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统一战线，促进团结抗战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民族团结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在这一场民族斗争中，湖南各族、各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国抗战8年，湖南就有7年处于战火之中，而且一直处于正面战场前线。省会长沙，历经一次大火，四次会战，全城精华，化为灰烬；其次常德、衡阳、湘西的几次战役，无不历时数月，战斗异常激烈。全省78个县市，县城沦陷的有44个，部分被日军占领为11个。在被敌占领过的44个县市的城市，房屋损失在60%以上的竟达32个县市，其中长沙、衡阳两市及常德、桃源等10个县，损失高达90%。全省的财产损失折合法币121922亿元，其中直接损失达115044亿元。在忍受着巨大牺牲的同时，全省每年除供给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石外，还不时调出粮棉等物资接济邻省之需求。8年中，全省实征壮丁175万人，其中1939年和1940年，每年有近30万青年被征入伍，参军参战。三湘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抗敌御侮篇章。

　　中国共产党湖南地方各级组织，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促进国共两党在湖南地区以及各族、各界人民之间的团结合作，推动了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初期，省工委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宣传，为动员和团结全省各党派、各阶层，以及各族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作出了贡献。当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制造反共流血事件时，省委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一方面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行径，与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转变斗争策略，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坚持地下斗争，保存了骨干力量。在沦陷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并开辟了石公华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湖南各级党组织在抗战时期的工作卓有成效，功不可灭。

　　一、 创造团结抗战的政治局面

　　抗日救亡运动在湖南兴起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东北沈阳，揭开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序幕。具有反帝爱国斗争光荣传统的湖南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开展反日爱国群众运动。25日，省会长沙举行反对日本武力侵占辽宁示威大会，提出团结民众，一致对日宣战，厉行对日经济绝交的正义主张，并将原湖南人民对日援侨委员会改组，建立湖南反日救国会。各界民众还商议提出了对日本实行经济绝交的五大措施：(一)不供给日本人各种原料；(二)不买卖日本各种货物；(三)不乘坐日本轮船；(四)不为日本人运输货物，(五)不为日本人服务。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消息传来，全省沸扬。长沙工人抗日救国会、学生抗日会、商会、长沙县教育会等团体，纷纷致电慰问和声援上海奋勇抗击日本侵略的十九路军，同时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政策。2月7日，长沙各界民众冒着风雪举行湖南人民抗议倭寇在京沪暴行示威大会，全市罢工罢市，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学生寒假宣传队到处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动员支援抗日部队。湖南各界群众积极募集抗日军慰劳捐，献钱献物，支援前方抗战。

　　1933年1月初，日本侵略军攻占山海关，大举进攻华北，热河危急，平津动摇，国家民族危难日益严重。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抗日宣言，提出共同对日作战，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湖南人民立即召开各界团体联席会议，请愿政府调遣全国各军队抵抗日军侵略。长沙中学生基于爱国热情，请求省政府发给旅费出关杀敌，同时积极参加学校军训。2月间，湖南各界航空救国会成立，发动募款购买军用飞机，以强大空军御侮图存。3月，为支援长城沿线驻军抗战，省垣群众进行抗日动员，支援前方抗战。

　　在湖南民众日益高涨的反日爱国热情和日趋活跃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坚持白区工作的中共湖南地下组织，积极响应党中央抗日反蒋的号召，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抗日救国言论，努力对民众的救亡活动发挥政治影响。1933年春，以刘道衡为首的中央军委特科长沙工作组成员以合法身份作掩护，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领导长沙等地的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积极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救亡运动。上海中央局指示长沙工作组，注意青年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工作组为了推进长沙抗日反蒋活动，专门设立了青年运动党团组织，从事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工作，加强对青年学生运动的联系和领导。党团书记赵君实和成员刘乐扬、梁宜苏，组织了抗日大同盟，在湖南大学、长沙高级中学等学校和新闻界发展了20多个盟员，作为党的外围组织，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特科长沙工作组积极领导和组织青年和民众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行动。党团成员根据上海中央局关于在长沙组织发动学生示威游行、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指示，立即以抗日大同盟的名义印发抗日宣传单，并通过青年骨干分头联系各中学学生，推进长沙青年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20日，省会长沙上万名青年学生,不顾当局和校方的威胁阻挠，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领导青年运动的中共党团组织散发了上千份内容鲜明的传单口号。青年们高呼“反对自治、保卫国家领土完整、铲除汉奸、打倒奸商、拥护政府从速解决华北问题”等口号，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要求，公布了《湖南学生反对华北自治组织告同胞书》等项宣言，热烈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游行队伍从会场教育会坪出发，穿行25条大街小巷，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市民万人空巷，争睹共鸣。示威大会决议成立长沙学生救国联合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与此同时，常德、衡阳等地的爱国学生，也分别上街集会游行，宣传响应一二九运动。之后，中共青年运动党团总结—二二O大示威的组织领导工作，研究了形势和任务，决定继续推动运动发展，并创办《更生》刊物，指出造成民族解放的统一联合战线，是当前迫切的要求；呼吁用全副国力抵抗民族敌人，停止一切内战，推动湖南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

　　1936年夏，一批从北平、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回乡度假的湘籍师生，在中共党员的组织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成为这一时期湖南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7月，由北平同学发起，成立了有成员30多人的长沙民族先锋队组织，由李仲融、苏镜等人负责，编成若干小组分别活动。后来常德等地也成立了民先队分队。8月1日，民先队创办的《湘流》三日刊在长沙出版，主要刊登抗日救亡内容的新闻、评述、报道、文艺，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该刊富有战斗风格，形式活泼，很受读者喜爱，至1936年底共出版40多期。民先队还组织了抗日歌咏队，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建立1936剧社，排演抗日爱国剧目，进行抗日文艺宣传；深入工厂、街道、市郊，向工农民众进行抗日宣传。于刚、陈德明等利用培德女校、自治女校开办了两个补习学校，向工人、市民、妇女讲解只有抗日才能求得民族生存的道理。

　　1936年暑假末，上海抗敌救国会派代表来长沙，帮助建立了湖南各界救国会。此后，救亡社团、救亡报刊纷纷建立，救亡活动广泛开展。李仲融、杨荣国、萧敏颂等组织了湖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通过1936剧社、紫东艺社、《今日评论》等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特科长沙工作组派赵君实、刘乐扬加入该会，还利用《全民日报》、《力报》等做了大量工作。

　　国共合作抗日，湘境红军游击队改编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发起武装进攻，当地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捍卫民族利益的坚定信念和抗敌御侮的极大勇气。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全面抗战爆发后，长期在湖南及其边界地区坚持斗争的湘鄂赣、湘赣、湘粤赣和湘南红军游击队，根据党中央关于积极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驻军协商，迅速切实实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部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紧密配合，积极而慎重地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改编部队，开赴前线抗日。

　　先是中共湘鄂赣省委提出四项合作条件和五项停战条件，与国民党军队第五十师代表及平江县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谈判，后又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开始谈判并不顺利。当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协议后，中共湘鄂赣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才有了进展。1937年8月29日谈判获得成功。湘鄂赣省委机关和红军游击队官兵陆续下山，在平江县的长寿、嘉义一带集中整训。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组建后，湘鄂赣红军游击队奉命组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共1100余人，从嘉义出发开赴抗日前线，并在嘉义设立了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后改为通讯处)。

　　湘赣边界的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在陈毅的劝说下，向分散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发出停止同国民党的敌对行动并下山参加整编的通知，经过集中整训后，红军游击队奉命组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大队，共300余人，于1938年2月从江西省莲花县龙上村出发，开赴抗日前线；行至浙江开化时，又奉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

　　在湘南地区坚持斗争的中共湘南特委，在中共中央派去的王涛帮助下，于1938年2月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和在郴州设立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等协议，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和湘南赤色游击第三大队，分别在宜章县赤石和耒阳县江头集中整训，组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共300余人，于4月从耒阳县灶市出发，开赴抗日前线，行至安徽太平时，正式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活动于湖南桂东、汝城及江西崇义之间的东边山和桂东、汝城、资兴之间的西边山的湘粤赣游击支队，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后，集中在桂东沙田整训，改名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共300多人，于1938年1月开赴江西省大余县池江，与赣粤边游击队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一部，部队离开桂东时，在沙田设立了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

　　湘境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对促成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和支援前线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成立和湖南党组织重建

　　1937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徐特立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的身份，王凌波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上校主任的身份，在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通讯处建立之初，正值日军占领上海，进逼南京，许多人对战争前途、民族命运十分担忧，他们希望听一听共产党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每天到通讯处来访的人络绎不绝。来访者纷纷提问：战局将会如何发展?共产党究竟是真与国民党合作抗日，还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对于这些问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耐心细致地予以解答。使来访者消除了对国共合作的疑虑，增强了对抗战前途的信心。

　　为了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让更多的人了解，通讯处除了利用报刊等媒体进行宣传外，还把宣传工作做到民众之中。徐特立等多次应邀在长沙市银宫电影院、第一师范等处公开讲演，宣讲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每次讲演，听众都是挤满会场。讲演完毕，总有不少听众久久不愿离去，围着讲演人请教有关时局的各种问题，情景极为热烈。徐特立还常到火宫殿演讲，这里当时是劳动群众经常聚集的场所，到这里可以直接同普通民众交流。在融洽的气氛中，徐特立以通俗生动的语言，讲团结抗日的道理，使在场的群众深受教育。当时的《观察日报》描述说：“徐先生本来是深入民间的，以他那滑稽的口吻，把国家大事说得很周详，抢去了不少说书人的买卖。听众越来越多，徐先生讲了又讲，到了午餐的时候，大家公请了徐先生一顿。这充分地表现了那一群的民众，并不是不关心国家的事。”

　　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重要任务之一。徐特立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同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徐特立多次找张治中商谈抗日救亡的各种问题，使张治中乐意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民众抗日的一些主张，允许建立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及抗日救亡工作提供了一些方便。特别是在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通过做张治中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抗日，通讯处还积极做国民党内何键派骨干刘岳厚、失意的国民党军政要人赵恒惕等上层人士的工作，使他们在政治上同共产党保持较好的合作关系。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扩大了徐特立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影响。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一项经常性工作，是为前线筹集和转运军需物资。当时，筹集物资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根据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统筹安排，由驻湘通讯处向国民党衡阳军需处交涉，领取八路军的军饷、被服、武器弹药等。二是转运全省各界、广东等地以及海外侨胞捐献的衣物、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如印尼华侨捐献的万金油，东南亚华侨捐献的军用救护汽车，长沙衡光工业社职工捐献的钱及寒衣等。除此之外，通讯处还想了各种办法，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延安和前线部队采购了急需的纸张、通讯电器及医疗器械等物资。

　　在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湖南有不少青年要求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线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认真做好招收和输送工作。通讯处设立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招生委员会，在省立第一师范、长沙周南中学、含光中学等学校招收了数百名学生和其他进步青年。他们中有的被送往延安，分别进入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有的被送往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在转送这些热血青年的同时，通讯处还将一部分湘籍共产党人的子女、亲属及革命烈士的遗孤送往延安，这其中有毛泽东的侄子、任弼时的女儿、彭德怀的侄子等。从湖南走出去的这一批抗日青年，许多人后来在斗争中锻炼成为优秀的革命骨干。

　　抗日战争初期，在湖南地方党组织尚处于恢复阶段的时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作为国共合作后在湖南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机关，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推动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很快在全省营造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为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大革命失败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全省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除湘鄂赣边、湘赣边及湘南外，其它地方的党组织被摧残得所剩无几。所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基础相当薄弱。当时在湖南恢复地方党组织主要依靠以下几方面的力量。

　　在长沙，有由刘道衡领导的中央特科长沙工作组，他们除了向中央提供湖南国民党军队的有关情报外，还秘密吸收了一批青年入党，并积极推动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另外，1935年3至4月间，中共湘鄂赣省委派李明秋、袁仲贤到长沙县铜官镇，沿湘江一带发展党的组织。5月下旬，成立湘江特委，在长沙、益阳等地开展工作，先后组织了铜官区委、益阳黄万泰染织厂支部等10个支部，发展了100余名党员。中央特科长沙工作组和湘江特委的工作范围虽然狭小，但它填补了地下省委遭破坏后湖南党组织的空白，成为抗战初期全省党组织恢复的重要基础。

　　七七事变之后，随着平、津、沪、宁等地沦陷，一批高等学校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如张天翼、翦伯赞、田汉等先后转来长沙，他们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仅新建的国立联合大学中就有共产党员20多人。9月，吕振羽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回湘开荒”之命到长沙，与刘道衡取得组织联系后，团结回湘文化人与长沙市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以自治女校、含光女校、育英小学读书会为活动阵地，并以党员与进步人士为基础，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一批从外地回湘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及青年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是恢复全省党组织的一支重要力量。

　　此外，国共合作之后从全省各县监狱中释放及大革命失败后远离家乡的农村党员干部，陆续回到家乡进行活动。如溆浦、安化、宁乡等地，就有一些共产党员在当地联络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积极开展抗日活动，恢复党的组织。同时，随着外地一些机器厂、兵工厂、抗战团体往湖南迁移，也送来了一部分共产党员。这些零星的党员，虽然分散，但也是全省党组织恢复重建的组织基础之一。

　　虽然在全面抗战爆发之时，省内一些党组织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环境下，开始了一些群众工作，但就整个组织而言仍然表现零乱，亟待加强。1937年12月上旬，受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湖北省临时工委的委派，任作民从汉口来长沙，开展恢复、整顿党组织的工作。他在湘江特委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湖南特委，由任作民为书记。

