个师，即第四、第五、第六师；红六军团下辖3个师，即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两军团共6个师，16个团，共1.7万余人。
第三，精简非战斗人员。在整编部队的同时，对于老弱妇幼及重伤病号等不宜长途行军人员，进行了妥善安置。对遣散回家的，发放适当路费，对于坚决留队的，转送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十八师，留守后方。对伤病员，发放养伤费，由当地党组织安排到可靠的群众家里养伤。
第四，精简行装。全军实行轻装，除必要的行李、弹药外，每人准备一条干粮袋和3天的粮食，以及3至6双草鞋，带不动的笨重物资，或掩埋或送当地群众。
第五，开展军事训练，加强练习夜战、近战等项目，提高部队战斗力。
第六，为了配合红二、六军团主力转移，军委分会决定红十八师留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向西佯攻，牵制敌人。
第七，为了巩固内部和迷惑敌人，部队加强了内部的整顿工作，及早清除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并在刘家坪一带修筑防空壕和掩蔽体，使敌人误认为红军将在刘家坪固守，放松对红军突围的防御部署。
通过以上各项准备工作，红军部队人心稳定，目的明确，机动力、战斗力大为加强，为顺利完成战略转移打下了重要基础。
突围方向选择在哪里，这是关系到红二、六军团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为此，军委分会领导反复地进行了研究和讨论。最初，军委分会曾经设想从根据地西南方向突围，取捷径到黔东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但不是到通道、黎平。然而，通过侦察，发现在这个方向上，敌人布有4个师的防守兵力，分别配置在龙山、永顺一线，而且敌人在纵深的百户司、龙潭、秀山等地还部署了3个师的兵力。如果选择这个方向，路途虽近，但要突破敌人7个师兵力的封锁线，付出的代价肯定是惨重的。因此，贺龙建议，先挺进湘中，向东南兜个大圈子，调动这帮敌人东向，然后再掉头转入贵州。这个办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同。11月14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告朱德、张国焘：二、六军团“已回桑植”，“原拟由西南突出封锁线外调动敌人，因敌严密防范，由这面突出已不可能，拟即向东行动”。17日，朱德、张国焘复电，建议如果对敌不好打，则转入通道、黎平击敌也可以，但此举在敌人意料之中，所以应作适当佯攻，使敌人怀疑红军向东南转移，以便达到转向通、黎之目的，但这只是建议，希望红二、六军团参酌实际情况相机决断。经过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军委分会决定把突围和进攻结合起来，采取声东击西、迂回进军的战术，首先出敌不意，向东南方向突破沅、澧二水，直插湘中，把敌人的主力调到湘中，然后折而向西，再转移黔东，挺进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虽然这个方向路程比较远，江河纵横，会给红军行动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敌人在澧、沅二水的防守比较薄弱，便于红军突围，同时湘中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红军可以在这里得到兵力和物资的补充。
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刘家坪的干田坝和瑞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会上，贺龙、萧克分别向部队下达了突围命令。贺龙在红二军团全体大会上讲话说：“现在，我们二军团已经有3个师8个团，六军团也建立了红十六师，我们两个军团已有17000人，比起刚刚会师的时候，扩大了一倍还多。蒋介石搞来140多个团围攻我们。我们在根据地坚持了一年的斗争，人民支援红军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这里山多、田少，加上敌人烧杀，养不了我们这近两万人的红军喽!所以，我们要从内线转到外线，打到敌人后方去。”(注释：力平、余熙山、殷子贤.《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64页)
当晚，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率领下，红二、六军团告别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告别了患难与共、血肉相联的根据地父老乡亲，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2、抢渡沅、澧，挺进湘中
