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湖南地方组织90年若干重大问题的提法
1.在湖南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湖南传播。1918年成立的新民学会、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1920年驱逐军阀张敬尧斗争的胜利和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普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办报刊、办书社、组织社团、开办夜校等多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湖南成为当时中国新思想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通过书信向湖南介绍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列宁建党学说。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湖南工人运动相结合，毛泽东等深入工厂调查，开展工人教育、平民教育，从政治上发动组织工人、市民，酝酿组织湖南自治运动。经过严酷政治现实的教育和革命实践的锻炼，湖南大批先进分子逐步实现世界观的转变，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条件。
2.创建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
1920年春，李大钊、陈独秀开始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夏，为发动驱张运动，毛泽东到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且探讨如何开展湖南革命活动等问题。回湘后，应陈独秀之约开始筹划在湖南建党。1920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陈子博、彭平之、刘少奇等入团。11月，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秘密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这是国内和海外8个中共早期组织之一。1921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代表湖南早期党组织，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会后，毛泽东、何叔衡主持建立党的第一个省级支部——中共湖南省支部，毛泽东担任支部书记。1922年5月，按照中央规定，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是湖南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开展的核心领导力量。
3.领导湘区第一次工运高潮
按照党的一大关于以组织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为中心任务的决定，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支部把株萍铁路、安源煤矿作为湘区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加紧培养工人积极分子，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开拓工人运动，并于1921年11月组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作为公开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机构。1922年9月起，在湘区党委领导下，粤汉铁路、安源路矿、长沙泥木、人力、织造、泥木、理发、笔业及水口山矿等工人罢工相继爆发，掀起了湘区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在斗争中培养了早期工人党员和工运骨干。1922年9月14日，由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发动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湘区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大胜利，也是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全胜的工人斗争，产生了全国性影响。10月6日，毛泽东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为工人争得了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权利。1922年11月，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毛泽东任总干事，郭亮任副总干事，领导了24个工团，4万会员。1923年春全国工运转入低潮后，湖南工人运动却仍在向前发展，并与反帝反军阀斗争结合，与农民运动结合，显示出工运发展的新趋势。
4.实现湖南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共产党员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8月，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成立，共产党员夏曦、何叔衡、李维汉、郭亮等被选为执委，夏曦任执委主任兼组织工作。湘区共产党员100%，青年团员80%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基层组织发展中起了决定作用。不到一年时间，国民党在湖南17个县市建立了组织，有党员2754人。1925年5月，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在长沙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省党部。到1927年5月马日事变前，全省国民党党员发展到16万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在湖南的形成，为湖南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大革命的高涨创造了条件。
5.发动民众支援北伐
1925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中共湖南区委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积极工作，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群众运动高潮。湖南是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北伐后的第一个战场。从1926年5月以叶挺独立团为主体的北伐先遣队提前入湘，到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进军湖南，不到两个月时间，北伐军连战皆捷，先后攻占醴陵、长沙、平江、岳阳等城镇，将军阀势力驱逐出湘境。中共湖南区委动员工农群众和各界力量，采取各种方式，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个方面支援北伐战争，为北伐的胜利进军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借此推动了湖南工农运动的开展。1926年10月，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55条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和最迫切的要求，成为指导全省工农运动的政纲，有力促进了湖南大革命高潮的形成。
6.形成全国农村大革命中心
中共四大以前，中共湘区委已开始领导农民运动。1923年岳北农工会的斗争成为党领导的工农联盟的伟大开端，谱写了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历史新篇。1925年上半年，毛泽东回韶山从主办农民夜校入手，组织农民协会，建立了最早农村党支部之一，取得了领导农民运动的宝贵经验。1925年10月，中共湘区委扩大会议决定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并通过了《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从全省实际出发，提出乡村自治机关应由农民选举，取消团防地主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土地交给农民等14条政纲，成为全省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1926年9月，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开始兴起，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给社会各阶层造成了巨大震动，鼓舞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斗志。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提出农民运动“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的计划，得到中央批准。随后，他到长沙指导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工农运动发展。在全省农村，数以百万计的农民集合在农会里，掀起了一场迅猛异常的革命大风暴，攻击的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与制度，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局面，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7.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给社会各阶层造成巨大震动，非议反对声也随之而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筹划农民运动“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直接指导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强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大力推动湖南等省工农运动发展。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非难农民运动的谬论，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他对于湖南农民自动武装起来、夺取地主土地的新鲜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毛泽东的指导和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全省农会会员达到600万人，居全国第一位，农民运动进入到开展土地革命、筹建基层民主自治政权等斗争新阶段。
8.毛泽东提出“上山”思想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21日，长沙发生镇压革命的马日事变。在大革命危急关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保存工农武装、坚持武装斗争的“上山”、“下湖”思想。6月下旬，他奉命担任湖南省委书记，主持制定省委工作计划，对各地工农武装作出“上山”安排。在7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发言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武装起义，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计划，毛泽东“上山”思想受到重视。7月底，受中央委托，毛泽东起草《湘南运动大纲》，提出以汝城为中心实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毛泽东提出的“上山”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革命道路的萌芽，为中共中央及湖南省委制定秋收暴动计划作了积极准备，也为毛泽东后来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沿湘赣边界转移、进军井冈山作了理论铺垫。