　　湖南特委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密切配合下，与平、津、沪、宁等地回湘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建立起组织关系，并依靠他们建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和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党支部。同时，派人到铜官、樟树湾、益阳等地整顿党的地下组织，在常德、湘潭、浏阳等地恢复、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还通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联系失散的共产党员，将分散隐蔽在各地的党员力量重新组织起来。至年底，在长沙、益阳、常德等地恢复和重建了党的一批基层组织，先后成立了2个区委、24个支部，共有党员200多人。与此同时，特委积极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各地党组织一般以中小学为依托，以党员教师为骨干，组织各种读书会、宣传队，进行演讲、座谈、演戏、慰劳、支前等工作，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党的影响，使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

　　湖南特委的建立，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工作的新开端。它结束了过去党组织分散及陷于停顿的局面，使全省党的建设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从此得以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湖南特委建立的时间虽短，但它在整顿和恢复全省党组织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为后来中共湖南各级组织的发展和后来省工委的建立，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湖南特委整顿和恢复各地党组织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湘省边界地区党的地方组织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在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之后，1937年11月，湘赣临时省委撤销，成立了湘赣特委，由谭余保任书记。湘赣特委辖茶(陵)攸(县)莲(花)和攸(县)醴(陵)萍(乡)2个中心县委，以及江西安福、永新等县的党组织。同年12月，湘鄂赣省委改为湘鄂赣特委，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特委辖修水、崇阳、岳阳中心县委，以及平江、浏阳、咸宁等县委。在湘南，原湘粤赣边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部队于1938年1月离开桂东后，一方面在桂东沙田设立了新四军留守处；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从延安派王涛来到湘南，着手整顿和恢复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2月，湘南特委恢复。特委机关设在郴州城，属中共东南分委领导。

　　推动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随着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以及中国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化，湖南因十年内战而形成的工农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也逐渐趋于缓和。在国难当头之际，抗日救亡不仅是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政治基础，而且成为了社会各阶层爱国民众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动力。

　　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全省社会各界、各阶层爱国民众联合起来，积极开展了抗日后援活动。抗日救亡活动在湖南的兴起，以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骨干的文化、教育界是重要的推动力量，这成为了抗战初期湖南抗日救亡活动的一大亮点。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会战之后，一批文化教育界人士和大中学校的师生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来到湖南，长沙顿时成为文化精英和知识青年的集聚之地。这些因战事而被迫迁来湖南的知识分子，以其满腔的悲愤和爱国的激情，结社办刊，疾呼呐喊，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从平、津、沪、宁等地来湘和本地的学生、文化人中的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吕振羽、萧敏颂、杨荣国等，先后成立了“前进社”，创办了《前进》旬刊、《民族呼声》旬刊等，宣传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以唤起和发动民众。戏剧、歌咏、绘画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一些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些形式，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的7月19日，长沙市新世界戏院就演出了《抗日救国》一剧。8月30日，长沙市戏剧业同业公会更是为“救亡图存”，要求各湘剧园院，多编爱国警世戏剧，籍以唤起民众，共赴国难。在洪江，所有的祁阳戏、平剧戏班联合举行了抗日募捐义演；慈利县成立抗敌流动剧团、溆浦县组织抗敌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活动。内迁来长的国立戏剧学校的师生也走上街头表演抗战戏剧及歌曲。9月5日，长沙各中小学校的师生组织新声歌咏队，以“救亡图存，唤醒迷梦”为宗旨，前往周边的乡村开展宣传。9月17日，省会艺术界举办抗敌画展；同月，由唐亥等组织的抗敌画会在长沙成立，多次举办巡回画展；10月，省会人民抗敌后援总会举办抗敌劳作美术展览会。在全民族抗战和民众抗战情绪日渐高涨的情势下，为更好地担负起民族抗战的任务，全省文化界开始走向联合。10月，省会文化界的部分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发起组织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并于17日举行了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以团结抗战、持久抗战为宗旨的《文抗会章程》，选举吕振羽、廖伯华等23人为理事，谭丕模、杨荣国等11人为候补理事。嗣后，理事会又选举吕振羽、廖伯华等为常务理事。文抗会制定的《工作大纲》规定其任务为：拥护全国抗战、宣传救亡理论、指导民众救亡及训练救亡技能，提高民众文化。文抗会的成立，使湖南文化界有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联合团体。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和一些共产党员通过这一团体，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发动、组织民众，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南的形成和抗日救亡运动在湖南的高涨。

　　抗战伊始，工农群众、爱国学生抗日救亡的热情最为迫切，他们热切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坚决组织和领导抗日斗争；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的爱国进步势力为民族和自身利益计，也期望国民党政府能够坚决领导开展抗日救亡，抵御日本的侵略。1937年11月27日，张治中接替何键宣誓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主持湘政以后，顺应时代潮流，实行联共抗日，认为国民党应该和共产党在工作中竞赛，不应该压制共产党，因而，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虽然未能做到防止磨擦，但不会故意制造磨擦；他对于抗日民众团体和抗日言论自由，态度宽容开放；对于发动和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救亡，予以鼓励和支持。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对张治中主湘表示欢迎，对他所采取的联共抗日态度以及一些政治开明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在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张治中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促进抗日救亡活动的措施。1938年10月，以张治中任主任的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成立，以此来统一民众运动，调整民运工作，推动民运的发展。为了体现对共产党的善意，张治中提出邀请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于是，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兼长沙市委书记任作民等被聘为委员。徐特立还担任了该委员会常委。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中共湖南省委及其各级组织深入基层发动民众，推动全省的抗日救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国共两党推行的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从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就一直存在。国民党推行的是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而不去动员人民群众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则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要求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坚持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湖南党组织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日军不断扩大侵华战争，湖南和全国一样，民众的抗战情绪日渐高涨。但是，许多民众对于战争的发展和国家的前途，有着种种疑虑和担忧。而国民党省党部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方针，对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采取控制和压抑的态度，他们对张治中动员民众的措施大为不满，认为政府怎好做民众运动，民众运动应该是党部的事；在省政府颁布“推行民主政治与建立乡村组织”法令的一个星期后，省党部即颁布了一个“建立家族组织”的办法与之对抗。对此，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积极支持张治中关于动员民众的主张，配合其推行民主政治与建立乡村组织的行动。各级党组织并没有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样在农村去组织农会，而主要是从改善乡、保、甲等下层行政机构着手，争取进步分子或是共产党员担任乡、保、甲长，再依靠这些机构和人员去发动民众、训练民众，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生，提高民生，调处阶级间的冲突，团结进步分子，打击汉奸顽固派。

　　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为推动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而作的努力，以及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采取动员民众、联共抗日政策而造成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全省各界、各阶层民众同仇敌忾，纷纷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呈现出一种团结抗战的政治局面。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恢复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

　　为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和加强对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下旬，从延安派遣高文华、郭光洲等人来湖南工作。同时，在南京获释出狱的共产党员帅孟奇也被派往长沙。高文华一行人途经武汉时，正值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1938年1月7日，长江局开会研究湖南工作，湖南特委书记任作民和高文华参加了会议。任作民在会上汇报了湖南特委的工作情况。会议指出湖南党组织的任务是：加紧党的新政策宣传，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而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村中的群众运动。会议决定将中共湖南特委改为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由高文华任书记。1月12日，高文华等人抵达长沙。1月16日，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在长沙秘密建立。

　　根据分工，省工委的工作范围主要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省属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县市。原湘鄂赣、湘赣革命根据地及湘粤赣游击区各县的党组织和区域内的工作，则分别由湘鄂赣特委和湘南特委负责，二者也都隶属长江局领导。省工委除与湘鄂赣特委和湘南特委的工作相互联系与配合外，主要工作是根据长江局的指示，以省城长沙为中心，在全省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贯彻党中央全面抗战路线，开展党的统一战线与群众工作，恢复发展党组织。

　　省工委成立时，已在长沙公开挂牌办公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为省工委开展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处于地下状态的省工委秘密地负责党的组织发展、干部调配及领导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方面的工作；亮明了身份的通讯处则着重公开做各党派上层方面的统战工作，同时配合省工委的工作计划开展活动。一明一暗，相得益彰。自此，党在全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及恢复发展各级党组织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省工委成立之初，确定近期工作中心是广泛宣传党的主张，开展群众工作，恢复和扩大党的组织。为此，省工委首先抓了舆论宣传工作。1938年1月25日，创办《观察日报》，不久该报就成了省工委的机关报；省工委支持田汉、廖沫沙于1月28日创办《抗战日报》，使之很快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的一块重要阵地。同时，在长沙及全省各地设立“战时书报供应所”、《新华日报》推销处(所)和书店，推销进步书刊，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努力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根据长江局关于应把军事工作放在首位的指示，省工委设立了军事部，决定各级党委直到支部都要设立军事干事，要将党员军事化的口号深入到每个党员，从而推动全党去进行这个第一位的工作。省工委还根据特定的环境，研究了开展军事工作的方针与策略。囿于国共双方商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不能独立抓武装的规定，省工委军事工作的重点是加强军事统战工作。为此，省工委选派了一些干部和进步青年到国民党驻军、各兵工厂及各种军事学校、地方自卫队、民众武装和伤兵之中开展工作，团结和争取进步人士，以便从国民党军事单位的内部来扩大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和政策的影响。当时，省工委在第二○○师、交通辎重学校、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二十集团军干训班等军事单位都发展了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支部，积极开展军事统战工作。同时，各地党组织还注重训练游击人员，如岳阳、华容、南县等地就组织训练了游击队和自卫队。

　　民训工作是省工委的一个工作重点。张治中把组织民众、教育民众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他参考和效法共产党组织民众、教育民众的方法，成立湖南民众抗日自卫团，自任团长；还在省政府设立了湖南民众训练指导处，由他兼任处长。同时，要求各市、县、区、镇、乡、村建立相应民众军事训练机构，分期分批训练当地民众。省工委支持张治中这一动员民众的做法，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动员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各地在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过程中，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例如在第一、第二期民训中不少地方就发展了一批党员；而在乡、保长的竞选中，在有共产党组织的20多个县内，每县都有一些共产党员当选，从而获取了基层政权。通过参加和推动全省性的大规模民训运动，为党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使全省人民受到了一次抗日救亡教育。

　　工运工作也是省工委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湖南的工人运动有着光荣传统，但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处于低潮。国共合作抗日之后，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工人运动开始高涨。当时，全省产业工人约6万人，大多没有工会组织；而在手工业与其它职业的工人中，有近30万人在各种合法的工会组织之中。省工委审时度势，以积极的态度在全省开展合法的工会活动。长沙、益阳、常德等市(县)委设立了党的工人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工人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斗争。为了开辟工运工作的阵地，各级党组织通过公开的方式去进行合法的组织，对各地的行业工会进行改造，采取了争取改造工会上层，充实工会下层，将公开的上层活动与秘密的下层活动结合起来的方法，开办工人夜学班，推动工人文化教育工作。党组织还关注救济失业和改善工人生活等工人的切身利益问题，支持工人们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同资方及政府斗争，积极为工人们出主意、想办法。通过上述工作，共产党在工人之中的威望有所提高，因而各地在工人中的党组织也有所发展，先后建立了60多个工人党支部，发展党员1000余人，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工，他们成为了开展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同时，党组织还控制了合法工会22个，领导着近3万人的工会会员。

　　中共湖南省工委1938年1月建立之后，就确定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省各县、市进行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的工作重心。为此，省工委在加强对抗日救亡团体领导的同时，派出章蕴、陈永清、李文定等一批得力干部，以巡视员名义，沿粤汉铁路去平江、岳阳、浏阳等地区，沿沅水、资江去湘西、益阳、华容等地区，帮助各地恢复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动员青年参加民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至4月，全省有32个县(市)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其中有长沙、益阳、湘潭等6个县工委，共计党员800多人。

　　1938年1月，中共长沙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辖10多个支部，60余名党员。5月，正式成立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委首先在抗日团体及教育界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在教育界建立了湖南大学、周南女校、育英小学等党支部，并以这些学校为党的活动基地，开展群众抗日救亡活动；随后又逐步扩大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在职抗会、青年会、新声歌咏队、记者会、电信业、铁路员工、店员、难民和伤兵中建立党支部。这样，连同以前建立的文抗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妇工委中的党组织，形成了长沙各界抗日团体中的党组织网络，成为推动长沙市抗日救亡的核心力量。同时，重视在工农群众中进行组织发展工作，发动工人开展合法的工会运动，吸收优秀工人入党，先后在第一纱厂、黑白铅炼厂、电灯厂、铜元局、泥木、织造、理发、缝纫行业中建立党的基层支部。在长沙郊区发展党员，建立农民支部。

　　早在1937年冬，李服波受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派遣，到南县九都镇建立秘密联络点，利用旧关系联络了南县、华容青年学生和教员中失去组织联系的10多个党员，并发展了当时抗日救亡活动中涌现出来的曾恂等12名积极分子入党。1938年2月，经省工委批准，成立中共南华工作委员会。工委辖南县、华容两县的8个支部，有党员42人。

　　省工委还派帅孟奇到常德，依靠大革命时期的老关系，秘密发展党员，联络逃外返乡的数名地下党员，于2月中旬建立了常德特别支部。

　　3月，省工委派陈永清为特派员，到衡阳开展党的工作。他通过在进步社团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和恢复失去联系的老党员的党籍，重新建立了一批党的组织。5月，成立中共衡阳县工委。6月，省工委又派欧阳方到衡山、刘超到零陵和祁阳、屈淼澄到衡阳北乡等地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