刘家坪誓师大会当晚，红二、六军团开始了突围行动。红六军团第十七师被指令为突围转移的先头部队，该师的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团的第一营被确定为突击先头团、营，任务是抢渡澧水、沅水，把敌人沿江构筑的双重封锁线打开一个缺口，为主力部队打开前进通道。红军突围选择的突破点是澧水北岸湘军第十九师一部与大庸保安大队防线上的结合部。
11月20日下午4时，日夜兼程的红军先头部队经中湖(今属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到达澧水北岸大庸、慈利交界的张家湾、黄家铺、安坝一带。
澧水，是湖南四大河流之一，江面虽然只有100多米宽，但水流很急，河深浪大，不能徒涉。驻扎澧水南岸的湘敌李觉部，沿江筑起了许多碉堡，严密监视着江面和滩头。在红军到达之前，敌人已将沿河的渡船、渔船、货船集中封禁。敌人妄图凭借澧水天险，阻止红军过河。
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张家湾后，得知澧水沿岸的船只早已被敌军控制或破坏了，于是立即隐蔽在一片竹林子里，利用随身携带的工具砍伐竹子，捆扎竹筏，做渡河用工具。黄昏后，红四十九团从全团挑选30余名年轻力壮水性好的战士，每人都配上好武器，并带上8颗手榴弹，组成渡河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从潭口进行偷渡。由于对岸敌人火力集中，偷渡未成。四十九团团长王烈当机立断，决定亲率一营兵力从老鸦口进行强渡，另以尖兵连组成突击组，在安坝渡口进行偷渡，然后袭击对岸的官塔碉堡，占领杨林铺渡口碉堡，迎接大军过江。在红四十九团强大火力掩护下，王烈率第一营兵力勇猛地冲向对岸。红军到达对岸后，敌人发觉过江的红军人数不多，便从碉堡中出来，企图乘突击队立足未稳，以反冲锋把突击队压回江中。于是，双方在滩头展开争夺战，战斗处于胶着状态。尽管第一营伤亡很大，战斗中，团长王烈及少共省委书记周玉珠先后牺牲，处境艰难，但他们顽强地守住这个突破口，吸引了大量敌人。在这危急时刻，尖兵连突击组在强渡点下游二、三公里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徒涉点，而且由于敌人都被第一营吸引，这里的守备十分空虚，红四十九团的第二、第三营急速赶往徒涉点。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很快涉水过江，然后沿着江岸一直向一营的突破口赶去。敌人在红军的两面夹攻下，乱了阵脚，争相逃窜。第一营趁势反击，和第二、第三营胜利会合。战斗到晚上10点左右，红军占领了南岸杨林铺、老鸦口等渡口，为主力突围开辟了第一条通道。
红二、六军团渡过澧水后，继续向沅陵进军。红四十九团顾不上疲劳，在军团政委王震的率领下，连夜向南急进，经慈利奔袭沅水，于11月21日晚8时赶到沅江渡口洞庭溪。这里驻守的地方团丁，压根儿就不知道红军已突破澧水，还在屋里睡大觉。红军侦察排抓住时机，乘着月色，悄悄摸进敌人哨所，干掉哨兵，然后闯入营房，未放一枪，就把团丁们全部缴了械。接着，侦察排又割断电话线，封锁消息。等红四十九团全部到达后，侦察排又悄悄过江，以同样突然的动作，解决了南岸渡口的敌人。随后，红四十九团也渡过江去，完全控制了洞庭溪渡口。红二军团在此迅速跨过沅江。与此同时，红军另一支先头部队也袭占了上游的大晏溪渡口。红军控制大晏溪渡口后，还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战果。当时，何键派来加强洞庭溪渡口防务的一个营的敌人，分乘4条大船从上游开来。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红军此时已占领大晏溪渡口，一上岸就稀里糊涂地做了红军俘虏。红六军团顺利在此渡过沅水。这样，仅用3昼夜时间，红二、六军团就胜利突破了澧、沅二水封锁线。
突破沅水之后，红二、六军团在沅陵桥梓坪会合。11月25日，按照原定计划，实行战役展开，兵分3路直插湘中。
右路，由贺龙率军委分会和红二军团第四师、第五师约8000余人，避开敌人在沅陵县城一线的堵截，从池坪、筲箕湾出发，取道花桥、板溪，于11月26日下午进入辰溪县境，驻守辰溪县城的敌军望风而逃，27日，红军没费一枪一弹占领县城。为了掩护两军团主力在溆浦、新化地区的行动，红四师派出一部分兵力堵截沅陵方向的尾追之敌，红五师十三团则顺流而下，在红土溪与敌两个旅遭遇，经激战，将敌人击溃，激战中，红十三团团长刘汉卿负重伤身亡。28日晚，红军占领沅水重要码头泸溪县浦市镇。30日，红军撤出浦市，返回辰溪。12月1日，红四、五师分两路向溆浦推进，次日进占溆浦县城。
中路，由任弼时率红二军团军团部、红军学校及红二军团第六师，取道电垭、高坪，经文昌坪、马底驿、方子垭等地，26日进入溆浦让家溪，27日进占溆浦县城。12月1日，驻溆浦谭家湾的红六师十七团发现国民党湖南暂编补充团的两个加强营已尾随红军至深子湖一带，并在此地修筑了坚固的工事。为歼灭来敌，红十七团马上组织反击，敌人见势不妙，立即龟缩于战壕、碉堡内进行抵抗。次日，红六师在师长郭鹏的率领下围歼该敌，经过激战，将敌人击溃。激战中，第十七团团长范春生英勇牺牲。
左路，由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军团部及所属红十六、十七师，从沅陵桥梓坪出发，经过桃源庵堂坳，占领安化湖南坡、东坪，28日进占新化县城。29日上午到达锡矿山(今属冷水江市)，随后进占蓝田(今属涟源市)、冷水江(今属冷水江市)，并在这一带开展活动。12月3日，红六军团军团部从新化向留守根据地的红十八师发出“立即突围，赶上主力”的急电。