9.领导秋收起义与文家市转兵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确立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和彭公达奉命回湖南改组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领导秋收起义。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兵分三路从湘赣边界向长沙方向进军，遭遇失利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停止执行攻打长沙计划，会师浏阳文家市。9月19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将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此后，在毛泽东率领下，起义部队沿湘赣边界山区向湘南进军，最后上了井冈山。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的又一次重要起义，高举共产党旗帜，首创工农革命军，率先提出土地革命纲领，实现文家市转兵，从实践上率先突破了城市为中心的模式，为党找到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途径，成为我们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伟大起点。
10.发动湘南起义、桑植起义和平江起义
继领导秋收起义之后，湖南党组织又相继领导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特别是湘南起义、桑植起义和平江起义，对推动全国武装斗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产生了重大影响。1928年1月，朱德、陈毅和湘南特委领导湘南起义，波及湘南地区20余个县，参加群众上百万，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组建3个农军师和2个独立团，建立8个县苏维埃政府，后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建立工农红军第四军，开创了井冈山斗争的新局面。1928年4月，贺龙、周逸群和湘西北特委领导桑植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开始创建湘鄂边根据地，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平江起义是在湖南省委直接领导下，通过国民党军兵变成功发动的又一次具有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1928年7月，湘鄂赣特委书记滕代远和湘军独立第五师共产党员彭德怀、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平江起义的胜利，有力地支持了井冈山的斗争，促进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此起彼伏的武装起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力量，为土地革命战争在湖南边区的深入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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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创建五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上的茨坪，开始创建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到1928年春，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局面。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朱毛两军会师，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地割据区域。由毛泽东、朱德领导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榜样，成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光辉起点。在井冈山斗争的带动下，1928年至1931年，湖南边界地区又相继创建了湘鄂西、湘鄂赣、湘赣革命根据地，组建了红二军、红三军、红五军、红六军、红八军、红十六军、红十八军等正规红军，并以此为基础组成了红二军团、红三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等主力部队，成功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在艰难曲折中逐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极大地丰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为推动全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1934年10月，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与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后，发动湘西攻势，成功开辟了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牵制敌人10多个师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成为江南苏维埃运动的重要战略区域，红二、六军团发展到 4个师12个团，约2万人，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12.建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茶陵县作为井冈山西部屏障，自古就是湘赣边界“军重控扼”之地。1927年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推翻了旧政权，新政权怎么建立，部队没有经验。毛泽东指示要成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意愿、为人民群众办事的工农兵政府，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11月28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推举工人谭震林为主席。这是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最初尝试，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最早建立的县级红色政权之一。红色政权建立后，成立中共茶陵县委，恢复县工会、农会，建立赤卫队，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提出工农革命军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的先河，为边界革命政权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
13.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在井冈山红军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军队建设，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提出了一系列建军原则。1927年10月，毛泽东要求工农革命军上山后搞好与王佐部队的关系，并宣布3项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毛泽东提出6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2月，毛泽东又提出宽待俘虏的政策。4月3日，毛泽东率部接应湘南起义，到达桂东沙田，针对部队发生的违纪现象，在沙田圩后老虎冲的三十六石丘正式颁布“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农一点东西，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些纪律原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特征。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行之有效的治军法宝、“第一军规”，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14.攻打长沙和建立红一方面军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等主力红军。按照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指令，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克岳阳、平江，7月27日乘虚攻占湖南长沙，取得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攻占唯一省城的胜利，对全国革命运动影响巨大。8月23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在浏阳永和镇与撤离长沙的红三军团会师，组建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委，下辖两个军团、8个军。随即向长沙进军，执行中央关于再打长沙的命令。久攻不克之下，红军于9月12日从长沙撤围。9月13日，毛泽东主持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株洲会议，作出放弃攻打长沙，进击湘东、赣西广大地区的决策。撤围长沙、转兵株洲，体现了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的思想，从而在军事行动上摆脱了冒险进攻大城市的“左”倾错误，为党和红军进一步发展革命形势、创建中央苏区开辟了道路。
15.苏区红军错误肃反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并推行到全国红军和根据地，特别是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理论指导下开展的错误肃反，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了严重损失。由于湘鄂西根据地的段德昌、王炳南、张昆弟、周小康、柳直荀，湘鄂赣根据地的赖汝樵、刘建中、胡筠，湘赣根据地的袁德生、陈韶、于兆龙等重要领导干部均被错杀，加上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使各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归于失败。1932年至1933年，洪湖和湘鄂边根据地先后失守，湘鄂西根据地最先被放弃。1934年，湘鄂赣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省委与中央失去联系。自红六军团奉命西征后，湘赣根据地逐渐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军陆续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何叔衡、毛泽覃、刘畴西、寻淮洲、王如痴、蔡会文、方维夏、李天柱等一批重要领导干部和大批战士为革命流血牺牲。
16.红军长征在湖南与通道转兵
工农红军长征，有三支部队在湖南境内书写了长征的壮丽篇章。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奉命执行长征先遣任务，桂东寨前誓师西征，会合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军团，落脚湘西，开辟新区，策应和支援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长征入湘，8万大军从江西经广东进至湘南，连续突破敌人封锁线，血战湘江，保存了3万多红军，面对国民党军队布下的罗网，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12月12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实施通道转兵，从湘西南进入黔东南，有效避免了红军北上湘西可能遭受的毁灭命运，为党和红军的长征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路，此后通过党内领导层的严肃斗争，开始抵制和改变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实际上为黎平会议形成决议和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提供了前提。1935年11月，任弼时、贺龙率红二、六军团从桑植誓师长征，挺进湘中，宣传抗日，由湘入黔，奔赴西北，最终实现全国红军大会师。工农红军三支部队长征经过湖南46个县、市的广大地区，宣传了革命思想，撒播了红色火种，创造了英雄业绩。湖南人民不怕危险支援红军长征，付出了重大牺牲。