　　6月，湘南特委划归湖南省工委领导。特委辖郴县、两衡(衡阳、衡山)、宜章及广东乐昌等县的党组织。特委积极发展新党员，大力培养和提拔干部，举办训练班，加强党员教育；同时，将工作重心移到城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加强抗日救亡宣传，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办书店，推销进步报刊，并派人参加民训班，培训抗日干部，在湘南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7月上旬，长江局决定湖南省工委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并增派蔡书彬参加省委工作。至此，全面抗战爆发一年之后，中共湖南省级领导机关得到完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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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发展和坚持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宣传和组织群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

　　随着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共湖南省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积极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主要力量放在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和方式，放手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调动各个阶级、阶层、爱国人士、各族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积极投入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一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尤其是抗战前期，全省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其特点是救亡团体多，报刊杂志多，参军参战踊跃，积极支援前线，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抗战初期，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全省各级党组织积极创办报刊书社，利用舆论工具，大力开展抗日救亡的思想发动工作。

　　自1938年2月开始，党的各级组织和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所创办的报纸、期刊，就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三湘大地。仅在长沙市就有30多种报刊，在全省各地有中共汉寿县委的《醒报》、新化县委的《野炮》周刊等30余种。此外，各县的民报或进步报纸也受共产党的影响，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如此多的报刊杂志问世，形成了自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湖南文化人办报高潮后的又一次高潮，这也是抗战初期湖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一大特色。而在上述由各级党组织掌握和影响的众多报刊之中，影响最大的是省(工)委直接掌握的《观察日报》和《抗战日报》。《观察日报》是省工委机关报，主要刊登战争新闻和社论，宣传国内抗日战争的英勇战绩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报道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最新动态，驳斥汉奸托派的反共反人民谬论，介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最新消息；通俗讲解抗日救亡的基础知识，利用诗歌、小说等文艺形式宣传鼓动民众开展救亡活动。《观察日报》行销全省，成为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理论武器和思想先导。《抗战日报》辟有“抗战青年”、“抗战妇女”、“抗战教育”、“抗战儿童”、“抗战戏剧”等专栏，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杀敌的光辉事迹，抨击所谓文艺与抗战无关的论调，鞭笞国民党党化教育和关门读书的教育方针。《抗战日报》紧贴现实，通俗生动，发行量多达三四万份，成为湖南民众喜闻乐见的一张抗战报纸。另外，《新华日报》，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周恩来《怎样持久抗战》，宋庆龄《中国不亡论》以及《抗日救亡手册》、《打东洋》等大量救亡报刊和书籍如潮水般涌进三湘大地，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主张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在进步报刊纷纷问世的同时，图书出版发行业也兴盛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抗战爆发后，全省新增书局书店316家，出版图书700多种，大多是宣传抗日救亡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除了长沙是全省图书出版发行的中心外，还形成了衡阳至耒阳、邵阳至蓝田、常德至沅陵等3个出版发行活跃的地区。当时，许多外来的及本地的书局书店如生活书店、中华书局、商务书局、世界书局等，在全省设立了许多销售点。尤其是党组织领导的战时书报供应所湖南分所，在宣传和销售抗日救亡的进步书刊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分所主要进行有关抗日救亡理论与实践的各种图书、报纸、期刊等读物的发行、供应工作。到1939年7月，共计供应书刊报纸33600多册(份)，代办书刊报纸4200多元。战时书报供应所湖南分所还在党组织比较健全、群众基础好、交通便利的长沙、汉寿、常德等30余县，组织领导设立战时书报供应所和大众书店，推销《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书报杂志。中共湖南各级组织创办的进步报刊和组织销售进步书报，对在全省广大民众中深入进行抗日救亡的思想发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形下，全省建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各级中共组织非常注重对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的指导，利用这些团体开展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共湖南省(工)委或派人参加湖南人民抗敌后援总会，或直接通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领导和影响爱国进步人士成立救亡团体。如派中共党员李颖生、李英华等参加湖南人民抗敌后援总会和湖南妇慰委，影响并推动湖南人民抗敌后援总会负责人施剑翘和湖南妇慰委负责人张素我，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工作。后援总会以长沙为中心遍及各县市，使各界群众按行业分别建立工、农、商、学、妇女、儿童、新闻记者、海员、职业、电信等抗敌后援会。他们以高度的爱国热忱投入慰劳、捐款、集会游行等救亡活动，每周出版壁报张贴市内各要道，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施剑翘还不顾国民党顽固派阻挠，毅然将该会募捐物资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多次到抗战前线慰劳八路军指战员。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是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团体，集中了文化界的大批爱国人士。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会员达1000余人，仅其直接组织领导的抗日团体在长沙一地就有35个；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则荟萃了一大批著名文化人，这其中既有湖南本地的，也有因战乱而从全国各地来湘的。为了加强党对文化界抗日团体和抗日文化活动的领导，1938年，省工委曾成立长沙市文化工作委员会；1939年9月，省委又根据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党对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的组织领导。同时，在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等有影响的抗日救亡团体中，还建立了中共支部。这样，使这些团体成为了省(工)委发动和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得力组织和宣传武器。全省各级中共组织也积极加强对当地抗日救亡团体的领导和指导。有20多个县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县分队，分别组成慰劳队、歌咏队、服务队、宣传队，或在街头巷尾和乡村集镇举办抗日壁报、画报；或组织流动宣传，巡回各乡演唱抗日歌曲、戏剧，在基层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

　　全省各级中共组织领导各地抗日救亡团体，开展了遍及城乡的群众性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2月，妇慰会、文抗会、抗敌总会、基督教青年会等联合第六、九、一四二、一四四等伤兵医院和休养所，在长沙伤兵俱乐部公演《军民一家人》、《打鬼子去》等丰富精彩新剧；伤兵歌咏队演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救亡歌曲。由各界的20多个歌咏队联合组成的长沙歌咏队，更是一马当先。他们深入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国民党驻军第九十二、第十五师及张治中所办民众训练班，热情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全省30余县的中共组织都通过党员和进步青年成立剧团或歌咏队，其中长沙“育英儿童剧团”，常德“抗日救亡歌剧社”、“一致剧社”，衡山、汉寿“青年战时工作队”等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演唱队。救亡歌曲普及全省城乡各级学校。爱国师生壮怀激烈，步入城乡，演唱呐喊。长沙50个学校的青年学生，组成了295个晨呼队，天刚蒙蒙亮即分布于各要道口上，振臂高呼：“中华民族危急!”“工人起来，走上抗日前线!”“农民起来，奔向抗日前线!”“商人起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过路行人，闻之无不振奋。桃源县委创办了两所抗日救亡学校，吸收抗日阵亡将士的子弟和贫苦农民子弟入学，并组织他们成立歌咏队，到当地驻军第二十集团军所部巡回演出，部队爱国官兵无不为之感动。

　　为了更好地动员和组织民众抗日，中共湖南各级组织领导创办或影响支持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创办了各类战时学校、训练班和救亡图书室。其中有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桂阳战时中学、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国民党七十军“云干班”等。

　　1938年，从陕北回到家乡桂阳县的中共党员李木庵，在湘南特委和桂阳县工委的支持下，开办了“桂阳县东镇乡抗日自卫干部训练班”，李木庵亲任班主任，招收学员40多人，采取白天上课、操练，晚上讨论或写学习心得等方式，培训抗日骨干。1939年4月，李木庵又创办了桂阳战时中学，其办学宗旨是：招收有志青年，进行文化、政治、军事教育，培养有中等文化，有较高政治觉悟，有初步军事知识的人才，为国家和地方输送抗日骨干。李木庵自任校长，在校内建立了中共支部。该校起初招收2个班，学员100余人，到秋季开学时，发展到20个班，有学生近千人。学校按延安“抗大”的方式办学，培养了一批地方抗日骨干。

　　有“共产党办的南方抗大”之称的塘田战时讲学院，是1938年7月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共产党员吕振羽通过统战关系，借用湘籍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名义，在武冈县塘田(今属邵阳县)所创办的。院部秘密建立了中共党组，吕振羽任书记，下辖党支部。9月15日，讲学院正式开学。讲学院的办学宗旨为“树文化据点于农村”、“建救亡工作据点于农村”。办学方针是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向广大青年进行阶级教育、民族教育和战时教育，培养各种各样的干部，为民族解放输送人才。讲学院第一期设有3个班，共有学生120余人。学生来自湖南、江西、湖北及东北各省。讲学院的教师大都是进步学者、教授和作家，所教授的课程，大部分是教师们根据《新华日报》、《观察日报》等报刊内容，以及《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抗战救亡手册》等书籍内容编写讲义而开设的。除了学习以外，讲学院的学生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实践活动，他们经常深入农村，先后创办了20余个救亡宣传站、民众夜校、民众阅览室，遍及邵阳、新宁、绥宁等县。讲学院的党组织还非常注重从斗争实践中培养青年，在学员中发展了40多名中共党员和100多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使他们成为了抗日斗争的骨干。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湖南成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前线，国民党军队云集湘境，其中第七十军在湘举办了一个战时步兵干训班(简称“云干班”)。中共湖南省委利用这一机会，积极开展工作，培养抗日民众运动的骨干。中共党员陈希周(即曾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的陈豪人)担任了干训班的主任，教员多为共产党员和思想进步的青年。为了加强对“云干班”的领导，在班内成立了中共支部，直属省委领导。 “云干班”开设的课程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主要讲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民众运动》、《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课程，也进行一些军事训练。听课训练之余，学员们还经常深入近郊乡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9年5月，“云干班”第一期学员结业。之后，随着第七十军移防，1940年4月，又在江西省贵溪县举办了第二期干训班。

　　在中共湖南各级组织的领导下，经过舆论宣传、思想发动、培训骨干等方面的工作，调动了民众的抗日积极性，推动了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在思想文化领域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抗日战争时期，全省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跃，情况也很复杂：既有爱国、抗战与卖国、投降的斗争，也有进步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之间在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斗争，还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在认识论与学术观点等方面的论争。这些矛盾的性质不同，但有时交错，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团结、引导思想文化界的进步力量，在思想文化上与国民党顽固派鼓吹的片面抗战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全省民众表现出了要求抗日救亡的政治热情。而国民党当局对民众的抗日救亡呼声和情绪，则采取束缚和压制的态度。1937年8月3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颁布了《人民团体战时宣传信约》和《抗敌宣传小册》，明文规定救亡宣传必须遵循如下3条原则：(1)“必须绝对服从最高领袖”和“坚定三民主义信仰”；(2)不能宣传国共合作；(3)必须戒绝阶级斗争和“民治”呼声。后来，省党部将3项原则概括为“一个领袖、一个组织、一个信仰”。这是国民党法西斯主义和片面抗战路线在湖南的反映。其鼓吹盲目服从、盲目信仰，目的就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束缚人民群众爱国抗日的手脚。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宣扬的法西斯主义，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共产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加以批驳。中共湖南省工委成立后，领导和组织思想文化界进步势力批驳所谓“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谬论，提出了抗日救亡运动应该遵循的4条原则：(一)唯有具备革命性质和先进性的政党，才能成为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二)反对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要求扩大民主，以利发动民众抗日。(三)强调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四)坚持依靠民众抗战，切实执行革命的三民主义。通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斗争，提高了全省民众在如何实行抗日救亡这一重要问题上的认识，不少民众逐渐认清了国民党鼓吹一党专政理论和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危害，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所主张和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为湖南广大民众所认同、所支持。

　　抗战初期，大批文化名人云集湖南，积极开展文化救亡活动，省会长沙一度成为当时的文化名城和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的一块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化人士，将“文化拓荒运动”由都市向乡村及前线转变，使抗战文化与工农运动相结合，为动员全民抗战发挥积极作用。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湖南民众不论在城市或乡间，都有迅速动员，加强抗战实力的必要”。为此，要“扩大并巩固文化工作者与民众的关系，不仅是都市的市民，尤其是广大的农民”，这成为了当时进步文化人的一种共识。郭沫若于1938年两次来湘活动，在他的多次讲演中一再指出：文化工作必须“纠正偏重都市的错误，今后的文化人应该分散到乡间去，尤其是到沦陷区域里去”。

　　为了使文化更紧密地联系抗战实际，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还在文化内容的大众化、民主化、通俗化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推动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声称：“抗战文化的另一主要任务，在于发展民族新文化。这种民族新文化的内容，是斗争的，创造的，民主的，大众的，现实的；易言之，即符合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共同要求的大众的通俗的集体文化” 。田汉在湘活动期间反复提到文艺作品的通俗化、大众化问题，在他看来，文化工作的政治任务是争取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战，鉴于中国是一个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家，要动员民众，发挥文化艺术的社会效果，文艺家们就必须注意通俗化问题，文艺作品必须采取为大众所熟悉的形式。他认为动员民众最有效的手段是戏剧，而其中最为广大军民所熟悉的艺术形式却是旧剧，因此，改革旧剧，使之适合抗战的需要，便成为迫切的课题。他提出在湖南民间最易为一般大众所接受的湘戏，是抗战时期动员民众最有效的利器。于是，他与戏剧家洪深等大力推动旧剧尤其是湘剧的改革，出面组织“抗战歌剧研究会”，集合入湘平剧宣传队和湘剧艺人举办“旧剧演员战时讲习班”，还亲自改编传统戏，倡导用各个地方的方言创作和演出传统戏曲，使湘剧在抗战新形势下焕发生机。一些画家也认识到，作画要面向群众，群众看不懂的画不需要，与群众生活不接近的画不需要，过分夸张的画也不需要，画家只有参加斗争，体验生活，才能产生可以“下乡”、“入伍”的作品。正是在共产党员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下，全省出现了大量民间的、传统的艺术形式的作品，涌现了大批能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战地通讯、报告文学、话剧、街头诗、街头漫画、壁报等，发挥了鼓舞人心的宣传效果。