红二、六军团突围长驱直入湘中，打破了敌人聚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妄想，迫使敌人重新调整部署，而红军则获得一周多的休整时间。
红军到湘中之后，把武装斗争与群众工作、部队休整与扩红宣传结合起来，广泛开展各种政治攻势，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在此期间，贺龙的女儿出生了。有人说，等贺龙来给她取个名字。红六军团政委王震说，红军打了胜仗，就叫“捷生”吧!于是，在战火中出生的贺捷生，从襁褓中就参加了长征。
湘中地区，人口稠密，工商矿业较为发达，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组织在新化锡矿山(今属冷水江市)活动，领导工农运动。因此，当红二、六军团到来时，土豪、劣绅、恶霸和贪官污吏，如丧家之犬，纷纷惊慌而逃，人民群众则热烈欢迎。锡矿山工人家家门上插起小红旗，有的来不及做红旗就扯块红布挂在大门上，表示欢迎红军，冷水江各界人士还推选代表迎候红军。红军和工人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互相慰问，可见军民鱼水情深。
红军一到湘中，立即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宣传小分队纷纷走向街头巷尾、乡间田野，沿路唱歌演讲，高呼革命口号，张贴布告，刷写标语。红军还在人口集中的地方召开群众大会，由红军首长登台演讲。此外，红军还到车间、矿井访贫问苦，作社会调查。通过这些活动，广泛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号召群众起来和国民党反动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斗争。“红军是工农子弟兵”、“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革命道理，传遍了资、沅、澧水的广大流域。在红军的号召下，“抗日大同盟”、“抗日义勇军”、“职工联合会”、“工人纠察队”等群众团体纷纷成立。锡矿山成立了上千人的“工人团”。溆浦、新化等地区，组织了37支抗日游击队，发展队员1700多名。
红军在搞好宣传发动的同时，还积极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开展各项斗争。红军打击的是少数极其恶劣的矿霸和反动土豪劣绅。在红军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下，广大工农群众冲进一户户矿霸和土豪劣绅家里，没收财物。据统计，红军在湘中捉土豪500多人，镇压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劣绅50余人。仅锡矿山地区，就打击了矿霸豪绅9户，没收稻谷3000多担，光洋16000多块，衣服布匹无数。锡矿山北矿宝大兴的老板杨笃武，勾结官府，采取明买暗夺等手段，霸占矿地几千亩，在冷水江、安化开有数家公司，每天收入光洋几箩筐，新化、长沙都有他的豪华庄园。南矿开源公司的老板段楚贤，是个暴发户，他挖空心思巧取豪夺，使炼厂和采石厂发展到10多家，每天收入光洋数万元。杨、段两家豢养武装打手几十人到上百人。他们利用这些反动武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群众中民愤极大。红军一到锡矿山，首先就抄了他们的家，把他们的财产散发给了贫苦的工农群众。在辰溪，红军截获官商运输船一艘，得布200多匹。驻新化的红军，组织群众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游行，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涌上街头，向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示威，还赶走了挪威传教士；在新化县城，红军打开淮盐局，没收官盐300多万斤，廉价卖给工农群众，对于无钱买盐的贫苦人，则免费供应。在溆浦县龙潭镇，红军组织工农群众公审了吴英斋、吴真文等3个反动团总，并当场枪毙了其中两个民愤极大的，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群众的革命斗争，同红军的宣传相结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斗争高潮，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