17.建立湖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长期在湖南及其边界地区坚持斗争的湘鄂赣、湘赣、湘粤赣和湘南红军游击队，通过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改编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1937年底，中共中央派徐特立、王凌波到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湖南的公开机关，与处于地下的省工委一道，营造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争取了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支持合作抗日，推动了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湖南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抗敌救亡的团体多，宣传救亡的报刊多，参军参战的人员多。1938年9月湖南省委通过统战关系在武冈县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为抗战输送了大批急需的人才，被誉为“南方的抗大”。从武汉撤退到长沙的周恩来、叶剑英直接指导湖南抗日救亡工作和国共合作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工作。全面抗战8年，湖南有7年处于战火之下，是重要的抗战后方和正面战场。全省输送抗日兵员210万，仅次于人口大省四川。全国正面战场的22次会战中的6次发生在湖南境内，湖南各族人民积极配合中国军队抗敌，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
18.八路军南下支队转战湖南
1944年6月至8月，日军向湖南大举进攻，全省大部分地区沦陷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组成南下支队，挺进中南、华南作战。王震、王首道奉命率三五九旅主力挺进湖南，自1945年3月23日进军湖南平江沙铺里至8月17日到达桂东，突破国民党军的重围，直入江西崇义、广东南雄。日本投降后，南下支队奉命北返，留下周礼、张春林、刘亚球、谷子元等人开展地下斗争。南下支队在平江等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湘阴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日伪顽军进行了数十次激烈战斗，有力地鼓舞了湖南人民抗日斗争，也为日后湖南党组织的恢复发展打下了基础。
19.解放战争时期湖南党组织斗争
解放战争初期，湖南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指示，发动和组织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湖南学生运动，由湖南大学进步学生发起，以长沙市为中心，在省工委直接指导下，逐渐形成高潮。1947年3月，省工委根据中央指示，布置各地党组织，发动农民开展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和进行抗租抗债斗争，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准备和开展武装斗争。到1949年解放前夕，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发展到15支、4万多人，先后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桂东、汝城、资兴、宜章、桂阳、郴县、耒阳、永兴、宁乡、湘乡、安化、新化、隆回、津市、益阳、大庸、安江、洪江、辰溪等县城，为推动长沙和平解放及全省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实现湖南和平解放
1949年8月4日，在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和“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方针指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战略决战胜利的形势下，中共华中局、第四野战军和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湖南省工委多方积极争取，国民党爱国将领程潜、陈明仁审时度势，深明大义，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八项和平主张，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决裂，在长沙通电起义，宣布“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政权”，“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8月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省会长沙，湖南宣告和平解放。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新华社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指出：“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湖南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湖南和平解放，创造了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的“长沙方式”，使湖南人民免遭一场战争浩劫，给予国民党反动政权以沉重打击，对于大西南的和平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新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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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开展接管建政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9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简称南下省委)在天津成立。4月至5月间，在河南省开封市正式组建省委领导机关。8月11日，南下省委进入长沙市。20日，南下省委与坚持地下斗争的湖南省工委合并，成立新的中共湖南省委，黄克诚任书记。针对湖南和平解放的特点，湖南省委对地方政权机构采取了逐步改组的和平接管方针，即与原军政当局认真协商与有步骤地接管。8月29日，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程潜任主任，成员包括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及其他方面的代表。9月1日，湖南省政府改称湖南临时省政府，陈明仁任主席。在萧劲光为主任的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至9月底，对旧省政府的厅、处及高等法院、警察局、银行、邮电局、公路局等机构部门和官僚资本企业及湖南大学等单位进行了接管。除长沙市，其他各地也相继开展了接管建政工作。1950年4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王首道任主席。由于采取了和平接管方针，避免了社会大动荡，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员伤亡以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
22.剿匪反霸
1950年1月召开的中共湖南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将剿匪、反霸和生产救灾确定为当时的三大工作任务，提出为建立巩固的属于人民的新湖南，要动员军队、政权及群众的力量，用军事打击、政治瓦解、群众捕捉的办法，坚决、彻底肃清反革命的残余匪特武装；要有步骤的消灭封建势力，消灭封建的政治统治与经济剥削，把反霸减租结合进行，掌握政策，避免社会秩序的过大波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和湖南军区动员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野战部队，从1949年冬至1952年夏，用两年多时间，共消灭土匪武装20余万人，其中湘西土匪10余万人，彻底剿灭了危害湖南的匪患。。省委在反霸、减租、退押、清查地方武装和对待地主富农、工商业等问题上，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有步骤地进行消灭封建势力与经济剥削的斗争，巩固了人民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保障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正常开展。
23.支援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在新中国面临外部侵略的危急关头，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湖南省委联合湖南各民主党派及抗美援朝湖南分会，向全省人民和军队及时发出号召，要求用积极的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全省共有6.7万青年报名参军，到处涌现出父送子、妻送夫参军参战的情景；掀起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活动，所得捐款可购买战斗机132架；捐献慰问金88万余元，慰问品30余万件，书刊17万余件；派遣5支医疗队到朝鲜前线为伤病员服务，126人志愿参加赴朝汽车运输队，一批铁路员工赴朝参加铁路运输工作。湖南人民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有力支援了前线，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激发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忱，积极投身各项社会改革，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24.恢复湖南经济
湖南和平解放后，湖南省委从实际出发，执行党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措施。采取“自上而下移交”的和平接管方式，接管了工矿、农林、水利、交通、贸易、金融、邮政等官僚资本企业200多家。对企业生产组织和技术组织及企业管理技术人员，采取“包下来”留用的政策，让他们担负起恢复和组织生产的工作。同时，对官僚资本企业进行必要改造，把官僚资本所有制的经济变为人民民主国家的国营经济，为全省统一财政、平衡物价、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基础。随后，省委以解决湖南人民吃饭问题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调整工商业，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工业、交通运输业。经过全省人民的努力，至1952年全省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和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80%以上，为新湖南的初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条件。
25.开展土地改革
地主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湖南解放前夕，全省5100万亩土地一半以上集中到只占农村总人口4%的地主手中，而占总人口69%的中农和贫农只有31%的土地，占总人口10%的雇农几乎完全没有土地。1950年6月，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湖南省委和省政府制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湖南省实施细则》，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地在全省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经过土地改革，地主阶级作为封建剥削阶级被消灭了，广大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26.实施“一五”计划