　　在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中，戏剧的作用非常突出。抗战初期全省的戏剧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特别是话剧、湘剧更显活力。当时活跃在省内的戏剧团体，本省主要有一九三六剧社、一致剧社、湘剧抗敌宣传队及各群众团体组建的剧团等十多个剧团；外地来湘的剧团主要有国立戏剧学校巡回公演团、武汉民族剧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抗战剧团、南京宣传剧团、上海小小流动剧团、江苏大同抗日流动宣传队等。各剧团、剧院和大中学校，纷纷上演新编的救亡剧和改编的传统剧，举行大型公演活动，用艺术形象的力量动员民众，用以激励国人的爱国热情。尤其是许多救亡剧目得到著名戏剧家田汉、洪深等人的精心指导，演出更加打动人心。在众多的戏剧团队中，活跃着几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直接领导的抗敌演剧队，他们在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实践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抗敌演剧队是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时，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文艺团体。成立后不久，因武汉局势紧张，抗敌演剧八队、九队、二队和一队先后来到湖南，在长沙、衡阳、衡山等地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和战地演出。11月中下旬，他们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组成善后工作突击队参加了长沙大火善后救灾工作，抢救伤员、粮食、物资，扑灭余火，掩埋尸体，清理街道，恢复交通，发放赈灾物资，开展宣传工作，安定人心。在大火后混乱的局势下，这样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救灾队伍，对稳定民心、恢复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长沙大火之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抗敌演剧二、八队坚持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方针，留在湖南继续进行抗敌宣传演出。他们先后在衡山、衡阳、南岳、湘潭、长沙等许多地方演出，并多次赴湘北前线和江西前线为抗日军民巡回演出。1940年，抗敌演剧八队协助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建立了弹痕剧团(后改称铁血剧团)，仿效抗敌演出队进行救亡活动，使在湘的抗战演剧队伍又增添了一支生力军。1941年初，在广东工作的抗敌演剧第一、九两队再次来到长沙，与演剧第二、八队“会师”，加上铁血剧团，大家互相交流经验，坚持宣传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日军沿粤汉铁路继续南犯。省会长沙顿时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前线战略要地。是守是退，举国关注。10月29日和11月2日，蒋介石两次在长沙召集部分高级将领商讨战局并确定了长沙不守时予以彻底破坏的方针。11月上旬，日军铁蹄踏入湖南。9日攻陷临湘，10日占领城陵矶。12日，国民党军队将岳阳部分城区烧毁后向南败退，岳阳失陷，湖南北大门洞开。12日上午，张治中先后接到蒋介石侍从室的电话和急电，指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当即授权省保安处长兼省政府行署参谋长徐权、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负责执行。入夜，日军侵犯长沙的流言四起。13日凌晨2点左右，执行放火任务的警备第二团某部误听电话后，擅自点火。有如惊弓之鸟的各个放火队，一见火起，争相纵火。顿时，长沙很快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大火延烧两昼夜，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化为焦土。五六万栋房屋毁于大火，几占全城房屋的百分之八九十。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统计。这就是抗战期间使长沙人民蒙受巨大灾难的 “文夕大火”，它是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的罪恶结果。

　　长沙大火前，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长江局军事部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正在长沙领导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12日深夜，熊熊大火很快烧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周恩来、叶剑英率领工作人员冲出火海，撤往湘潭。13日夜，周恩来、叶剑英在湘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发的事变和应急对策。次日，又赶赴南岳，就长沙大火的责任和善后问题，与国民党当局及蒋介石进行交涉，提出善后解决办法。迫于纵火带来的严重后果和群众舆论的压力，蒋介石被迫将具体执行放火密令的酆悌、徐昆(警备第二团团长)、文重孚(长沙市公安局长)等3人处决，将省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以平民愤。15日，周恩来赶赴长沙组织领导善后救灾。17日，他和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人郭沫若，调集抗敌演剧队第一、二、八、九队和湘剧抗敌宣传队一队共120多人，组织善后突击工作队，全力承担了善后救灾工作。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精心组织下，国民政府下拨的50万元救济款顺利地发放到数万灾民手中。周恩来还亲自起草了《告长沙同胞书》，严厉指责放火者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说明要稳定后方，支援前线，继续合作，坚持抗战的道理，得到了各方面的拥护，对稳定大火后长沙军民抗战情绪起了积极作用。

　　鉴于武汉、广州失守后长沙日趋紧张的局势，11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观察日报》社、文抗会、战时工作服务团部分人员迁往邵阳。长沙大火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先撤沅陵，12月又由沅陵迁到邵阳。虽然辗转迁徙，但省委克服长沙大火后严重局势造成的困难，在邵阳继续领导全省党组织进行抗日救亡斗争。与此同时，从武汉撤退的原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部分人员在衡阳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培训党员干部，广泛开展统战工作，推动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省委的领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仍然坚持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斗争。11月23日，湘乡党组织成立了湘乡抗敌后援会战时工作团，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和救亡活动。12月25日，长沙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成立，团内建立了省委直属的党支部。1939年1月，工作团赴湘潭、邵阳、衡阳等地巡回演出，宣传抗日救国，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民众欢迎。同年1月5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站邵阳分站和文化服务处成立，共产党员张迈群任站长和服务处主任，这实际上成了省委主持的宣传机构。不久，株洲、衡阳等地相继成立文化服务分处，湘中各县设立了60多所宣传基站。这些由共产党员掌握的宣传基站在全省各地分发抗日宣传品，组织壁报工作团、话剧团、歌咏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衡阳党组织利用长沙大火后全国各地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抗日救亡团体云集衡阳的机会，加大统一战线的工作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撤来衡阳后，即与八路军驻衡办事处和衡阳党组织取得联系，投入到为驻衡医院伤兵服务的工作中。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和国内投降派的分裂活动，省内各级中共组织和一些抗日救亡团体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斗争。1938年12月27日，《观察日报》发表《斥近卫的狂言》的社论，指出：日本首相近卫22日的声明，是“分裂我国内部团结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政治阴谋”，因此，要“加紧国内团结和动员一切力量，打击汉奸托派亲日分子，使日寇的政治阴谋，在中国得不到任何反响，失去其破坏抗战的任何作用”。汪精卫出逃后，根据中共中央所提出要坚决打击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的指示，省委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于1939年1月8日在邵阳组织14个群众团体，召开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与肃清汉奸的群众大会。同时，《观察日报》、《抗战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汉奸投降反共的阴谋活动。全省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救亡团体也组织群众声讨汪精卫的叛国罪行，并对当地出现的投敌卖国现象予以迎头痛击。在衡阳，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战时服务团主持召开讨汪座谈会，当有人在会上为汪精卫辩解时，以湘江书店代表身份与会的共产党员向愚立即予以驳斥。在益阳，党组织发动了声势较大的控诉曹明阵抢枪当汉奸的活动。靠反共起家、曾任益阳县保安团长的曹明阵，长沙大火后，拦截夺取国民党部分队伍和散兵的枪支，甚至到十师的临时仓库抢枪，以组织汉奸武装。这一行径激起益阳各界公愤，第十师迫于舆论压力，扣押了曹明阵。益阳的党组织利用这一机会，动员被曹明阵所害的死难者家属写控诉信，并编印“讨曹小报”和快邮代电，将曹明阵的罪行公之于众，接着又发动死难者家属前往省法院请愿。迫于确凿的证据和强大的社会压力，省政府于1939年2月判处曹明阵死刑，从而打击了汪派汉奸的嚣张气焰。

　　周恩来、叶剑英在湘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周恩来、叶剑英撤退来到湖南。

　　面对战争失利带来的人心不稳的社会局面，周恩来、叶剑英一到长沙就积极开展坚持抗战的宣传，鼓舞各界人民团结御敌的信心和勇气。10月29日，叶剑英向《观察日报》的记者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工作人员讲《目前抗战的新形势》，强调指出，对目前形势要全面去看，才不会因武汉、广州失守感到失望和动摇。他说，由于日寇给予我们以亡国的威胁，因此推动了整个民族抗战；抗战的战略将经过退却、相持、反攻3个阶段，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的。接着，周恩来在11月6日湖南各抗日团体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作了《抗战第二阶段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指出在抗战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中心任务是深入基层和深入敌后，号召所有优秀青年勇敢地到敌后去。11月7日晚，周恩来又在省电台对各界人民发表了激动人心的广播讲话，在更大的范围进行宣传发动。周恩来、叶剑英的这些演讲宣传，使全省人民在严酷的敌情威逼面前增强了抗战的信心和勇气，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为了争取海内外一切积极力量参加抗战，11月2日，周恩来、叶剑英以八路军驻湘代表的名义联合致信香港《救国时报》，指出抗日战争是“为保卫领土之完整，主权之独立，民族之存亡”以及“维护世界人类之正义与和平”的战争，并介绍了抗日军队“展开血战，足令敌寇胆寒”的英勇战绩，揭露日伪军施毒布菌、残害人民的罪恶行径，希望《救国时报》迅速动员侨胞支援对日作战。这封信动人以爱国之情，晓人以民族大义，在海内外同胞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纷纷从各方面支援抗日军队，将捐款和药品及其它物资，通过不同渠道送给在敌后艰苦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

　　周恩来、叶剑英还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倾注了大量心血。1938年11月，国民党当局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遂接受了中共建议，决定举办以训练军官能带兵深入敌后作战为主旨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中央随即确定由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率李涛、边章伍、薛子正、吴奚如、李伯崇等一批中共教官及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工作。1939年1月24日，该班宣布成立，蒋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陈诚兼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后由李默庵代理)，叶剑英任副教育长。2月15日，游干班第一期正式开学，1039名学员编为8个队，其中第7队大部分是中共衡山县委派往游干班学习的原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成员。游干班以游击战术、游击政工为主要课程，结合讲授和训练军事基本知识以及特种技术。叶剑英等中共教官承担了“游击概论”、“游击政工”、“游击战略战术”等课程，他们利用课堂，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此外，一些中外名人也曾来此讲课和作报告，其中有苏联顾问讲授炮兵协同作战；胡愈之先生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讲述“对日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5月15日，第一期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其中第7队因是4月上旬入班，至7月上旬毕业)。接着，6月20日至9月20日，举办了第二期游击干部训练班。

　　叶剑英在南岳游干班内努力实行民主，坚持启发式教学，提倡教、学、做合一。他组织中共教官制定了工作的“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他让工作人员把这“六大纪律”书写张贴在八路军教育研究室的墙壁上，作为工作准则，将共产党八路军的优良作风体现在工作、教学和生活上，向国民党教官和学员展示出崭新的风貌。他除担任繁忙的教学领导工作外，还亲自讲授《游击概论》和《游击政工》课程，其中《游击概论》颇受学员的欢迎，连附近战区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常常被吸引着专程赶来听课。

　　1939年4月，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游干班视察，并担任该班国际问题讲师，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演讲，他指出：抗日战争必须是长期的、持久的，我们要坚持；必须是全面的、全民的，我们要发动；必须是主动的、自主的，我们要争取。他的演讲在学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演讲的内容很快被报刊以专文或以小册子的形式刊载发表。

　　周恩来、叶剑英在南岳还广泛接触各界爱国人士，引导和支持他们采取各自的方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4月，南岳福严寺的巨赞法师串连上封寺的知客僧演文、祝圣寺的暮笳法师，组织“佛教僧青年救国团”，周恩来予以积极支持，他在暮笳法师的纪念册上欣然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给宗教界人士以极大鼓舞。5月7日，在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叶剑英应邀作了题为《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号召广大爱国僧侣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不要再独坐禅房祈祷、祝福，而要走出禅房参加抗日救亡，投身到抗日救亡烽火的实际斗争中去。之后，南岳的僧人组成青年服务团和流动工作团，由巨赞、演文、暮笳和尚等率领，在湘潭、衡山、衡阳等地救护被日机炸伤的难民，为抗日阵亡将士超度，散发《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告同胞书》，并创办了《狮子吼》期刊，积极宣传抗日。

　　周恩来、叶剑英前后在湖南历时半年，广泛进行了统战活动，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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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现战略转变，坚持长期抗战

　　国共合作抗日形势逆转和平江惨案发生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随着日本对华策略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到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调整，国民党内部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倾向明显增长。在湖南，接替张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国民党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积极推行防共、反共的政策。他先是以国民党和省、县政府包办的动员委员会取代了有八路军驻湘代表参加的抗战统一委员会；继尔又将共产党排除在省临时参议会之外。在薛岳的纵容下，1939年上半年，沅江、耒阳、茶陵、安仁、衡阳、岳阳、浏阳、长沙、溆浦等地都发生了暗中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的事件，其中安仁县政当局还将中共安仁县委书记唐名煌、县委委员贺经学暗杀。4月，衡阳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刘留侯，曾任耒、安衡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邹代富先后惨遭毒手。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被迫相继离湘，各种救亡团体，如湖南文抗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湖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工委、一九三六剧社、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等，或是被迫解散，或是成为官方御用工具；一些进步报刊不得不停刊，各地进步书店也多被封闭。抗战初期形成的抗日救亡高涨局面遭到严重破坏。这一系列情况表明，湖南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严重危机。