红军除了组织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外，还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进行爱国抗日的宣传教育，宣传红军“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工商政策，号召他们献粮、捐款，支援抗日。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积极献粮、捐款、献物。锡矿山几十家公司和炼局都捐了款，其中永福公司一家就捐献银元1000块。一些商家、店铺，也主动捐款和赠送雨伞、套鞋、布匹、衣服等物。城镇贫民、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组织许多加工小组，给红军生产军服、军帽、皮带、绷带等军需物品上万件。
由于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二、六军团在湘中的短短几天，共筹款数万元，扩红8000余人，大大壮大了红军的战斗力量，并在当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红军神速突破澧水、沅江封锁线，挺进湘中，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人被迫将“围剿”改为“追剿”，纷纷撤离原来部署的防线，象疯狗一样向湘中扑来。12月初，敌樊嵩甫部4个师从慈利分两路向溆浦、新化推进，李觉部3个师从永顺赶到浦市、辰溪，并占领溆浦县城，陶广部和郭汝栋部则从侧翼迂回堵截。面对即将到来的敌人，红二、六军团命令各师于12月4日赶到溆浦底庄东北地区集结，决定集中优势兵力，相机迎击尾追之敌。5日，红军10000多人云集溆浦底庄，计划突袭敌孤军深入的樊嵩甫部两个师。不料当红军抵达伏击区时，敌情发生了变化，该敌已先红军一天通过。而敌李觉部又趁红军主力向底庄东北地区集结的机会，乘隙袭占了辰溪、溆浦县城。红军于是改变了原歼敌计划，全部撤至底庄、桥江一带。其时，敌人主力追击部队已有7个师接近红军，妄图将红军限制和消灭在沅水、资水之间。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六军团领导认为，红军挺进湘中后已经达到休整和调动敌人的目的，为争取主动，决定退出湘中，向湘黔边转移。
3、迂回转战，出湘入黔
为了摆脱敌人，红二、六军团退出湘中时，采取了大迂回和声东击西的战术，使敌人摸不清红军的意图，疲于奔命，并远离红军预定到达的区域。贺龙在军委分会上提议说：“敌人追来，我们再拖他们一阵。我们兵分两路向东南兜个大圈子，索性把这帮敌人全部吸引过来，让他们跟在我们屁股后头追，弄得他们人困马乏，我们再掉头去贵州。”大家同意这个办法。12月11日，红二、六军团从溆浦的底庄、桥江等地出发，连续9天向东南方向急进，佯向资水挺进，造成抢渡资水、重返湘赣革命根据地之势，以调动敌人东向。敌人果然中计，纷纷撤兵尾追，拼命堵截红军东进。
l2月14、15日，红军南移集结龙潭、隆回司。l6日，红六师先头连在新化城西南面约44公里的鸭田(今属隆回县)附近，与在这一带骚扰的敌保安司令晏国涛部两个保安团遭遇。接火后，红军迅速抢占有利地形，以猛烈火力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人一下子弄不清红军究竟来了多少兵力，一个个吓破了胆子，抱头鼠窜，纷纷溃退。中午时分，敌人退到卿家庄后一个修有重机枪阵地的小山上，依托工事负隅顽抗。此时，敌人弄清与其交火的只是红军一个先头连，于是当即调整部署，向红军先头连疯狂反扑。红军战士毫不畏惧，与敌展开英勇搏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寡不敌众，损伤较大，红军退至鸭田附近的金石桥、朱家坳一线。红六师参谋长常德善闻讯，马上赶到前沿了解敌情，并向军团指挥部作了汇报，军团指挥部当即令六师次日消灭这股敌人。红六师根据军团指挥部的指示，分析了敌情，研究了打法，决定先聚歼龟缩在古楼驿之敌，再乘势扩张战果。在红军先头连受挫退至朱家坳一线后，敌人自以为取胜，只留下一部份人马驻守在古楼驿，其余都聚集到麻罗大事“庆贺”，一个个喝得烂醉如泥。17日拂晓，红军一路急行军直插古楼驿，将敌团团围住，天一亮即向敌猛攻，刹时间，枪声大作，喊杀声响成一片，红军战土们勇猛冲杀，很快就解决了古楼驿之敌。得手后，红军立即乘胜追击，神速地出现在麻罗。骄傲愚蠢的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来得这么快，顿时乱作一团，四散奔逃，晏国涛更似惊弓之鸟，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就慌忙背着蓑衣，化装潜逃了。敌人由于失去了指挥，象散了的鸭子，争相逃命，红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将该敌大部歼灭。是役，共毙敌150多名，俘敌300余名，缴获无线电发报机一台，军马—匹，机枪3挺，其它枪枝数十支。战斗结束后，部队掉头南下。19日，红六师进抵洞口地区，引诱广西军阀调兵北上，然后掉头西进，转向绥宁。