1953年，按照党中央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湖南党组织和人民努力贯彻国家“一五”计划，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确定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安排了7个项目在湖南，全国694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建设项目中安排了38个在湖南。国家重点工程对湖南工业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湖南省委领导制定的《湖南省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既体现了国家的要求，又比较切合湖南实际，受到全省人民的积极拥护和支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湖南的第一部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经过全省人民的努力，到1957年，湖南“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全省工业总产值达18.19亿元，超过“一五”计划16.83%；国营工业企业由1952年的734个增加到1027个；一批新型工业城市在三湘大地崛起，湖南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并积累了初步的建设经验。
27.完成三大改造
1953年至1956年，湖南省委领导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执行自愿互利方针，至1956年10月实现全省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全省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作法是：典型试办，以点带面，逐步推广，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对民族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政策，利用其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一面，为全省经济的恢复发挥作用，限制其消极的一面，打击投机资本；对私营工商业，主要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措施，对小商小贩，实行经销代销等办法，逐步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三大改造任务完成后，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成为经济主体，湖南省同全国一样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8.重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20世纪50年代开始，湖南省委在领导经济建设中，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1953年，湖南平均每年新建塘坝4万多处。1952年3月至6月，湖南省委组织常德、益阳、长沙民工近4万人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荆江分洪工程的完成，较大地提高了荆江的防洪抗旱能力。1952年11月至1953年3月，省政府组织25万民工整修南洞庭湖，为湖区70多万亩农田稳产高产创造了条件。经过“一五”计划期间的大力整治，洞庭湖平原耕地扩大到662万亩，成了全省、全国粮仓和农产品基地。进入60年代以后，湖南省委部署打好洞庭湖区商品粮重点县的电力排灌网歼灭战，重点是常德、益阳、岳阳三地区，涉及农田3000万亩。电力排灌建设，使湖区人力和机械排灌基本消失，电力排灌网基本建成，对湖区的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9.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6年6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中共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大会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总任务：继续积极稳步地完成各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支援国家工业化。大会讨论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湖南农业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大致勾画出全省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会议围绕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这个主题，分析形势，部署任务，提出了各项工作的原则和方针，对于夺取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会议正式选举了以周小舟为第一书记的新省委，同时部署了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工作，从而为全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30.纠正“五风”错误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以“一平二调”为主要内容的“共产风”、以虚报粮食产量和工作成绩为主的浮夸风、以及工作中的强迫命令风、生产管理上的瞎指挥风和生活上的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错误，严重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为了纠正“五风”，巩固人民公社，从1960年秋冬到1962年，根据中央部署，湖南省委组织10万干部到农村开展大规模整风整社运动；同时，省委也进行整风，深刻检查工作中脱离实际、下达高指标等方面的问题。通过整风整社，调整了公社和大队规模，整顿了经营管理制度，强调了按劳分配原则，对各级领导和大多数基层干部进行了一次思想教育，纠正了“五风”，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党群和干群关系、促进了经济恢复。但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在整风整社中造成打击面过宽，伤害了大批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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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调整国民经济
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及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湖南省委和省人委从1960年冬起，在组织全省人民进行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的同时，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重点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主要包括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充实和加强农业战线；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工业内部关系；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调整商业和手工业体制，安排活跃市场；逐步进行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调整。经过连续5年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农业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工业及其它行业有所收缩和提高，整个工业的总体规模和结构趋于合理，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趋好，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32.毛泽东、刘少奇回湘调查研究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1961年应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之后，和刘少奇带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先后在湖南开展调查研究，指导农村工作。1961年3月，毛泽东派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率中央调查组到韶山蹲点调查，并亲自到长沙，听取调查工作汇报，指导调查组向农民征询对“农业六十条”的意见，帮助湖南省委解决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刘少奇于1961年4月至5月在宁乡、长沙农村进行了44天蹲点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解决当时农村政策调整中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直接依据。两位领导人在湖南的调查研究活动，以及他们就农村、工业、手工业、商业、山林及家庭小自由等问题所作的重要指示，对于纠正“左”的错误、推动湖南各项工作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湖南省委领导迅速端正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纷纷下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有力促进了中央“八字方针”、“农业六十条”的贯彻落实和湖南形势的逐步好转。
33.试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战胜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湖南省委在调查研究、汲取教训的基础上，重视各地农民创造的新经验，尝试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包工、包成本、奖励超产)等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发展农业生产。1961年8月，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推广、改进、提高和逐步完善“三包一奖”责任制度，把推广产量责任制作为农村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使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全省各地试行起来。浏阳和黔阳等地干部群众创造了被称为“霞光道路”、“先锋经验”和“秀建道路”的典型经验，深受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并得到中央农村部部长邓子恢的肯定。省委在产量责任制问题上进行的可贵探索，开创了农村工作新局面。尽管1962年冬以后，生产责任制被当作“单干风”、“翻案风”，甚至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进行批判，并被迫取消，但它是党对农业发展道路的一次重大探索，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积累了经验。