　　在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重大转变时刻，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讨论决定了抗战相持阶段开始后党的主要任务。会议认为，坚持长期抗战，要进一步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及全国各抗日党派的长期合作，同时，会议强调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领导长江以南党的工作和大后方的统一战线工作。湖南省委和湘鄂赣特委均由南方局领导。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和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参加了这次全会，并向中央汇报了湖南工作。与此同时，于刚、陶永金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全国青年工作会议。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不久，省委和长沙市委负责人在长沙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开会，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会议。周恩来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讲了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和任务。指出：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方针；要到农村去，把重点放在彻底发动群众、抓武装斗争上。

　　为了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9年2月初，省委在邵阳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南方局负责人博古出席会议，并宣读了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省委书记高文华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批判了统战工作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错误，强调党的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会议总结检查了省委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布置今后的任务为：继续深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壮大党的队伍，巩固地发展党的组织，继续举办党训班，加强党员纪律教育与保密教育，组织党员学习军事，掌握游击战争知识，准备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派党员军事干部到地方抗日武装队伍中工作，使其成为抗日同盟军。会议选举高文华、徐特立、任作民、聂洪钧、郭光洲、王涛、蔡书彬为省委委员，帅孟奇、袁德胜(袁学之)为省委候补委员，高文华任书记。为了使党在整个湖南进入战场的时候，能领导群众进行抗敌自卫的斗争，以及在战争状态下，加强省委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会议根据地势、组织基础、便利指导等几项原则，决定建立湘(潭)宁(乡)、常(德)益(阳)、邵阳、衡阳、南县5个中心县委，湘西工委和湘南特委仍归省委领导。会议以后，省委对各地组织进行了整顿。4月上旬，省委又在邵阳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是：以全副精力进行紧急战争动员，把武装工作提到第一位；继续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加强民众动员，利用合法的民众运动；大力发展党组织，同时注意巩固提高。

　　就在省委根据战略相持阶段的形势和任务对工作方针和策略进行调整的时候，国民党湖南地方当局加紧了对共产党的打压。4月18日，国民党邵阳县党部查封了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抗战日报》于4月27日发表《观察日报停刊了!》的消息和《遥慰我们的战友——谨书于聆悉观察日报停刊之日》的文章，以示抗议，结果被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机关删除，以致当日的《抗战日报》被开了两个天窗。4月20日，武冈县政府派出3个连的武装士兵，强行解散了塘田战时讲学院。讲学院于次日发出《塘田战时讲学院全体学生告别武冈父老书》，同时，遵照省委指示，学院党支部组织师生及时转移与撤退，部分共产党员参加吕振羽在武冈油塘举办的党训班，然后由省委派往武冈、新宁、城步、绥宁等县开展党的工作。部分教师和学生撤往桂林，在那里成立了“石火出版社”，继续斗争。

　　《观察日报》被封和塘田战时讲学院被解散，是薛岳推行反共政策，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重事件。4月底，周恩来路经衡阳，召集省委负责人开会，针对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后反共反人民活动的加剧，以及湖南党组织缺乏对秘密工作警惕性的问题，作出了关于转变党的组织形式与群众工作方式的指示。他要求省委整顿、巩固党的组织，向党员进行秘密工作教育；组织发展要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的方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省委一般地停止了组织发展，着重进行党内思想教育；同时，派省委干部到各中心县委加强领导，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不再兼任群众团体的职务。在群众工作中，扭转过去大轰大擂的方式，把群众工作放在合法团体中去开展。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变本加厉，反共摩擦事件不断升级，终于导致了平江惨案的发生。

　　国共合作之后，湘鄂赣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为了及时治疗和安置在后方的伤病员、安排和照顾抗属的生产与生活、动员与组织群众参军参战，新四军军部决定在平江嘉义镇设立新四军留守处，任命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长黄耀南为留守处少校主任。留守处把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紧参战动员作为中心工作，为团结抗日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不仅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民族斗争，还先后动员了400余名青年参军。同时，留守处治疗部队改编时留下来的伤病员和从前线下来的伤员，使70余名伤病员痊愈出院，重返抗日前线。

　　1939年1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杨森率第二十军驻防平江。不久，即紧锣密鼓地策划了一系列取缔新四军平江留守处的阴谋活动。对此，留守处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同时，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抗日，当国民党平江县当局提出要留守处搬迁至县城的要求时，留守处经请示新四军军部同意，将留守处改为通讯处，并搬迁县城办公。而就在通讯处准备搬迁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却迫不及待地下了毒手。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特务营营长何学植根据杨森的命令，率重兵包围了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先将正在休息的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诱骗出来，枪杀在离通讯处30步远的“秀记”杂货店前。紧接着，大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队鸣枪冲进通讯处，扣押了通讯处工作人员，并在通讯处恣意抄查。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严厉斥责暴徒们的行为，竟被拖出门外枪杀。之后，国民党军队抓走了湘鄂赣特委书记、八路军中校团副罗梓铭，新四军少校参谋曾金声，留守处军需吴贺泉和留守处机要员赵绿吟等4人。并在当天晚上将这4名共产党员、新四军通讯处的工作人员押往嘉义镇旁的虎形岭，推入数丈深的废淘金洞里杀害。

　　惨案发生后，侥幸脱离险境的特委宣传部长、留守处少校主任黄耀南起草了一份《快邮代电》，于6月16日通告全国，公布“平江惨案”的事实真相。7月2日至28日，周恩来、叶剑英连发数电致陈诚、徐永昌、何应钦等，一方面严正指出：嘉义留守处抗日政绩当地有口皆碑，而薛岳、杨森却混淆是非，“身为方面大员，受国家重寄，不顾强敌入侵，挑起鹬蚌之争……随便栽诬，草菅人命，如此荒谬颟顸，实为古今中外所罕见”。另一方面陈词国民党政府：“国共团结，为我国战胜日寇之基本条件，强敌入侵，颠危之祸，迫于燃眉，我国人只有同心合力，庶可挽狂澜于既倒”。 8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平江惨案诸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说，严正声明“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大会沉痛哀悼涂正坤等革命烈士：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功在人民，彪炳千古。大会通电国民党中央政府，强烈要求严查主使，惩办凶犯，明令取缔《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保证不再有此类惨案发生。重庆、皖南、桂林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也举行了追悼会，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丑恶嘴脸。

　　贯彻“十六字”方针，转变斗争策略

　　平江惨案之后，以薛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继续在全省各地肆无忌惮地反共，大搞白色恐怖。

　　国民党桂东县政府对新四军驻桂东沙田留守处实施监视，扬言沙田地区不能有共产党的武装存在，其武器弹药要交国民党政府“代管”。为了顾全大局，中共湘南特委不得不撤销了新四军驻桂东沙田留守处，将武装人员全部调往新四军部队。但国民党地方当局得寸进尺，将包括湘南特委负责人在内的32名共产党人列为“要匪”，进行密查，并借故捣毁了新四军驻郴州通讯处，封闭了中共湘南特委开设的牖智书店，杀害了郴县县委委员段录成等共产党员。湘南特委领导成员被迫转移。

　　1940年10月4日，国民党湘潭县当局派枪警40多人，突然包围乌石彭家围子，枪杀了共产党员彭荣华，逮捕了共产党员彭金华。彭金华和彭荣华均是彭德怀的堂弟，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彭金华就在彭德怀的引导下前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彭金华受组织派遣回乡，他先是组织30余名思想进步的青年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继而又和同是抗大学习归来的胡锷一道发展彭荣华等人入党，组建了彭家围子党支部。他们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不想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毒手。11日，彭金华等6名共产党员和2名爱国人士被秘密押解至易家湾凤形山龙骨坡集体杀害。

　　12月，国民党会同县当局活埋了26岁的女共产党员贺琼。出身于富裕家庭的贺琼在长沙读高中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初作为“民训”队员回到家乡会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组织“洪江女子工读团”，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中共洪江支部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遇害前的贺琼留下了这样一首绝命诗：“辛苦遭遇事未全，悲民悲国不悲身；此身愿为山河碎，一寸丹心共月明”。

　　类似的反共惨案不时在全省各地发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组织的摧残，湘南特委、资(兴)汝(城)桂(东)中心县委、南县中心县委、攸(县)醴(陵)萍(乡)中心县委、岳阳中心县委、湘西工委，以及20多个县的党组织，先后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数千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及其他们的家属被捕，老共产党员陈希周和一批县委负责人遇害。在白色恐怖下，上层进步人士大多流散，有些与共产党失去了联系。

　　面对严峻险恶的环境，省(工)委一方面贯彻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坚持不懈地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另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开始转变工作方式，整顿党的组织，切实加强党内教育，以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应对突然事变的准备。

　　1939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局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省委决定分批撤退暴露了的党员干部去延安或去新四军；对没有暴露的党员干部则进行调整，以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同时，撤退党所领导的战时书报供应处(所)及各地宣传基站。各中心县委也迁往农村，党的工作由半公开状态完全转入秘密状态。统战工作重点也由上层转向县、区、镇的地方实力派。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根据这些精神，10月，省委明确指示各级组织，以整顿、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要求各地停止发展党员，整顿各级组织，清洗叛徒、奸细、投机自首分子和异己分子；同时，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正确处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公开党员与秘密党员等关系。为了做好党组织的整顿工作，省委用3个月的时间，将32个县一级的干部调动了工作；同时，确定以湘宁中心县委、衡阳中心县委、湘南特委为工作的重点，省委和中心县委、特委的负责人分赴各县指导工作。

　　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一方面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特别是开展对秘密工作的讨论；另一方面按秘密工作的要求对组织进行整顿。湘宁中心县委制定了“五不、四要、三努力”准则，即：不应说的不说，不应问的不问，不要在会外谈论组织，不要发生横的关系，不要经常聚集在一起；要开会，要缴费，要听党指挥，要团结群众；努力学习理论，努力学习经验，努力在群众中学习。湘潭党组织对党员进行3个方面的教育，一是党的理论方面，如共产主义是什么?为什么组织共产党?共产党目前与将来的任务怎样?中国革命的过程怎样?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应用；二是党的组织方面，如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与任务，共产党员通常的守则，关于党的秘密工作；三是对于具体政治环境与社会问题的认识等等。

　　1940年2月，省委召开会议，根据中央关于精简党委组织机关的指示，决定从省委至县委，领导成员都减为3人。此时，因蔡书彬、郭光洲、任作民、帅孟奇已先后离湘，省委由高文华、王涛、聂洪钧3人组成，书记高文华。省委还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以严密地下工作组织，加强纪律。2月24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人员被迫撤往桂林。8月，徐特立撤离湖南。9月，王凌波被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强押出境。

　　194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指出湖南党的工作总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湖南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要按照这一方针来一个彻底转变。为贯彻这一指示，省委在5月专门开会研究干部撤退问题，决定王涛撤离湖南，将袁德胜调省委工作，由毛达恂接任湘宁中心县委书记。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强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应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6月5日，南方局为贯彻中央的“五四”指示，进一步要求各级党组织采取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上层与下层既相互区别又紧密配合的工作策略。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上述方针，省委在对前段审查及精简工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转变策略的力度。首先是慎重地配备领导干部，对中心县委与特委的人选严格把关；其次是抽调得力干部设立交通站，建立通讯网，改变以往省委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缺乏掩护机关和秘密联系渠道的状况；第三是改变领导机关和领导方式，从省委直至支部，都由3人组成。各中心县委、特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开始在组织上和工作上实行转变。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部分中心县委、特委停止了活动，撤销了领导机构。11月，聂洪钧离湘，省委由高文华、袁德胜、文士祯3人组成，省委机关迁至湘乡永丰镇。这时，省委直接领导的基层组织，只有湘宁、常益、邵阳等3个中心县委和湘西工委，共有党员约900余人。

　　皖南事变之后，针对国民党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于1941年5月先后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督促各地党组织坚持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于是，湖南省委再一次精简，将袁德胜、毛达恂等撤往重庆。12月，南方局在重庆召开所属各省党的负责人会议，高文华代表湖南省委出席。次年3月高文华回湘，在省委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的讲话和党员要勤业、勤学、勤交友，做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指示，并对进一步贯彻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方针作了研究和部署。

　　1942年6月13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今后两年将是很艰苦、很困难的两年，为保存革命力量，要取消大后方的省委、特委一级机构，只留县、区委，必要时县、区委亦可取消，只留支部，各级干部转入支部工作。根据这一精神，湖南省委撤销了中心县委等机构，又撤退与隐蔽了200余名干部和党员。12月，根据南方局的指示，高文华、文士祯调赴延安，省委改为省工委，由周里任书记，张春林任组织委员，刘鼎任宣传委员。此时，全省有组织领导的党员仅600余人，与组织保持联系的党员约180人。

　　从1939年开始，中共湖南地方组织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转变斗争策略的过程中，重视思想转变，强调组织转变，注意方法转变，从而在艰难的环境中，保存了党的力量，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了抗战的总目标，为争取湖南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日军大举侵湘，全省军民奋起抗击

　　1938年11月日军侵占湘北部分地区之后，湖南就一直处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前线。中国军队在这里集结大量兵力，以拱卫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日军由于将主要兵力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其武装，因而对正面战场仅保持钳制性的军事压力，在正面战场与国民党军队打打停停，从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先后在湖南发动了3次“长沙会战”，而每次都是鏖战数十天后，又基本回复到双方交战前的态势。