12月20日，红二、六军团推进到武冈以北的高沙(今属洞口县)、洞口花园一带。敌陶广急调章亮基第十六师和钟广仁第六十二师日夜兼程赶到绥宁金屋塘、瓦屋塘一带山地布防，企图由北向南阻击红军。红军探知敌人的部署后，立即决定在瓦屋塘由东向西侧击敌人，目的是打开入黔的通道。22日，敌第六十二师一部首先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遭到红四师的反击，并被红军击溃。红四、五师乘胜前进，直追至鸡公坡一带。由于敌人已先于红军占领了有利地形，红军伤亡300余人，仍未攻下，与敌人硬拼于红军不利，遂撤出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红五师师长贺炳炎身受重伤，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条件下截去了右臂，由于剧痛难忍，塞在嘴中的毛巾都被他咬成了碎片。人们看着贺炳炎锯臂情景，心疼得掉下了眼泪。做完手术后，贺龙前去看望，贺炳炎含着泪说：“总指挥，我今后还能打仗吗?”贺龙为他擦去脸颊上的泪水，勉慰说：“怎么不能打仗!你还有一只手嘛!”由于战况紧急，贺炳炎未等伤愈，坚持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行军作战。于是，他也就成了红二、六军团长征中出现的第一位独臂将军。
红军原计划从鸡公坡打开通往黔东的道路，鉴于敌人防堵较严，于是绕过陶广纵队，改道南取武阳，24日经绥宁、洪江间的竹舟江、麻塘渡过巫水，进入会同，然后又迅速北上。27日，红六军团从会同马鞍山出发，直奔黔阳江西街。红二军团则从会同暂板向黔阳托口镇进发，两支部队准备在此再渡沅水，向湘黔边境挺进。
江西街是会同与黔阳边界的一个墟场，国民党江市乡公所所在地，住有100多户人家，有团防队和“铲共义勇队”驻守。27日这天正逢场期，从四面八方前来赶集的很多。听说红军要来了，驻守江西街的敌军望风而逃。上午11点左右，红六军团先头部队抵达江西街。然后，他们一方面派出一个先锋排30余人飞舟渡江，控制了沅水北岸两个山头，居高临下，监视南岸，以便掩护大部队渡江；一面派出宣传队，在街道两旁的墙壁上书写革命标语，并在人多的地方搭起宣传台，宣传红军的宗旨、任务、纪律和党的方针政策。红军还抓住时机，镇压了当地两个罪恶极大的保长，抄没土豪劣绅的财产分给贫苦人民，用事实告诉群众，红军是工农大众的救星。发动起来的群众，积极响应红军的号召，帮助红军架设浮桥，门板不够，许多群众就拆下自家的门板给红军用。时值严冬，寒风刺骨，但江面上架桥的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都干得热火朝天。不到半天时间，一座横跨沅水的浮桥架成了，红六军团顺利渡过了沅水。
下午7点，红二军团先头部队抵达托口镇。托口镇是黔阳、会同、芷江和湘黔边境的油、木集散地，住有500多户共2000多人，是商业发达、经济活跃的富庶之地。这天冻雨如丝，寒气袭人，街道上行人稀少。红军进街后，悄悄地把辎重、行李放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没有一个去敲门惊扰老百姓。群众见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都开了门，有的迎红军进屋，有的给红军烧火取暖。应群众的要求，红军抄没了几户土豪劣绅的家产，散发给穷苦百姓。红军在群众的帮助下，组织了20艘木船，连夜抢渡沅水。许多船民争先恐后给红军划渡。28日上午，群众又帮助红军在渡口下面架起了一座浮桥，方便大部队过江。当天下午，红二军团从这里全部渡过沅水。
红二、六军团主力渡过沅水后，经桐木(今属中方县)进入芷江，把尾追的敌人全部甩掉。至此，敌人企图凭借资、沅二水天然屏障歼灭红军的狂妄计划宣告破产。
1936年1月1日，红二、六军团在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休息过新年，并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干部会议，初步检查了远征中的政治工作，进行了新的一年的战斗动员，提出在湘黔边创造新革命根据地的任务。1月2日、3日，红军击溃和消灭了几股土匪武装，相继进驻晃县(今新晃)龙溪口、波州一带。红军进入晃县后，派出少数部队向北活动，以迷惑敌人，主力部队则在原地休整，相机反击尾追之敌。
这时，敌人总指挥刘建绪远在洪江，尾追之敌郭汝栋部主力刚到麻阳，欲沿辰水向湘黔边堵截红军，樊嵩甫部的先头部队刚刚经过榆树湾一带，陈渠珍师集中在永绥、保靖一线，他们与红军都相距有4天的行程。汤恩伯部在绥宁境内停止前进，准备返回邵阳，防范广西军队入湘。只有陶广部章亮基第十六师4个团，从芷江竹坪铺、冷水铺一带尾追红军至晃县，孤军突出，且十分疲惫，而李觉部和陶广部的主力与红军相距均有2天的行程。这就为红军反击尾追之敌提供了良机。
1月4日，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等红二、六军团领导在晃县龙溪口召开会议，在对敌我力量和兵力分布等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后，决定抓住章亮基师孤军深入的有利时机，利用晃县、芷江交界处的有利地形，组织便水战斗，出其不意地包围消灭敌第十六师，为在湘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争取有利局面。