34.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受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党在政治思想方面“左”的倾向不断发展。1961年10月起，为了反对所谓的“单干风”、投机倒把风、偷盗风、赌博风、迷信风等五股“黑风”，湖南率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在全国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广湖南等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按照中央的部署，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四清”(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清账目)为主要内容，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1963年5月和9月，中央先后制定下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提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在党中央指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统称“四清”运动)在湖南普遍开展起来。湖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1966年8月结束，对于改变干部作风，解决一些经济上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个运动总的来说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把干部中作风问题和一般管理问题上升为阶级斗争问题，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准备了思想基础。
35.开展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20世纪60年中期至70年代中期国家集中力量在西南、西北地区开展的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重心的一次大规模经济建设，对国民经济建设布局进行的重大调整。湖南西部包括湘西自治州、怀化市、邵阳市、娄底市、张家界市、常德市、益阳市在内的43个县市区被列为西南大三线建设的范围，约占全省总面积的50%。同时，省里还确定了小三线建设10个重点县。从1965年起的10余年间，中央和地方调集大批力量，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基本建设，建起了航空、航天、电子、兵器、核工业等40多个军工和电力、煤炭、钢铁、机械、化纤等近30个民用大中型骨干企业，修通了贯穿全省的交通大动脉——湘黔铁路和枝柳铁路，使湖南成为国防工业生产能力较强、品种门类较多的一个省份和国防军工基地之一，增强了湖南工业的整体实力，改变了湖南工业布局，对发展湖南基础骨干企业和地方小型企业，开发山区资源，振兴西部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三线建设片面强调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许多作法违背了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深刻的教训。
36.开展“工业学大庆”
1964年，响应毛泽东向全国发出的“工业学大庆”号召，湖南省委开展了全省性的工业学大庆活动，逐渐形成高潮。1971年起，省委多次召开全省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表彰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先进企业，为在动乱年代坚持生产、发展经济树立了艰苦创业的典型。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湖南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运动。全省工业学大庆运动的主流是好的，对发展生产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把大庆经验绝对化和形式主义化，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相联系，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1981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对工业学大庆运动进行总结，肯定了大庆石油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批评了“工业学大庆”运动中的“左”倾，引导工业学大庆运动走上了健康轨道。
37.开展“农业学大寨”
1964年至1979年，全国普遍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湖南“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实行科学种田、干部作风建设和促进粮食增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学大寨运动中，“南有新田，北有安乡”的典型，受到毛泽东肯定。湖南先后修建了黄石、欧阳海、涔天河、青山垅等大型水库，完成了一批灌区配套建设和电排建设，生产了大量化肥、农药和农用机械。但是，“农业学大寨”也存在严重的问题，政治上“大批促大干”，阶级斗争扩大化；劳动管理和分配上“政治记工，自报公议”，分配平均主义；生产关系上搞“穷过渡”的大队核算、人民公社核算；经营管理上“堵资本主义的路”，禁止社员搞家庭副业、单一地抓粮食生产；工作指导上违背客观规律，生产指挥搞形式主义、一刀切；后期演变成用强制手段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扼制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对农业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38.争取十年建成工业省
1969年至1970年，毛泽东在视察湖南工作时多次向湖南省委提出建设工业省的问题。1970年9月，省委开始落实毛泽东关于十年建成工业省的指示精神，研究制订“鼓足干劲，争取十年建成工业省”的计划，1973年报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在中央各部门和兄弟省市的支持下，省委把建设工业省当作大事来抓，组织进行了电力、煤炭、钢铁、农机、化肥生产建设5个“大会战”，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初步成绩，工业落后状况有了一定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步伐加快。到1980年，全省实现工业产值176亿元，比1970年增长1.9倍，平均每年增长38%。十年建成工业省的实践，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为后来的工业化建设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和基础。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工业发展速度减缓，而当时的财力和生产发展水平有限，十年建成工业省既不可行也不现实，并且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基本建设浪费的状况。
39.毛泽东、周恩来长沙决策
1974年12月23日，主持第四届全国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抱病赴长沙，向正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及国务院人事安排情况，并商定若干重大事宜。12月24日、25日和27日，毛泽东连续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严厉地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四人帮”的概念，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帮派组织的定性和批评。12月2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促膝长谈至凌晨。谈话内容，一方面是关于理论问题、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则是关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关于领导体制、人事安排等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就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及组成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班子等，达成了一致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在长沙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后来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关键，对于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40.进行全面整顿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申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提出要全面整顿经济工作。3月上旬，省委召开三届七次会议，贯彻中央开展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文件精神，具体领导湖南省全面整顿工作。5月初，铁道部部长万里来到株洲田心机车厂领导整顿，使该厂派性和“软、懒、散”问题严重的状况得到扭转，生产形势和职工面貌大为改观，被称为“田心经验”。省委以此为契机，对厂矿企业、各地市领导班子、省级领导机关全面进行整顿。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展，11月下旬全面整顿停止，但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通过几个月的整顿，湖南省形势逐步好转，生产建设有了较大幅度回升，出现了全面复苏的局面。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辨别能力得到提高，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危害有了深刻体会，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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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讨论。这场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全国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对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均具有重大深远的影响。5月12日，《湖南日报》全文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2月6日，省委主要负责人在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2月26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湖南省委发表《高举毛主席旗帜，建设毛主席家乡》的长篇文章，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联系湖南实际，于1979年1月决定在全省实行补课，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促使全省各项工作出现新局面。
42.转移工作重点，实行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正式开辟。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特别是1981年中共中央召开湖南工作座谈会后，湖南省委在不断解放思想、全面清理“左”的思想的过程中，开始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实行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改革入手，然后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改革开放逐渐由农村向城市、从浅层向纵深发展。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在曲折中起步并逐步完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摸索中积累了经验，对外开放逐步扩大，改变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吃“大锅饭”的状态逐步建立市场机制，个体经济、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和壮大。改革开放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湖南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