　　1939年9月中旬，为配合欧战爆发，驻湖北咸宁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10万之众，从赣北、鄂南、湘北三路南侵，以求“一个星期内占领长沙”，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而中国军队先后出动37个师，约30万兵力迎敌。经过50天的激烈战斗，日军的进攻被挫败，不得不退回到战役发起前的阵地。

　　1941年9月到10月，日军第十一军趁日美谈判陷于僵局和苏德战争爆发之机，再次调集10万余众兵力和大批飞机、舰船，发动了二犯长沙的战争，企图以更大的军事压力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投降。国民党第九战区出动了14个军，40个师，共30万人与来犯之敌交战。中国守军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日军还是一度占领了长沙。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日军最后不得不退却。

　　1941年12月初，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背景下，驻武汉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南下援助香港英军，由第十一军司令阿南率10万兵力，分两路进犯长沙。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集结14个军，约40个师，30余万兵力迎战。中国守军先是在长沙以北的地区节节抵抗，尔后在长沙城内与日军肉搏厮杀。血战数日，在中国军队的包围打击下，侵入长沙城的日军被迫突围后撤。第三次“长沙会战”历时一个多月，最终以日军的惨败而结束。

　　三次长沙会战之后，中日两国军队在湘北一线列兵布阵，处于胶着状态。到1943年，情况发生一些变化。在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倒台之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节节败退。而在中国战场，中国国民政府抽调了7个精锐军组成远征军，聚集昆明，准备参加盟军反攻缅甸作战。为挽救不利战局，遏制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日军发动了以攻击“政略、战略要冲常德”为主要目标的“よ”号作战。10月底，日军第十一军司令横山勇指挥10万兵力，向常德、桃源一带进攻。中国军队以第六、第九战区的16个军，约20万兵力迎战。

　　日军的攻势十分猛烈， 11月21日将湘西北重镇常德完全包围。驻守常德的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官兵，在常德市民众的支持下，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守城军民从师长到勤杂兵、留城警察及一切能够拿起武器的百姓，都投入了战斗，他们凭借民房和简陋的工事，与来犯的日军展开了逐房逐点、一街一垒争夺的城市巷战。双方鏖战十余日，在守城部队大部伤亡的情况下，12月3日，常德陷落。由于守城军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时间，使中国军队能集中兵力，在常德外围对日军形成了反包围，迫使日军很快就向后退却。至12月24日，守军收复了长江以南的失地，又一次粉碎了日军的南犯企图。

　　到了1944年春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日军为打通中国东北到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摧毁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5月27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横山勇指挥7个师团10余万兵力，分“三路两线”大举南侵。国民党第九战区16个军、48个师共30万人，以长沙为重心布阵迎战。战斗打响20天之后，日军就攻到了长沙城下。守城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城市周围的阵地和岳麓山与来犯之敌进行过激烈的战斗，但由于缺乏决战的信心和认真的备战，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长沙城在不到3天的时间里即告失陷。接着，日军又长躯直入占领了株洲、湘潭。6月20日，日军进抵衡阳，至28日，完成了对衡阳的四面包围。

　　衡阳是湘南重镇，为湘桂铁路的起点，且建有能起飞直达日本本土的轰炸机的美国空军基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在日军兵临城下之际，奉命“死守衡阳”的国民党第十军，依托城市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日军先后出动了4个半师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等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地向守军的阵地攻击。守城的爱国官兵，以高昂的斗志和顽强的精神，在留城百姓的支援下，与来犯的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他们先是在城市周围的山头阵地与敌人反复厮杀，继尔在城内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顶着烈日高温，冒着枪林弹雨，在外援不力、内力不足的情况下，第十军官兵坚持苦战47个昼夜，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8月7日，在日军攻陷城内大部阵地，而增援的部队受阻不前的情况下，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等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最后发电称：“敌人今晨已由北门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为报国家，……来生再见。” 8日拂晓，率余部投降，衡阳陷落。

　　延安《解放日报》为此所发社论指出：“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人支援，因为我们政府和我们统帅部的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不能支援他们，人民虽然焦急万分，也无法自动去支援。”这是衡阳保卫战失败的根源。

　　衡阳失陷之后，日军继续向零陵、邵阳等湘南、湘西南地区进犯。至此，全省78个县市的50余县市沦入日军铁蹄之下。

　　侵入湖南的日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罪恶滔天。

　　1943年5月8日，日军合围以南县厂窖为中心的方圆百余里区域，展开大搜捕和大屠杀。野蛮的日军先是在永固垸将围困的逃难群众和国民党军队溃兵1000余人集中起来，或是用机枪、步枪扫射，集体枪杀；或是用绳索串捆起来，推入塘中活活淹死。接着，又沿河沟、大堤作梳篦式的“清扫”，杀死被迫在沟港、湖汊、树丛、庄稼地等处藏身的中国人，烧毁在湖中及港湾的大小民船。从5月9日至11日，日军疯狂杀戮3天，杀害中国老百姓和溃兵3万余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厂窖惨案”。

　　湘北的岳阳、临湘、湘阴是日本法西斯铁蹄践踏时间最长的县份，人民遭受的苦难更是难以言状。据不完全统计，被日军烧毁的房屋岳阳县为98000余栋，临湘县为40000余栋；被日军杀死的群众和遭日军轮奸致死的妇女，岳阳县达41000多人，临湘县有25906人。仅有4000多人的湘阴县城，被日军炸成废墟，惨死者达1700人以上，40余户人家被炸成了“绝户”。1939年9月，日军在湘阴营田街小镇横行10余天，惨杀和活埋800多名无辜百姓，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营田惨案”。1941年9月，日军在洞庭湖中的一个青山岛捕杀300多名老百姓和200余名国民党官兵，制造了又一桩血案。在湘西、湘东和湘南地区，日军也犯下了累累罪行。1943年11月日军攻陷常德后，被俘的群众遭杀戮、活埋和奸污致死者达2300多人；茶陵县的芫上村仅有200户、1200多人，一周内遭日军三次“清剿”，被害群众竟达897人，全家被杀绝断烟的有47户；1944年8月日军占领衡阳市，将掳获的千余百姓作为打扫战场的苦力使用后，竟集中关闭在一间银行内，然后投掷炸弹全部炸死。

　　尤其令世人震惊的是日军竟不顾国际公法，由专事细菌战研究的731部队在常德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武器实际运用的实验，给常德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41年11月4日，日军一架飞机在常德城上空投下大量带有鼠疫杆菌的谷子、豆子、高粱等粮食和烂棉絮块、破布条、稻草屑等物。数天后，街头巷尾出现许多死老鼠。12日，家住关帝街一位12岁的女孩感染鼠疫，发病36个小时后死亡。紧接着，城内居民接二连三发生类似病例，平均每天都在10人以上，而且传染极为迅速，一人患病往往波及全家甚至邻居，3个月时间就夺去了600余人的性命。经当时的检验和调查，证实常德鼠疫正是日军抛投带有鼠疫杆菌的物品所致。战后公布的有关史料进一步证明日军731部队不仅研制了细菌武器，而且常德鼠疫也正是其所为。

　　日本侵略者对湖南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战后不完全统计，在日军侵占湖南期间，无辜百姓遭惨杀致死者92万多人，重伤者170万人，合计达262万人之多；被抢走的耕牛、粮食，以及被烧毁的房屋、被毁损的财物更是不计其数。

　　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开展对日斗争

　　日军侵占湖南之后犯下的累累罪行，激起了全省人民的义愤。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推动下，许多地方的民众纷纷起来反抗，特别是有一些回乡的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士和一些热血的青壮年农民，还自发地组织武装，与日军进行英勇的抗争。全省各级党组织因势利导，将一些自发的、分散的反抗斗争，逐渐引向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轨道上来。

　　1944年5月，长衡战役爆发前夕，省工委负责人周里等，鉴于湖南面临的新形势，秘密前往南方局汇报和请示工作。10月25日，中共中央就湘、粤、赣三省工作指示南方局，同意周里等人从重庆秘密转回湖南，布置敌后各县游击战争，但要求各地党组织坚持隐蔽待机的方针，不要过早暴露。遵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周里等回湖南后，召开了省工委会议，决定一是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单线联系，秘密活动；二是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发动群众抗日救国；三是派地下党员赴湘中、湘南一带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四是派一些党员进入基层政权组织，担任乡、保长，掌握乡保政权或建立两面政权，掩护党组织和地下工作，同时争取国民党的乡、保甲长站到人民方面来，共同抗日。

　　会后，省工委成立了周里任书记的湘中工作委员会。考虑到地处湘潭、湘乡、宁乡3县边界地区的韶山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党的工作基础，省工委转移到了韶山，并很快在韶山及其附近地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成立了直属省工委领导的韶山特别区委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党组织动员开明士绅刘伯庚出任韶山所属的清溪乡乡长，并发展他入党，从而掌握了乡政府，继而又成立了一支由地下党掌握的、有40多人枪的乡自卫队。在日军占领湘中地区的情况下，韶山区委掌握的乡政权和自卫武装，与日伪政权及武装进行了抗争，保护了当地群众，在湘潭、湘乡、宁乡等县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湘潭县工委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在经过组织整顿和对党员的政治教育后，各级组织也逐渐恢复和巩固，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石潭坝、新民、铁江、坳柴等4个区委和一些基层支部。县工委还根据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积极争取和领导了张鹏飞、马扬德两支抗日游击队。

　　张鹏飞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连长，因不满国民党的政策，于1940年秋自动离队回家。湘潭沦陷后，他在中共铁江区委的帮助与支持下，聚集10多个年轻力壮的爱国农民，组成忠信乡巡逻队。在一次伏击战中，他们以一支枪和几颗手榴弹，消灭10多个日军，缴获步枪18支、机枪一挺，以及日军从乡下抢得的食品等。由此声威大振，遂建立了一支抗日游击队。湘潭县工委选派党员参加游击队工作，帮助游击队建立了严明的纪律和政治工作制度。游击队转战在铁江坝、坳柴一带农村，狠狠地打击了日军下乡抢劫的活动，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和弹药，队伍迅速发展到200多人枪。1945年8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路经湘潭期间，将这支抗日武装组编成“湘粤赣人民抗日自卫军”，任命张鹏飞为自卫军队长。

　　马扬德又名马福和尚，湘潭沦陷后，他只身来到五龙山古寺，削竹为器，准备擒杀敌寇。他潜入日军兵营，先后夺得长短枪30余支。然后，邀集一些爱国青壮年，组织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在中路铺、马家堰一带袭击日军。湘潭县工委选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对这支队伍做争取教育工作。县工委负责人张忠廉还陪同省工委负责人周里与马扬德面商，就如何共同抗日问题达成一致协议。嗣后，县工委应马扬德的要求，派地下党员去游击队工作，任命党员徐若飞为游击队政治指导员，使这支抗日游击队成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他们集中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活动，使得陈家垅、茶园铺、长岭铺一带的日军，再也不敢恣意下乡为非作歹。1945年8月初，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首长接见马扬德，将他率领的游击队组编为“湘粤赣人民抗日自卫军”，马扬德任自卫军队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4年冬，湖南省工委派何大群、王来苏、朱汉樵等人赴湘南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他们与在湘南坚持斗争的谢介眉等人取得联系，并成立了由谢介眉负责的湘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发布《湘南人民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告湘南人民书。不久，宜章、耒阳、郴县、桂阳、资兴、永兴、安仁等地也相继建立了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宜(章)、乐(昌)工委书记罗良名领导的抗日游击自卫队，以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广泛联系当地上层人士和乡公所、警察所武装，在宜章、坪石、乳源一带，用土枪土炮痛击下乡抢掠的日伪军，打死打伤一批日军。安仁县共产党员何丁苟联合当地进步人士，组织成立了一支拥有步枪30余支、手枪10余支、轻机枪2挺的抗日游击队，在当地开展保境保乡的抗日游击斗争。

　　衡阳地下党组织和中央军委特科工作组利用国共合作关系，在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教育的同时，创办了雪竹山“青年游击训练学校”、“自治女子职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抗日游击骨干。衡阳沦陷后，这批游击骨干成了各敌后游击队的积极鼓动者和组织者。牌楼党支部以地域武装自卫名义，公开成立了一支拥有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

　　1944年夏，邵阳沦陷前夕，共产党员刘布谷奉命在湘桂边区和雪峰山一带建立抗日武装据点，开展游击战争。他吸收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政治教官兼副大队长谢锦涛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要谢筹建抗日武装。谢锦涛在军校筹集了一批枪械，聚集了一批抗日爱国青年，正式组建了湘桂边抗日游击纵队，谢锦涛为司令，负责军事工作，刘布谷为政治部主任，负责党的工作。纵队下辖3个支队，共计1000余人，500多支枪，在新宁、武冈、东安等沦陷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对日作战10余次，击毙日军中佐小谷吉田和吉田龙炎等官兵百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并解救了一批被抓民夫。后来，这支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遭到国民党顽军和地方武装的“围剿”而被打散，谢锦涛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44年8月邵阳沦陷后，共产党员尹如圭在邵阳县太一乡(今属邵东县)建立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在衡阳、湘乡、邵阳边境一带袭击日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黄龙大山的一次袭击中毙敌30余人，游击队也发展到300多人。武冈平镇乡(今属洞口县)共产党员萧健阶领导的抗日自卫队，在湘西会战中，多次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1945年5月，萧健阶率领抗日自卫队参加王耀武部夹击三角坳日军主阵地，毙敌1000余人，取得辉煌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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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八路军、新四军艰苦转战，争取抗战胜利