1月5日上午，红六军团第十六师、第十七师在波州桥头进行了简单的战前动员后，立即顺大路急速返回晃县、芷江交界处，在门楼坳、蜈蚣坳、对伙铺一带的高山密林中成“U”字形悄悄隐蔽下来；而红二军团第四师、第六师则急速从龙溪口、垅塘坪、兴隆坳等地出发，经晃县大湾罗、木铎溪、中段、贵州横坡入芷江的仲黄坪，傍晚时分到达涧溪，拟切断便水渡口，使敌增援部队不能过河，形成瓮中捉鳖、关门打狗之势，吃掉敌第十六师。这样，红军布下口袋阵，只等敌军章亮基部钻进来。
5日下午2点左右，敌章亮基部第四十七旅的先遣队在抵达距门楼坳约半里路的蒿菜坪时，发现前面有红军埋伏，便停止前进，而敌第四十七旅的第九十三、九十六两个团也正从三里桥疾速赶过来。这样，打埋伏已不可能了，红军便当机立断，决定抓住战机，乘敌立足末稳、兵力尚未展开之时，来个猛扑，将敌压入三里桥、新店坪一带的开阔地，再将其歼灭。下午4点左右，红军第十六师、第十七师从门楼坳、蜈蚣坳、对伙铺一带压下来。疲惫的敌第四十七旅遭受猛烈冲击，在蒿菜坪一带丢下不少尸体，狼狈逃窜，一直逃至牛屎垅一带才慌忙抢占尖坡、大坡、哨棚坡、撑架坡、云庵界等高地进行顽抗。敌人凭借轻重机枪的疯狂扫射，阻挡了红军一次又一次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敌师长章亮基闻讯，忙率四十六旅第九十二、第九十五两个团从新店坪赶到荷叶塘、岩禾塘，准备投入战斗。
在这危急时刻，红二、六军团领导紧急分析了敌情，决定改变战斗部署，红四师和红六师立即兵分两路，四师从涧溪出发侧击敌人薄弱的右翼，控制新店坪，切断便水渡口，堵住敌援军，六师则从同乐村出发，迂回到敌第九十三团的右侧，在上坪与新店坪拦腰将敌斩断，使其首尾不能相顾，配合正面，夹击上坪之敌，便于速战速决，逐块吃掉。
红四师跑步赶到岩禾塘，迂回至敌第九十五团右翼，向敌人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深夜12点钟，眼看敌人的右翼防线即将崩溃，不意敌李觉的十九师庄文恒旅与唐伯寅旅之一部渡过便水，接替了敌第九十五团的防线，并占领了新店坪的陈家垅、营盘界一带，与红军形成对峙。在激战中，红四师参谋长金承忠和十一团团长覃耀楚光荣牺牲。
红六师以极其迅速的动作，迂回到敌第九十三团右翼。此时，敌第九十三团已被正面的红十六、十七师打得焦头烂额，无力顾及侧翼。于是，红六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从上坪与新店坪的接合部突入进去，打算从后翼夹击敌第九十三、九十六团。没料到，敌十六师何平旅一部拼死抵住红军迂回部队。至此，战线成扇形拉开，处处都在进行恶战。
激战进行了一整夜，敌人凭着武器优势，疯狂抵抗红军的进攻。红军不怕大雪路滑，在指挥员的带领下，组成大刀队、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夺下了不少山头。但敌军在云寨坡、撑架坡的重机枪阵地，久攻不下，对红军够成了极大威胁。为了占领云寨坡阵地，6日凌晨，红军挑选了10多名战士，腰挎手榴弹，手持大刀，从山后的干溪沟里，利用树枝枯草掩护，慢慢往上爬，爬到山顶时用手榴弹偷袭了这个阵地，夺了机枪。与此同时，勇猛的大刀队杀出一条血路，冲上了撑架坡，砍得敌人血肉横飞。敌人增援上来的5挺机枪来不及放下肩，就被红军战士缴获。敌第十六师第九十三、九十六团的一些重要阵地也相继被红军夺取。早饭后，红十六、十七师在牛屎垅、良田湾、大坡界、杨泉坳、撑架坡、哨棚坡、云寨坡一带发起强攻，敌人丢下成百具尸体溃退。
6日午后，红六军团第五十一团，从左翼云山界高地冲下，一举击溃敌李觉第十九师一部，并乘胜追击，象一把尖刀拦腰插入敌阵之中，抄袭敌人主阵地的后侧新店坪、便水一带，切断上坪、新店坪之敌的联络，使敌陷入包围之中。此时，红十六师、十七师又从正面发动强大攻势。红四、六师从右翼夹攻，夺取了敌人在墱坡的机枪阵地，吃掉了敌第十九师一部，很快打乱了敌人的阵脚。于是敌李觉慌了，连忙调动第十九师一个团来堵击红军五十一团的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红五十一团终因无援兵及时接应，未能巩固阵地与扩大战果，加之在激战时，敌陈光中第六十三师的一部又增援上来，五十一团伤亡较大，只好退回原阵地，与敌形成相持。
战斗中，红军虽然给敌人以狠狠打击，但终因没能控制便水渡口，堵住增援之敌，而且红军投入战斗的部队先后不一，没有高度集中兵力，战线拉得长，各部配合不紧，所以没有一下子吃掉敌第十六师，致使敌援军越来越多。这样，原来计划打章亮基1个师，发展到打敌人3个师，使这场战斗成为消耗战，敌我双方伤亡都在千人以上。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继续战斗对红军不利，于是，红军只好在1月6日黄昏以后相继撤出战斗，向西北方向转移。
便水战斗，红二、六军团虽然未能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但也狠狠地教训了敌李觉一下，使其不敢再紧追红军。
{Ky:PAGE}
1月7日，红军乘章亮基师受到沉重打击，敌人不敢冒然前进的机会，从容向黔东进军，8日，红二军团进入玉屏县田冲一带。9日，红六军团攻占江口县城。12日，红二军团进占石阡。至此，红二、六军团胜利完成了向石、镇、黄地区转移的战略任务。