43.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安徽等地出现农民自发形成的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包产到户，湖南各地农村也自发地突破限制，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10月，湖南省委在华容、沅江两县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全省农村工作重点是完善、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使全省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发展起来。至年底，全省有95%的生产队实行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1月，党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了包干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湖南用了两三年时间抓了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到1982年底，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趋向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广大农民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44.进行全面整党
198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从1983年起用三年时间对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1983年12月，湖南省委根据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精神，成立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开始分期分批进行整党工作。全省第一期开展整党的包括6个省级领导班子和101个省直部委办厅局，共10500多名党员。1984年12月，湖南省委部署第二期整党工作，分两批进行。到1986年6月底，相继完成了地、县两级及企事业单位和区、乡(镇)及其所属企业、城市街道的整党工作，8月中旬，全省村级整党全面铺开。1987年1月，省委在全省党员中进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经过全面整党，全省党员在思想上更加统一，初步改变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状况，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推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
45.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按照中央的决定精神，省委根据湖南实际情况，开展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对省直厅局管理企业的制度进行改革，把省属企业下放到中心城市，打破部门、地区界限，从根本上解决条块分割的问题，进一步搞活企业，并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加速全省工业发展和四化建设进程。其次在全省普遍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任期目标管理制，逐步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企业内部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企业有权决定自己的技术发展方向。接着逐步开展企业用工、劳动人事、工资制度三项制度改革，以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逐步展开物价改革，流通体制改革，计划、财税、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和外经贸体制改革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所有制到经济运行机制的全方位多领域纵深发展，真正触及了逐渐变得僵化的计划经济主体部分，为国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更重要的是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了有益准备。
46.鼓励个体、集体经济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南个体经济几乎绝迹。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1980年省委、省政府确定在全省适当发展个体工商业，重点发展服务性行业，解决群众吃饭难、住宿难、修理难等问题。1981年省委、省政府要求各部门坚决改变对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歧视、限制、打击的态度，代之以引导、鼓励、促进、扶持和监督管理。1982年湖南个体工商户比1981年净增3.3万多人。个体经济的发展，方便了群众生活，安置了部分待业人员，促进了安定团结。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1982年国务院公布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明确规定在法律允许范围以内的城乡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随后，湖南个体工商业进入大发展时期，并与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城乡集体(合作、合伙)经济结合起来，1984年全省乡镇企业发展到34.4万个，完成总收入64.4亿元，从业人员24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1.5%。
47.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12月湖南省委六届五次会议提出湖南按照“三转三快”的思路深化改革，即转变指导经济工作的旧观念旧习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社会服务体系建设。随后，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精神，紧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发挥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展开现代市场体系建设。1995年以后，第七届湖南省委继续解放思想，抓住国有企业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努力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法制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向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断迈进。
48.努力建设开发区
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经济社会的超常发展，对湖南产生了巨大影响。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湖南设立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8月，省委、省政府批准怀化地区为山区开放开发试验区；1988年成立的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1991年列为首批国家级开发区。1992年以后，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与发展“五区一园三基地”(即：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5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岳麓山大学科技园，国家火炬计划新材料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湖南基地、长沙生物医药基地、国家火炬计划长沙软件基地)，充分利用优惠政策和机制优势，不断改善产业发展的环境，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辐射源”作用，建成政策环境良好、运行机制灵活、服务体系完善、基础设施配套的外向型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以107国道为主轴的湘中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经过20余年发展，全省拥有各类开发园区141家，其中国家级开发区9家，省级开发区69家，开发区已成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平台，成为湖南经济发展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49.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
湖南农业产业化经营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地市陆续勾划出公司+农户、产加销一条龙等农业产业化雏形。1995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强调要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上迈出实质性步伐。1996年9月省委首次召开全省农业产业化工作会议，同年11月，省委、省政府发出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意见》的重要文件，明确了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意义、工作重点、政策措施，湖南农业产业化进入初级发展阶段。2001年湖南省第八次党代会将农业产业化纳入“三化”进程之一，省委提出扎实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产业化从此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主导产业初步形成、龙头企业不断壮大、市场体系日趋完善、经营机制不断创新，给整个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于湖南是农业大省，城镇化起点低。1985年省第五次党代会提出逐步加强城镇建设。1992年以后，各地兴办“开发区”，刺激并推动了城市化进程。1994年省委、省政府决定进一步加快发展小城镇，益阳、郴州、永州、怀化先后由地改市，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得到大力推进。2001年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大力推进“三化”发展战略，城镇化作为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重要载体，战略地位更加突出。2006年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实施新型工业化带动战略，要求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构建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市州中心城市为重点、县城中心镇为依托的城镇体系，推进了城镇化加快发展。