　　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开辟石公华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中央政府退至四川重庆之后，湘鄂边界地区成为敌我双方拉锯交战的战场。处于这一区域的湖北石首、公安和湖南华容三县，地属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万里长江在此迂回东下，河汊交错，水网密布，战略地位重要，特别是这一带的粮食等战略物资，更为敌我双方所注目。1942年，南方局明确指示湘鄂边特委，在该地区未被日军占领时，一切工作按“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办事，尽可能保存党的力量，尽可能多地团结革命群众。在时局发生变化、有了发动游击战争的条件时，应迅速与华中局所辖的鄂豫边区党委取得联系，将石公华划归鄂豫边区，在其领导下迅速发动游击战争。

　　1943年3月，侵华日军发动鄂西战役,石首、公安、华容等县先后沦陷。按照南方局和华中局的既定方针，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党委立即作出了“准备由襄南向江南敌后发展待机挺进洞庭湖畔”的指示。9月1日，成立了由杨震东任支队长、张泽生任政委的40余人的江南挺进支队,并组建了以张泽生为书记的石公华县委。11月上旬，江南挺进支队趁日军发动常德战役、后方相对空虚之机，为配合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对日作战，决定跃过长江，向桃花山进军。

　　桃花山地跨湖南华容与湖北石首，东濒洞庭湖，北临长江，是武汉西去宜昌、南通常德的必经之地。这里群峰耸立，古木参天，地势险要，便于部队迂回作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湘鄂西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日军攻陷华容后，在华容地下党组织的鼓动和组织下，一些抗日民众就已经先后集聚到桃花山、青竹沟一带深山丛林之中，准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1月28日，江南挺进支队从石首斋公桥渡过长江，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2月1日抵达桃花山。继尔挥师西进，沿桃花山周边地区活动，发动群众，扩大影响，很快就开辟了以桃花山为中心的石公华抗日根据地。

　　为了巩固新生的石公华抗日根据地，石公华县委和江南挺进支队开展了政权、经济、地方武装、思想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建设。

　　石公华县委首先开展了区、乡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将石公华划分为江北、池东、池西、官挠旗、桃花山、东山等6个区，建立了党的区委会，并从各区抽调了骨干分赴各乡，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使石公华县党组织得到了较大发展，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坚强的保证。随后，石公华县委着手筹建抗日民主政府。按照“三三制”建政原则，1943年10月中旬正式成立了石公华县行政委员会，由魏恒若任主席，李树人任副主席(后接任主席)，下设民政、财粮、建设、教育、司法、动员6个科。至1944年7月，又充实和建立了6个联乡民主政权，即联乡办事处。8月成立了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开明绅士、国民党员等各方代表参加的石公华临时议会，由张泽生任参议长，爱国民主人士刘文斌、徐国珍为副参议长。一些地主、绅士、资本家看到抗日民主政府对他们很重视，共产党、新四军主动请他们参政，原存的恐惧心理消除了，不少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使石公华地区出现了群众性的抗日热潮。

　　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县行委领导军民着力进行经济建设。1943年冬，县行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讨论通过了《反对敌人经济封锁，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决议案，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政策。在田赋税收方面，按照财产等级和所得多寡，实行单一累进制，做到财税统一，合理负担，将月征改为年征，人民的负担得以减轻，群众因而踊跃交纳田赋。为了筹集抗日资金，县行委发行了100多万元建国公债。在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不仅根据地内的士绅、富商、地主认购了建国公债，连日伪军盘踞集镇的商家和一些伪军官员都认购了公债券。县行委还根据长江两岸经常遭受洪灾的特点，尽可能地开展一些水利建设，在根据地内的30多个大小堤垸上各配了一名修防主任。1944年洪汛期间，行委拨款数万元抢修新码头和小河口一带大堤，确保垸内安全，保证农作物免受损失。

　　江南挺进支队屯兵桃花山后，加强了军事训练，干部战士苦练射击、刺杀、投弹技术。部队还要求干部战士爱护群众，服从政府法令，颁布了不宣传不走、不把门板上好不走、不把地扫干净不走、不把水缸挑满不走、不检查不走的“五不走”规定，和不准侮辱妇女、不准强买民间小菜和鸡蛋、不准乱抓民伕的“三不准”禁令，从而密切了军民关系。在扩大武装方面，石公华县委除了不断充实和扩大江南挺进支队，由1个连发展为5个主力连外，还大力抓了地方武装建设。到1944年7月，根据地所辖6个联乡都建立了区中队，各联乡所辖的乡也都建立了民兵基干队。

　　石公华抗日根据地象一把利剑，拦腰截断了日军控制的长江航道，直接威胁华容、绣林、麻豪口、调关、焦山河、塔市驿等地的日伪据点。日伪军为此深感不安，他们对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扫荡”。1944年1月，驻守华容县城日军300余人进犯桃花山。江南挺进支队采取声东击西战术，主力向砖桥方向边打边退，支队长杨震东则率少数兵力向敌人空虚的华容县城发动佯攻，诱使敌人回援华容。待敌赶回华容时，杨已率部撤回桃花山，取得了反“扫荡”战斗的胜利。1月24日，杨震东率两个连夜袭墨山铺日军据点，一举缴获步枪20多支、子弹3000余发，使日军在一段时间内不敢外出骚扰，根据地军民过了一个太平年。3月，杨震东率部队夜袭横堤市的日伪军，打死打伤敌人30余名，缴枪10余支。5月，华容县伪保安大队长张世杰带200多人从广兴洲到岳华边境“扫荡”，挺进支队一连袭击张部，打死伪军10余人，俘敌40余人，缴枪50余支。8月，杨震东率部袭击新沙洲伪军，歼敌100余人，缴枪80余支、弹药10多箱。9月，日军30余人在寡妇峡抢劫财物，支队第七连第一排兵分三路包抄敌人，打死敌军10余人，缴枪30余支，子弹2000多发。10月，驻华容墨山铺日军50余人准备“扫荡”桃花山，支队派兵伏击，打死日军10余人，迫使敌人狼狈逃回华容县城。

　　1945年1月29日，八路军南下支队到达鄂豫边区，向边区和第五师移交了随军南下的两个干部大队，加强了边区的领导力量。在此形势下，鄂豫边区决定第三军分区以襄南根据地为依托，进而创立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湘北鄂西根据地。为此，根据边区党委指示，石公华县委撤销，建立了以梁诚为书记的江南中心县委和沈国栋为首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江南中心县委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建立后，进一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发动群众，策动伪军反正，不断扩大江南指挥部队伍，向日伪薄弱据点发动进攻，取得了很大成绩。1945年4月，日伪军300人到岳阳县柿树岭一带抢粮，杨震东率部拦击敌人，打死打伤敌人40余名，缴枪50多支，俘敌80多人。同月，杨震东、郑怀远又率部袭击新沙洲伪军古鼎新部，歼敌一个排，缴枪数十支。月底，杨震东调离石公华后，由郑怀远继任支队长。5月初，郑怀远率警卫连攻打华容三封寺的日伪军，毙俘敌人各30余名，缴枪10多支。7月24日，日军300余人从广兴洲向桃花山进犯，郑怀远指挥部队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打死打伤敌中队长以下官兵50余人，缴枪70多支。通过一系列的进攻战斗，江南挺进支队先后摧毁了根据地周围的一些日伪据点，将根据地扩大到岳阳境内。与此同时，江南中心县委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继续巩固和扩大了石公华抗日根据地。在地方政权方面，除原有的6个联乡外，部队挺进到岳阳，组建了第七联乡筹备处，岳阳河西的全义、全兴等3个乡已分别委任了乡长、副乡长，建立了政权或秘密情报站，开展了征粮征税工作。武装力量也得到了较大增强，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枪，不到半年时间，队伍扩大了一倍多。

　　石公华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期间出现在湖南境内的一块主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它存在的时间虽短，所辖的范围虽小，但在湖南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直接威胁着日军控制的华容、岳阳、常德、南县、澧县等城市及大批重要集镇，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日军在这些地区的有生力量，极大地鼓舞了湖南人民敌后抗战自卫的信心与勇气。

　　八路军南下支队入湘，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盟军先后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战局朝着不利于德、意、日法西斯军队的方向发展。在此情势下，日军于1944年4月，发动了旨在打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战役中，虽然在一些在战斗中进行了较为顽强的抵抗，但仍然在8个月的时间内，使得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广大地区沦于敌手。

　　面对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于1944年秋制定了巩固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作出了相应的战略部署。其部署之一就是组织八路军南下支队，深入敌后，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力争北与新四军五师的鄂豫皖边区，南与东江纵队联成一线，进而在华南创建一个新的解放区，以便在即将到来的大反攻中，或在以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以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战略根据地互相策应，配合作战。

　　按照以上战略部署，1944年10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下辖6个大队共5000余人(其中包括派赴新四军五师工作的两个随军南下干部大队900余人)，由王震、王首道分任支队司令员、政委，郭鹏、王恩茂分任副司令员、副政委，朱早观任参谋长，刘型任政治部主任。并组成了以王首道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著名作家周立波为了深入工农兵群众，接受实际斗争的锻炼，也作为司令部秘书参加行动。11月9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驰骋中原，飞越长江，进军鄂南，战胜了险恶的自然环境，打垮了成千上万的日伪顽军的围追堵截，于1945年3月23日抵达湖南省平江县沙铺里。为了适应斗争发展的需要和扩大政治影响，南下支队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下属各大队改为支队，并由4个大队扩编为6个支队。部队随即兵分左、右两路纵队南下，于3月26日夜乘隙进占平江县城。

　　27日一早，南下支队的指战员就分头到大街小巷刷写标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并张贴公布了《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号召“工农商学各界，军队地方士绅，不分阶级党派，一致联合对敌”，“愿我三湘子弟，一致义愤填胸，起来保乡卫国，充当抗日英雄”。

　　28日，南下支队在平江县城景福坪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城关及附近乡村的民众听说当年的红军回来了，扶老携幼赶来参加。王震操着乡音在大会上讲话，他从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讲到八路军、新四军对敌斗争取得的胜利。他说：“我们这次回到湖南，就是为了来打日本鬼子的。过去的斗争事实说明，我们湖南人民从来是不信邪的，是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我们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一个妇女高声问道：“还搞不搞妇女会、儿童团啊?”王震笑着回答：“要搞，一定要搞!可是先要有自己的政府，要有真正领导抗日的政权机关。我们今天这个大会，就是要选举自己的县长、汉昌镇长和县政府委员。”会议最后，与会群众举手通过了王震的提议，组成了以方正为县长，姜胜、张正光为副县长的平江县抗日民主政府。与此同时，恢复了以方正、张光正为正副书记的平江县委。南下支队在湖南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标志着其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端。

　　随后，南下支队深入基层，广泛发动群众，在汉昌镇、思村乡、梅福乡、谈岑乡等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这些乡、镇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积极配合部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支援部队，参军参战。20多天内，全县各地报名参加南下支队的就有477人。平北自卫队队长张礼仁在统战政策感召下，率部百余人枪加入了救国军。在平江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南下支队迅速打开了局面。4月13日，南下支队在汪坪召开了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建立湘鄂赣边区党委会、军区和行政公署，全面领导平江、浏阳、湘阴、岳阳、临湘、通城等14县的斗争。经中央批准，王震为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为副司令员，王恩茂为副政治委员，聂洪钧为行政公署主任。湘鄂赣军区分为东、西、湘北3个分区，湘北军分区由张仲翰、曾纪杖分任司令员、政委。

　　国民党对于南下支队在湘鄂赣边界开辟抗日根据地耿耿于怀，欲置南下支队于死地而后快。4月初，王陵基指挥第九十九军、五十八军、七十二军2个师以及王翦波第四游击纵队，从南、西、北三个方向进犯平江，围攻南下支队。南下支队避敌锋芒，先向妄图堵截南下支队后路的王翦波部发起攻击，激战3天，消灭了大部分顽军，迫使王翦波率残部逃回临湘药姑山。随后，南下支队调头迎击第七十二军，在南江桥重创敌第十三师，暂时遏止了顽军的攻势。

　　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6万余人又向平江逼进。南下支队以抗日大局为重，于15日主动撤出平江县城，将部队分散到平北、岳阳、临湘等地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武装。16日，支队指挥机关移驻岳阳张谷英村。次日成立了岳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岳阳县抗日游击总队，由周继佶任县长兼总队长，南下支队派管瑞才任政委、李大元任政治部主任，协助周工作。岳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积极配合南下支队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先后在岳郡联中、岳阳县中召开教职员工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方针，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县政府的努力工作下，岳阳人民踊跃参加游击队，使县抗日游击总队很快发展到200余人。5月21日，县抗日游击总队在南下支队配合下，胜利攻占了临湘县境内的白羊田镇。在此，岳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岳临县民主政府，岳阳县抗日游击总队改为岳临县抗日游击总队。南下支队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也移驻到此。

　　国民党顽军合击平江扑空后，迅速举兵北进。4月22日至26日，南下支队在西岭、南江桥、小水岭、孙家源、月田等地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南下支队在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之后，主动撤出战斗，退往鄂南抗日根据地。5月4日，党中央指示南下支队必须建立作为南北枢纽的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并由王震率精干支队向南行动。根据这时国民党军队全力进剿鄂南，湘北地区力量较为空虚的实际情况，王震率领第一、二支队及五、六支队一部，于5月10日再次跳跃式地向湘北挺进。5月13日进入临湘、岳阳地区。5月20日向王翦波部的老巢大云山进击，彻底打垮了王翦波部800余人的反动武装，为民除了一害。