红二、六军团在由湘西向黔东转移的途中，天上有敌机的轰炸，地上有敌人的围追堵截，又正值严冬，天寒地冻，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跋山涉水，兼程急进。一路上，红军指战员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纪爱民，秋毫无犯。有的红军战士，在敌人突然袭击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负责把借用的器具交还给群众；有的吃了群众的东西，在无法把钱当面交给老乡的情况下，就把钱放在鼎锅里；有一位掉了队的红军伤员，在“铲共义勇队”突然到来时，正在农民家里吃饭，在这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他从容不迫地交了饭钱才走。红六军团在洞口县石江镇驻扎时，没收了地主豪绅、投机商粮食共50000多斤，散发给贫苦人民，还召开了米行经纪人会议，教育米商今后不要出售发水米，剥削劳苦大众；在李家渡，遇到敌机轰炸，一位红军战士因用身体掩护农民的小孩而受伤。红二军团到达黔阳县境内时，宣传队演出了活报剧《蒋介石是走狗》，演出结束时，一位红军干部还讲了话，进一步揭露蒋介石卖国求荣的罪行，宣传红军的路线、方针、政策，解除群众的顾虑，让人民群众知道：只有红军，才是他们的救星。红军遵纪爱民的模范行动，至今还受到当地工农群众的赞扬。
4、留守湘西，孤军奋战
红二、六军团从桑植誓师长征时，军团领导把留守根据地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突围的艰险任务交给了红六军团第十八师。
驻守在根据地中心区域龙山茨岩塘一带的红十八师，是一支坚强的部队，具有能攻善守的特点，师长兼政委张振坤是有名的“游击专家”，参谋长刘风，政治部主任李信。红十八师下辖2个团，第五十二团团长樊孝竹，政委刘诚达；第五十三团团长刘风兼，政委余立金。这2个团加上师直机关干部、野战医院工作人员、苏区地方干部，共计3000余人。
在桑植刘家坪召开的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上，总指挥贺龙对师长张振坤说：“这回你们十八师要更辛苦一些，你们要从龙山茨岩塘一带主动反击敌人，要狠狠地打，又要机动灵活地打。把敌人吸引住，掩护主力突围南下。”张振坤当即表示：“不管困难有多大，不管战斗有多艰苦，我们一定完成任务。”(注释：梅兴无.《红十八师留守湘西的两个月》.《回顾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462页)
主力突围之前，红六军团领导人萧克、王震亲自到红十八师看望全体指战员，并和张振坤等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就十八师的行动作了详细研究。他们指示红十八师：如斗争确实不利时，就主动放弃根据地，相机突围出去，向湘黔边界转移，与主力会合。
随后，为配合主力突围行动，红十八师派出政治工作干部深入到桑植县城及附近农村，向群众解释红军主力突围的原因，动员群众开展坚壁清野，并发动党团员和赤卫队员潜入敌军阵地，扰乱敌人的阵脚。
11月15日，张振坤率第五十三团一营及地方游击队500余人，从龙山兴隆、茨岩塘出发，南下永顺、保靖，发起佯攻，将湖南方面的敌军引向酉水河南岸。当主力开始突围转移时，张振坤又率部迅速北撤，返回茅坪、茨岩塘，并以第五十三团第二、三营固守茅坪，以阻止湖北方面的敌军。主力突围成功后，为了执行军委分会关于“向北进军，吸引北面敌人”的指示，张振坤再次率部从茨岩塘出发，向东北进击，经水田坝到桑植上河溪、猫子垭、五道水，在苦竹坪与敌孙连仲二十六路军的两个团激战。随即撤出战斗，经两河口、陈家河、水田坝回到茨岩塘。在短短10多天时间里，红十八师时东时西，数百里奔袭，经历了多次激战，承受了重大牺牲，用生命和鲜血掩护主力实现战略转移。驻扎在桑植县城、洪家关、上河溪的五十二团第一、二、三营奉命向茨岩塘集结，重新布防。这时，形势越来越紧急。因为敌人知道红军主力已突过澧、沅封锁线，留在根据地的兵力不多，于是加紧向根据地压来。陶广纵队的钟光仁师，新编第三十四师的周燮卿、顾家齐两旅，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徐源泉纵队的独立第三十四旅、第三十八旅，近10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根据地合围推进，团防武装也积极配合，企图将红十八师重重包围在南北10余里、东西40余里的茨岩塘地区予以全歼。
面对敌人疯狂的进攻，红十八师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师长张振坤的指挥下，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利用熟悉的地形山势和敌人在指挥上不统一的弱点，在龙山、永顺、桑植边境开展游击作战，同数十倍于己的强敌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坚守茅坪的第五十三团第二、三营，以顽强的战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10月21日，敌300多人在飞机、迫击炮、机关枪的配合下，向红军前沿阵地反复冲锋，妄图突破红军防线，占据茨岩塘中心根据地。事先，当地干部群众为红军赶制了大量竹签，埋插在阵地前半山腰二、三百米处，当敌人冲至竹签埋设区时，营长一声令下，密集的子弹射向敌军，敌人死伤无数。直到红军主动撤离之前，茅坪防线始终没有被敌人突破。12月初，敌新编三十四师周燮卿等部，避开红军坚守的茅坪阵地，从兴隆街、红岩溪、水沙坪一线向茨岩塘压过来。恰在此时，红十八师收到军团部“立即突围、赶上主力”的来电，于是决定主动撤出茨岩塘根据地。从12月3日起，开始突围行动。为了把追剿之敌甩得更远一些，保证主力的安全，红十八师放弃了直接突围，而是在根据地内兜圈子，继续迷惑敌人，然后寻找间隙突出重围。经过4天4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在12月8日，红十八师从茨岩塘东北方向的包谷坪突出重围抵达桑植。