50.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4年湖南省委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抓两头，促中间”。基础好的大中型企业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础差的企业分别实行租赁、转让、出售、破产；其它企业则全面落实经营自主权，转换经营机制，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省里抓紧实施“抓大放小”方针，确立了“调高、调优、调大”和扶优扶强的发展思路，组建了一批企业集团，其中华菱钢铁集团、长沙卷烟厂、常德卷烟厂、株洲冶炼集团、曙光电子集团、长丰集团进入中国企业500强。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后，湖南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至2002年，全省241户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全部进行了公司制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在湖南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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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实施科教兴湘战略
1990年10月，湖南省第六次党代会首次提出“科技兴湘”战略。1991年10月，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科技兴湘的决定》，规划科技兴湘的基本构想和主要目标，并设置科技兴湘奖。1995年5月，中央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把“科教兴国”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省委、省政府颁发了《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明确大力实施“科教兴湘”战略，出台了一系列科教兴湘新举措，设立了湖南省最高综合性科技奖——“周光召科技奖”。2001年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坚持科教兴湘、推进科技创新”的发展战略，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2006年4月，省委、省政府确立“科教兴湘、建设创新型湖南”的主导战略，作出建设创新型湖南的决定。2010年又将“创新湖南”作为湖南转方式、建“两型”叫得响的“四张名片”之一。“科技兴湘”战略的实施，推动了湖南科技创新和经济的发展，仅“十一五”时期湖南就有106项成果获国家科技奖励，居全国前5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全省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52.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省委按照中央部署，研究制定了全省党员干部学习邓小平理论有关规划，组织领导全省党员干部深入持久地开展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系列活动，推进邓小平理论学习的不断深化。1993年至2000年，全省组织党员干部掀起7次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热潮。2000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省委常委学习中心小组立即组织学习，并从当年12月起，根据中央指示，部署在全省县直机关和乡镇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活动。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按照中央部署，全省掀起了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全省党的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理论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53.全面建设小康湖南
根据中共十六大确立的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2002年12月制订的《湖南省全面小康社会规划纲要草案》，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要求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力争2020年前翻两番，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省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在目标设计、战略规划、整体推进等方面开展了扎实有效的工作，并取得了良好开局。中共十七大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湖南即时进行了修正调整。经过数年努力，湖南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并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湖南“十二五”规划强调高举科学发展旗帜，坚持走“四化两型”的路子，全力推进创新型湖南、数字湖南、绿色湖南和法治湖南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的基础。
54.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2004年11月7日，党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湖南从2005年1月开始，分三批进行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到2006年6月基本结束。全省15.47万个基层党组织和325.02万名党员参加了先进性教育活动。活动中，省委和全省各级党组织既认真完成中央“规定动作”，又紧密结合湖南实际创新“自选动作”，主体突出，特色鲜明，取得了圆满成功：一是广大党员受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先进性意识明显增强；二是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三是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四是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工作生产“两不误、两促进”，经济社会较快发展；五是先进性长效机制初步建立。
55.实施中部崛起战略
针对中部地区的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发展相对缓慢的状况，2006年，国务院作出《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中部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给湖南发展现代农业、振兴“老工业基地”、建立对全国乃至对东南亚有影响的物流集散中心、发展为国家高新技术的孵化基地和国内人才的培训基地、保护生态和开发旅游资源带来机遇。湖南充分利用这一战略机遇，加强与中部各省在产业发展、金融创新、市场开拓、基础设施对接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更好地发挥中部综合优势，形成整体合力，增强综合竞争力，并加强与粤港澳地区的交流合作，推动湖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2008年以来，湖南省委坚决落实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进新型工业化，以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工作，争取在经济波动调整期实现“科学跨越、后发赶超”。2010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5890亿元，工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到56.1%。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努力实现共生发展、共生崛起。
56.实施“一化三基”、富民强省战略
2006年11月，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富民强省的宏伟目标，正式实施新型工业化带动战略。2008年7月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明确提出推进“一化三基”战略，即把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加快富民强省的第一推动力，进而带动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把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提升到战略思路的高度，坚持以“三新”带“三基”，以“三基”促“三新”，使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作为一个整体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更大范围得到了更好的统筹。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切实做强基础产业、做优基础设施、做实基础工作，推进“一化三基”成效显著。工业主导地位日益增强，工业化水平显著提高；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日益增强；基础产业的规模效益明显提高；基础工作的保障功能更加完善。推进“一化三基”战略，促进富民强省，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符合湖南省情，为湖南下一步改革、建设、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
57.推进新农村建设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了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湖南省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重要位置：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抓住整治环境这个重点，完善乡村布局规划和建设规划，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大“三农”投入和财政支农，确保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技能培训和文化事业，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新农村建设的乡村治理机制。到2010年，全省“三农”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农民人均纯收入5622元，增长14.5%；新农村“千村示范”工程稳步推进，农村集中供水普及率达35%；农村公路、安全饮水、电网、通讯、信息、沼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维护和管理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三湘大地上不断涌现。
58.为民办实事
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从2004年起，湖南省委、省政府作出每年为全省人民兴办八件实事的重大决策。至2011年初累计投入为民办实事资金1300亿元。在连续8年坚持为民办实事的基础上，省委、省政府出台了《湖南省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纲要(2011—2015)》，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八大工程：就业增收工程、社会保障工程、素质提升工程、全民健康工程、安居宜居工程、畅通工程、安全工程、解困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央精神，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是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推进科学发展富民强省，进一步加强民生工作，全面提升民生质量和水平，形成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保障。
59.发展文化产业