　　大云山战斗后，南下支队尚未来得及继续向湘中日伪后方挺进，国民党第九十九军的2个师就向大云山地区扑了过来，日伪军一个联队也从岳阳进至黄岸市一带，与之相呼应。6月6日夜，南下支队先头部队与国民党军在黄岸市附近展开了一场恶战。战斗异常激烈，王震率领直属队也参加了战斗。在争夺一处制高点时，一颗手榴弹突然落在他的脚下，眼看就要爆炸，幸亏警卫员眼疾手快，冲上来把他推倒在路边的深坑里，才使他幸免于难。第二支队支队长陈冬尧在指挥作战时，不幸中弹牺牲。经过一夜苦战，南下支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重围，于6月13日再次返回鄂南。

　　南下支队主力在湘东北地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遭到国民党顽军重兵围剿而未能建立起湘鄂赣抗日根据地，但宣传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平江、岳阳、临湘等县抗日民主政权，壮大了地方抗日武装力量，扩大了政治影响，给日伪顽军以沉重打击。

　　开辟湘阴抗日游击根据地

　　南下支队为了深入湘中，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决定派遣熟悉湘阴情况的杨宗胜、吴远光率第六支队进驻湘阴敌后地区。1945年4月2日，第六支队138人趁着黑夜离开平江，穿过敌人的防守空隙，顺利到达湘阴神鼎山，4月7日进驻白鹤洞。不到10天时间，便在神鼎山、白鹤洞地区站稳脚跟，并争取到湘阴县自卫团和源塘乡自卫队部分伪军投诚，使第六支队由2个连扩大为3个连。随即各连分散活动，迅速在湘阴敌后开展了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策反伪军、领导群众恢复生产和打击日伪军等各项工作

　　第六支队进驻湘阴后，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每到一处，张贴抗日布告，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利用会议、座谈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是毛泽东从延安派来湖南帮助老百姓的，调动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5月中旬，在白鹤洞召开了清溪、源塘等27个乡的群众代表、乡保长、知名人士共300余人参加的大会，成立了湘阴县抗日民主政府，由杨宗胜任县长，李成铁任副县长。随后，建立白鹤洞、西北两个党支部，成立了由李铁成任书记的中共湘阴县委。

　　为了壮大抗日力量，第六支队成功策反了日伪湘阴县长兼保安司令左钦彝(小名左八)。左是一位饱读诗书、爱打抱不平、深孚众望的地方绅士，1944年春又当上了湘阴“大汉神鼎山”洪帮山头的寨主，拉起了一股势力。日军占领湘阴后，到处烧杀掳掠，地方绅士纷纷上门劝请左出山，与日军周旋。就这样，他当上了日伪县长。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他招兵买马，组织了一支800人枪的保安部队。左自任职以来，未直接残害过百姓，对部下管教亦严。根据这种情况，六支队认为左可以作为策反的主要对象，于是制定了周密的策反计划。以供给部政委谭庚棠为首的4人策反小组潜入湘阴县城，顺利地打入左部，并赢得了左的信任。他们利用接近左的机会，启发他的民族意识，多次转送毛泽东的著作，反复说明共产党的政策，劝左投奔抗日救国军。经过20多天的争取说服工作，左钦彝终于认识到只有弃暗投明，倒戈抗日，才是自己的出路。他写信给杨宗胜，表示愿悔过自新，接受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并提出与杨宗胜结拜为兄弟。为顾全大局，杨宗胜经请示王震、王首道同意后，与左钦彝结拜为兄弟。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将左部改编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师，任命左钦彝为师长。为了更好地开展统战抗日斗争，左部仍打着伪军旗号，以搜取敌伪内部的情报，准确地打击敌人。

　　策反左部后，第六支队如虎添翼，频频打击日伪军。5月的一天，左钦彝送来情报，有一小队日军从县城运送一批物资去金鸡山据点。杨宗胜亲自带两个连的兵力在浸米塘设伏，出其不意地消灭了11名日军。5月下旬，六支队又在冷水井伏击从川山坪车站运物资到李家塅据点的日军，缴获200多车粮食和布匹。6月下旬，六支队配合左部在老闸口河堤上伏击日军派往长沙送盐的3条民船，打死日军13人，缴获食盐500多担，不仅解决了部队自身的军需，还通过将缴获的食盐分配或平价卖给民众的方式，解决了老百姓的缺盐问题。为了策应主力部队渡江南下，第六支队派部队到北起营田、南至铜官一带，侦察渡口，搜寻船只。由于渡口船只全被日军掳掠和控制，六支队便在湘江下游与日军展开了英勇斗争。5月，第六支队在营田炸沉日军在湘江中横冲直撞的一艘汽船；不久又在樟树港歼灭日军一个兵站，毁掉5艘运输艇，控制了湘江下游，占领了铜官至樟树港一带的数处渡口，搜集了大批民船。7月23日，第六支队组织力量，积极配合主力部队渡过湘江。送走主力后，杨宗胜仍率领六支队在湘阴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直到9月上旬奉命北返。

　　第六支队在湘阴地区艰苦战斗了5个多月，开辟了以白鹤洞为中心的湘阴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顽强地打击了日伪军，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队伍，有力地策应了主力部队南下。

　　夺取抗日战争在湖南的最后胜利

　　在南下支队积极开辟湘鄂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湖南的国民党军与日军的正面战场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1945年4月，日军第二十军拉开了以夺取芷江机场为主要目标的芷江作战的战幕。日军集结了5个师团、1个旅团共8万兵力；迎战的中国军队投入了8个军23个师，总计11万人。双方在绵延的雪峰山区展开了激战。战役的第一阶段，日军兵分3路，全面进攻，而中国守军则利用有利地形，逐点阻击，使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经过20多天的战斗，日军不仅未达到在雪峰山东麓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尽快攻占芷江机场的战役目的，而且还深深陷入崎岖险峻的山谷之中，粮弹缺乏，补给困难，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5月9日，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中国军队转入反攻作战，至6月9日，收复在战役开始阶段所失地方，迫使日军退回到战前的据点，双方恢复了作战前的态势。这一仗，历时50余天，共毙伤敌28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攻占芷江机场的企图。此役过后不久，中国军队即乘胜收复桂林、柳州，并在缅北滇西展开反攻作战。中国抗日正面战场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就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情况下，为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使这个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作好各方面的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1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湖南代表分在了大后方代表团的两湖组，由于七大筹备时间很长，期间中共湖南地方组织领导成员不断调整，湖南党组织推选的七大代表也有所变化。到七大召开时，湖南代表共11人，其中正式代表8人，他们是：帅孟奇、周恩来、徐特立、高文华、李涛、毛朗明(又名石生)、欧阳奔程(又名欧阳方)、谢竹峰；候补代表3名，他们是：李振鹏、贾琏、曾恂。帅孟奇是两湖组的副组长，高文华是两湖组湖南小组的组长。

　　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斗争方向和走向胜利的道路。同时，大会还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而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政治、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党的七大之后，党中央鉴于抗日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同时考虑到国民党军队在湘鄂边地区对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挤压、围剿，认为南下支队在湘中地区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遂于6月下旬命令南下支队迅速南进，直至湘粤边，与广东东江纵队会合，打开南方局面。遵照这一指示，湘鄂边区党委决定：杨宗胜率部继续以白鹤洞为中心，坚持湘阴敌后游击战争；张仲翰、左齐率第三支队协同张体学所部继续巩固鄂南，发展湘北；王震、王首道则率主力取道敌占区南进。这个行动方针报告党中央之后，毛泽东立即回电指示南下支队：“你们决定南进是正确的。沿途除必要休整时间外，不宜停留过久；沿途如有有利和可靠之人民武装，应酌量派出些干部散布种子，助其扩大；主力不宜浪战，过份消耗精干力量。”

　　7月7日，南下支队主力冒着灸热的夏阳离开鄂南，途经临湘、岳阳、平江、湘阴等地，于24日夜到达长沙铜官下洞子一线，次日拂晓渡过湘江。27日，在宁乡新田湾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指示部队“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于是，南下支队又火速南进。8月1日到达湘潭盐埠，与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和工委委员张春林接上了关系，并举行联席会议，成立湘中地委，由周里兼任书记，同时将徐国贤、廖明领导的第四支队300多人留在湘中，协助地方党组织收编抗日武装，开展抗日工作。原拟成立由王首道为书记的湖南省委，因部队迅速转移而未果。王震还派人前往韶山，将毛泽东的侄子、毛泽覃烈士的儿子毛楚雄接到部队(毛楚雄随南下支队南下北返，1946年在陕西门家沟英勇捐躯)。8月7日，南下支队主力离开湘潭。

　　此时，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关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14日，150万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给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中国抗日军民配合苏、美盟军的进攻，对大陆的日本军队展开了全面大反攻。

　　8月14日，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天皇诏书向日本全国广播。21日，蒋介石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全权代表，在湖南芷江县的军用机场，与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定的代表、驻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了受降洽谈，昔日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此时已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不得不俯首就范。9月2日，日本正式向盟国签字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人民8年的艰苦抗战，终以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抗日战争的胜利，时局的迅速发展，使南下支队的行动也随即发生了变化。当部队进至衡山的南湾(现属衡东县)时，收到党中央来电：“苏军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的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应付内战。”于是，南下支队加快了南进的步伐，并命令留在湘中的四支队随后跟进。8月14日，四支队离开湘潭，向南追赶主力部队。省工委领导成员周里、张春林等均随部队南下。

　　南下支队迅速挺进华南，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不安。蒋介石立即电令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组成联军，在湘粤赣边界地区严密布防，妄图三面包抄夹击，消灭南下支队。8月17日夜，南下支队在桂东县四都圩，与早两个小时到达这里的国民党军队发生激战。虽然攻占了四都圩，但却暴露了部队的行踪，国民党第四军、暂编第二军和第四十四军迅速合围上来，南下支队被逼入海拔1000多米的八面山中。

　　八面山，纵贯资兴、汝城、桂东之间，山高路险，方圆数十里不见人烟。实行合围的国民党军8个团的兵力，占领了山周围所有的山隘、险要和通道，然后步步紧逼。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南下支队，被包围在荒山野岭，处境极其险恶。部队进山后，携带的干粮吃完了，指战员们饿得走不动路，只得采些菌子和野果充饥。副参谋长苏鳌忍痛杀掉战马，分给每人一小块马肉。山区的气候也是变化无常，白天赤日炎炎，灼热难当，夜晚又突然风雨交加，冷得人直打哆嗦。战士们虽然又饥又冷，但士气高昂。部队领导连夜下达了突围命令，第二天拂晓便开始了突围行动。然而，几千人的队伍要从数万敌军包围中冲出去，靠硬拼是不行的。幸亏侦察员在深山中找到了一位老赤卫队员，由他带路，部队避开强敌，翻越天险帽子峰，于8月19日进入汝城南洞边境，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在板寮的一个排哨，击退了敌人在田庄的堵击，21日到达汝城濠头乡淇江垅、白袍一带，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围。

　　南下支队到达濠头后，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22日进入江西崇义县境，27日翻过大庾岭，到达广东南雄县百顺地区。这时，奉命北上的东江纵队第五支队1200余人，经过艰难跋涉，到达了粤北的始兴地区。就在两军即将会师、完成党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时，国内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日本投降，国民党内战锋芒毕露。南下支队更敏感到腥风血雨正向他们袭来。从南雄到始兴一线有余汉谋2个军张网以待，后面有薛岳兵团紧紧尾追，左翼江西的敌人也在步步逼近，至少有5个军的兵力对南下支队形成合围之势，情况十分危急。为此，南下支队决定放弃与东江纵队会合的计划，立即北返中原，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扩建鄂豫皖根据地。这一决定报告中央后，立即收到中央军委的复电，同意南下支队北上向新四军五师靠拢。8月29日，南下支队开始了北返行动，部队沿湘赣边界前进，途中又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发生多次战斗，到9月20日从临湘的羊楼司出湖南向鄂南挺进。9月底北渡长江，回到鄂豫皖边区，取得了北返的胜利。湖南省工委成员周里、张春林仍留在湖南开展地下工作。

　　八路军南下支队从1945年3月23日入湘到9月20日出湘北返，在湖南艰苦转战了半年时间，战斗足迹遍及临湘、岳阳、平江、湘阴、长沙、浏阳、宁乡、湘潭、衡山、衡阳、耒阳、安仁、永兴、资兴、汝城、桂东、酃县、茶陵、攸县等19个县市，对湖南人民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南下支队先后在平江、岳阳、临湘、湘阴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以白鹤洞为中心的湘阴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军展开了数十次英勇战斗，收复了一些失地，成功策反了左钦彝部等伪军，从而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侵略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的抗日斗志。与此同时，还对国民党顽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全省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次，南下支队积极宣传发动群众，保护群众利益，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湖南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声誉，扩大了政治影响。南下支队始终把宣传发动群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每到一处，都向群众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宗旨，同时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与民争食，从而赢得了群众的信赖。第三，南下支队播下了革命火种，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各地，特别是湘东北、湘中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南下支队先后恢复了平江、湘阴、岳阳、临湘、浏阳等县的党组织；帮助建立了湘中地委(后撤销)。南下支队还留下了刘亚球、谷子元等一批湘籍干部在湖南坚持斗争。这些为以后全省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执笔：刘建平 朱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