突围之后，红十八师领导研究，决定北上去湖北敌后鹤峰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鹤峰曾是贺龙领导创建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9日，部队按照计划向东北方向转移，一边走，一边打，一边收集伤员和扩红。师长张振坤骑的马在战斗中被打死，他与战士们一道爬山越岭，涉水攀崖，给战士们以鼓舞和信心。12日，抵达桑植县城以北的鹿耳口宿营。13日上午，在行至苦竹坪时遭遇敌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的主力，一场激战，消灭敌人百余，无奈敌人势众，红十八师只好边打边撤，直到黄昏前才脱离敌人，又撤至鹿耳口。在撤退途中，有一船女兵(医务人员、地方干部)被截走。另有一连红军在凉水口被敌人分割包围，冲出重围后，只剩下30多人；后又在沙地坪遭敌人伏击，全部壮烈牺牲。这时，红军发现去鹤峰的路上驻有大量敌军，前进的通道已被敌人堵断了，北上已不可能，于是红十八师决定放弃在鹤峰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挥师南向，另图发展。
12月14日，红十八师进至桑植县城以北的凉水口，受到桑植县几个反动团防的联合袭击，损失了一个连。当天晚上，部队行至桑植陈家河时，红十八师收到军团部发来的电报，得知主力准备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12月15日，红十八师在陈家河召开全师大会，决定迂回西去贵州同主力会合。
12月16日，红十八师掉头西向，踏上与主力会合的凶险征途。17日，部队抵达永顺。18日，红十八师离开永顺西进，21日到达龙山招头寨以北的马鬃岭附近。马鬃岭是通向湖北的交通要道，地形十分险要，敌周燮卿部已经在山上修筑了好几座碉堡。夜深人静，大概守敌的哨兵睡着了，红五十三团和师部从敌碉堡下通过，敌人毫无觉察。可是，走在后面的红五十二团，误进到敌人的警戒区，碰响了敌人的警铃，惊动了敌人，警铃附近的一座碉堡首先开枪，紧接着所有敌堡的机枪都响了，封锁了隘口。红五十二团大部和电台队、野战医院等部被隔断。驻在招头寨的敌军听到枪声也压了过来。这时，天已经亮了，被隔断的队伍腹背受敌。加之红五十二团是由游击队改编不久的部队，武器装备不好，又缺乏战斗经验，尽管他们在强敌面前十分勇敢，毫不屈服，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而大部壮烈牺牲。电台是红十八师和主力联系的纽带，至关重要。张振坤特派警卫连保护电台。电台队和警卫连被隔在封锁线内以后，100多人隐蔽在山脚下的荆棘丛中。待枪声稍稍稀疏后，便迂回到马鬃岭侧后的开阔地后边。开阔地有几百米宽，近千米长，没有砍伐的枯黄的包谷林在朔风中沙沙作响。敌人以为只有傻子才敢从这裸露的开阔地冒险通过，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路上，放松了对开阔地的戒备。警卫连和电台队估计到了这一点，合计了一下，疾跑只要3、4分钟就能通过，决计拼死一冲，冲过去多少算多少。100多名战士象突出的旋风在包谷林里刮过。当他们将跑到对面山脚下时，敌人的机枪才掉过头来。战士们冲过去后，开心地听着敌人在胡乱地消耗机枪子弹。不久，电台队和警卫连赶上了主力部队。红十八师往西向湖北境内挺进。至此，红十八师胜利地突破了敌人设置在湘鄂边界上的最后一道封锁线。1936年1月9日，红十八师几经辗转征战，终于在黔东江口的磨湾与红六军团主力会合。红十八师所部600多人缩编为1个团，归还六军团建制。军团长萧克和政委 王震亲自带领部队到很远的地方迎接，赞扬红十八师这支拖不垮、打不烂的英雄部队。
至此，红二、六军团全部撤离湘境，胜利完成向黔东地区转移的第一步战略任务。
红二、六军团自桑植誓师突围到出湘入黔，历时近两个月，途经湖南21个县、市、区，转战数千里，成功地实现了原定战略意图，进入预定地区。红军坚持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运动中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冲破封锁，在湘西、湘中、湘西北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充分显示了英勇无敌、奋斗献身的伟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