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省。1989年作出“发展文化经济，建设文化大省”的决策。2001年围绕“发展文化产业，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制定了《湖南文化产业2001—2010年发展规划》，形成“一区三带、四轮驱动、两翼齐飞”的文化产业布局。2006年省第九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将文化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支柱产业，把湖南建设成为文化强省的奋斗目标，推动文化强省战略全面实施。经过多年的努力建设，湖南文化产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步入收获黄金期：一是门类比较齐全，形成了以广电、出版、动漫三大优势板块为龙头，演艺娱乐、电视购物、文博会展、工艺美术为第二梯次，网络、手机报等新兴媒体集群为补充的多层次产业体系；二是特色鲜明，既有中国民族特色，又具有浓厚的湖湘文化魅力，娱乐化特征比较鲜明，以电视为主的快乐中国定位影响深远，歌厅、酒吧、动漫等文化产业向娱乐主题靠拢，民营歌厅、演艺酒吧等休闲产业表现活跃；三是文化集中度相当高，产业凝聚力较强。“电视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等一批文化品牌全国闻名。
60.实施人才强省战略
2000年10月，省委确立了人才强省战略。2002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对人才强省战略进行了总体部署。2004年，按照“党管人才”原则，湖南省成立了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工作领导机构——湖南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湖南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实施方案》，强调建设一支适应湖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的高层次专业技术骨干人才队伍。随后出台一系列奖励政策，同时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各类高层次人才积极参与到全省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去。2006年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建设教育强省”的决策，此后，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教育强省的决定》，把人力资源开发列为优先发展领域，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省，为加快富民强省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2010年，湖南制定实施《湖南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于加快推进人才强省建设，构筑长远发展的人才优势，推动湖南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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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以来，省委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力实施组织人事改革。省委提出“不能让综合素质高的人吃亏，不能让干事的人吃亏，不能让老实人吃亏”的“三个不吃亏”用人导向，认真落实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和重用干事者、创新者、公认者；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完善干部评价考核机制，大力选拔任用符合“三个不吃亏”要求的人。其后，在“三个不吃亏”用人导向基础上，省委进一步提出“营造肯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成事的人有激励”的“三种‘干事的人’”用人政策，进一步创新了服务科学发展的选人用人机制，为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强省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人事保障。
62.制定实施行政程序规定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作为中国第一个地方性行政程序规定，于2008年4月出台、10月1日正式实施，宣示湖南省各级政府朝着有限、服务、高效、透明、责任的法治型政府迈开了实质性步伐。《规定》以公民享有更多程序权利、政府承当更多程序义务为立法思路，对各类政府行政行为的程序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规范，从而更好地做到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民主行政。《规定》颁布后，湖南大力推进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升，坚持“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公开、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基本形成，为实施“四化两型”战略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63.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
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决策加快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2006年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发挥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增长极作用，全面启动长株潭“3+5”城市群建设。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试验区建设，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2010年为打好基础、重点突破阶段；这一阶段，与“两型社会”直接相关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业发展等体制机制取得突破，相关的保障机制、政策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建立。2011年—2015年为纵深推进、初见成效阶段；这一阶段，基本建立促进“两型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符合国情和区域特色的“两型社会”发展模式初步建成。2016年—2020年为基本完成任务、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一阶段，试验区建设总体把握四条原则，即坚持改革创新、体现湖南特色、立足科学发展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注重统筹协调。“十一五”期间，湖南“两型社会”建设配套改革全面启动，完成了长株潭城市群试验区顶层设计，总体改革方案和规划获国务院批复实施。
64.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2007年11月，省委九届三次会议作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努力开创富民强省新局面的决定》，在全省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热潮。从2008年8月底至10月底，全省普遍开展“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省”解放思想大讨论，取得了阶段性的明显成效。2008年9月开始，按照中央部署，湖南省16.1万个单位、351.9万名党员分三批参加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活动中，各级党组织本着“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富民强省新跨越”的总要求，准确把握“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指导原则，紧紧围绕“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和加强基层组织”的目标，深入学习调研、认真分析检查、积极整改落实，扎实推进学习实践活动，得到中央肯定、群众赞誉。解放思想大讨论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相互衔接、整体推进，揭开了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省的新篇章。
65.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伟大工程。2010年3月湖南省委作出《关于推进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进行具体安排。随后，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按照中央要求，在15万个基层党组织和352万名党员中展开，取得了积极成果，得到上级肯定。活动中，湖南把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作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基础工程来抓，作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示范工程来抓，作为推进理论武装战略任务的重点工程来抓，作为推进“四化两型”建设、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先导工程来抓，特别注重通过加强学习提升理性思辨能力，科学决策能力，创新创造能力，持续竞争能力。同时，按照中央部署，湖南省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了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激发党组织和党员的生机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进一步促进党组织和党员更好地联系、服务群众，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努力为“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证和强大动力。
66.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
在2010年8月召开的湖南省委工作会议上，省委顺应当前国内外发展大势，立足湖南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出《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四化两型”的发展战略概念。“四化两型”指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战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完整性特征。从“一化三基”到“四化两型”，是把握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紧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的战略抉择，体现了新形势下湖南科学发展的新要求。2011年1月，省第十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现“十二五”时期发展目标，关键在于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全省上下以科学发展、富民强省为主题，朝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的新目标和创新型湖南、数字湖南、绿色湖南、法治湖南的新愿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走优化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人本发展之路，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必将谱写科学发展、富民强省的最新最美乐章!